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世界寻求兄弟情谊——试论C.P.斯诺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谊论文,试论论文,斯诺论文,陌生论文,兄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中期前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影响最广、成就最高的作家当推查尔斯·帕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他的作品以对社会道德问题的严密关注表明英国文学中社会现实主义的回归，以朴实简洁客观的表现手法显示出对英国小说与生俱来的传统创作方法的认同。斯诺从接受科学教育开始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因而在观察的客观性和表述的准确性方面与H.G.威尔斯有颇多相似之处。在以往的作家中，斯诺与19世纪中叶堪称英国长河系列小说鼻祖的安东尼·特罗洛普最为相像；斯诺的《陌生人与兄弟们》与特罗洛普的“巴塞郡”系列小说在揭示政界的权力争斗方面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处。60年代的文学评论对于50年代的英国小说颇多微词，以下一段评论对斯诺的创作流露出贬斥的意味，但它确实指明了斯诺创作的渊源和倾向：
可以说——事实上已经有人这样说——他（斯诺）的作品表明了对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次要”小说的回归，……表明了对人们常在贝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小说中见到的那种宣传式的或者“表面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注：Harvey C. Webster, After theTrauma,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Lexington,1970,p.108.）
一
斯诺生于英格兰北部莱斯特城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一家制鞋公司从事下等工作，家境并不宽裕。斯诺以优异的成绩屡屡获得奖学金，在莱斯特大学修完化学专业后又于1928年获物理学硕士，然后赴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从事科学研究，于1930年获博士学位。但是，斯诺并没有倾毕生精力于科学研究的打算，他在1958年《寻求》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我事实上早在18岁那年就知道我最终的事业是什么”。这个“最终的事业”便是文学创作。 他的第一部小说《风帆下的谋杀》 （Death Under the Sail,1932）是一本侦探小说，第二部作品《老人新生》（New Lives for the Old,1933）是一本威尔斯式的科幻小说。 这两本初作除了显示出作者对文学创作道路的探索之外并无值得称道的地方。1934年发表的《寻求》（The Search）是斯诺的第一本严肃小说，它对于科学家生活与工作的描述是他以后作品常见主题的预演。但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两重工作显然是难以胜任的。1933年斯诺毅然中断科学研究，在剑桥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考虑文学创作；至1939年斯诺产生了编写系列小说的想法，但由于战争的爆发而推迟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负责政府战时对科学家的选拔任用。1957年，因在科技和人才管理上作出的重要贡献，斯诺被授于男爵封号。1960年他退出政府公务部门，1964年又应邀复出，在工党政府新成立的技术部担任部长，并成为上议院的终生议员。
在1947年至1970年之间斯诺完成了构成《陌生人与兄弟们》系列的11部小说，记述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展示了一个特别阶层的生活风貌。 它与安东尼·鲍威尔的《伴随时光之曲而舞》（A Dance to theMusic of Time， 1951 —1975 ）和多丽丝·莱辛的《暴力的儿女》（Children of Violence，1952—1969）并列为战后最重要的长河小说。除小说之外，斯诺一生还发表过八部剧本，六七十年代还在英美多所大学接受了荣誉称号和从事讲学。
