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撝谦《六书本义》“同形字”探析
张治东
（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同形字是汉字在汉语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语言文字现象，它的产生与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汉字自身构形理据的表意特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研究同形字对于勾勒汉字发展史和完善汉字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汉语方言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古籍文献的整理和辞书的编纂，以及订正讹误、辨析异文等，也不无裨益。本文以赵撝谦《六书本义》为基点，就同形字的概念属性、构造类型、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等问题做了简要探析。
关键词： 古代汉语；六书本义；同形字
《六书本义》是我国明代文字学学者赵撝谦所著的一部以阐释六书理论为目的的文字学著作。［1］赵氏在该书中就同形字的有关问题做了一定探讨，提出“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和“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观点，就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的关系问题做了梳理和撇清。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收录了大量同形字，并结合其构造类型而提出 “因义之借”“无义之借”“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因义转注”“无义转注”“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概念，为我们今天探寻同形字的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本文拟以赵撝谦《六书本义》为基点，综合古今方家之说，试就同形字的概念属性、构造类型、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等问题做一个浅显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同形字
同形字是古代汉语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语言文字现象，它的产生与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汉字自身构形理据的表意特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于同形字的研究，古已有之。虽然古人并未明确提出同形字的概念，但是对于汉字的同形字问题则较早就给予了关注。最早注意到同形字问题的学者是我国汉代的古文经学家郑玄，他说：“其始书之也……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2］随后，学者对同形字的考辨不断深入，唐人孔颖达提出“字同而义异”的概念，宋人郑樵则进一步提出“双音并义不为假借”的观点，就假借与同形的关系提出质疑，并列举字例就二者关系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元明时期，学者对同形字的研究虽然没有唐宋时期那样具有经天纬地的贡献，但是在继承前代学术成就的基础上，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探本溯源。明朝初期文字学学者赵撝谦就极为推崇郑樵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论述，并在其专著《六书本义》一书中，对郑樵“双音并义不为假借”的论述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提出“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和“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的观点，如在其《六书本义·假借论》中提出“因义之借”“无义之借”“因借之借”“同音并义不假借”等论点，在《六书本义·转注论》中提出“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因义转注”“无义转注”“双音并义不为转注”等论点，从假借与转注两个纬度对同形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赵氏对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之间关系的论述，说明赵氏对同形字问题较前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赵氏认为假借与同形、转注与同形之间不仅有区别而且有联系，他的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研究和探讨同形字的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理论上，学者对同形字的认识比较统一，基本都认同 “同形字就是用一个相同的汉字形体来记录两个或两个以上汉语词汇”的说法。裘锡圭先生从造字角度和用字角度两方面入手对同形字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之分为狭义同形字和广义同形字两种类别，［3］蒋绍愚先生则从造字的角度认为：“同形字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词所造之字，而结果是形体相同。”［4］李圃先生从文字的记录职能提出：“同形字是指书面语言中相同的字形代表着几个不同的词的一组字。”［5］近代学者刘师培先生曾在《字义起于字音说》一文中写道：“试观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则以造字之初，重义略形，故数字同一声者，即该于所从得声之字，不必物各一字也。及增益偏旁，物各一字，其义仍寄于字声。故所从之声同，则所取之义亦同。”［6］可见，同形字现象不仅连带对应汉语词汇发展，而且与汉语训诂、音韵也有交集。因此，掌握和认识同形字，对于文字训诂的研究、汉语音韵的研究、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以及古籍文献的识读与整理都有积极作用。下面我们将依据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同形字”的有关论述，通过对其所收录的同形字字例的考辨，比较古今方家观点，试就同形字问题做一个浅显探析。
