二十世纪初趋新社群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性问题论文,社群论文,国民论文,初趋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西学东渐和时代救亡之重压并行催生的趋新社群，是近代社会阶层重构组合的产物。它对“启迪民智”、“鼓化文明”的时代性主题的关注，是近年来国民性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的角落，重新检视这一特殊社群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把握和梳理世纪之交的文化、伦理与价值观念不可缺失的问题。
一、趋新概念界定与趋新社群涌现
趋新，作为一个动态性极强的史学概念，在古代中国走入近代中国跬步荆棘的征途上，具有交替变奏的特征，兵战时代、商战时代和学战时代皆有不同的趋新内涵。仅囿于某个阶段的新式思想脉搏，是很难涵盖“趋新”这一动态性史学概念的完整性的。本文称谓的“趋新”，是与世纪初年“大局日非，优莽将起”的国势社情相联系的，是戊戌精神的演化和变迁，也是与当时结党自救倾向相适应的更具近代化的文化、伦理走向。
由昔日的道统信仰主义转向近代理性主义，由脱离世俗的“圣化”，远离经济的政治化以及脱离实际的虚文化势态转向世俗化、经济化和务实化，并籍西学价值和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这是趋新意识孕育生成的基本运作履程。世纪之初的趋新意识并非是晚清社会自然发展、瓜熟蒂落的结果，列强的侵略行为撞击着中国社会的自然运作和分化，也促使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改变了原有的恒定态势，在中外文化和心理冲突中，展示着自身的分化和变异，“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思想意识迹迁的重要动因，风貌各异的趋新意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屡屡改型换代，时至世纪初年，趋新这一动态性概念又发展到独立意识、叛逆意识和皈依西学神脉这一层面上，在操作上则表现为抗衡对垒旧道德，输入文明进化之风气，强健孱弱之体魄，全面改造国民性，铲除那种延续恒久的恶习陋俗。趋新概念的交替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变幻风云呈现出桴鼓相应，步趋相承的重要特征。
1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对维新事业的各种禁令大多不宣而废。其后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社会功能性组织，渐次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趋新社群。西学价值理念的源源输入和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促成这一社会群体孕生的两大动因。
西学东渐，西俗东迁的历程冲撞着旧有士林、官绅等阶层的知识和心理结构。留学生群体、国内学堂学生群体、文化传播阶层、开明士绅等群体，在西学价值理念的熏染下，走上了与清廷决裂、与传统士林的人生道路相左的新征途。这些趋新社群从昔日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转变为面向现实，勇于思考和创造，逐步从儒学价值行为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其新知识、新思想、新学说主要是受惠于欧美、日本的近代文化思想的洗淘，尽管他们经由报刊、译书、学校教育及留学途径所了解的西方近代文化还很不完整，彼此之间又有较大差异，乃至异常悬殊，但他们治学方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都与西学的源源输入息息相关。积重难返的孱弱国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其维系思想和价值理念的主要精神动力。
各种新式社群组织的涌现，也显示出清末中国社会经济诸因素的重新分化和组合。这一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变迁：其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各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日趋明朗，小群体意识得以强化。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众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觉得以社团形式可以更有效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欲求。其二，由不同群众分化出来的趋新分子希望按照新的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种以政团、社团为形式的趋新社群已渐次取代了旧有的血缘、地缘等旧式纽带，而演变成一种新式的群体粘合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趋新社群组织的崛起规模和数量多寡，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趋新势力的活跃程度是相吻合的。江浙地区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并且自戊戌以来国内各埠诸多开明趋新人士汇聚涌入上海，企求以政团、社团组织的形式吸引聚合更多的趋新分子。加之1901年后清廷复行新政的大气候，使得各种趋新社群由秘密转入公开，原来功能单一化的政团组织，也渐次演变成多样化的功能团体。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东方杂志》等几十种报刊传媒的报道统计，1901—1904年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等地，先后建立了功能多样的趋新社群组织271个。 这些社群组织较多地集散于省会、商埠等地，但在江浙等地也开始向府州县镇等基层社区延伸扩展。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间趋新社群的聚合，也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征象。