大凡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并不擅长于人才的识别和开发，而从事人才管理的行政人员又缺乏科技专业方面的判断能力。斯诺以文理兼备、学术与行政并长的特殊才能长期从事政府部门对科技人才的开发管理。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思考也反映在他的论著之中。1959年他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 将现代社会中的文人与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相对比，指出两者之间的鸿沟之深已经到了相互难以交际的地步。他还指责本世纪的重要文人如劳伦斯、T.S.艾略特等人的思想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蔓延。他指出了造成这种对立的教育方面的原因，并提出改革教育以求弥补的办法。他的这些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他也因此被认为偏袒科学，无端攻击文人。英国著名学者F.R.利维斯也对他进行了猛烈的反驳和攻击。1960年，斯诺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政府》（Science and Government）的讲话，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德国实施的狂轰滥炸为依据，探讨政府部门在重大决策上过分依赖个别“科学巨头”的危险性。斯诺的这些意见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尽管斯诺和F.R.利维斯因“两种文化”之争而剑拔弩张，尽管斯诺因贬责劳伦斯而被推崇劳伦斯的利维斯斥为对文学“一窍不通”，这两个誓不两立的人其实在文学最根本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强烈不满20世纪的实验小说，反对对小说的形式和语言所进行的大量试验；他们因此都可以被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和评论家视为“保守”和“老派”。斯诺与他的“战友”威廉·库珀和同为知名作家的夫人帕米拉·约翰逊一起呼吁反对现代派实验小说。在斯诺看来，实验小说将小说引上无聊琐屑的歧途，脱离了该时代重要的文化生活。他指责以亨利·詹姆斯、弗吉尼娅·吴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等为代表的“实验性”小说是一件咄咄怪事，他说：
……这种方法（指吴尔夫和乔伊斯的创作方法）的实质是通过短暂时刻的感觉表现动物性的经验，它有效地革除了小说中活的传统所赖以存在的那些因素。小说于是不再有观点的表述和道德的关注，那种深察细究的才思也消失殆尽。这个代价太惨重了……所以“实验”小说要死于饥饿，因为它摄入的人生材料太少了。（注：David Lodge, The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71,p.18.）
斯诺确信艺术作品贵在交流，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传达他对生活的观察；而现代“反小说”失去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斯诺认为，20世纪文学的美学观不能脱离对生活的社会性观念。他还声称对英国小说影响殊深的意识流技巧不是拓宽了小说的路子，而是使小说更加狭隘；它对表现个人恍惚迷乱的意识或许有用，但对于更趋社会化的题材——如它的基本题材科学和政治——就显得不敷应用了。 斯诺在1959 年一篇题为《“大西洋的哪一边？ ”》（“Which
Side
ofthe Atlantic？”）的文章中说，英国人比美国人更乐于写现实主义小说，美国人现在不是热衷于象征主义便是醉心于自然主义；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在美国十分畅销，但是他断言他不想当一个美国式的作家。斯诺对现代实验小说的种种非议和指责表明了他所坚定不移地选择的文学方向和创作道路。
斯诺也对现代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大为不满，指责经院派批评家，尤其是新批评派，将文学作品看作纯粹的语词结构，这种批评方法只能对付规模有限、范围狭窄的作品；但面对托尔斯泰、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宏篇巨制它就束手无策了。
现代英国小说中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实验革新的两派之争始自世纪之初。威尔斯、贝内特、亨利·詹姆斯、吴尔夫和劳伦斯都曾为自己的主张大声呐喊过。在30年代，斯蒂文·斯彭德等一代年轻作家也曾对现代主义文学作过猛烈抨击。斯诺和库珀等人对实验小说的批判再一次表明在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回归英国文学的顽强决心。
二