二 《六书本义》“同形字”类型
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表形字穷于创造的局限，使假借字、转注字继之而起。赵撝谦认为，古人在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等造字法的基础上，利用假借、转注等手段又赋予“旧字”以新的意义。在给“旧字”赋予新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同形字问题。考察《六书本义》，我们认为“同形字”从词语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来看，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一）汉字初创时期，一形兼表多义，义项之间有渊源关系
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些文字原为本义而造，随着词义引申而派生出新词，在其后的一段时期，新词虽已产生，但却仍用旧形来兼表新义，从而出现了一字兼表数义的情况。一个汉字除了表示本义外，往往还兼表引申义或假借义。如“昏”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日冥也。从日，氐省，日氐下则昏之意……又与惛、惽、殙通。”［7］“昏”本表日之昏暗，后引申为心、目、水等的不明状态，《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头昏目，政事多阙。 ”［8］在为这些引申义和假借义造出“惛”“睧”“涽”“婚”“殙”等字之前，“昏”兼表着这些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以及假借义。在这里，各义之间具有一定的源流关系。
蔡永贵先生曾说：“初创时期的汉字，在它刚产生的时候，由于是为了记录某一个词而创造的，所以它记录的对象往往是一个词。后来，这个词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引申分化了，由单义词变成了多义词，甚至派生出了新的词……由于这些词意义同出一源，语音形式或未变或在原词之语音形式上稍有变化，因而仍用原来的那个字表示这些词义。”［9］如“眉”字，赵撝谦《六书本义》：“目上毛，上指额理有毛形。 ”［10］毋庸置疑，“眉”是“额理有毛形”的象形。蔡永贵先生认为：“眉毛是主体眼睛旁边的附属物，（于是）最初语言上便把类似 ‘眉'一样垂临主体的事物也称作‘眉'。 ”［11］如“临水如眉临目也”［12］的“湄”，“近前各两，若面之有眉也”［13］的“楣”，“筑土高起为坛，又与坛外四面委土为庳垣，令高出于墠，使有堳埒”［14］的“堳”等等。古人根据词语音义的相关性及其母文类属义的特点，派生造出了与“眉”意义相关的一系列字，这些新派生出的字与母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在造出“湄”“楣”“堳”等字之前，“眉”一形兼表数义，各词义项之间具有渊源关系。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的产生和发展深受汉语本身、文字结构以及汉字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的影响和制约。
在造字耦合的过程中，有些同形字并不全是造字者选择了相同的构字法和造字构件，其中有一部分则是书写者对旧有字形进行有意识的标义改造过程。 如“炮”字，最先写作“砲”，《宋史·兵志十一》：“火箭火砲不能浸。 ”［35］而“炮”字，《说文》：“毛炙肉也。 从火，包声。”［36］随着火药武器材料的变化，人们将“石”字旁标义改造为“火”字旁，使“炮火”的“炮”与表示“烹饪烧烤”的“炮”同形。 还如“红”字，除了表示“颜色红”之义外，还表示妇女纺织、刺绣等的“女红”行为。为了减少理解歧义，现在人们又将“红”字标义为“工”或“功”等。
（二）假借同形，词语之间有源流
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古人对一些音近义通的字，经常加以混用，从而造成异词同形现象。赵撝谦《六书本义》称之为“因义之借”，“因义之借者，初本裁衣之始，而借为凡物之始；状本犬之形象，而借为凡物之状也”。［18］由赵氏说解可知，“初”本“裁衣之始”而引申为“凡物之始”；“状”由犬的形象而引申为一切形象之表征。可见，赵氏所谓“因义之借”，除具音近义通的条件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引申联象作用。
4.汉字结构的局限性。汉字的构形元素是构件，最小的元素即形素，有限的形素组成数以万计的单字。［57］相对而言，汉字的构件数量较为有限，构件的组合方式也有限度。利用有限的构件，以有限的组合方式来创制新字，难免会与字库已有文字重合同形。譬如：我们比较熟悉的“体”字，《汉字大字典》：“同‘笨'。 粗劣。 《广韵·混韵》：‘体，麤皃。 又劣也。 '《正字通·人部》：‘体，别作笨，义同。 '”［58］由此，我们可知“体”原是“从人、本声”的形声字，读［bèn］，表示“笨重”之义，同“笨”；现在又是“體”的简化字，“从人、从本”，当“身体”讲，读［tǐ］。
