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
姚连营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 当前，青年人才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且因其具有高成长性和流动性，成为各城市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基于2018年4—6月对杭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性别、收入等个人特征因素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显著，男性青年人才和高收入水平青年人才倾向具有更高水平的城市根植意愿。城市认同因素中城市市容环境、城市文化认同度，城市归属因素人脉圈子、感知的尊重，发展预期因素中就业机会、职业预期对青年人才的根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认同因素中排外倾向、发展预期因素中生活成本等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此外，不同收入层级的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表现出异质性，高收入青年人才群体根植意愿受生活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相较于较低收入的青年人才群体，他们受城市文化底蕴、社区文化参与、职业预期等因素影响更为显著。结合研究，本文就着力破解制约青年人才根植意愿的障碍，增强人才与城市的黏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认同；城市归属感；职业发展；根植意愿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技术知识的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人力资本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国内众多城市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发放人才补贴等政策措施，掀起了“抢人才大战”，城市可持续发展关键还在于“人”的共识已逐渐树立。但凡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人才都具有显著的流动性[1]，青年人才处于职业和价值观不稳的期，而且因在一个新城市居留时间短而缺少社会融合，因此具有较高的城市间流动意愿[2]，就像人与组织之间需要磨合，人与城市、地区也需要磨合[3]。现实中也存在许多在一线、二线城市工作几年积累经验，再流动到其他城市定居生活的例子。因此，面对青年人才的高流动性，除了加大政策砝码吸引人才，如何留住各类人才在城市长期发展更应该成为各级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问题。
城市人才根植意愿即人才打算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意愿，反映着人才对城市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可以较好地衡量一个区域对人才的保留能力。[4]但回顾文献不难发现，现有关于人才根植意愿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针对产业园区的人才集聚开展的研究，代表性的有Weng和Mcelroy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环境特征对产业集群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5]胡蓓以武汉光谷等四个产业集群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集群经济、集群人才政策、集群文化、集群内生活保障4个维度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另外，关于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研究比较多，但关于城市人才根植意愿的研究较少[7]，而且对于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研究只是在流动人口城市居住意愿的相关研究中略有涉及，代表性的如张文宏等从社会交往、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8]，朱文晶从城市待遇的视角研究了包括青年高学历人才在内的流动人口长期留城意愿和创业行为[9]。总的来说，现有相关研究中，关于关于城市根植意愿的研究多是针对流动人口开展的，少数针对青年高学历人才根植意愿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产业园区的人才集聚研究中，基于城市人才竞争视角、专门针对青年高学历群体城市根植意愿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缺乏从调查对象主观心理感受出发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深入系统分析的相关研究。因此，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城市间人才竞争，针对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将青年高学历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近几年人才流入活跃的杭州市开展的调查数据，从城市认同、归属感和职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分析，揭示了各因素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从实证方面检验了相关理论，丰富了青年人才迁移研究的文献。
二、研究假设
（一）城市认同
城市认同概念由社会认同理论演化而来，表现在个体对所在城市有较高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卷入，认为自己属于城市社会群体中的一员。Tajfel首次提出并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认识到其群体成员身份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0]。社会认同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三个成分[11]，其中，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属于某个群组的身份意识；评价即个体对作为客体的城市社会给予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情感成分是指个体对于群体及其他成员的感情。评价对社会认同起着基础性作用[12][13]，外来的青年高学历人才只有对城市有了认识并且能作出较高评价，才会对城市产生包括情感在内的整体认同。杨菊华认为，城市身份认同对于流动人口从隔离到与本地社会的融入、融合起着重要影响[14]；李义波等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个体对城市的主观认知状况对根植意愿的影响[15]。此外，一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文化中的“排外倾向”也与外来群体对当地的认同关系密切，蔡禾等通过珠三角9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受歧视感等因素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认同感和永久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16]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市容环境评价、城市文化认同和本地排外倾向3个变量对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认同进行测度。由此，提出假设1：
H1a：市容环境评价越高，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H1b：文化底蕴认同度越高，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小徐向他的同事吹嘘我，说我曾上过电视台的一个鉴宝节目。他的同事听后，就一口一个马老师地叫我。小徐和他的同事抽了一根烟，就走了。我把他们送出门，本想一直把他们送到楼下，让老陈难堪一下，又觉得没那个必要，就回屋了。和老陈那种人是较不得真的。他只是喜欢多管闲事，并无什么恶意。