斯诺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长河小说《陌生人和兄弟们》由11本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小说组成，均由路易斯·艾略特用第一人称叙述；在四本小说中他是主人公，在其余各本中他主要是叙述者和评论员，在几本中他由纯粹的叙事者变成故事中各利益相左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调解人。小说以英国知识界和科学界为舞台，活跃于其间的人物大多为科学家、律师、政客与公职人员等。系列小说的题意是，在这个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的社会里，直面相对的个人既可能形同陌路，又可能情同手足。只有当陌生人亲如兄弟时，并存的生活才有可能变为共同的生活；也只有这样，相互间的谅解才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注：豪斯特·W ·特雷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英国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1页。）然而困难恰恰在于，在这个追名逐利、你争我斗的世界上人们如何才能达成谅解与共识。系列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包括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人的欲望和情感以及它们与理性的对立，个人在组织机构、官僚系统之中的作用与活动等等，但核心问题始终是个人抱负与社会和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系列小说通过自述经历和观察他人经历展示路易斯·艾略特的人生道路，但是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它以扩展和隐含的方式对我们时代和社会中一个相当广大的阶层的心理和道德结构进行了探索。”（注：William Cooper,C.P.Snow,Longman,1971,p.11.）
小说发表的时间顺序与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并不完全一致。为方便考察起见，本文将按照作品中事件发生的顺序讨论评述这11本小说。
在《希望的年代》（Time of Hope，1949）中路易斯自述他从九岁以来的经历。路易斯聪明而多情，自从事下层职员公务开始，至28岁时已成为一位年轻的律师；但是他终于认识到他的才智与雄心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事业正受到婚姻痛苦的阻挠和损害。他的妻子希拉自私而诚实，美丽而怪戾；她生性悲观而精神趋向分裂。路易斯对她既爱又恨，既迷恋得不能自拔，又反感得难以摆脱，只能以忍耐和克制承受无情的打击和无穷的折磨，试图以意志的力量来克服那种摧残幸福、破坏事业的阻力。他几度痛下决心与她分手，但在小说结尾他无可奈何地认识到：“我必须与她在一起，我别无选择”，“因为，就这么简单，她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虚荣和痛苦，而这就是我特别的爱。”小说在这里由自我表述转为自我发现，路易斯在认识自己感情和事业危机的同时也似乎看到了与别人结成紧密联系的必要与希望。
希拉是斯诺小说中描绘鲜明、刻划生动的女性形象之一，作者以清晰的语言和流畅的风格表现路易斯夫妇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这恰恰是这本小说的成功之处。
在《希望的年代》里与路易斯的青年时代的生活交叉在一起的是他的朋友乔治·巴桑特生活经历的花絮和插曲。《乔治·巴桑特》（George Passant，1940，初版时题为《陌生人与兄弟们》）叙述同名主人公的悲剧经历。乔治比路易斯年长六岁，是北方小城里一个才华横溢、富有魅力的年轻律师，在夜校讲课时吸引了一批无论在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指引的年青人，26岁的路易斯便是这群有抱负的青年中的一个。对于这群青年人来说，20年代中期是个艰苦工作、充满希望的年代，乔治也具有成大器的基本素质。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建立在自由和希望基础上的理想王国。每个周末他将这群青年（包括若干女性）带到城外一个幽闭的农庄上尝试所谓社交和观念上的绝对自由，甚至实行男女混居。在小说的结尾他因涉嫌诈骗钱财而受到控告，虽然被判无罪却名誉扫地。他虚构的理想王国割裂了他与现实世界普通人生的联系，而他盲目的狂热又掩盖了他的道德动机。尽管他聪明能干而雄心勃勃，但是他对社会人生并无深刻的思考和透彻的认识，只有出于本能和直觉的反应。最后，乔治对肉欲的沉溺和挥霍导致了他的危机。他对恣肆淫逸的欲望与他对理想的追求一样强烈，在内心深处他孤独不安，在那个充满敌视的人世间他是个羞怯的陌生人。法庭审讯中一位律师的辩护词进一步揭示了乔治个人的性格理想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他代表一个时代和一代人，这一代人就在我们身边，却不幸迷失了方向。”这位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些年轻人是他们时代的孩子；如果他们浪费了人生，请责怪这个时代，而不要责怪他们。我们不是在审判他们白白糟蹋了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在审判他们那种致命的自由观……（注：David Shusterman,C.P. Snow, Twayne,Boston,1975,p.83,p,124,p.138.）