事实上，世纪初年，由于中国基层社区开明趋新的势力，往往受经济、文化和传播等因素的作用，因而就显得藐藐单薄，少数开通之士即使有趋新的意识和倾向，但因势单力薄，无法聚合成整体能量，不得不求助于聚居在大都市、商埠的本籍人士，而后者则有志于输入进化文明之风气，扶助家乡的革新事业，踞于都市社区的趋新组织也有向内地府州县扩散的意向。诸种因素的综合运作，有力地促成了城乡趋新分子的结合，使分散的趋新能量逐渐凝聚为统一的整体。社会阶层这一排列组合的嬗变走势，大大增强了趋新社群的活动力量和影响力度。经济文化较发达开放的浙江绍兴的某些社群组织的创奠即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于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筹办其事。今春之交，议有端绪矣，然力之不厚，非所以终其事，且非所以振动全郡也。以沪上为人士荟萃之区，乃公举何君豫材至沪议此事，由蔡君鹤庼邀集同人设会于徐园。”“乃众议速设绍府教育会于沪上”〔1〕，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 杜亚泉等50余人参与其事。蔡元培的演说也说明此种情形，“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2〕
因之，在城乡趋新势力合力推促下，不仅上海等大都市同时活跃着各种趋新社群组织，诸多中小城镇也出现若干小群体并存发展的新景象。江苏常熟一带时至1903年即创设了开智会、教育会分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师范讲习会、体操会、音乐会等组织。〔3 〕浙江温州瑞安有体育会6、7处，另有学生会、演说会，〔4 〕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演说会、阅报会、女学会等。〔5 〕都市趋新组织与基层社区趋新势力互为沟通、依托，从而促动趋新思想以能量辐射方式由都市而乡镇，由上层而下层，成为清末社会阶层变嬗的重要驱动因子。
趋新社群阶层的主体是开明士绅、学生和媒介人士等。维系这一主体的精神命脉是清末的反叛意识、独立意识和平等自由意识。他们在反对官权、皇权、绅权，改造国民之自由、独立、自治意识的基础上聚结在一起，虽然显得结构松散，并且变动频繁，但已属近代中国社会较为成熟定型的社群组织，它的出现，促使孱弱的基层社区拥有了自己的精神旗帜，对封建时代运作长久的官绅民的恒定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剥蚀作用。
二、益新民智与鼓化文明：国民性问题的视界
在近代中国，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化，西学逐渐移入中国，西方人伦、风俗和价值观念强烈地刺激着国民人格道德现状，凸现在国人面前的是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消极落后成分，即所谓“国性”、“国民性”、“国民劣根性”。趋新人士更是以敏感的心灵咀嚼着、体验着民族心灵创伤的苦痛。基于此，世纪初年崛起的趋新社群，皆以开民智、鼓文明、进民德、健体魄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切入点，将主奴根性、旁观冷漠、狭隘散漫、自欺欺人、虚伪圆滑等国民性弱点一一曝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是转换传统的必要步骤，趋新社群竞相通过各种方式的活动，表达了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1903年福州益闻社周年纪念庆典时，来宾的赠联，表达了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的宏大愿望：“集全地球言论思想，益新学界智慧见闻”，“中外采见闻辍读宁无经世志，宾朋罗杂沓纵谈同具感时心”，“开震旦普通风气，鼓文明进行潮流”〔6〕。
20世纪初叶的趋新社群因其功能性差异，对国民性的视界也就各不相同，其视点或以青少年学子为主要对象，开新知，育新人是其致力拓展的方向；或“以灌输文明思想，开通下等社会为目的”〔7〕， 将各阶层民众纳入其教化宣传的对象；有的则更进一步全力从事改造国民性工作，他们对中国“一则曰老成，再则曰持重，以酿成腐败之世界”持有痛切的感触，因而主张由朴实、劳动着手，养成尚武锐进之精神，〔8〕并以“改造教育，发达人才”为宗旨，“提倡国民独立之精神， 结集合群之诣力，推演进化高尚之思想”，“目的在文明普及，务使学界男女青年各具完全国民之资格”。〔9〕
（一）适应学战时代的需要，兴学育人，转换国民的知识结构
封建科举制度、传统教育机制是禁锢民智，摧残民力，滋愚滋弱的重要病根，它只能“禁锢士人之心思才力”， “败坏天下之人才”〔10〕，“汩其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坠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11〕，就国民知识结构的养成来说，中国训蒙旧法“始入塾，先念百家姓、三字经、弟子等书，次大学、次中庸、次论孟、次诗经、次书经、次易经、次札记、次左传、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问中外之大势，家国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谟知所对也，如此教法，又何怪民智之不开乎”〔12〕。因而，趋新组织大都着力介入国民教育领域，以培养人才，为国奠基作为时务要旨，“世界当二十世纪初，由兵战尚战之时代，一变而为学战之时代。生乎此时，立于此国，入于此社会，人人为造就人才之人，即人人负造就人才之责”〔13〕，他们视教育为培育养成近代国民明进化之理，持国家观念，具权利思想的必由途径，并进而扭转民众委靡、国势颓败的局面。在趋新势力中，不仅专门的教育组织专注于学堂教育的推进，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将国民教育训导列为其重要的活动。当时许多地方成立了游学会，依靠民间力量沟通海外联系，推进留学教育发展潮流。