2.文字系统内部各成员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古汉字的文字结构尚未稳固定型，文字内部各组成构件的位置常常变化不定、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偏旁移位的情况时有可见”，［52］同时，各组成构件之间，由于字形简省、构件位移、形旁类化、构件变异、形近混用等原因，使文字形体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定数量的同形字。如构件互移形成同形字：娵—娶、桉—案、杧—杗、晕—晖等；形近混用形成同形字：晲—睨、簞—簟、謪—嘀等；类化偏旁形成同形字：崩—塴、凳—櫈、益—溢、韭—韮等；更换偏旁形成同形字：犴—奸、礑—鐺、礸—鑽、褀—旗等。张涌泉先生曾说：“汉字由篆而隶，隶变以后继以楷变，字形结构渐趋固定，结构不同往往就意味着另外一个字。”［53］纵观整个文字发展史，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基础构件因字形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非字构件有时也会与成字构件同形，从而影响字体的趋同或变异。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曾说：“笔势不过一点一横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多，而其势不得不有所避就。或小变其笔势，又或求字体之茂美，则增加其笔画。”［54］从这个角度讲，文字系统内部各成员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产生同形字的根本原因。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还有些异词同形现象比较复杂，貌似文字形体之间的源流关系，又像词义之间的源流关系，既有文字的孳乳派生现象，又有词义的引申现象。 譬如：“入”，《六书本义》：“入， 日执切，由上而入也。 象从上俱下形。 ”［22］“内”，《六书本义》：“内，奴对切，自外入中也。从入门省，入于门内之意。 ”［23］由赵氏解释可知，“入”是“由上而入”表“纳入，使进入”义，而“内”是“自外入中”表“纳入，使入内”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姓内栗千石，拜爵一级。 ”［24］《汉书·食货志上》：“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 ”［25］此处，“入粟”和“内粟”都表“纳粟”。 可见，“内”“入”“纳”三字之间具有一定的词义源流关系。
（三）假借同形，词语之间无联系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一书中，比较常见的同形字现象是因借形而形成的。《六书本义·假借论》曰：“无义之借者，易本蜥蜴之易，而借为变易之易；财本货财，而借为财成之财也”。［26］依赵氏说解，此类假借，假借义与本义之间在意义上毫无关联。“易”本为虫兽，后来借作变易之“易”。虫兽之“易”和变易之“易”，在意义上毫无关联。 “财”字本义为“货财”，后借用为“财成”之“财”，也同“易”字一样，借形不借义。
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因其词义不断引申，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派生出新词。有时新词的产生并不是以书面造字为标志的，而是在仍用其旧形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某字的读音来改变词义，有学者称其为“音变构形”，［39］赵撝谦《六书本义》则称之为：“展转其声而注释为它字之用者”。“展转其声而注释为它字之用者，有因其意义而转者，有但转其声而无意义者，有再转为三声用者，有三转为四声用者，至于八九转者亦有之，其转之法，则与造谐声相类。 ”［40］如“长”字，赵撝谦《六书本义》：“仲良切，发之长也，象毛发垂……借凡物长永字。转
两切，齿高位尊之称。又直谅切，賸也。”［41］此类同形字，主要由音变形成。有了音变，字义也会随着改变。
有些同形假借字，既承担本义，又承担假借义，且二者之间无关联。如“夫”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夫，风无切，丈夫也。从一、大，丈夫之意。转音扶语词。 ”［30］由赵氏解释可知，“夫”的本义指“丈夫”，又假借为语气助词和指示代词。在古代汉语中，还存在本义消亡只保留假借义的同形假借现象。如：“奚”，赵撝谦《六书本义》：“弥鸡切，坐罪男女为奴，少才知者为奚……又何也。 ”［31］甲骨文写作“
”，象一个被绳索捆绑之人，寓意“奴隶”，《周礼·天官·冢宰》：“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32］后被假借用作疑问代词保留在古汉语中，本义已消亡。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扩大物流外包改善物流管理，外资物流进入中国物流市场，带来先进的物流理念技术和模式。同时民营物流企业开始大量地涌现并加速地成长，国有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发展，国有、民营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四）造字耦合，同音并义不为假借
在汉字的造字过程中，不仅可能为同一个词造出两个或多个字形，也可能为不同的词造出同一个形体，这就是文字学上的造字耦合现象。赵撝谦《六书本义》将因文字耦合而形成的同形字现象称作“同音并义不为假借”，“同音并义不为假借者，台说之台，即台我之台，皆得从口而为意，从
而为声也；壬担之任，既象治壬之形，壬娠之壬，亦象怀壬之形也”。［33］由赵氏对“台”“壬”二字说解，知其所谓“同音并义不为假借”，为一字二义或多义情形。虽为一形二义或多义，但诸字字义彼此互不相干，各自代表本义，也无借用情形。［34］
笔者认为课例打磨类教研论文的撰写一定要清晰的呈现前后三次不同的教学设计，可以按照教学环节呈现，也可以整体呈现.如果按照教学环节呈现(以“分式的基本性质(1)”的磨课为例，详见文[2])，笔者认为可以对每一个教学环节以“首次试教、再次试教、最后试教”的形式呈现三次设计，在此基础上从设计意图、打磨思路、打磨细节进行具体的介绍，详细记录磨课的整个过程.