在乔治·巴桑特身上我们或许能看到20年代欧美迷惘的一代的青年放浪形骸的若干影子。这个人物的特殊理想观念和心理结构是在此以前的英国文学中并不多见的题材，因此可以说，《乔治·巴桑特》是40年代前后英国小说中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
在《乔治·巴桑特》的后半部分，叙述者路易斯·艾略特已在伦敦从事法律事务，他出于个人感情应邀回来为乔治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在随后的《富人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the Rich，1958）里，路易斯继续担任叙述者，以1927年到1936年的伦敦为背景，讲述一位与他同龄的朋友查尔斯·马契的经历。查尔斯出身于一个有权势的犹太裔富裕家族，父亲是个固执而专制的家长，坚持按照马契家族的传统和家长的愿望安排儿子的生活道路，引起父子之间的冲突。查尔斯与乔治·巴桑特一样反对社会陈规的约束而追求自由，他陷入了自己出于本性的追求和家族强加的意志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尤其为一种“富人的良心”或富人的罪疚感所折磨。他感到他们家富而不仁，家族的财产并不用于公众的利益；他也不愿被别人怀疑他事业的成功是借助家族的财富权势而得来的。他对路易斯说道：“如果我继续投身法律，我就是承认我属于有财富有权势的犹太人世界……成为这伙人中的一员，而遭到外界人的唾弃……”。为了反抗家长的意志和家族的传统，查尔斯有意放弃前途未可限量的律师职业而改行学医，试图对社会有所裨益。他继而再次违背父命，与一个名叫安茵的犹太姑娘结了婚。安茵是个左翼分子，用内部情报揭露保守党政府与希特勒德国的秘密武器交易，使马契家族爆出丑闻，还断送了家族一位要人的政治前途。查尔斯宁可失去家庭的遗产和弟兄姐妹的情谊也坚决站在妻子一边。小说中这些虚构的事件发生于慕尼黑协定两年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各种权力利益集团的纷争，也显示出在政治观念上倾向于工党的斯诺对保守党政府的态度。
《富人的良心》与《乔治·巴桑特》一样塑造了一个青年反叛者的形象。查尔斯和乔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对社会陈规所强加于青年一代的桎梏和枷锁，他们的反叛也确实给了怡然自得的传统势力当头一棒，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求得他们所要的那种自由。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查尔斯父亲这个既有深度又很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个顽固守旧的家长既专横独断，对子女却又不乏那种执拗的占有性的爱，斯诺对他的喜剧性处理中又不无同情的因素。但是《富人的良心》也暴露了斯诺在叙述角度上的混乱。小说既然以路易斯的第一人称叙述，情节的铺陈和心理的描绘须从叙述者有限的视野展开，但是作者却赋予路易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对于各个人物，尤其是对查尔斯父亲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感了如指掌，甚至感同身受。这种叙述角度上的混淆和技巧上的疏漏既影响了作品的可信度，也被一些评论者看作斯诺对小说的艺术形式缺乏追求的一个话柄。
《光明与黑暗》（The Light and the Darkness，1947）的故事始于1935年，当时叙述者路易斯与主人公罗伊·卡尔弗特同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罗伊是个才华横溢、风度优雅的青年学者，年方25便已闻名遐迩，功名利禄垂手可得，又有美貌女子仰慕钟情，然而他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他是专攻始创于二世纪的摩尼教经典文献的权威。这种被正统的基督教视为异端的宗教二元论认为，人的灵魂发端于光明王国，人的肉体脱胎于黑暗王国，两者处于对抗，而罗伊本身的生活便是这种对抗斗争的反映。罗伊患有躁狂型抑郁症，一阵精神异常亢奋，一阵情绪极度抑郁，每一周期之间靠纵情酒色、放荡不羁来度过生理与精神上的危机。他的忧郁症愈趋严重，作为朋友的路易斯担忧他会自取毁灭。此时战争已经爆发，罗伊从路易斯处听说战争时期飞行员最易丧生，于是加入空军，频频执行轰炸任务。小说结尾，罗伊婚后得子，正当生活开始有目标的时候偏偏不幸阵亡。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战争爆发前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气氛。战前剑桥学院里不少资深研究员保守右倾，像罗伊一样轻信甚至同情纳粹德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慕尼黑协定所反映的英国绥靖政策在上层社会的思想基础。小说后半部路易斯已在政府供职，在谈论当局对轰炸的策划以及对空袭战绩的夸张宣传时也透露了政府对舆论的左右和对公众的蒙蔽。《光明与黑暗》是斯诺小说中情绪最忧郁阴沉的一部，也是英国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涉及二战题材的小说之一。