（二）涉足和创立传媒机构，推进阅报读书活动的开展1904年前，江苏、江西、广东、福建、四川、浙江等省的趋新势力，或设立出版机构，开办印书局，或组织阅书看报场所，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类似这种形式的读书机构，1904 年前， 在全国主要的省份已达116处〔14〕。这种以传媒育民的实践，其主旨在于开导国民， 感化国人，改造国民心理，最终达到“睿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制国民之资格”〔15〕的新民目标。
（三）演说育民各种趋新社群组织皆将演说作为传播新知识，培育新国民的重要手段。其演说内容包括评说时政大事，鼓吹自立自强，推崇商务至上，鄙弃陈规陋习等，以达到“吾国民皆有科学之智识”的目标。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民主共和，开创了中国民主思想传播的新阶段。上海中国教育会、济南教育研究公所、浙江嵊县的练习演说会、江西德育会、衢州江山演讲会等，都将演说作为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广开民智的主要形式。各组织举办演说的形式也异彩纷呈，或固定时间场所，每次更换主题，或事先排定主讲人，或临时聘请社会名流，或由来宾自由登台宣讲，或延请名望较著的新学名士及归国留学生做特别演说，关注时政热点，传达最新信息，布撒西学观念，因而听众往往多达数百。
（四）开办科学研究机构，培育国民的近代科学意识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域，出现了综合普及型的科学研究会，并专门创设地学、医学、农学、蚕学、理化、算学、化学等专科性学会。在这些组织的运作影响下，众多从教者的知识结构和科学意识突破了儒学经义的藩蓠，偏向知识、技术、制度、实践层次，由卫道型国民趋向知识型国民，由昔日的道统信仰主义转向近代理性主义。尽管这一影响是缓慢的，但却是一步步走近这一目标。此外，趋新社群也重视尚武好勇之风的养成，在军国民主义潮流的激荡下，体育健体与军训练体成为当时社团着力实践的内容。
改造国民性实践缘于对理论思潮的感触和探求。1901年至1904年的趋新社群，无论规模大小，功能如何，几乎都将近代意蕴的国民资格的培育作为其思想关注的焦点。这一目标确定的依据，首先来自趋新社群对民众根性的把握及其病根的诊察上。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现状，趋新人士已经认识到积弱不振、麻木不仁、奴性十足、素质低下、乏独立质之心、无强悍之体、少爱国之行、公德缺失等等，都是国民根性的重要表现。积聚这种根性的症结，主要在于封建专制和奴化式的教育机制产生的长期影响。从完成革命大业对民族素质的要求来看，低素质的国民程度，也即无法对其进行革命宣传，即便强行宣讲“至高之主义”，则会影响和损害革命大业，“教育未普及，民智民德未进步，而语以至高之义，则有百弊而无一利”〔16〕。相反，民众由中世纪的奴性臣民进至近代国民，则“大之可以御外，小之可以革命，驯使脱离专制，自由钟声震长衢”〔17〕。因之，改造和消弥国民劣根性，是时局之急务。
世纪初年的趋新社群，既感触到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又纷纷提出了剪除国民根性痼疾的种种方略。在这个问题上，随着历史潮流的推展，清末社群曾先后出现过两种有代表性的改造方案，一种是强调宣传教育，通过思想启蒙的途径来改造，认为只有通过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后，才能实现改良政治；一种则强调通过政治革命“开民智”，发扬广大国民精神。1901——1904年国内趋新社群，基本上沿着前一种方案来看待国民性改造，他们主张，在新的人文环境里陶养适应国际竞争的近代国民性格。
其一、构建和营塑近代国民的精神。清末各式学校、学堂逐日增多，它对传播科学知识，改变民众的知识结构具有一定的历史功效，绝不可一笔抹杀，漠视其运作价值。但是，它是否就能造就出适应近代共和体制的新型国民呢？恐怕不可作此断言。趋新社会阶层的中坚人士认为，不应否认在精神和人格上依旧是“腐败”和“卑猥”，正象一个人，徒具身体器官，而惟独没有神经，这与泥塑像和傀儡人并无本质的差别。所以，他们提出要构建和营塑近代国民的“神经”，“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沈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是也。二曰完全其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责，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18〕
其二、推崇教育立人。无论是温和色彩的趋新势力，还是激进的趋新人士，都将改造国民性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 极力推崇教育立人。 1902年，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该会章程中规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19〕。后来修订章程时，又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扩大为“教育中国国民”，激进会员进一步解释说，“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20〕。当时进步的舆论认为，中国“犹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则有志之士接踵而起，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大声而疾呼之，冀什一于千百，此诚吾国前途之大事欤！”“察今日之时，度今日之势，救中国之亡，拯吾民之危，必以教育为第一义”〔21〕。在这种极力推崇教育的情况下，各种功能性组织纷纷视教育为本组织的重要宗旨，或重视报刊教育，或注重演说教育，或善于创设学堂，宣讲近代科学知识，展开了培育新国民的立体式教育实践。