对照组：继续口服二甲双胍，0.5 g/片，1片/d，睡前口服，同时给予苦味剂调配的安慰剂。观察组：将安慰剂替换为加味六味地黄汤，组方生地、黄芪、丹参、淮山药各30 g，云苓、泽泻、玄参、赤芍各15 g，丹皮、山茱萸、苍术、川芎、地龙各10 g，加水500 mL煎至200 mL，复加水到400 mL，兼至150 mL，分次口服，1剂/d。持续8周。
另外，在古人“形声相益”的造字活动中，不同词的书写形式在义符和声符两方面偶然选材相同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据学者考证，造字同形以占汉字总数90%左右的形声字为数最多。［37］如赵撝谦《六书本义》：“凤凰之朋，即鵾朋之朋，文皆象其飞形；杷枋之杷，补讶切，收麦之器，白加切，又为木名，乐器之枇杷续作琵琶，皆得从木以定意，从巴皆得谐其声。”［38］在这里，赵氏以“文皆象其飞形”“皆得从木以定意”说明了形符或义符在同形字造字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五）音变同形，注释为它字之用者
在假借同形中，有些字或有本字而不用，却用他字来表示，相沿成习，与本字形成同形关系。正如仲洁先生所说：“（有些词）在某一个意义上原来明确有本字，后来却一直不用本字，用了一个音同或读音相近而意义无关的字。 ”［27］如“昆”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昆，公浑切，同也。比日为昆。太阳照临并同之意……又与晜同。 ”［28］“晜，公浑切，兄也。 从眔，及也，及枉弟上者兄之意也。 俗借昆，作晜非。 ”［29］“晜”原是“兄”的本字，借用表示“太阳照临并同之意”的“昆”形来表示。据学者考证，本有其字的假借不完全是仓促之间找不到本字或写了别字，有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譬如：别音义、避重复、求新奇等因素造成的，此外还有仿古、用字不规范等，也都是造成本有其字同形假借的重要原因。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赵氏将“音变同形”分为“转声”和“转音”两类。 “转声”，《六书本义》：“声者，平、上、去、入四声也。 ”［42］“转声”在古代汉语中，主要是由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所形成的音变。如“重”字，《六书本义》：“重，直容切，重畾也。 从王壬出在上之意，东声……转上声，轻之对。又去声，可重也。 ”［43］“转音”，就是指七音互相转化的音韵学现象，包括唇、舌、齿、牙、喉、半舌和半齿等七音的相互转化。如“巨”字，《六书本义》：“果羽切，工所用为方者。从工，中指所为之方。亦作榘或转距、句、萬。俗作矩。转音钜大也。又与续讵同，豈也，谁也。又去声音。”［44］
在古代汉语中，还有一种破读现象。传统的破读，是用改变字的读音以区别字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如“妻”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妻，千西切，妇与已齐者。从女，又持屮以奉箕帚之意……转去声，以女为人妻也。 ”［45］“妻”读“千西切”时，是名词“妻子”之义，当“转去声”后，成为动词“为人妻也”。再如“奇”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奇，渠骂切，异也。大可为奇，犹言最好之意……转居宜切，不偶。亦用畸。”［46］
有些方言词与普通话词语混用，意义不同却采用相同的书写形式。正如郑玄所云：“其始书之也，仓促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47］如“車”字，《六书本义》：“車，尺遮切，舆轮总名。象形。借贝名，作硨非。方音如居。”［48］还如“囷”字，《六书本义》：“囷，区仑切，圆亶，从禾于囗中为意。借戾貌。又贝大而俭者囷，作蜠，非。方音巨陨切。”［49］
三 “同形字”产生原因
（一）内部因素
在汉字词义的派生过程中，有些字虽为本义而造，在一段时间内又用来记录派生词，在为本义造出新的字形之前，有些汉字一形兼表二义，形成同形字现象。 如“要”字，赵撝谦《六书本义》：“要，伊尧切，身中，象窈窕形。从臼，以持为意……从女，上有脑，臼在左右为意。 隶作要，作腰非。 ”［15］“要”本是“腰”的本字，后引申出“要领、关键”之义，《后汉书·南匈奴传》：“深知兵要”［16］。 后造“腰”字记录源词（本字），而“要”则成为派生词的专用字。还如“亦”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夷益切，人之臂亦也。从大，左右指两亦。 亦作掖、作夜非。 借旁及之词。 ”［17］在这里“亦”不仅兼表了名词性质的“腋”和动词性质的“掖”，而且承担了引申义“夜”和假借义的“旁及之词”。