《院长们》（The Masters，1951）无疑是斯诺最出色的作品， 它记述1937年剑桥学院内围绕院长选举而发生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场校园内的权力斗争勾划出各种力量为一己私利分化组合、投机取巧的众生相，是社会大环境里狗苟蝇营的权力政治的缩影。老院长行将就木，学院需要新人接替，13名高级研究员（包括路易斯和上一本小说的罗伊在内）分成两派，分别支持两名候选人，候选人之一雅各是一名人文学者，权欲熏心，活跃而老练。负责他竞选工作的布郎和克里斯托尔其实都是老于世故的政客，学术上早已庸碌无为，靠在校园政治中的出头露面维持他们的影响。另一位候选人克劳福德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出色的管理人员，他对当选与否持一种冷淡超脱的态度。竞选双方势均力敌，在曲径通幽的校园里，在古色古香的17世纪厅堂内，在觥筹交错的酒宴上到处充满了拉拢分化的暗中活动，只是在关键时候由于克里斯托尔的倒戈才使克劳福德以一票之多当选院长。克里斯托尔的改换门庭无非是想以使天平倾斜的决定性一票赢得新任院长的青睐，以求日后飞黄腾达。这批研究员中的另一个“恶棍”型人物是纳廷盖尔，他猜疑妒嫉，因怀疑克劳福德阻止他进入皇家学会而投靠雅各一边，指望日后能被委以要任。雅各和他的竞选班子明知此人别有所图，但为了保住这宝贵的一票而只得对他屈尊俯就，赔尽笑脸。斯诺通过这场学者文人之间的权力争斗试图说明，教育与科学并不一定能带来客观公正，理性和正直在重大的决策行动中往往被私利和宗派所击溃。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克劳福德的刻划过于简单刻板，但总的说来还是以犀利的笔触和明快的线条勾勒出了一幅混迹于校园权力斗争中的学界政客的群像图。
《新人》（The New Men，1954）中的新人是一批原子能科学家，他们在1939—1945年战争时期以特殊的方式进入国家事务，在设于英国乡间的一个研究基地内从事原子弹研究。路易斯此时已在政府供职，而他弟弟马丁是该基地的研究人员之一，因此路易斯能同时从外部和内部观察他们的活动和变化。这群科学家只信奉科学的真理，一心一意从事研究；及至发现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用于杀戮人类时，他们始而情绪上大为震动，继而良心上深受责备，开始感到对人类的命运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群新人是独立地开辟人类新的知识和技术领域，还是成为政府内掌握权势的旧人的工具？这是一个严峻的主题，但可惜的是它在小说中因被其它次要主题所冲淡而未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中一个从属的主题是路易斯对马丁那种带有控制性的兄弟之爱，他试图像《富人的良心》中的老马契控制儿子一样为马丁规定每一步行动。但是，逐渐成熟起来的马丁愈来愈抵制兄长的意旨，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取得独立的人格。作品中还穿插了一条政治间谍的故事线索。有一名研究人员被怀疑亲苏泄密，但是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他只是一时疏忽，并且所涉及的资料也无关宏旨，因此大可不必深究。马丁虽是一个平庸的科学家，但因追随多病的负责人此时已成为基地的要人。他坚决主张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借此机会他可以越过比他更为多才和年长的科学家而问鼎基地的大权。马丁这种乐于踩在别人背上往上爬的行为使路易斯大为震惊，但却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青睐，因为他们在科学家中间找到了一个能贯彻他们狭隘的政治利益的驯服工具。小说最后，马丁因出于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愤怒而放弃跻身权力走廊的机会，回到剑桥去从事教学工作。
以上六本小说构成了《陌生人和兄弟们》的第一轮。50年代中期以后的两本自述经历小说和三本转述他人经历小说又构成了这部系列小说中的第二轮。
三
《回家》（Homecomings，1956 ）也是艾略特·路易斯的经历自述， 其中的事件始于《希望的年代》结束五年之后的 1938 年， 终结于1951年路易斯第二次结婚。路易斯跻身政界，平步青云，在公务职能中游刃有余，但家庭生活却危机重重。希拉的精神症状愈趋严重，他们的婚姻已濒于死亡。路易斯时时担心他对妻子的忧虑会危及他的事业，同时又常感慨于他的自我发现：“在我本性的源头有一种自尊与虚荣，它们不仅使我对自己漫不经心，并且还阻碍我与别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结成最深厚的关系”。这种爱、恨、惧相交织的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一直拖延到1941年希拉自尽时才终止。随后路易斯与玛格丽特相遇，两情相倾。玛格丽特聪慧美貌，但个性很强，以她特殊的敏感看清了路易斯性格上的弱点：“对于那些无求于你的人你毫不自私，对于那些想拥有你的人你却冷酷无情。