其三、健体尚武，淘涮东亚病夫形象。改造国民性，铲除民族劣根性，首先要求改变百姓孱弱屈从，统治者蛮横霸道的状况。以尚武、健体和独立民主来促使民众完成由臣民到国民，由羔羊到斗士的转变，打破官府列强赖以逞凶的武力垄断，这也是趋新社群的重要实践。以当时“民族革命团体之嚆矢”军国民教育会为首的一些趋新组织，提出了对全体百姓实施军事、体育教育和训练的呼吁，以期“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任间而可得而闯入乎？”〔22〕其着眼点在于，以军事、体育训练统一国民意志与行动，清除一盘散沙的现状，对每个国民则要求强健体魄，掌握军事技能，洗刷东亚病夫形象，进而达到拯救民族危机，争得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
应该看到，近代化既是一种历史演化走势，同时也是诸多因素变动运作的结果。其中，客体结构的再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和主体结构的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是近代化过程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世纪初年的趋新社群组织对两者关系的把握并不是很确切的，在国民性形成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忽视了自然经济结构对民族心理结构生成的影响；在消弥根性，营塑近代国民问题上，则漠视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因之，全力倾注于主观因素的改造手段，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心物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3〕这就拨开了国民性改造问题上萦绕在趋新社群人士面前的迷雾。
但是，在估价1901——1904年趋新社群的启蒙价值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立宪团体声名显赫，致使同时期崛起的趋新社群在启蒙层面的贡献却往往为史界所忽视。诸多国民性问题的论著鲜有涉及这一群体，而多将目力移至维新启蒙和新文化启蒙，惟独缺少了世纪初年趋新群阶层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其承上启下的历史方位和价值理应得到关注和研究，以成就历史的延续性和整体性。
注释：
〔1〕杜士珍：《论沪上建设绍兴教育会事》， 《新世界学报》第11期，1903年2月27日。
〔2〕《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年3月12日。
〔3〕《常昭调查一斑》，《江苏》第11、12期合刊，1904年5月15日。
〔4〕《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4、27日。
〔5〕《记女学会》，《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8月11日。
〔6〕《福州益闻社祝典》，《苏报》，1903年5月4日。
〔7〕《戏剧改良会开办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7日。
〔8〕金松岑：《同里教育支部体育会演说》，《苏报》1903年3月17日。
〔9〕《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苏报》1903年5月20日。
〔10〕冯桂芬：《改科举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91页。
〔11〕严复：《救亡决论》。
〔12〕《开民智法》，《大公报》1907年7月21日。
〔13〕《扬州师范学会启》，《苏报》1903年3月18日。
〔14〕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82页， 三联出版社1995年4月版。
〔15〕《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九。
〔16〕《鹪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17〕忆琴：《铸自由钟说》，《童子世界》第31号，1903年5 月27日。
〔18〕蔡元培：《爱国学社开校祝辞》，《选报》第35期。
〔19〕《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11月20日。
〔20〕《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
〔21〕仁和马世杰轶群：《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新世界学报》第12册，1903年3月13日。
〔22〕《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3月29日。
〔2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19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