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社会学论文,弱势论文,体育活动论文,人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弱势人群一般是对那些处于社会低层，能量小、势力弱的人群的统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任何时期都存在着这样的弱势群体，一定范围内和一定规模上，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变迁乃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地区经济变动，加入WTO后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所承诺的责任义务的逐步履行等等，这些无论哪一种经济结构的变动，都可能引起某些地区、行业、部门、组织的不适应，使某些人群被抛离主流社会或主体社会，并不断地被边缘化和低层化，成为当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北京作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发展进程中的“桥头堡”、“晴雨表”，其弱势人群问题和现象同样存在而且突出。较之其他地区来看，北京市的弱势人群不仅仅在经济收入上表现出来，而且还在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上表现出一种弱势。这就更加导致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生存脆弱性、社会代价更大，由此而带来的诸如“社会报复”、“木桶效应”等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北京市，乃至对全国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严重威胁。针对弱势人群缓解这些压力、改善此类现象，为当前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营造一个安定祥和、团结进取的人文社会环境将有着重要意义。其中，弱势人群的体育问题将对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思路，尤其是通过社会学角度对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意义、现状以及政策目标和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参加体育活动对北京市弱势人群无论是改善其生存脆弱性，还是缓解社会结构压力，甚至对各种形式“社会报复”的社会控制作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积极效果与作用，进而对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2 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社会学特征分析
无论从成因来看，还是就其整体特征而言，北京市弱势人群较之其他地区的弱势群体，有着其与众不同的社会学特征。
2.1 北京市弱势人群成因的社会学因素
2.1.1 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社会结构
根据实际情况和调查分析，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社会构成大体上是：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分析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社会结构，是为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并区分其需求的迫切性。从需求的简单分类看，有衣食需求、住房需求、教育需求、医疗需求、就业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社会参与需求等等；从需求的性质看，有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之分。根据作者的研究，保护和支持弱势群体，应当优先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其基本的衣、食、住需求，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表1）。
表1 按北京市弱势人群迫切程度排列其目前的需求情况一览表（n＝392）
衣食住教育健康就业安全社交
n 70 50 58 98 53 37 26
％ 18 13 15 25 14
9
7
资料来源：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的研究”课题组，2004年9月。
在此需求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应当注意保障其就业需求、医疗需求，然后逐步保障其他需求，促进弱势群体的全面发展，最终改变其弱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我国其他地区弱势人群需求调查，北京市弱势人群在最基本的衣食住需求的基础上，对健康、社交等更高级层次的需求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欲望，并且不在绝对少数，这为我们从体育手段有效地开展社会支持工作提供了可能，当然，这里只是简单的列举，各个群体之间实际上存在交叉。
2.1.2 社会快速转型期加速了弱势人群的形成
大体说来，北京市弱势人群被弱势化的原因是和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这种现象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具体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来说，必然会导致3个想避也避不开的效应：
第一是导入市场竞争，而市场竞争就不可避免要产生“优胜劣汰”效应。市场经济通常是以效率为准绳，来筛选市场竞争的主体。结果，即使一部分人一般情况下是社会精英，成为胜利者和富裕者，又使一部分人通常情况下是社会大众成为竞争的失败者和贫困者。
第二，追求效率的正负“双重效应”。正效应是为了追求效率，一些国有企业在分配体制上开始打破平均主义、消除大锅饭现象，在分配上拉开档次和差距，合理的差距是社会和企业保持活力所必需的：负效应是因为资源的有限、资源的稀缺性，不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一部分人——通常情况下也是社会大众，因为生理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不知不觉地成为收入水平低下的社会弱势群体。
第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那些在没有前途的产业中工作的职工，在调整过程中被甩出去了。所有这些趋势在近期内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
一般说来，上述3种“效应”对处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阶层的社会大众而言是弊大于利。而北京处在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前沿阵地，其弱势人群的形成过程完全是这些“效应”的真实写照。
2.1.3 “马太效应”将使得北京市弱势人群问题日益突出
在社会快速转型期中形成的北京市弱势人群，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向经济全球化之后，规模将会扩大，程度将会加深，北京市弱势人群可能进一步被弱势化。可以说，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原来的弱势群体随着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差者愈差，贫者愈贫，弱者愈弱。
北京市弱势人群的“马太效应”，还可以通过基尼系数的变化反映出来。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也就是说，这种差距第一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第二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也就是不违背公平原则的。低于0.3，表明收入分配过于平均，高于0.4表明居民的收入分配已趋于不合理。
据世界银行的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从20世纪80～90年代，基尼系数出现了两个台阶的提升，首先是从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其次是由0.382上升到1994年的0.452或0.467（按人口——收入测算）。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而在北京，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0.517[8]。这种收入差距反映出的北京市弱势人群问题不仅不合理，而且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了。
2.2 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生存脆弱性更大
2.2.1 北京市较之其他地区弱势人群的绝对数量少，但生存压力相对更大
就地区分布而言，多项研究均表明城市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例如，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王有捐的研究表明，2000年东部地区贫困人口272万，中部地区贫困人口582万，西部地区贫困人口196万。占全国城市人口53％的中西部地区，却占了全国贫困人口的近3/4。全国总工会2002年完成的一项调查也指出：东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占全国城市贫困总人口的21.9％，中部地区占52.9％，西部地区占25.2％。亚行专家组较早完成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报告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贫困发生率较低的地区，除北京外，均为沿海地区最为富有的省份；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除河南外，均为西部内陆地区（表2）。