你对大多数人善良仁慈……但到头来你只会使爱你的人伤心。”玛格丽特终于离他而去，另嫁他人。数年后他们再度相遇，发现岁月的流水并未洗去旧日的情谊，分离后的思慕更加深了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情。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他们终于结成夫妻。一天晚上当他们双双回家时，路易斯的一番话点明了小说的题意：“这正是我孤独寂寞时所憧憬的回家，但以前它只属于别人而不属于我。”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回家与小说开端使他寒心的回家形成了强烈反差，也与《希望的岁月》开头的还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件》（The Affair，1960）将背景移到1953—1954年剑桥的校园。如果说《院长们》展示了一场围绕权力利益而进行的角逐，《事件》则描述了一场为维护司法公正而开展的斗争。所谓的“事件”是学院内一位研究员霍华德因涉嫌在科学实验中弄虚作假而受到开除处分。但是另一位研究员发现对欺骗行为负有责任的应是一位前任研究员，霍华德是无辜蒙冤。路易斯的弟弟等一批年轻研究员支持霍华德，但由四名资深研究员组成的审议庭一则担心如此丑闻会使他们有失体面，二则厌恶霍华德的极端左翼思想，因而拒绝为霍华德翻案。在第三次审议中路易斯应邀为霍华德提供法律咨询，并在审理时据理力争，终于使审议庭纠正原判。但是，霍华德虽被撤消开除处分，恢复原职，但一旦研究员资格期满就不再会获得延聘。政治观念上的好恶和权力结构的干预未能使公正得到充分实施。这场争议的核心是，不管一个人的信仰观念如何，司法的正义是不是应该公平地赋予每一个人。学院中的一部分研究员因讨厌霍华德的左倾思想和冷漠性格而反对为他复议平反。司法的公正受制于政治的偏见和权力的组合，剑桥校园里的这场斗争又是社会上更大范围内政治斗争和权力组合的缩影。小说有严肃而深沉的主题，但是斯诺在致力于事件的叙述时对人物的刻划却流于平板单薄。
《权力的走廊》（Corridors of Power，1964）终于从《院长们》和《事件》所表现的微观的政治斗争走到了宏观的最高层次上的政治斗争。故事发生于1955年到1958年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可悲失败的记忆犹在，一场大选又迫在眉睫。在议院雄辩滔滔的大厅里，在政府机构密谋策划的办公室和走廊里，在歌剧演出的幕间，在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这一幕幕戏剧性冲突的核心是20世纪生死攸关的一件头等大事：热核战争爆发的前景。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年轻的保守党议员罗杰·魁也夫。他雄心勃勃，风度翩翩，富有政治远见，充满热情理想，作为国防大臣在议院的助手，他未尝不在觊觎大臣的职位。在公开场合他按党的调子满口官话，在私人交往中他用出于理智、发自肺腑的声音倾诉己见。他认为，核战争危险必须避免，而避免之途在于英国必须逐渐裁减核装备，限制核竞赛。他知道这些主张可能有悖于议院里的普遍感情，他甚至也可能因此葬送政治前程，但他仍然坚定不移，为此准备了一份白皮书。他把路易斯·艾略特视为人生密友和政治知己，路易斯也乐于为他效劳。最后，议院对白皮书的表决敲响了罗杰政治生涯的丧钟。作为活跃参与的叙述者，路易斯解不开的谜是，在国家最高机构里权柄究竟属于何方。权力似乎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人人都追而求之，却无人能据而有之。作为罗杰上司的国防大臣吉尔贝勋爵是战时的英雄，他感慨英国在核时代国力的衰落，将一切试图削减武库的主张视为不忠和背叛。他被首相解除职务后在上院激愤地谴责削弱国防的行径。路易斯虽然不能不为他的言辞所触动，却不知他的慷慨陈辞究竟是出于爱国的热诚，还是对罗杰·魁也夫的嫉恨。吉尔贝勋爵老一套大英国的爱国观念已经不合新时代的潮流，但它所唤起的对昔日辉煌的骄傲和惆怅却依然在无形中影响着现实的政治。
在下一本小说《理性的沉睡》（The Sleep of Reason，1968 ）中斯诺将他的目光转向当代西方社会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故事发生于1963—1964年间，路易斯·艾略特作为故乡一所学校管理机构的成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小城。从最早创作的《乔治·巴桑特》至此近40年间，故乡虽已面目全非，但是，路易斯发现“人的本性依然未改——当理性沉睡时，人仍然能以难以意料和怪戾变态的方式引发兽性”。 （注：David Shusterman,C. P. Snow, Twayne,Boston,1975,p.83,p,124,p.138.）小说的核心事件是一宗性变态的谋杀， 两个年轻的同性恋女子虐待并杀害了一个男孩。这两个女子中的一个便是《乔治·巴桑特》中的主角乔治·巴桑特的侄女。40年来的人事沧桑并未改变乔治的信仰，而战后西方的性开放更助长了那套思想的蔓延。他依然还在主张追求极端的自由，鼓吹摈弃社会陈规的约束而尽情享受本能欲望的满足。他的侄女科拉则是乔治新一代信徒中的一员。乔治·巴桑特是斯诺笔下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力图撕去裹在人的动物性本能外面的一切文明外衣。然而，使理性清醒、令兽性禁锢的关键是教育，小说的前半部分其实是关于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教育是否要严守传统道德问题的争议，这场争议充分显示了新旧观念之间和两代人之间的严重分歧。