1.语言与文字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受语言发展的制约。关于文字与词汇的关系，姚永铭先生曾指出：“文字与词汇的不相对应，大致上有三种情况：一是语言中已有相应的词，暂时却没有相应的字，也就是说字的产生晚于词的产生，这就是一般所谓的‘有音无字'；一是同一个词，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字来表示；一是同一个字，不同的时代表示不同的词。”［50］在汉语和汉字的发展过程中，词汇产生和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文字产生和发展的速度，词汇呈开放式、无限制发展，数量可以达到无穷，而文字形体则总有一定的限量，无论字形怎么变化，都难以适应词汇不断发展的需要。蔡永贵先生就指出：“语言和文字毕竟不是一回事，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其变化是相对积极的；而字一经产生后便形成了一种体系，有一种稳固性……而文字适应语言的变化是相对滞后的，它一般尽可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用旧字记录新词（包括派生词），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变。”［51］因此，在语言和文字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以有限的字形去记录无限的词汇，必然会出现矛盾、失去平衡。其结果必然使汉字在具体记录汉语中不断增加的词汇时，往往不是一形对一词，而是一形对多词。这便是汉字字库中存在着相当数量同形字的重要原因。
在假借同形中，还有一种同源通假现象，因词义的暗指状态而使文字形义相互通用。赵撝谦《六书本义》称之为“因义转注”，“因义转注者，恶本善恶之恶，以有恶也，则可恶去声下同，故转为憎恶之恶。”［21］“恶”，本指“善恶”之“恶”，因别人的恶劣行径而使人感到厌恶，从而引申为“憎恶”之“恶”。此外，赵氏特别将音读标识出来以音变来释义，强调音读转变对字义转变的影响，以说明词语同源对同形字形成的重要作用。
3.文字系统的继承性。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汉族先人利用本民族固有的造字思维模式创制了一系列集意蕴、绘画、建筑等美感于一身的方块汉字，这些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与汉语词汇的不断丰富发展相比，汉字的产生和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古代曾产生过的字，因所代表的词在语言中消失而不再使用，但它的形体却并未消失，往往被赋予新的意义用来记录汉语词汇，从而导致一个字形记录着古今殊异的音义。如：“而”，赵撝谦《六书本义》：“而，人之切，颊毛也。《考工记》：‘作其鳞之而。'象毛垂下形。亦作耏，作髵非。借语助词汝也。”［55］“而”本为“颊毛”的象形字，后被借用为语气助词后，本义已废弃不用。还如人称代词“我”，赵撝谦《六书本义》：“我，语可切，施身自谓也。 从身省，戈声。 ”［56］“我”，甲骨文写作“
”“
”，本为一种兵器的象形字，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后，本义已消亡。
与此同时值得重视的是调整会计信息系统，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换而言之，就是对会计软件进行全面升级，建立全新的会计信息系统。自会计电算化以来，会计软件提供的服务与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密不可分，本次新旧会计制度的改革工作离不开会计软件的技术支持，对于会计软件升级我们要做的具体事项有：提供医院最新的科目明细表及与原会计科目的对照关系；确认各类会计科目的范围；根据新的会计核算要求确认收入、支出项目调整，包括表格的调整；确认收入项目、支出项目与新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提供会计软件的凭证导入格式等。
考察赵撝谦《六书本义》全书收字，凡因假借而形成的同形字，多是声义相兼。如“西”字，赵撝谦《六书本义》：“鸟宿巢上也，象鸟在巢……亦作棲、作栖非。 借日入方名。 ”［19］“西”本为“鸟宿巢上也”的象形字，因词义引申而假借为“日入方名”。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还有一种类似情况，赵氏称之为“转注而假借”，“转注而假借者，如顷，本顷仄之顷，既转而为顷刻之顷矣，因顷刻之声，而借为顷亩之顷。过，本过踰之过，既转而为既踰曰过之过矣，因既踰曰过之声，而借为过失之过也。”［20］由“顷”“过”二例，可知“转注而假借”之义转与本义义近，义转后所形成假借，也与义转义相关。
（二）外部因素
人们在造字的过程中，由于时代差异、方言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造出了一定数量的异词同形字。
1.时代因素。关于同形字的时代差异，宋代学者郑樵曾有精辟论断：“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59］尽管前代已造出大量可供使用的文字，但后人在使用过程中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裘锡圭先生也指出：“同形字多数不是同时并行的。”［60］如：“吃”字，《说文》：“吃，言蹇难也。 ”［61］亦即“口吃”之义，从古代文献的用例即可证明，《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非（韩非子）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 ”［62］表示“吃饭”之“吃”应是后来才出现的。 