较之其他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区，北京市弱势人群不仅承受着诸如饥饿、住所等生理层面的压力，还因为处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到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市的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更大压力[1]。所以，正是在人均GDP较高、贫困发生率较低的地区，其少数弱势人群的生存问题相对突出，生存压力相对较大。
表2 我国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贫困发生率一览表
0％～2％2％～4％4％～6％6％～8％8％以上
北京上海河北天津河南
江苏福建湖北
内蒙古
陕西
浙江湖南贵州辽宁宁夏
广东广西重庆吉林西藏
云南青海海南
安徽山东新疆
江西四川山西
黑龙江
甘肃
资料来源：亚行专家组提供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2.2.2 北京市弱势人群承担的社会代价更多
联系目前的实际，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代价。这一点不难理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是强者，他们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一旦第一步领先，便会步步领先，具有滚雪球似的“放大效应”[2]。相反，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是弱者，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一步赶不上，往往步步赶不上，处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导致好者愈好，富者愈富，差者愈差，贫者愈贫，贫富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将日益突出。正是这样，社会弱者最先以最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的代价。
根据王有捐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减少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人口突破千万大关，并在整体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3]。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全面发展的时期。从理论上说，改革的社会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承受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北京，弱势人群承担的社会代价更多。
2.2.3 “木桶效应”要求不能忽视弱势人群生存的脆弱性
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告诉我们，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因此，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其中，社会强者应尽更多的义务。
3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学意义
从弱势人群的整体特征、成因分析，以及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特点来看，较之其他地区的弱势人群而言，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生存压力更大，体育手段对缓解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有着积极的作用。
3.1 体育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无论什么原因，当人类个体所必需的生存资源受到挑战，人所具有的本能性攻击行为往往出现的概率较大。这种攻击性行为或者说欲望一般有两种形态：向外攻击的破坏性行为和向内攻击的自杀现象。对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能量低、势力小的弱势人群而言，最容易出现这种对社会稳定危害较大的上述行为。所以，现代社会生活中需要进行社会控制，惟如此方能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和稳定。
大量的数据和理论显示：体育活动不仅与社会控制具有紧密联系，而且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方式，即体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控制作用。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主要是指控制人的本能性的攻击性行为。体育活动之所以能起到社会控制的良好作用，其生物学和心理学依据就在于它转移了甚至减缓或淡化了人们的这种“攻击欲望”，或者说，体育活动充当着一种攻击性欲望的“有效发泄途径”。
3.2 通过体育提高北京市弱势人群现代意识，进而提升北京市的整体现代化程度
现代社会是指以工业发展为标志，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素质的现代化，还包括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行为特点和情感等方面的现代化。体育以其固有的方式，在培养各个社会阶层人的现代意识、提升弱势人群自身现代化程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弱势人群来自社会低层，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较保守、竞争意识不强，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社会，更重要的是，将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无法完善自我。
其次，弱势人群由于社会以及自身等种种原因，他们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圈子，导致他们更加容易丧失从外界吸取信息从而改变自己传统观念的机会。不仅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是个阻碍，而且，对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上述两个方面不难看出，通过体育手段提高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现代化意识，不仅从人本主义来讲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提升北京市整体形象、现代化进程都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3.3 运用体育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具有一定的经济性
相对于改善弱势人群生活状况、进行社会控制的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或者社会补偿性政策来说，运用体育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具有一定的经济效果。这种经济性体现在体育资源的投入成本上及包括弱势人群使用这些资源的效益上。因为，无论是全民健身器材、场所，还是因一些大型体育赛事活动而提供给市民的精神享受、氛围等，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或者市场必须提供给市民，当然不能作为是为弱势人群改善生活方式的投入成本；而作为市民的一分子——弱势人群自然也就无条件地享用，正是因其使用的无条件，则资源投入的使用效益也比较突出。
3.1 体育手段对改善北京市弱势人群生存脆弱性的可行性
上述手段的积极性和其经济性，在北京市改善弱势人群生存脆弱性的可行性方面愈发显现。据报道，2004年，北京市新配建了全民健身工程1229处，总面积82.6万m[2]，总投资1.173亿元，另外，还对1999年配建的25处全民健身器材进行了更新，人均体育面积已经超过1.1m[2]，遍布大街小巷的全民健身设施已成为展示新北京形象的亮点[4]。对人口高达1700多万的一个直辖市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优势。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全民健身设施，其数量和质量的多少、高低直接满足着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健身需求，尤其是直接保障着弱势人群进行健身活动的可能性。至于各种类型、规模的体育赛事以及群体活动，在北京更是资源充沛，特别是奥运会的举办将使百姓得其利、受之惠，无须赘言。
管中窥豹，体育手段对改善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生存方式，进而改善北京市弱势人群生存脆弱性的可行性略见一斑。
4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对策分析
4.1 北京市弱势人群体育观念的现状分析