H1c：认为本地排外倾向越高，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弱。
由此可知，1号和2号点改装为该非常规细长拉杆载荷测量的最佳应变计电桥改装位置，并可推算出该拉杆拉压载荷方程为：
写到柳传志的生平时，作者介绍他小时候在达志桥一所学校读书，顺便说了一句，这里是康有为当年“公车上书”的地方。而后说起柳传志在四人帮时期用左手写了封匿名信，成为当时一件大案。“这个举动虽然不能和公车上书相比，完全两回事，但某种血脉是一致的。”这种叙事手法为“非虚构”叙事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附加上合理想象，让文本更加富有创造力。
（二）城市归属感
城市归属感是个体对城市及城市居民群体在思想和心理上的认同、满意和依恋[17]，它是群体成员与城市的互动中形成的对城市社群的价值认同[18]。有研究表明，流动者如果与当地人有频繁的社会互动或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他们倾向于选择永久定居在流入地。[19]青年人才在城市中生活，免不了与城市社会、城市制度、城市文化进行多方面展开互动，潜移默化中形成认知、态度和情感上的变化，也即归属感。良好城市社会互动有助于消除青年高学历人才心理上的“疏远感”，减少他们与所在城市“本地人”之间的隔阂和摩擦，促进青年高学历人才更好地从情感上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尊重感知是个体感觉受到公平公正对待和重视的程度，它是归属感的重要方面。尊重感知是一种获得性体验，对于外地来城市发展的青年高学历人才来说，在城市社会中感受到公平、接纳和重视以后，往往会通过长期居留来延续这种效应和满意度，进而增强其城市根植意愿[20]，以往的研究中，朱平利、杨忠宝通过“与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等变量研究了农民工城市归属感[21]；赵玉峰、颜小钗通过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健康建档等变量分析了城市归属感[22]；李丹、李玉凤研究了社会地位感知、社会关系感知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住意愿的影响[23]。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青年高学历人才的交往圈子、尊重感知、文化活动参与3个变量对城市归属感进行操作化。由此，提出假设2：
H2a：人脉圈子越多，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6年6月-2017年9月万宁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诊治的60例女性免疫不孕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期的60名健康者为对照组。对照组的60名健康者中，年龄22～35岁，平均年龄为(30.3±3.8)岁，均为已婚已育女性。观察组的60例女性免疫不孕患者中，年龄23～36岁，平均年龄为(30.2±3.5)岁，病程：≤4.0年者40例，>4.0年者20例，其中原发性不孕者20例，继发性不孕者40例。两组妇女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同时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通过。
E S李（E·S·Lee）在其《迁移理论》中提出迁入地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以及成本等关于个体发展的因素影响人口的迁移。发展预期是青年高学历人才对在一地发展的前景所做的心理预判，发展预期包含众多维度，涉及的内容广泛。学术界对发展预期这一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多用“发展规划”“未来发展”“发展期望”等来描述未来发展。无论如何定义，对初入社会的青年群体来讲，职业发展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只有职业有了好的发展，青年人才在城市生活才有较好的长期保障，参与的社会网络才会得到更多的拓展，才能更愿意在一个城市居留和发展。何微微等通过重庆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职业等发展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显著影响。 [24]胡磊通过北京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职业层级的外来人口在选择长期居留和迁移方面存在差异及原因[25]；赵卫华等认为，居住压力对于北京市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的居留意愿产生负向影响[26]。
H2c：感知到的社会尊重越多，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三）发展预期
H2b：文化活动参与越多，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试点使用成功后，将综合绝缘抱杆推广用于各类绝缘杆作业。由于此综合绝缘抱杆可大幅度提高绝缘杆带电作业的安全性，可通过杆体调整适用于多种线路排列方式，此前许多不满足条件的作业现场都可开展绝缘杆作业。
H3c：感知生活成本越高，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越弱。
将（1）式代入（2）式，则有第j个青年高学历人才选择城市根植意愿的第k类意愿的概率如下：
H3a： 发展预期越好，青年高学历人才在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青年高学历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借鉴钱文荣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27]和薛宝飞等对农户选择抵押贷款融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做法[28]，对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度量来源于问卷中的问题“相比于去其他城市发展，您更愿意留在杭州工作和生活吗？”选项包括“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5”。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主要从3个维度来测量青年高学历人才的发展预期：城市就业机会的判断、个人职业前景的预期，此外借鉴推拉理论的“推”力因素，研究还引入对“城市生活成本评价”作为发展因素的反向因素，来对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发展预期进行考察。由此，提出假设3：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托课题“杭州市主城区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满意度调查”，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于2018年4—6月对杭州市主城区青年高学历人才进行问卷调查。为增强调查科学性，前期探索性研究进行了100 份问卷的预调查，并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信度分析，就问卷中不合理的问题进行了修正，修正后总体Cronbach α系数值达到0.847，问卷整体具有可靠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开展，首先划定城区中心CBD、滨江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未来科技城等4个青年人才密集地区各发放问卷400份，然后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通过企业名录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并按照原籍为杭州市以外、学历在大专以上、年龄在39岁以下3个条件对调查对象进行了筛选，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200份，有效回收1089份，剔除数据不完整和无效问卷297份，共获取有效问卷为792份。
（二）变量界定