再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近指代词“这”，据学者考证，先秦时期读作“鱼变切”，表示“迎接”之义；到了隋唐时期，在佛经文献中又读作“之石切”，与“适”异体；唐以后又逐渐演变成了近指代词。［63］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人们思维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人们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譬如：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吕”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吕，两举切，脊肉，象垂骨联结形。亦作膂，借旅。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子孙因以为姓……续收侣。 ”［64］“吕”，甲骨文写作“
”，［65］像两块连在一块的骨头，表示“脊骨”，［66］现在有些地方却将此字附会成“以口相接”，清·翟灏《通俗编·妇女》：“《元池说林》：‘狐之相接也，必先吕。 吕者，以口相接。'按：此传奇中猥亵廋语，乃亦有本。”［67］因时代因素而形成的同形字，在古籍文献中留下了较多实例，像喝、怕、扛、找、扮、椅、椽、蟁、蛈等字，查阅《说文》《广韵》《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可知这些字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音义。对此，王力先生曾表示：“有些字偶然和字典里的一些僻字同形，但是只有文字学家看见过这些僻字，一般群众是不理会它们的。”［68］
2.地域因素。语言具有地域性，记录语言的文字同样也具有地域性。在汉字的创制过程中，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方言的差异而产生了许多同形字。如：“杷”字，《六书本义》：“杷枋之杷，补讶切，收麦之器，白加切，又为木名，乐器之枇杷续作琵琶，皆得从木以定意，从巴皆得谐其声。 ”［69］某地有“收麦器”为“杷”，因器具为木制，故造字者便造一“从木，巴声”的“杷”字为之；另地则产一“植物”名“杷”，于是当地人又造一“杷”字为之；有些地方还将乐器“琵琶”之“琶”用“杷”来表示。同样是“杷”字，因为造字之人、地的不同，取义亦异。现在，当“枋柄”讲的“杷”已并入“把”字，当“收麦器”讲的“杷”写作了“耙”字。章太炎先生曾说：“古来列国分立，字由各地自造，音亦彼此互异……古者方国不同，意犹相通。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专，各地各造，仓颉采而为之总裁。 ”［70］还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尿”字，有两种音读，均表“小便”。读［suī］时，只限于名词，读［niào］时，既表名词还兼表动词。为何一个字形义均相同而音读不同呢？吕叔湘先生认为，这“是不同方言混合的结果”［71］。
由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情况下，换相失败判断结果与PSCAD运行结果一致，通过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准确判断是否发生换相失败。但如表3中AB两相经20 Ω电阻相间短路，即将发生或避免发生换相失败时，出现了判断结果与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此时换流器两侧谐波含量较大，判断换相失败与否需要计及交流侧三次谐波和直流侧二次谐波，此时对各换流阀实际触发角、换相角、熄弧角进行分析。
3.造字思维的继承性、类推性和创新性。汉字是汉族先民超凡智慧的结晶，它的产生和发展深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汉民族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和继承性，对造字方法的理解、音符意符的运用与前代都相似”，［72］以及造字思维联想的多头性、构字规则的一致性和构字理据的趋同性，使得一些在意义上没有内在联系的词出现字形耦合现象。譬如：“皇天后土”的“后”，赵撝谦《六书本义》：“后，很口切，继体君也。从人口，施令以告四方之意。 ”［73］“后”本是“施令以告四方”的“继体君也”，引申为帝王的嫡妻“皇后”，因“皇后”系女性，便给“后”字加形旁“女”写作“姤”。 《敦煌变文集·叶净能诗》：“皇帝一见大笑，妃姤共贺帝情，应内人惊笑不已。 ”［74］但“姤”又是“妒”的异体字，如张衡《文选·思玄赋》：“咨姤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李贤注：“妒，忌也。 嫮，美也。 言嫉妒者，憎恶美人。 ”［75］在这里，“姤”兼表了“皇后”之“后”与“嫉妒”之“妒”两种意义。
一是科学高效做好防汛抗旱工作。按照国家防汛抗旱工作要求，立足主动，加快现代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的原则，从早从紧从严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四 “同形字”产生途径