从北京市弱势人群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对日常体力劳动与体育活动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体育锻炼在生活中地位的认识等方面，可对北京市弱势人群的体育观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其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确定其参与体育活动的目标定位及对策。
4.1.1 北京市弱势人群健康状况自我评价
北京市弱势人群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识，会对参与体育活动的愿望产生一定的影响。
表3 北京市弱势人群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识调查一览表
n ％
很好 176
44.9
良好 111
28.3
一般
87
22.2
不好
112.8
很差71.8
合计 392 100.0
资料来源：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的研究”课题组，2004年9月，下同。
在北京市弱势人群中，对自身健康状况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健康情况良好和很好的占总体的73.2％；而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好的比例仅占4.5％（表3）。这与对普通市民的调查结果有着较大的差异，反映弱势人群对健康的概念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或者健康观念有待提升；另一层意义在于，弱势人群的生存重心还在于解决基本的生存诸如温饱问题等，至于更高层面的安全、健康等问题还无暇顾及。
4.1.2 北京市弱势人群对日常体力劳动与体育锻炼关系的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动力源于对体育作用的认识程度。其中，体力劳动是否可以代替体育锻炼的认识，对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弱势人群的体育意识、体育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表4 北京市弱势人群关于体力劳动是否可以代替体育锻炼的认识调查一览表
n ％
可以替代182
16.4
不可以替代 111
28.3
没有考虑过 9925.3
总计392 100.0
表4显示，将近一半的弱势人群认为二者没有区别，可以替代，而明确不可以替代的只占28.3％。这说明弱势人群对体育知识的了解相当贫乏，体育观念不够成熟。普遍认为：日常工作体力消耗较大，无须再进行体育锻炼；或者干脆就认为体力劳动等同于体育活动。这些落后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直接阻碍了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4.1.3 北京市弱势人群对体育锻炼在生活中地位的认识
体育锻炼在一个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是否重要不仅可以反映出其对体育的看法和认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个体的生活状态。对体育锻炼在北京市弱势人群生活中地位的调查可以直接说明其体育意识的强弱，同时，也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北京市弱势人群目前的体育现状。
在北京市弱势人群中，认为不重要和不清楚的人仅占到25.5％（表5）。但是，这个结果却与实际参与体育活动的状况表面上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也说明了前面两个调查结果的可信性。大多数弱势人群认为自身身体状况良好而不需要参加体育锻炼；其次，就是对于体育观念认识的误区所致。
4.2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
4.2.1 经济因素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体育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任何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是在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出现的。北京市弱势人群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得到一定的提高，自然就会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健康问题和体育问题。即在经济因素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体育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表5 北京市弱势人群对于体育锻炼在社会中地位的认识一览表
n ％
非常重要 64 16.3
重要100 25.5
一般128 32.7
不重要
61 15.6
不清楚
39
9.9
总计392 100.0
4.2.2 社会因素
影响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因素较为复杂，其中包括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社会角色、群体类型等。
能够适应并胜任各种不同的、变化多样的社会角色是人的社会化目的，即为社会培养一名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成员。但是，弱势人群的社会角色义务、权利和能力有待提高。而体育运动恰好能为他们进行角色学习提供合适的环境。
弱势人群的群体形成一般是以血缘或地缘为媒介自然形成的，所以，在考虑他们的体育需求时，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如家庭、邻里的体育爱好者群体。
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生活方式、闲暇时间、消费水平等又是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最基本和最直接因素，在具体实施对策中更要具体有针对性地考虑。
4.2.3 文化因素
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深受教育、科技、卫生、历史等方面的影响。北京市弱势人群不仅经受着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匮乏困扰，文化生活的匮乏也正在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困惑。这种情况往往使社会各界更容易注意其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忽略了其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使他们在实质上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权利。
尤其严重的是，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意识到，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但是他们自身的需求和社会对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且，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共同需要。此时，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城市文化方式自然也就受到了忽视。
上述3个因素告诉我们：体育不仅是一种锻炼方式，不仅与弱势人群个人实现和需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有着重要联系，更与社会整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4.3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对策的基本目标定位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对策的基本目标就是“消除社会排斥”。
所谓“社会排斥”，原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或偏见的，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当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时，社会排斥便发生了。社会政策研究者借用“社会排斥”这个词，其意是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贫弱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5]。这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么，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6]。正是因为这样的危险性， “社会排斥”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首要障碍。于是，消除社会排斥，致力于社会整合，以获得“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正是社会政策所追求的新的目标定位。
促进体育机会的均等是政府的职责。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了不少举措，既有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自身的体育运动促进政策，也有针对其后代的体育教育政策倾斜。这些政策的实施就是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打下了基础。一句话，全民健身活动拒绝“社会排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甚至社会控制等固然是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对策的目标所在，但就其根本来说，“消除社会排斥”才是其基本目标。