H3b：认为城市就业机会多，青年高学历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越强。
2.自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关键自变量。借鉴以往研究的成果，研究选取城市认同、城市归属感和发展预期等因素为本文的关键自变量，变量的测度统一采用5级量表，具体包括：城市认同因素有硬件环境评价、城市文化底蕴、排外倾向，城市归属因素有交往圈子、感知的尊重、文化活动参与，职业发展因素有就业机会判断、职业预期、生活成本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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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根据因变量取值特点，本文选择有序logit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即
（三）模型构建
3.控制变量。年龄、性别等因素对根植意愿有较强影响[30]，而且一个人在一地的居留时间[31]，以及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其定居意愿都有正向影响[32]。参考前人研究，本文设置控制变量如下：性别（1=男，0=女）；年龄（1=22岁以下，2= 22-27岁，3=27-35岁，4=35岁以上）；学历（1=本科、大专，2=硕士及博士）；收入水平（1=8万以下，2=8-15万，3=15-25万4=25-35万，5=35万以上）；来杭时间（1=1年以下，2=1-3年，3=3-5年，3= 5年以上）。
其中，P为事件发生的概率，Xi为第i个因变量，Xij为第j个人才调查样本在第i个自变量上的取值，βi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不变时，该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发生比率之比（Odds Ratio）的自然对数的变化，发生比即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
Logit回归分析的核心在于logit变换，它是发生比的自然对数，通过对事件发生比取自然对数，能够实现非线性模型到线性模型的转换[33]：
“信息中心就‘选择哪些考评维度，数据如何分类’等核心问题广泛征询各部门意见，形成建设思路；几经例会讨论确定管理平台初步框架，多次深入各职能科室及临床一线征询意见，达成一致并上线运行。” 中心副主任赵前前回顾了平台“由思到行”、逐步完善的建设历程。试运行阶段，平台界面又经历了4～5次较大改版，最终形成了各方普遍认同的，覆盖全院、科室、医生的三级绩效评价体系。
④锚索布置：锚索间距2 m，排距1.8 m，左右对称布置；锚索采用双层锚固方式，在锚网索一次支护完成后紧固，锚索预张力250 kN。在砼浇筑完成后，墙体外二次紧固，锚索预张力100 kN，外露长度150 mm。
四、结果与分析
（一）青年人才根植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回归之前，首先对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34]，说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模型其他内生性问题，研究首先以个人特征因素为基础检验个人特征因素对根植意愿的影响得到模型1，然后分别引入城市认同、城市归属感、个人发展预期变量，得到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最后，为了比较各个因素之间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大小，在模型2的基础上采用逐步进入法，分两步引入了剩余两个因素得到模型5、模型6。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从分析结果来看，平行线检验结果P显著大于0.05，满足比例优势假设，可以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模型有效观测样本量N=792，对数似然比（-2loglikelihood）的检验都非常显著，说明建立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意义，模型拟合良好；而且加入本研究关键自变量后，模型的Nagelkerke R方有了显著提高，说明本研究引入的变量增加了模型拟合程度，选择的变量有较强的解释力。
对比表2中的模型，个体特征自变量中学历、年龄对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影响不显著；性别因素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对于女性，男性倾向于有更高的意愿在杭州长时间地工作和生活下去；收入因素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收入越高的人才相对收入较低的人才群体的城市根植意愿更强烈。
城市认同关键自变量中，“城市硬件环境”和“城市文化底蕴”在各嵌套模型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城市硬件环境和城市文化底蕴的评价和认同越高的青年人才在城市根植的意愿也倾向于更强，本文H1a，H1b的假设得到验证。近年来，为了构筑人才优势，杭州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坚持走低碳、高效、和谐发展之路。持续推进“五气共治”“五水共治”“五废共治”，先后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基于这些方面的改善，杭州近几年新增常住人口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增长，12.6万、17万、28万，这个数据2011年到2014年分别只有3.76万、6.4万、4.2万、4.8万；而且这里面高学历青年人才贡献了大部分，仅2017年杭州新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7.93万名，其中硕士以上学历10003名，同比增长高达20.9%。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对比模型2、模型5和模型6城市硬件评价的显著性和回归系数都有所降低，但各模型Nagelkerke R 在增加，模型的总体解释力在不断增强，系数降低的可能原因是新变量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原有变量系数。“本地人是否排外”对根植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并未支持H1c原假设。这一点与以往研究中的结论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外来人才以公司白领居多，大多集中在外来人口为主的城市新区地带，有着独立的生活和交往环境，对于与本地人交往中的排外与否并不看重。
表1 各自变量间的共线性检测
表2 青年高学历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
在归属类关键自变量中，人际交往圈子在模型3、模型5和模型6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城市拥有较多固定人脉和交往圈子的青年高学历人才倾向于拥有更高水平的根植意愿，假设H2b得到验证，尊重感知在3个模型中都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城市生活中感知到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市民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能够显著提高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原假设H2b得到验证。人才选择一个地方长期发展，除了有物质需求，更重要的精神需求，杭州近几年之所以在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方面脱颖而出，离不开从上到下都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的价值理念，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才资源是杭州最大资源，人才优势是杭州最大优势，人才投入是收益最大、回报率最高的投入”的理念，市县（区）普遍建立党政领导联系服务人才制度，出台多项政策举措服务人才，在全社会形成合力为人才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创业环境，让人才不因出身而受到歧视，不因关系而失去机会，不为到政府部门办事而跑断腿，真正感受到尊重和公平。