（一）同一字形取义的多向性导致一形多用
构形来源与构字理据的多重性是产生同形字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汉字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汉字书写者或个别字形的首创者在记录汉语词汇的时候，偶然选用了相同的造字方式或构件材料，便会产生异词同形现象。如：“回”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回，力隈切，阴阳薄动成声也……作雷。转与囘通，作回、廻、迴非。”［76］“回”“囘”一作水源，一象雷，造字之初因形状相似，而采用了相同的字形。裘锡圭先生对此认为：“分头为不同的词造的、字形偶然相同的字。”［77］还如：“找”，当“寻找”义时读［zhǎo］，是“从扌、从戈”的会意字；读［huá］）时，又是“划”的异体字，“从手，戈声”。张桂光先生曾说：“同形字多数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造字的偶然巧合，不排除同时为两词制字的可能。 ”［78］如：“甭”，读［bà］，北朝俗字以“甭”为“罢”；音［béng］，北方方言以“甭”表“用不着”“不必”；音［qì］，《龙龛手鉴》以“甭”为“弃”。［79］
修水历史悠久，由上奉山背遗址证明，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生活了。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几千年的沉淀，造就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修水称“文章奥府”，为“濂溪弦铎之地，山谷桑梓之乡”，文化教育兴盛，诞生了宋代著名书法家、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清一代帝师万承风，近代“陈门五杰”——清末维新派陈宝箴、著名诗人陈三立、著名画家陈衡恪、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陈寅恪以及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均等众多名人。
文字是语言和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语言的社会属性在于它的约定俗成，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约定俗成的。因此，造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体现出类似于行业性质的社会语言。譬如，化学家为金属元素所造出的一系列字，就充分体现了文字的这种特质。像铊、铬、镐等字，在古代汉字中就已有之，放在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含义。虽然各时代、各地区对文字形体有着不同的约定，但内心经验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凭借这种潜在的经验使人们创制出来的文字，在字形的偶合上成为可能。
语言文字还体现出了一定的阶层性，白维国先生曾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用语言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官场的，行业的，市井的，村野的，狎邪场所的，秘密组织的，鱼龙高下，五花八门。 ”［80］从这个角度讲，造字耦合，有时候也会因为造字者所处的生活环境或所处阶层不同，而使其在造字选材或构形上形成思维观念的差异，使新造的字跟历史上已有的字形，或其他地域及领域已出现的某个字形趋同。总体而言，同一字形取义的多向性是一种特殊语言文字现象，他会因造字者所处时代、地域及其所处社会阶层不同而反映在造字者心理或思维上。
（二）书写变化造成同形字
从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到秦汉的小篆、隶书以及汉以后的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形体历经多次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汉字笔画得到增减、省改和简化，构件发生讹变、更易和类化等，使得原本不同的两个字形讹变成了同一个字形。如：“刀”，赵撝谦《六书本义》：“刀，都劳切，兵器，象形。借小船，俗用刖。 ”［81］此处，“刀”之“小船”义并非假借而来，而是书写变异所致。“刀”篆书写作“
”，“舟”篆书写作“
”，二字的篆体极为相似，随着字形简省和字体的演化，表“小舟”的“刀”逐渐和表“兵器”的“刀”体形混合，从而“形近混用”。 《诗经》：“谁谓河广，曾不容刀。 ”还如“幸”字，甲骨文写作“ ”，象“手拷”之形，为“梏”之初文，音读［gù］或［niè］，隶变后写作“幸”；当读［xìng］时，“从屰，从夭”，会“吉而免凶”之义，隶变后也写作“幸”。两字隶变前区隔明显，隶变后成为同形字。唐兰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讹变是免不了的，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正书，新文字总就是旧文字的简俗字。 ”［82］
