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域下民族地区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研究
付荣文1,2陈坚林3
（1.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2.遵义医科大学，贵州·遵义 563003；3.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83）
摘 要： 论文基于外语课程改革背景，从文化自觉的视角探究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在公共价值追求、政策主体的价值倡导、利益群体的价值协调方面的基本特征，并通过问卷调查及质性访谈对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外语教师展开实证调研。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基础阶段外语教师大多比较认同外语教育政策的公共价值属性，需要观照民族学生的特点及个体差异；在价值倡导方面秉持以学生为中心来组织教学活动。作者认为在利益协调上需要提高外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从而实现文化自觉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 文化自觉；民族外语教育政策；政策价值
民族文化及其精神内核的传承与发展既需要“他者”的理性意识、高度的责任和良知，更需要作为“我者”的文化自觉。[1]作为传播文化和宣传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外语教育的“外向型”价值取向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学生无论是学习外语文化还是汉语言文化，均需要语言能力作为支撑。当前符合民族地区各级学校校本特色的外语教学实施方案比较欠缺，民族学生的特点及个体差异在外语教学活动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民族地区外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亟需提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强势信息媒体进行单向文化输出，而民族地区本土文化日渐式微，文化生态严重失衡。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需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秉承文化自觉的理念，以中华民族的自我教育为导向，彰显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功能，开辟外语教育发展的新方向。[2]
一、相关研究综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蕴含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等重要内容。习总书记的几次重要讲话，提出将凝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主要是指文化主体对其本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和形成过程，以及该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这一概念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的雏形。在新时代背景下，从国家总体性文化建设层面提出文化自信，可以看成是文化转型的升级版[4]。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新时代的文化自觉是指民族同胞对中华文化及蕴含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对作为“他者”的外语文化有清醒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在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中明确自身所处的位置。
根据以往研究，个体特征属性的性别、教育、经济状况会影响保健食品的风险认知情况，本研究中通过相关分析，经济、教育程度影响着中老年民众的保健食品风险认知，保留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将风险认知影响因素按照知识理解、健康意识、信任信心、信息来源四种情况分别引入回归分析模型中，发现模型都有相应的变化，说明这4个类别内容一定程度上都影响着中老年民众的风险认知。具体为把保健食品安全知识理解引入，建立模型A；把健康意识引入，建立模型B；把政府信任、企业品牌信任、专家学者信任作为变量引入，建立模型C；把专业医务工作者、亲朋好友、标签说明、专家学者、媒体广告5个变量引入，建立模型D，具体详见表4。
Hogwood＆Gunn （1984年）[5]提出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内容、过程和价值三维框架。该模型跳出了以往政策研究重文本分析的藩篱，加强了对政策过程及政策价值的研究和判断，从根本上拓展了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围和视角。教育政策价值考察是教育政策分析中最根本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政策价值研究需要确立公共价值追求，核心内容是用参考价值目标来对价值事实进行评判,包括教育政策的公共价值取向、政策主体的价值倡导、利益群体的价值协调三个方面[6]。
二、外语教育政策价值考察
（一）教育政策的公共价值取向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来收集数据。作为教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教师对于政策的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论文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基础阶段的外语教师。研究者首先对贵州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外语教师进行开放式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分析，结合文献综述就外语教育政策价值部分进行探究，形成价值研究的三个一级维度，即教育政策公共价值取向、政策主体的价值倡导和利益群体的价值协调。再根据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变量，结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的相关要求编制调查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Likert scale)设计，编制完成后进行小范围试测，回收到有效问卷50份，对数据进行分析，再结合文献参考及专家建议，对问卷进行修订完善，形成正式问卷之后设计了纸质版和网络版（内容完全相同）进行正式问卷调查。
（3）差别化模式操作灵活、效率高，更适合在房价较低的中小城市实行。一方面，各地市可根据贷款市场需求调整基本住房面积，公积金中心通过与商业银行合作，可提高公积金贷款的受益覆盖群体，提高贷款普惠程度。另一方面，公积金中心联合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贷款资金的供应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控制成本方面有天然优势，可避免到期还本压力及“公转商”贴息贷款压力。