在模型3中，文化活动参与在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模型5和模型6中，公共活动参与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单独考察归属因素，较多的活动参与会对城市根植意愿产生影响，但是综合考虑认同、发展和归属等多因素时，可能存在内生因素等原因，文化活动参与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建立军民融合式军需战备智慧仓库，依托地方先进的信息化仓储平台，将军需物资自身保障体系和地方物流体系进行有机融合。在保障模式上，实现战时军需物资“主动～快速～可视～精准”配送式保障，形成物资精准定位管理、库与库间信息共享和智能分配算法的“中心～支点”式辐射保障体系；在仓储建设上，通过军需通用物资军地整合，达成优势互补，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形成规模储备能力；在储备管理上，先进仓储管理技术实现军地共享，将为军需部门节约大量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益；在物资供应上，智慧仓库将缩短军需物资保障时间及流通环节，提高保障效率。
在发展预期类的自变量中，就业机会判断和职业发展预期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城市就业机会判断较为乐观和对未来职业预期较好的青年人才，也更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城市根植意愿，原假设H3a和H3b得到了验证。这也说明在当下各地人才竞争中，光靠政策优势是不够的，创建有利于人才成长、成才的环境才是较为关键的因素。杭州市的发展经验也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杭州实施“名校名院名所”建设工程，建设了“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西湖大学、北航杭州创新研究院等一大批创新载体，大力发展信息技术，除了坐拥阿里、网易等互联网巨头的总部，还有大量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拥有全国超过1/3的电子商务网站，这些为青年人才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发展机会，成为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来源。此外，成本感知也在5%水平上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产生显著影响，H3c的假设得到验证。高昂的房租、物价等生活成本，会对青年人才城市的根植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近几年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很多原来在一线城市发展的青年人才，选择“逃离”也就是这个原因。
（二）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是人才得到市场认可的体现，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人对城市的综合贡献，同时，收入水平的差异对于个体的情感需求、行为方式、社会活动网络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收入水平青年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是否有差异，本文将调查数据中的样本分为：低收入组（年收入8万元以下，占总样本29%）、中等收入组（8万元—25万元，占总样本55.4%），高收入组（25万元以上，占总样本15.1%），分别建立方程进行分析，来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众的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影响，结果见表3。
从模型分析结果看，发展因素对于不同收入组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在不同组之间也存在差异：首先，成本因素对于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高收入组虽然存在略微的负向影响，但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高的房价和生活成会降低中等收入组和较低收入组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但对高收入组人才来讲影响不那么显著；其次，就业机会的判断对于各收入群组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对于各类青年人才来讲，就业机会判断都是影响根植意愿的重要因素，对于自己就业机会的乐观判断的青年人才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城市根植意愿；职业预期对低收入组的根植意愿影响不显著，对于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影响分别在5%和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也验证了低收入群体看重当下“为生存而努力”，高收入群体更看重将来“为发展而奋斗”的说法。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高收入组来说职业预期在分析的各因素中影响系数最高，说明越是高收入组的青年人才越注重职业规划，越看重职业前景。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近几年随着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在杭州迅速崛起，形成了产业集群，不仅为青年高学历人才提供就业机会，而且不断迭代的新技术和行业市场快速成长，让他们对职业前景充满信心，也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杭州的根植意愿。归属因素对于各组的影响也表现出差异，对于低收入组来说，人脉圈子和文化参与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中等收入组和高等收入组的分析中，交往圈子和文化参与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也说明，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中，越是收入高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越是需要较多的“人脉资源”来维持，他们也更倾向于与所在城市社会进行深度融入。此外，“感受到尊重”对于各收入组来说都是影响根植意愿的重要因素。
表3 不同收入组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有序logit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杭州市的调查数据，从主观感知的视角分析了认同、归属、发展等因素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认同、城市归属感及未来发展预期是影响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对城市市容环境的综合评价、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在城市的人脉交往圈子、城市文化活动参与、感知到的尊重等因素对青年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而生活成本因素对城市根植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研究不但证实了翁清雄、胡蓓等人针对产业集聚区人才根植意愿研究时提出的市容环境、城市文化、医疗设施等因素，对人才的城市根植意愿同样产生影响[35]，而且，本研究又从感知的尊重和人脉交往圈子等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展开分析，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发现青年人才的本地人交往评价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一结论与传统针对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城市根植意愿相关研究有所不同[36]，显示出青年人才因其学历层次和文化水平较高，在新城市就业后其社会圈子和文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此外，研究还按照青年人才收入水平分层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生活成本对高收入的根植意愿影响不大，但对收入较低组合、收入中等组来讲，成本因素都成为影响城市根植意愿的负向因素；相对于中等和较低收入组，高收入组的根植意愿受到未来职业发展、城市文化底蕴、社区交往等因素的影响更大；感知尊重对各组的根植意愿都有显著影响。