《终曲》（Last Things，1970 ）作为《陌生人与兄弟们》系列小说的压轴之作，它缺乏核心故事和统一严密的结构。小说的主要事件发生于1964—1968年间，它分别处理几组不同的题材，其中一个新的题材是年轻一代的活动和观念。剑桥大学的一群学生——路易斯之子查尔斯是其中之一——结成新左派，游行集会，抗议示威，还策划窃取重要文件以证明校方与军界联手从事细菌战研究。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路易斯对人生的反思。他因眼疾而开刀，在手术过程中心脏短时间停止跳动，这一起死还生的经历引发了他在缠绵病榻之际对以往经历的反省。路易斯年逾60，脱离了功名利禄，心绪渐趋淡泊宁静，神态也更加矜持谦逊；因此回眸人生、返顾社会也能更加超脱与客观。《终曲》还承袭了《理性的沉睡》，进一步探索路易斯与查尔斯的父子关系和两代人的代沟。路易斯希望儿子能跟随父亲足迹，成为剑桥的研究员。但是，当儿子决定当记者远走中东时，他也只能淡然接受。小说结尾重现了《回家》一书的情景。他与妻子双双夜归回家，当时夜色温柔，他们心情坦然，别无忧虑。“因为那天晚上，一切都平和安静”，他可以“期待明天的到来”。这部长河系列小说在淡淡的略显空洞的乐观音调中落下了帏幕。
《陌生人与兄弟们》洋洋洒洒11卷，前后跨越半个世界，记述了一个人物的自身经历和人生观察，展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世态人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图景。叙述者和主人公路易斯随着世事的沉浮和人生的甘苦经历了不同的心理和感情状态，从深沉的忧郁到谨慎的乐观，从谨慎的乐观到模糊的希望。往事不堪回首，前程难以预料；“不确定性是路易斯·艾略特结束这套卷帙浩繁的系列故事的合适的音调”。（注：David Shusterman,C. P. Snow, Twayne,Boston,1975,p.83,p,124,p.138.）
在完成《陌生人和兄弟们》之后斯诺还发表了两本小说。《反叛》（The Malcontents，1972）是一本富有60年代气息的小说， 反映当时青年一代的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的动荡，再次表现斯诺的一个基本主题，即权力的正当运用和滥用权力可能造成的后果。
《智者见智》（ In Their Wisdom，1974 ）围绕一份有争议的遗嘱而展开法律上的争端，涉及老年、病故和继承等现代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小说既有深邃的思辨，又有一定的娱乐性。
四
尽管《陌生人与兄弟们》的创作时期前后跨越30余年，但贯穿于系列小说始终的是斯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注。像世纪中期的许多英国作家一样，“斯诺从道德和理智的立场出发，摈弃追求美学的小说家，认为他们放弃了责任。对个人特殊悲剧的过分关注意味着对社会需求的无动于衷，这种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注：Suguna Romanathan,The Novels of C. P.Snow,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78,p.6,p.6.）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道德的关注表明斯诺继承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他的长河系列小说表明“对人道的关注是斯诺创作意图的主要观念，居于此后的才是为了自我的了解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作的对个性的探索”（注：Suguna Romanathan,The Novels of C. P. Snow,
CharlesScribner's Sons,New York,1978,p.6,p.6.）。
如前所述，《陌生人和兄弟们》的书名本身标明了系列小说的主题。在富有竞争性的现代社会中，斯诺小说的人物有的热衷物质享受，有的崇尚权力地位，有的寻求自身价值，有的追逐狂热理想；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学院里的明争暗斗，同僚之间的虚情假意，父子之间的隔阂对立……。在独自的挣扎与奋斗中，个人是孤独陌生的。