数据显示，88.3%的外语教师认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来组织教学活动，该题项的均值达到了4.39。陈坚林教授（2005年）[9]曾撰文剖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深刻内涵，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Chomsky语言学理论及认知教学等理论为“以学生为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生中心论”主张学习应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把学生看成是外语教学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基础阶段的英语学习活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整合性学习，通过主题、语篇及知识（语言与文化知识）等维度来实现。单纯的外向型兴趣驱动还不足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应与更高层次的内涵型价值驱动相结合。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是高中阶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文化课程。课程理念是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多元文化意识，理解中国文化，增强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及社会信息化趋势。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反映学生的成长需要，发挥学科育人的优势和地位。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关涉三语教育问题，需要观照民族学生在外语学习中认知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现实困境，民族地区多与外国接壤，语言问题很容易上升为非传统安全因素。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在规划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民族学生的个体特点，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三）利益群体的价值协调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的初衷是为充分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语课程中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着力发展基础阶段学生核心素养，转变新时代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及国际视野能力。
入库河道生态护坡除了满足防洪工程安全、水土保持以及美化环境、日常休闲外，同时还兼顾维护各类生物适宜栖息环境和生态景观完整性的要求。因此，生态护坡的建设需在防洪工程建设和安全管理与生态保护和修复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目前常用的护坡技术有：①自然型材料防护方式。通常采用植被、木桩、石块等自然材料维护河岸稳定性，保持河岸自然特性。②生态型材料防护方式。通常采用三维植被网、生态混凝土、鱼槽等生态型材料维护河岸稳定性，保持河道自然性，该种方式通常用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河岸防护。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民族学生的特点及个体差异”题项均值达到了4.48，有93.2%的外语教师认为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需要关注民族学生的特点和个体差异。民族学生学习外语属于三语教育，与汉族学生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外语存在较大不同。如果还是采用与汉族地区一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势必会忽略他们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等元语言意识发展方面的特点[7]。梅德明（2017年）教授也指出，新时代的外语教育要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就要把选择权和主动权尽可能地交给学生，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相互协作，把学生放在所有问题的核心位置上[8]。然而，通过现实调研，我们发现很少有学校会根据本校学生特点来规划相应的外语教学方案，在民族文化自觉方面信心不足。如初中部的杨老师所言：我们学校外语教学采用的是国家统一标准，因外语课时有限，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很难完全落实。学校没有校本外语课程实施方案，很难开展个性化的外语教学活动。
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主要讨论其公共价值追求，因面向公共问题，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博弈。国内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1）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专著类成果，如吴遵民的《教育政策学入门》（2010年），孙绵涛的《教育政策学》（2010年）等。（2）不同学段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如阮成武和肖毅合作完成的《基于和谐：国际初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对中国的启示》（2008年）、赖秀龙的《建国以来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嬗变与反思》（2009年）等。 （3）不同教育领域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如杜智华的《我国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以改革开放后重要教育政策文献为蓝本》（2010年）、李兴桥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2009年）等。以上研究对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和论述，属于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问题，而从具体学科发展的角度探究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研究比较少见。
本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新课标政策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在公共价值追求、政策主体的价值倡导及利益群体的价值协调方面具有哪些特征？（2）如何根据这些特征合理规划民族地区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凸显文化自觉理念？
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集中在贵州黔东南、黔西南和黔南民族地区，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县、乡镇。最终收到样本242份，剔除掉无效问卷后，剩下222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91.7%。通过SPSS22.0 对所有数据进行录入及统计分析，问卷总信度Cronbach值为0.960，三个一级维度信度值分别为0.840、0.896、0.898，均未超过0.960，说明各题项内部一致性较好（见表1）。
表1 问卷政策价值维度及题项信度检验
问卷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934，各维度的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值分别为0.712、0.743、0.725，均超过0.5，显著性为0.000<0.05，说明本问卷结构效度较好，对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测量效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2）。
四、结果与讨论