总之，深入理解青年高学历人才对城市诉求，对于留住更多城市急需人才长期居留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增加青年人才对城市的认同感。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经过人跟着产业走的阶段，到了产业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走的阶段。[37]城市管理者要坚持打造人才环境就是赢得发展优势的理念，针对青年人才生活的需求，不断美化城市景观，完善剧场、艺术馆等公共文体设施，认真解决青年人才普遍关注的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生活保障设施，注重挖掘独特的城市文化，进而提升青年人才对城市的认同感。（2）注重人文关怀和情感沟通，增强人才归属感。在宏观上要通过举办青年马拉松、龙舟赛等青年人才乐于参与的文化活动，营造青春活力的城市文化；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要更加强调开放性的社区建设理念，吸收青年人才参与社区管理，创新各项政策措施，丰富社区特色内涵，营造开放、包容、友善的社区建设“软环境”。城市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强与人才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和回应他们的心愿与需求，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关心人才、支持人才的良好氛围。（3）提升青年人才的发展预期。城市管理者要优化青年人才创业的营商环境，要在选人才、用人才、育人才、留人才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措施，通过引进和培育创新性企业、搭建重点实验室、引入高层次大学研究院等措施，为高学历青年人才提供事业平台；更重要的，青年高技能人才职业预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给他提供足够的同行交流，使他们在工作中有机会相互碰撞产生新思想、新技术，自身能力与行业技术保持同步迭代，进而保持和提供自身在行业中的竞争力。最后，生活成本因素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产生着重要的负向影响，尤其当下，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对人才的“挤出效应”明显，要通过提供共有产权住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和购房补贴、租赁补贴等方式，平抑高房价，减少青年人才对生活成本的预期，增强人才与城市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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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ng Talents’ Urban Dwelling Willingness
Yao Liany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At present, young talen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due to their high growth and mobility,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cities to compete for.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young talents’ willingness to live in a city, using a survey data conducted during April to June in 2018. We fi nd some individu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e. gender and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young talents’ willingness to stay. Specifically,males and high-educated youth have much more aspiration for rooting in a city. We also fi nd some city-identity,city-belongingness and career-development factors, i.e. their identity level of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their social networks, their perception of being respected, their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n career,exer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while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living cost and exclusivism to non-local persons show negative impact. Besides, our results reflect heterogeneous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young talen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 To be specific, the decision low-income youth make whether to stay in cities, will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urban culture, the community culture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the career expectation, while high-income group do not have the same patter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break down the obstacles that restrict young talents’dwelling willingness and enhance the viscosity between talents and cities.
Key words: City-identity; City-belongingness; Career Development; Dwelling Willingness
[中图分类号] D4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5-0046-09
[收稿日期] 2019-07-27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浙江省中心城市人才生态环境测评及提升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C35070。
[作者简介] 姚连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经济、城市治理、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李友权
标签：城市认同论文; 城市归属感论文; 职业发展论文; 根植意愿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