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5）09-0005-06
从世界范围看，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它在提升产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并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世界其他国家产业集群发展不同的是，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是在市场化、国际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日渐形成的前提下，并伴随着工业现代化，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过程。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且大多集中在化纤纺织、丝绸纺织、制衣、制鞋、精细化工、五金制品等轻工业中，重工业中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特点较为明显，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主要是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数量有限。总体上看，由于产业规模小、专业化层次低、产业链不完善、熟练技术工人缺乏、诚信水平不高、金融担保和公共配套体系薄弱等因素，导致了我国产业集群的主要竞争优势还是低成本，即一种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主要以低成本生产要素、降低成本型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作为集群竞争优势的支撑。因此，就我国目前的产业集群发展而言，大多数集群还处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低端道路（Low-road）（王缉慈，2004；倪鹏飞，2005）。而作为产业集群核心竞争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创新能力、品牌声誉和网络协作等优势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实际上，这就凸现出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竞争优势缺口，即：一方面是产业集群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又是以低成本型集群为主，所谓的“集群效应”只是停留在低成本层面。因此，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在创新成为支持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如何保持集群效应或集群优势持久化和最大化，实现中国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于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集群发展各阶段特征的研究。Port（1998）从集群生命周期的角度，描述了产业集群诞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并认为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来源于自身持续的竞争能力，取决于创新的速度。同时，他还指出产业集群萎缩和衰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集群内部的僵化。例如，惰于升级或因应改变，以及集体思维的惯性，最终致使生产力和创造力的降低；集群外部环境持续发展，例如，客户需求的改变，形成对产业集群生产力和创新的外部威胁。还有一些学者针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集群发展情况进行了经验研究，描述出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特征（Guerrieri，Pietrobelli，2001；Giovana，Dini，1999）。另一类是集群发展演进机理的研究。Ahokangas等（1999）以演化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产业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和机制。Grabher（1993）重点研究了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锁定（Lock-in）效应，并将其分为功能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第一类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对产业集群发展所处阶段做出判断，但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判断更多意义上具有“事后判断”的特点，或者说，所谓的周期划分，也是在缺乏明确的、一致的阶段标准前提下，做出的事后的划分，自然“事前指导”的作用就较为有限。因此，如果仅仅局限于阶段性的判断，就试图做出科学、有效的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那是很困难的。第二类研究在强调阶段特点的同时，更多地侧重了对集群发展“连续性”的研究，试图揭示集群发展的机理，这种动态演进的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把握集群发展轨迹，从而为公共政策选择提供依据。本文的研究正是从演进的视角出发，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进程，最终提出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二、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中的锁定状态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指一旦外部某种偶然事件（或成为历史的事件）被系统采纳，便会进行“自我强化”、“自我积累”，并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即使这种路径并不是最优的，也很难为其他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实际上，路径依赖就反映了历史发展对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该理论最初是由生物学家提出的，并由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首先应用到技术变迁的路径分析上，North（1990）又将其应用到制度变迁中，并深入分析了自我强化机制所包括的因素，以及可能的制度变迁路径。本文试图应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路径进行分析，揭示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锁定状态。
1.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
（1）在路径依赖理论中，强调“历史小事件”对一个系统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在对产业集群产生原因的研究中，也是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因素”，即在什么地方出现产业集群是随机，具有很大的“历史性”或“偶然性”（Krugman，1991）。就我国产业集群的产生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就印证了这一点。例如，浙江义乌人“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成功地创造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浙江永康人有专门串户打铁补锅的“百工之乡”的创业意识，造就了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广东南海西樵的纺织传统，成就了西樵——中国纺织面料名镇；广东南海大沥人早年从事金属加工的工作经历，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在广州、香港从事有色金属生意的大沥人开始回乡创业，促成了大沥——中国铝材第一镇；河北清河人戴子禄到内蒙古采购时，偶然发现了羊绒厂里当垃圾的边角废料“毛球”，并从中提取出了羊绒，引发了清河县梳绒手工作坊的兴起，使得清河发展成为世界羊绒产业的中心。以上这些实例都充分说明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具有很大程度的“历史性”或“偶然性”。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2）在路径依赖理论中所强调的“自我强化”的作用机制，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也是表现得非常明显。具体而言，自我强化机制中的“学习效应”（Leaning Effect），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初期通常就表现为“能人示范”效应。即乡镇中的一些“能人”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首先成功地创立了某一类企业，在这之后它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就会通过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等各种非正式的信息渠道传递给其他人，他们也就通过模仿性的学习，“干中学”、“面对面”交流，进入这类产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邻里看样，村镇模仿”。再如，自我强化机制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通常就表现为关系取向下的分工协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与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相互交织和渗透，构成了中国集群内部成员企业之间“协调”的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关系专用性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的效率。又如，自我强化机制中的“适应性预期效应”（Adaptive Effect）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通常就表现为对先行者的追随。当先行者获得了某种“先行者收益”之后，大量的企业迅速产生并聚集到该地区。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产业集群持续发展下去的预期越来越普遍，认为进入集群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低，最终形成的“小企业、大产业”，“小产品、大市场”，以及外资企业“群居链复制”等，这些现象都是适应性预期效应的体现。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自我强化机制，正是通过学习、协调和适应性预期这三种效应在发挥着作用。