表2 问卷政策价值维度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一）新课标政策背景下，民族地区外语教育政策在公共价值取向方面的特征
（二）研究方法
（二）新课标政策背景下，民族地区外语教育政策主体价值倡导方面的特征
（二）政策主体的价值倡导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川菜烹饪工作，多年也一直从事中餐各大菜系传统代表名肴的制作与研究，历经30年，亦从厨房一名无名小卒发展成长为烹饪大师，其自身受益匪浅。现结合在实际烹饪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特将本人在30年来积累的一些烹饪经验，在此将十大菜系作一个简要概述介绍如下，以飨烹饪爱好者，并与专业烹饪工作者共勉。
数据显示，有94.2%的外语教师认为民族地区外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待进一步提高，该项均值达到了4.6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和健全教师管理制度。纲要颁布后，我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先后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及地方资源和政策目标，颁布了相应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然而由于区域差异，贵州民族地区基础阶段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较低，工作条件极为有限。有92.3%的教师认为新时代的外语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漫长的教育活动中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尤为重要。当今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大多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我国存在着较大差异。作为传播文化和宣传价值观的战略手段，外语教育的“外向型”价值取向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培养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爱国意识。
（三）新课标政策背景下，民族地区外语教育政策利益群体价值协调方面的特征
步骤3 如果|Δtk+1-Δtk|≤ε3,输出值Δtk+1同时停止迭代;如果|Δtk+1-Δtk|>ε3,同时迭代次数k不大于最大迭代次数N,则跳转到步骤2;如果k大于N,停止迭代。
此外有88.8%的外语教师认为基础阶段的外语课程基本理念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该题项的均值为4.37，这也充分说明了外语教育“立德为先，树人为本”的时代使命。梅德明（2017年）教授指出：任何时候都需要牢记我们是在培养人，而不是培养仅掌握零星知识和机械使用技能这种低阶学习技能和低阶学习目标的群体。新时代的关键是素质教育，需要实施素养育人。
五、结论与启示
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需要在文化自觉理念的观照下开展相关活动。通过政策价值分析，本研究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与启示
（一）凸显民族地区外语教育政策的公共价值功能。在公共价值追求方面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学生的特点和个体差异，制订校本特色的外语教学实施方案，改革民族地区基础阶段的外语考试测评计划，如在小升初、中考及高考的外语科目中适当融入民族文化的内容，如侗族大歌、苗族长桌宴等，一方面让民族学生通过外语教育了解一定的异域文化，又通过外语教育的平台来传承传播本民族文化，彰显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特点。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外语知识的传授和异域文化的解读，更多的是从单向传递西方文化逐渐过渡到既注重西方文化，又注重我国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使本土文化逐渐进入外语教育的文化视界。在外语教育实践中观照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提高民族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文化自觉，增强学习者的文化自信。
本研究中补肾活血通窍方组成仙鹤草30g，熟地黄 15g，山萸肉 15g，山药10g，补骨脂 10g，菟丝子10g，狗脊 10g，枸杞子 10g，五味子 10g，磁石 30g，王不留行 18g，桃仁 10g，葛根 10g，石菖蒲 6g，炒谷芽15g。方中选用熟地、山茱萸、山药补肾益气健脾为君药；补骨脂，菟丝子、枸杞子、五味子入肝肾经，补中有泻，泻中有补，平补肝肾为臣药；王不留行、桃仁活血化瘀，寓祛瘀生新之意为臣药，磁石平肝潜阳、聪耳明目，五味子酸甘养护心肾，炒谷芽健脾为佐药，石菖蒲健脾宁神开窍，葛根鼓舞清阳，引药达病所为使药，诸药合用以达补肾活血通窍之力。
（二）作为政策主体的价值倡导，需要真正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首先学生既是课堂活动的参与者，也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评估者。通过建立学习社区结成学习伙伴，在自己选择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与合作性学习，发挥民族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自主学习，通过网络自助检索外语学习资源。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外语学科的育人功能。根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年版）中的要求，外语学科的育人目标是加强学生国际视野、国际理解和综合人文素养的培养。以育人为先、德育为魂、能力为重、创新为上，帮助民族学生不断学习、理解和鉴赏中外优秀文化，培育中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逐步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
气候变化与北冰洋融化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科学家表示，由于北极冰盖的体积在近30年里减少了20%，极地海洋一旦缺少冰层覆盖，其海面相对温暖的空气就会向寒冷的高空移动，影响极地大气循环，其结果是极地冷空气在高压系统推动下，向北半球大陆地区进发，导致当地气温骤降。
（三）在利益群体的协调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应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外语教师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及实施中的能动作用。教师一方面是教育政策的客体，在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大纲实施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应该是教育政策的主体，参与政策的规划与制定。少数民族外语教师具有多重身份，既有责任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如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艺术文化等，又需要懂得汉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还需要了解西方外语（英语）文化，通过外语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在学习外语中将本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体现文化自觉。
六、结语
