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5)02-0056-06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站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负责的战略高度，站在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战略高度，对此问题曾作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观点。两位世纪伟人究竟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作过怎样的回答、做出了哪些重大贡献、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是研究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两位伟人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把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严肃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显然，毛泽东之所以在此时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因为：其一，党的地位的转换使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执政能力的建设问题。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创建新中国以后，它已变成国内的执政大党，成了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前进的“核心力量”。共产党由原来的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如何掌好全国的政权，这对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毛泽东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提上了党的建设的议事日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告诫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指出当时城市中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等是复杂的、激烈的，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指帝国主义者等）作这些方面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P1428)。其三，环境的改变，新的工作任务的提出使毛泽东立即想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从1921年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党一直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其间，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深感，党走过的28年，我们“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1](P1469)。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各种斗争还很复杂，但相对于民主革命时期而言，党所处的环境已有很大的改善，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建设年代。在历史出现重大转折之际，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P1437)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明朗，任务已经明确，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便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
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毛泽东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结合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特别是针对党的现实思想状况，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对执政党的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观点。
第一，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增强本领，努力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毛泽东告诫全体党员和干部，革命胜利后虽然我们仍然是战斗队，但要“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是党成为执政党后的客观要求。要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那就只有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增强本领。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4](P1480-1481)他还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P1428)他曾特别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总之，他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学习各种新知识，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执政本领，我们就不能巩固政权，我们就会失败。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建国初期，全党兴起了学习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热潮，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能够得到很快的收拾，这与全党学习热潮的兴起是分不开的。
第二，反骄破满，拒腐防变，增强党性，转变作风，切实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革命胜利之初，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党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来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针对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他警告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党内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1439）切实做到“两个务必”，这是反骄破满，拒腐防变，增强党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党员干部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需要。只有转变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健康肌体，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人民再立新功。
第三，必须从严治党，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队伍，取信于民。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要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坚强“核心”，就必须从严治党。为此，在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党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整风的决定。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全党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的指示。到6月，经审查，已查出了一批陷入到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的不良分子，毛泽东被这种现象震怒了，他极其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2](P183-183)他还在一份中央的复电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51年12月，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示》强调：这次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三反”与“五反”运动的结合进行，便形成了建国初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斗争。毛泽东自始至终抓了斗争的领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10至12月，他批转的有关“三反”的指示和报告就有40多件，到1952年2月，他批转的文件高达85件。严惩一切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对一批犯罪的贪污犯，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种种惩办。这次反腐败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深感，之所以下狠心处决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是因为：“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场反腐败斗争，更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它也用行动向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3](P152)
第四，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分裂活动，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看重党的团结和统一。他说过：“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他还说：“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在他看来，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不断地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要自觉地与一切分裂党和反对中央统一领导的言行作斗争。党内团结都不能维护，又何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呢？他从1954年领导挫败高岗、浇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到“文革”中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思想原则，挫败林彪反党集团的分裂阴谋，严厉地揭穿“四人帮”的破坏党的领导的诡计，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党内团结，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也有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第五，要多做调查研究，重视对党的政策与策略，以及领导方法的研究，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应做的经常性的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政策、策略及方法的研究。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向全党宣告：“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否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P1079)的确，一个政党的政策与策略的制定，它反映了这个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它反映了民心所向。对视为“党的生命”的政策和策略，如何妥善制定，毛泽东极为重视。他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多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好调查研究，这是实现正确决策的基础，这是必须坚持的工作方法。他还明确指出，做调查研究，必须走群众路线。“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为全党做出了榜样。
二
1977年，邓小平复出政坛之际，正值刚刚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内乱。中国向何处去，怎样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极其尖锐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在邓小平带领全党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底胜利召开。三中全会后，党面临的环境、任务和党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内情况来说，要适应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从国际环境来说，要面对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党的组织状况来讲，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在新老交替中空前扩大，构成发生新的变化，教育和管理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非常重大、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也是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邓小平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对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努力提高执政能力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新回答。