（3）在路径依赖理论中强调自我强化机制会产生的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又决定了不同的演进轨迹，一种是正强化，即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另外一种则是负强化，即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对我国产业集群目前的发展而言，既存在正强化作用下的演进轨迹，同时也存在负强化作用下的演进轨迹。就前者而言，集群内的企业如果能够获得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专业化中间市场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那么集群内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会获得收益递增，并因此产生集群的内聚力。但是，如果存在集群迅速扩张，也会造成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供给的紧张，同时，由于行业进入壁垒低，产品同质化严重，以及缺乏上下游的合作，往往就会出现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如“价格战”，甚至会出现“柠檬市场”，例如，浙江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的现象。自然，这种状态是无效率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产业集群发展进行剖析，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具有很好的契合点，具体表现在“历史性、偶然性事件”的影响方面，自我强化的作用机制方面，以及在正强化与负强化作用下的演进轨迹方面。因此，接下来的研究，我们将按照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在认识中国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产业集群现状，进而准确把握产业集群的演进轨迹，认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锁定状态”。
2.中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分析
根据形成机制，中国产业集群可分为：内源传统型产业集群模式、内源品牌型产业集群模式和外商投资型产业集群模式。三种类型产业集群模式的对比，参见表1。
表1 三种类型产业集群模式
类型 内源传统型产业集群 内源品牌型产业集群
外商投资型产业集群
形成诱因
历史传统、传统工艺技术积
知名品牌企业 外商投资
累、企业家精神等
形成机制
能人示范，血缘、亲缘与地
知名品牌企业的带动
群居链的复制
缘关系的扩散
政策环境
发展非公经济、无为而治
优惠政策
各种优惠的招商政策
价值链
纵向分工不充分
较为完整、分工充分
较为完整、封闭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能力有限
技术创新能力较强
外资严格控制核心技术，技
术外溢有限
管理水平
较低 较高 较高
成员特征
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 以知名大企业为核心
以外资企业为主
竞争优势
低成本
品牌+低成本
品牌+低成本+技术
典型实例
嵊州领带、永康五金、西樵
青岛家电、长春汽车等 深圳、东莞、昆山，苏州等地
纺织、大沥铝型材等 的电子行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内源传统型产业集群模式，多是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为主，例如，嵊县的领带、大塘的袜业、绍兴的纺织、温州的打火机、永康的五金，等等。该类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往往是以特殊的历史传统、传统工艺技术的积淀，以及个别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为诱因的，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通常在集群的形成过程中，也会在区域内形成全国性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这就为集群外部经济效应的获得提供了保证。集群一般是由数量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构成，并沿着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信任和承诺”脉络向外扩散，许多地区都呈现出“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产业组织形态。就各地政府公共政策供给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非公经济，无为而治。由于该类型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一般都是从夫妻店、家庭工厂或合伙企业起步的，在发展过程中，缺乏长远战略观念，多采取的是追随和模仿的策略。因此，集群也就表现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纵向分工不充分，以及同一区域内恶性竞争的特点。
（2）内源品牌型产业集群模式，多是以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为主，例如，青岛的家电产业集群、长春的汽车产业集群、唐山的钢铁产业集群，等等。该模式产业集群的形成往往是以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名牌大企业为诱因的。这些品牌企业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创新和竞争力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广，进而又带动了一大批进行专业化生产和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一个大中小企业共生互助、有机协调发展的产业群落。就各地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而言，主要是以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为主。由于该类型产业集群内部是以具有知名品牌的大企业为核心，这些企业一般充当着行业领导者的角色，自身具有长远的战略观念。因此，集群也就表现出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纵向分工充分，企业间关联紧密的特点。
（3）外商投资型产业集群模式，主要集中在沿海一些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例如，深圳、东莞、苏州、昆山等地。该类型产业集群往往是以外商投资为诱因形成的。就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而言，多以提供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招商政策为主。从该类型集群的形成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群居链复制”特点，即通常是先由一些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紧接着同它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也就相继前来投资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这样就将原来的产业链复制到国内。因此，该类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根植性”较差，本地企业的参与度不高。同时，值得强调的是，这类产业集群的技术外溢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实行严格的控制。即使对参与到集群的国内企业而言，所从事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环节。
3.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锁定状态分析