在这里，斯诺忠于现实主义传统的社会小说其实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中一个最根本的危机，也是现代文学中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即人与人之间和人对自我的陌生化，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早在1938年，斯诺就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说，他想考察一番，“我们落到目前这样的局面，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阶级和时代的偶然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不可变更的内在原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斯诺展现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社会舞台，描绘了从外省小城的中产阶级下层直到大都会的上层权贵阶层的生活与活动，从犹太家族官商混合权力与财富的勾结到原子能研究基地上科学与政治、良知与利益的冲突，其社会背景之广阔，生活情景之多采，大大丰富了英国的小说创作。在一个缺乏政治和道德健全的社会里，斯诺对人的生存状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察具有悲剧的气氛。但是，他的作品毕竟不同于当时流行于欧美、一味表现存在荒谬和无意义的小说和戏剧，因为他在悲剧的气氛之上又添加了一抹——哪怕是淡淡的一抹——希望的光芒。他在陌生冷漠的世界上探索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在孤独荒凉的人生道路上寻求兄弟般的情谊。他看到，面对共同的困境，出于共同的需要，展望共同的未来，人与人之间也有可能成为兄弟，从这一点上说，“斯诺的整个创作生涯可以看作是在探求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聚合起来的某种方式，当然这不是通过基督教福音传道会或通俗人道主义的庸俗方式，而是通过显示人类共同目标的方式将人们聚合起来”（注：Frederick R.Karl,C.P.Snow:The Politicsof Conscienc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Carbondale,1963,p.25.）。
《陌生人和兄弟们》的语言风格简练朴实。斯诺喜好使用日常语汇，因为熟悉常用，才能写出日常生活自然的真实感，也使叙述者显得更加贴近可信。然而，朴实无华的文字表面上尽管显得平淡无奇，但也时常能泛起阵阵幽默含蓄的涟漪，这在后期的小说中更为明显。但是，五六十年代的评论界对现代主义形式革新的期望甚高，不少评论家埋怨斯诺缺乏对风格精致形式完美的不懈追求，是最不注重作品美学形式的当代作家之一。有位评论家将小说家分为风格精致和新闻体风格两大类，斯诺像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威尔斯一样，在面对诘难时毫不含糊地声称他乐于被归入后一类。在斯诺看来，过多地关注语言风格形式只会使作品偏离日常自然合理的交际而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
小说结构的松散和缺乏严谨的组织是斯诺受到评论家非难的另一方面。斯诺的作品在谋篇布局上确实也参差不齐。《院长们》和《智者见智》是结构比较紧凑的例子。《院长们》具有时间、空间和事件的统一性，院长选举这一核心事件将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斯诺在叙述过程中对人性所作的分析说明也显得恰如其分。然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当小说缺乏强有力的故事核心和情节主线将各种事件细节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时，作品的结构就流于松散甚至凌乱。像《理智的沉睡》就明显地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记述剑桥学院内对激进学生的处分，后半部叙述两个同性恋女子谋杀案的审判，彼此游离，不成一体。在《权力的走廊》里，罗杰的婚外私情也游离于核军备纷争的主线以外，与小说的政治、社会主题无紧密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斯诺为了重现生活本身的松散无序，因而有意避免严密有序的结构形式。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斯诺的作品不乏深切的道德关怀，他寻求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孤立，化陌路人为朋友和兄弟。然而他泥守传统，反对革新，排斥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当时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文学界盛行试验与革新，因而评论界对他的反应似乎总是毁誉参半，甚至贬多于褒，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战后英国的小说界毕竟是现实主义成大气候的园地，作为一位重要的小说家，斯诺对于50年代及以后现实主义在英国的再度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