他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具体来说：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端正思想路线，这是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他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可以说，这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他带领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92年他发表南方讲话，这是在中国遭遇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第二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他号召全党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尤其是冲破了所谓“姓社姓资”问题的思想迷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事实证明，邓小平前所未有地揭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一致性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深有感慨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坚信：“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命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P46)显然，这些话深刻地表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与建设的新时代，首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不端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那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第二，全党要善于重新学习，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这是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党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当今世界，新科学、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提出了“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的伟大任务。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学什么呢？他指出，作为党员和干部，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6](P146-147)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要精，要管用，要掌握精神实质。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全党同志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要抓紧学习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出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处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5](P55)显而易见，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是全党都要善于重新学习，以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一个理论水平不高，在建设中是外行的党是不可能执掌好政权的。
第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对此，全党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否则，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政治路线是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前途。在这一点上，建国后我们党是有深刻的教训的。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5](P36)“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指明了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正确方向。邓小平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我们党必须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使其得到积极全面正确的贯彻，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根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来研究和部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工作；必须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来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工作；必须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和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工作。贯彻基本路线，必须一心一意，毫不动摇。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就会巩固和发展；同时，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就能更有力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二者相辅相从，协调发展。全党只要牢牢把握了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就一定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提供坚强的保证。
第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
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对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P8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邓小平认为只有对党的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那么，新时期要着手哪些方面的制度建设呢，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保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着力抓了党内务方面制度的建设，因而执政方式得到了改进，执政能力得到了增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五，切实加强党员于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抓好的经常性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邓小平就敏锐地看到了腐败观象在党员干部队伍中迅速滋长的现象，他深刻分析了其危害，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6年，他又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5](P109)邓小平尖锐地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好队伍，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严惩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他认为，对党员和干部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他反复告诫全党：“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5](P109)
面对着不同的形势和任务，作为党的第一代与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都作出了极有思想价值的理性思考，对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又有发展与创新。二者既存在共性的东西，也有个性的差异。认真分析他们思想中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这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两位伟人的思想有哪些共同之处呢？
首先，二者思考的着眼点是相同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他们都将如何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健全自身肌体，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两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工、农、兵、学、商、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党要“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那么，怎样做才能成为“坚强核心”呢？两位伟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要花大力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为此，党就必须重视整个队伍的作风建设，就必须严惩党内的腐败分子，就必须经常提倡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就必须使全党牢记党的神圣使命和党的宗旨。他们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要严于律己，甘于奉献。只有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能力、素质都提高了，这才谈得上真正提高了全党的执政能力。
其次，二者思考的社会价值取向也相同，两人都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为了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崇高宗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好务，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P1094-1095)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毛泽东在论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所体现的最鲜明的社会价值取向。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他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5](P59)他还严肃地教育党的干部，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他强调，我们执了政，掌了权，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因此，“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勤政为民，廉政为民，为人民用好权、掌好权，以良好的政风取信于民，以实际的政绩造福于民，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上所共同遵循的社会价值取向。
再次，二者思考的目标一致，落脚点是相同的。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目标或落脚点在于执政兴国，执政强国。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都指出，我们的国家人口多，底子薄，面临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繁重。要把中国领导好，建设好，发展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就要求把我们的党建设好，这就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把党建设好了，才能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不可否认，二者的思想主张与做法也存在差异。
其一，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国内外环境不同，因而他们所考虑问题的思路也有差异。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是处在党和人民刚刚获得政权，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来，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外部又受到帝国主义与各种反华反共势力的长期封锁和包围的环境下考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因此，他常常担忧的是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问题。他更多的考虑到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不致于沦落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地步。而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以及国内外的环境都大变了。在国内，由于结束了“文革”，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国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两极对抗为世界多极化所取代，新一轮的高科技革命迅速勃兴，国力之间的竞争大大加剧。因此，邓小平考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重在如何领导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加快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使我们的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时代与环境的不同，以及考虑问题的思路的差异，因而也影响到党的执政建设的效果会有差别。其二，由于考虑问题的思路不同，因而采取的方法与措施也有差异。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更多地从防止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来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他又是在建立起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来思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因此，虽然他重视全党的学习与理论水平的提高，重视党的队伍建设等问题，但总的来说，他在党内抓政治思想教育多，抓规章制度建设不够；在党内搞“一言堂”较多，开展民主生活不够；搞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多，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由于未能从制度上、从体制上高度重视和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问题，最终发生了“文革”，酿成了他晚年的悲剧。邓小平复出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已大不相同了，党已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是在深刻反思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思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因此，他不只是抓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更多的是抓制度建设和严肃党内纪律。他反复强调要抓紧制定党内的各种法规，并严格执行，真正使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正因为他把思想教育与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严肃党纪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党也在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