按照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中国产业集群的形成诱因和机制，作为“历史性”或“偶然性”的因素会对集群未来的演进轨迹产生影响。一种演进的轨迹是在正强化的作用下集群具有强大的内聚力，从而促进集群发展；另一种则是在负强化的作用下集群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从而可能出现衰退。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种轨迹，即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锁定状态。具体而言，我国产业集群可能出现的锁定状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行政区划的锁定。产业集群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发展，而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界限大大制约了产业集群的自然发展，实际上，这就是现有行政区划对资源集中效应最大化的限制。在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行政分割”的现象较为严重，大大阻碍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有效配置和自由流动，以及区域间专业分工的发展，使集群的规模难以做大，集群本身也难以走向高端道路。通常各地政府从各自利益出发，为了打造各地的“名牌”，为了获得各种的国家级“称号”，出现了重复投资，盲目地以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违背了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从专业化分工、市场细分、价值链延伸，以及产业集群的内在联系上去思考。自然，造成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的规模攀比，缺乏对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整合，出现只有“扎堆”而无“集群”的现象，集群效应难以充分释放，客观上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集群发展被锁定在低端道路。
（2）社会资本的锁定。以血缘、亲缘和地缘联系形成的社会信用网络，具有浓厚的“家族化”和“本地化”色彩。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这样一种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市场信用体系未建立的前提下，确实在区域范围内作为主要的信用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但同时，这种社会资本又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更广阔范围的信息与技术沟通又存在着冲突，它不自觉地排斥着外部资源的进入。从理论上讲，网络包容性就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联系的社会网络，通常是通过减少网络的包容性而产生排外的社会资本，在复杂的交换集合中，这种排外的社会资本价值较低。而相容的社会资本，在复杂性约束增加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增加网络包容性提高社会资本价值。实际上，伴随着我国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以血缘、亲缘和地缘联系为纽带的排他性社会资本，在自我强化的同时，一方面会大大限制了外部信息和技术资源的进入，以及集群内部更广泛的合作，导致集群内部高技术人才缺乏、信息的滞后和管理水平的低下，以及“协调效应”无法充分得到发挥，出现集群内部的“小而全”，难以形成产业网络；另一方面，由于集群内部新信息和新技术的缺乏，“学习效应”的发挥也仅限于内部成员之低层次的简单模仿，甚至是处于停滞状态。无疑，这种社会资本的锁定会限制中国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网络的形成。
（3）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除了内源品牌型产业集群模式以外，其他两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基本上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对内源传统型产业集群而言，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许多产业集群单从产量上来看，已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些产业集群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还多处在加工制造环节，缺乏在上游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市场营销环节（如品牌）的延伸。该类集群发展通常是伴随着对集群“适应性预期”的增加，企业大量进入，并分布在价值链的相同环节，定位于中低端市场，趋同定位和同质化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些产业集群，一方面在面对国内庞大的、多层次的需求时，缺乏升级和跃迁的外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同质化的竞争，又都是以低成本为竞争优势，自然很容易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产业集群这样的演进轨迹，不但吸引不到以全球价值链为背景的跨国公司的加入，而且也很难基于国内产业集群进行价值链整合，最终无法摆脱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底部的困局（黎继子等，2005；文嫮等，2004）。再者，对外商投资型产业集群而言，当一个跨国公司“旗舰”进入中国后，在“适应性预期效应”的作用下，其配套企业也会跟进，就会出现“群居链”的复制，但它们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工序，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例如，东莞清溪的台资企业多从事低成本工序，且只选择自己圈子里的企业提供相关配套（储小华，2004）。实际上，在适应性预期效应的作用下，会带来集群规模的扩大，但如果集群内缺乏创新气氛和平台，就有可能将集群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无法使集群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三、推进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按照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在负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有可能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因此，为推动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将公共政策选择的着力点放在了如何规避和摆脱锁定状态上。
（1）从区域发展的层面出发，而非按照固有的行政区划进行产业集群规划，打破“行政分割”和“各自为战”的局面，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区域产业集群效应。例如，我国的产业集群通常表现出“一镇一业”或“一县一业”的格局，同时，“镇与镇”或“县与县”之间还存在集群同质化的问题。如果能够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按照区域“组群”式发展的思路，就能够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整合集群的价值链，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与合理的分工，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同质化、低层次竞争的问题。最终，打破行政区划锁定状态，引导产业集群走向高端道路。实际上，这也就要求在相关政府间建立一种引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协调机制，例如，在区域层面建立促进集群发展的协调部门。
（2）加强社会信用制度供给，营造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促进集群系统的要素联结，提升集群的创新能力。要想提高区域社会资本的包容性，打破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社会资本锁定：一是政府必须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创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具体可以通过提供质量监管、诚信监督、知识产权保证、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制度，从而提高集群内部成员间的信任度。二是政府要积极鼓励和倡导创新文化，激发人们追求创新的热情，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三是政府应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大力发展服务型生产力中心、技术信息中心、质量检测控制中心、开放性行业技术中心等集群发展机构，通过创建这些技术创新平台和区域服务体系，促进集群系统内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大学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在释放出集群内部“集体创新”效率的同时，增强集群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同时，还应该加快发展行业协会、个体劳动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民间组织，重视发挥工商联的作用，促进形成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与良性互动。
（3）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背景，引导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走向高端发展道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都将公共政策重点放在了如何增强本地生产系统的内力和利用国际资源相结合上。因此，为了打破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一方面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微观商务环境，根据自身集群发展特点，在充分挖掘内生生长因素的同时，有选择的引入大型跨国公司，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集群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组织和参与同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对话，为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