文字的省简或汉字的简化也会形成同形字。如：“厂”，赵撝谦《六书本义》：“厂，疑旰切，水至高者，象形，籀从干声。 ”［83］按赵氏说解，“厂”本是“山崖”的象形字。简化后的“厰”也写作“厂”，遂与古“厂”字同形。另外，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受上下文字形、字义的影响，会出现形旁类化现象，使得类化后的文字与字库中已有文字同形。如传说中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因“蚩”字从“虫”，受“蚩”字的类化影响，“尤”字也加“虫”旁而写作了“蚘”，成为“蛔”字的同形字。类似的类化同形字还如：“巴蕉”（芭）、“家伙”（傢）、“家具”（傢俱）、砂鐺（礑）、苍耳（茸）、崩（塴）塌等。
注重整体效果，主题鲜明，创意性强，在构思、手法、样式、材质等方面追求创造性化的表达，艺术性与独创性鲜明。
受里奇理论的启示，如果我们把量子力学的态迭加、坍缩现象引入摄影理论观测，那么可以比较容易发现和理解当代数码摄影的量子—数码世界观转向。令人惊奇的是，后现代理论家们如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让·鲍德里亚等卓越学者，早就站在新世界观（量子—数码世界观）的高点前瞻摄影的发展，牛顿式—传统摄影理论已经悄然向量子—数码世界观转换。这也是数码时代摄影实践转向的理论凝结。
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外，汉字构件的易位、变异、繁简、形近混用、更换偏旁等因素也会形成同形字。譬如，更换形旁：“嫖—標”，《说文》：“嫖，轻也。 从女，票声。 ”［84］《广韵·宵韵》：“嫖，身轻便貌。 ”唐·李元纮《缘墀怨》：“征马躁金珂，嫖姚向北河。 ”［85］此处，“嫖”即“标致，漂亮”，同“標”。 类似字例还如：呞—饲、拰—纴、腕—脘、緽—縝、晲—晥、蕈—蕇、嘀—谪，等等。
(2)相互依赖与信任对信息沟通与共享、不确定性、协调绩效和战略目标都具有直接相关关系，路径系数分别为0.22、-0.18、0.12、0.54，假设H4、H5、H6和H7成立。蒋丽丽(2010)、Fynes等(2005)运用SEM分析提出合作成员的信息沟通质量与频率的提高是信任机制建立的必然前提；本研究结果与叶飞(2009)等人的观点相同，同时都认可高互信水平对组织之间合作绩效改善的积极影响。由路径系数0.54可见相互信任与双方战略合作目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对同形字有关问题的梳理，以及与之相关概念的比较和分析，使我们对同形字的产生类型、产生原因以及产生途径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毋庸置疑，同形字是汉字在汉语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语言文字现象，是形体相同而来源和意义不同的一组字。同形字虽然形体相同，而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却大相径庭。了解和掌握同形字问题，对于我们梳理古代文献材料中一些较为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作用。姚孝遂先生曾说：“客观事物是非常复杂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是非常丰富的，像中国古代汉字这样一种文字在表达概念的时候，如果一一都用专门的符号，势必会产生多得无法计量的文字形体。”［86］因此，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同形字对于控制汉字字数增长、促进文字分化，以及提高汉字使用率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研究同形字对于勾勒汉字发展史和完善汉字理论体系，以及更为科学准确地梳理汉语方言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同形字的存在也使人们在记录语言和阅读文献时产生了词语混淆和理解歧义的困惑。从这个角度讲，辨析同形字现象，对于梳理汉字词义演变、甄别词性、区分异词、探求本字、系联同源和揭示新词的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研究同形字，对我们整理古籍文献、编纂大型辞书，以及订正讹误、辨析异文等，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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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44（2019）03-0010-08
收稿日期： 2018-10-08
作者简介： 张治东（1976—），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和村落民俗文化研究。
【责任编校 李嗣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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