文化自觉背景下的民族外语政策价值研究需要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新时代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多样性特点，以及民族学生的心理特征、文化差异及教育基础，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认识特点，科学合理制定外语教学大纲及相关考试评估体系。本研究建议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应凸显其公共政策功能，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环境从大纲制定、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方面逐步消解“单向度”的英语文化学习与传递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改善外语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发挥外语教师在政策规划中的能动作用，通过外语教育来传达西方文化、传承传播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中的文化自觉。当然，本文还属于探索性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样本有限，在政策价值方面的理论探究深度还比较欠缺，后续研究将会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在教育政策内容和过程研究方面深刻挖掘少数民族外语教育中的文化自觉内涵。
由于DEDS固有的离散性和内部机制的复杂性，往往难以用常规的差分方程、微分方程等数学模型来描述，同时关于系统动态过程的解析表达也很难得到，而离散事件系统仿真则能借助仿真的方式很好地描述DEDS各方面的性能，因此，它是目前研究DEDS最为流行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明，么加利.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危机与应对——基于文化基因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18，（7）:70.
[2]张珊.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自觉[J].外语教学，2017，(2):7
[3]蒋洪新.关于新时代英语教育的几点思考[J].外语教学，2018，(2):49
[4]赵旭东.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费孝通文化观对文化转型新时代的启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5]Hogwood， B.W.＆L.A.Gunn.Public Policy Analysis for the Real World[M].Oxford:OUP，1984.
[6]沈骑.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框架建构[J].外国语，2011，(1).
[7]曾丽.儿童三语习得中元语言意识的发展对我国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启示[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5).
[8]梅德明谈当前中国基础外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英语学习，2018，(8).
[9]陈坚林.关于“中心”的辨析——兼谈“基于计算机和课堂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中的“学生中心论”[J].外语电化教学，2005，(5):4-5。
A Study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Values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U Rong-wen1,2 CHEN Jian-lin3
（1.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2.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unyi，Guizhou 563003，China；3.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 Policy,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terms of public value pursuit,value advocacy of policy agency and value coordination of stakehol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wareness.An empirical surve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basic stag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Guizhou is condu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It is found that mos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t the basic stage agree with the public valu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and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ethnic students.In terms of value advocacy,the basic idea of student-centere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stressed.As the value coordination,it needs to improve the status and welfar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for the purpose to realize cultural awareness.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minority culture；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policy valu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G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19）03-0228-05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3.048
收稿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语言教育规划研究”（项目编号:ZDA125-21）；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01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付荣文（1978-），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遵义医科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战略与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陈坚林（1955-），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语言政策和规划。
（责任编辑：李筱竹）
（责任校对：笑 著）
标签：文化自觉论文; 民族外语教育政策论文; 政策价值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论文; 遵义医科大学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战略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