4.4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对策选择
4.4.1 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国家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帮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今各国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主要做法之一，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事人的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在解决弱势群体体育活动问题方面，可以借鉴社会保障制度，采取强制手段对影响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体育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一方面，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依赖于多方面筹集资金，一般是要求高收入者、可能拥有体育资源多者缴纳更多的费用，或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责任，低收入者少缴或不承担缴费的义务；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或富裕家庭享受的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待遇较少或不能享受，弱势群体及其家庭享受的体育资源保障较多。
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就是通过这种机制，通过“收、支”、“多、少”的控制与调整，将一部分体育资源集中起来进行再分配，客观上起到了缩小体育资源分配差别、解决弱者进行体育活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进行体育活动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缩小。在整体生活水平较高、贫富悬殊较大的北京市实施这种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制度其可行性将会更大。
4.4.2 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保险模式”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国不能实行项目全、标准高的“福利国家”模式，而只能实行以社会保险为主的模式。群体活动开展保障制度也应采用“保险模式”，而非“福利模式”。这是因为，我国改革前的城市社会保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福利模式”，这种制度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标准较高，特别是个人几乎不负担任何费用，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社会保障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变得困难，其弊端至今仍未完全消除。这方面的教训应当在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模式实行过程中深刻记取。
所谓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保险模式，是指以体育资源分配公平为基础的群体活动社会保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的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保障模式。这种“保险模式”，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生产力水平，应是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体育社会保障的比较合理的制度模式。这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实施。在当前，我们应加快弱势群体体育活动社会保险制度的规范化改革，使之由过去的“福利模式”过渡到“保险模式”。北京市以其相对丰富的体育资源使得该模式实施的可行性较大。
4.4.3 针对弱势群体的体育补偿性政策
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制度、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保险模式”等是针对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最基本的保护政策，其目标在补偿、保障这些人群的基本体育需求。除此之外，还要有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体育保护政策。如针对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政策，这里面不仅包括定期的免费健康体检，更要针对所存在的健康问题提出具体的、可行的非药物手段的运动处方。这些措施，有的已有法律明文规定，有的尚没有，有的尚待健全。应针对不同情况不断完善这方面的体育补偿性政策体系。
4.4.4 发展性体育政策体系
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更高级层次目标还在于，通过体育运动促进政策，积极推动这类人员的社会参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尊、自立、自强，实现自我价值。无疑，体育运动促进政策是比较明显的发展性体育社会政策举措。发展性体育政策是基于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根据国际社会体育政策目标的新定位，旨在通过体育运动手段，促进社会弱势群体自立、自强、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机会与能力，以消除社会隔阂、实现社会整合。可见，发展性社会政策应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政策体系。以体育运动促进政策为例：社会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通过相应的社会体育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确保他们最基本的体育需求，是基础性的，更是必要的。
4.4.5 将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纳入北京市政府日常规划
自弱势群体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以来，党和国家对此极为关注，但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问题、工资等相关的物质问题上。
为此，将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纳入北京市政府日常规划，在解决该问题上将起到关键作用。为确保《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全面实施，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措施，把这项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的日程安排，在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此项工作，以保证“全民健身计划”在弱势群体中的落实和实施。同时，还应该将此问题纳入北京市体育发展规划，将弱势人群体质健康纳入到小康社会的监测系统，以及他们的体育教育等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都将对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5 小结
北京作为我国经济体制发展进程中的先行军，其弱势人群问题和现象同样存在而且突出。从弱势人群的整体特征和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特点来看，较之其他地区，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生存脆弱性更为明显，社会结构压力也更大，体育手段对缓解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有着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结合北京市弱势人群的社会学成因和整体特征，分析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学意义及现状和影响因素，在“消除社会排斥”的基本目标前提下，提出可供北京市弱势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几种社会对策选择：体育资源社会保障制度、弱势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保险模式”、针对弱势群体的体育补偿性政策以及发展性体育政策体系，并指出具体措施，将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纳入到北京市政府日常规划工作中。
收稿日期：2005—02—25；修订日期：2006—03—30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SM200310029
055）。
标签：社会控制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体育锻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