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探究（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美国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
美国对教育管理的研究，始于中小学校，继而扩展到学院和大学。美国最早的关于学校管理的论著，是先后于1875和1882年问世的威廉·佩恩(William Payne)的《论学校管理》和罗伯(A.N.Raub)的《学校管理》。此间，《新英格兰教育杂志》创刊，意在传播学校管理方面的知识。1865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组建了全国学校学监协会，1894年伊利诺伊州成立了州学校管理人员联合会，1897年全国校董事会成员协会建立，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旨都在于探讨和改善学校的管理。这一时期对教育管理的探讨还是一些经验性的总结。
美国公认的第一个采用科学方法对教育进行研究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管理的，是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Edward Thorndike)。他把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应用于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开创了美国教育的一个新阶段。在桑戴克以及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等人提出的智力测验方法的推动下，美国各级学校于本世纪初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测量与调查运动”。弗吉尼亚州在美国率先进行了全州范围的高等教育调查。弗莱克斯纳(A.Flexnen)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支持下，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院校进行了研究，并于1910年出版了著名的《美国与加拿大的医学教育》报告。这些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复杂的教育现象的研究和探讨应该成为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形成的基础。采用上述定量的和科学程序的方法对教育进行调查与测量的运动，与同时期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以及随之而兴起的“效率运动”相呼应。“效率运动”首先出现在工厂的管理上，而后波及到政府和社会工作上，最后影响到学校。1908年斯奈登(Sncdden)和爱伦(Ellen)合著的《学校报告和学校效果》总结了这一时期学校管理借鉴企业管理方法的经验，1909年达顿(Dutton)和斯奈登合著出版的《美国公共教育的管理》提出了一系列在教育中实行科学管理的假设。据称，最先把科学管理概念运用到美国教育管理上的学者之一是芝加哥大学讲师鲍比特(Franklin Bobbit)。他于1913年2月在题为《用来解决城市学校系统问题的若干一般管理原则》的论文中提出，不应当把学校仅仅看作是教育机构，而应该看成是工厂；学生就是需要处理的生产原件，教师就是工人，而学校管理人员则作为工厂的经理控制着教育生产的流程。他还主张，学校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努力发现“执行每一个具体教育任务过程中的整套最好方法”，并将这些方法提供给教师，“以便指导他们获得最大的成果”；“效率意味着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在本世纪开始的20余中年，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不仅给教育管理以巨大的影响，促使了此间教育调查运动的广泛开展，同时也使得一批专门从事教育效率测量和教育管理研究的机构出现了。
然而到了30年代前后，科学管理的思想开始受到强烈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度和某些学校领导人的独断专行。于是，产生了学校管理中的人际关系思想。这一思想是由两个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结合而成的。首先是民主管理，这是在1900以后不久就发生、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校管理哲学，它体现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中。另一个出现在1945年以后，在当时，那种要求学校组织民主化的思想同人际关系思想联系起来。后者是从玛丽·福利特(Mary P.Follett)、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和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等人创立的工业研究和行为科学中演变出来的。这两个思想体系在20世纪40年代的合成，最初被称为“民主的人际关系”，后来简称为学校管理的“人际关系学说”。在教育领域积极传播和倡导教育管理中的人际关系思想的著名人物包括：芝加哥大学教育系主任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他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人际关系的研究将改变学校管理的思想；斯坦福大学教育系主任约翰·巴特基(JohnBarkty)，他于1953年出版了《人际关系的管理》一书；保罗·莫特(Paul Mort)和唐纳德.罗斯(Donarld Ross)，他们于1957年合著出版了《学校管理的原则》，以及威尔伯·约奇，他于1949年出版了《教育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学校管理中的人际关系思想强调参与管理，强调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人际关系，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与文化方面是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
尽管人际关系的研究自40年代以来对管理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学者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于组织结构或“严密控制”的管理的探索。从40年代中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组织理论被引入美国以后，关于科层组织及其管理的研究成了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最早提出学校组织显示出许多韦伯提出的原则的教育管理研究者之一是马科斯·阿伯特(Max Abbott)，他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教育组织中进行革新的等级制度上的障碍》中，概括了学校为什么“可以确切地被描绘为高度发展的科层组织”的原因。但教育社会学家查里斯·比德威尔(Charles Bidwell)在其著作《作为正规组织的学校》中却指出学校的特点是“结构上的松散，它是以特殊形式与科层组织联系的”，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等人把学院和大学描绘成“学生社团”和“专业工作者社团”。罗纳德·科文(Ronald Corwin)则进一步提出在教育组织中有两种权力源泉，一是科层权力，一是学术权力（专业权力）。此后，教育组织中权力的这种二元性质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上述科学管理、人际关系和科层组织这3种管理思想都是把教育组织看作封闭系统的，在60年代后期则出现了一种把组织视为开放系统的思想，其代表人物中有组织学者保罗·劳伦斯(Pual Lawrence)和杰伊·洛斯奇(Jay Lorsch)。他们在1969年出版的《组织和环境》中详细剖析了若干企业组织如何应付环境的变化，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偶然性理论，即组织的“权变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与其环境是相互依存的，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是最好的组织。1974年，组织理论家迈克尔·科恩(M.Cohen)和詹姆斯·马奇(J.C.March)在《领导与模糊性：美国大学校长》一书中提出了一种高等教育管理开放系统的观点。他们把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描绘成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心理学家卡尔·威克(Karl Weich)则把教育组织看作是“松散结合的系统”，并论证了这种“松散结合”的某些合理性。罗宾斯(S.P.Robbins)在《行政过程》一书中对把学校组织看作是一个开放系统的观点作了概述。他指出：学校组织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输入、也有输出过程的有机体。学校系统有赖于社会系统的存在，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分支。学校系统由许多相互反应的元素构成，包括个人、各种团体，他们在结构形式、目的、态度、动机、状态等方面发生相互影响的作用。要使学校系统发挥其最理想、最高效能的作用，就必须对这些元素和势力加以适当的控制和安排，使它们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在开放系统思想兴盛的同时，维克托·鲍德里奇教授(J.Victor Baldridqe)在《教育组织变革的动力》一书中则把学校组织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即“政治模型”，Political model），认为学院和大学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聚合，学校的管理决策过程是一种政治过程，强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和谈判而不是强调目标的一致或理性的分析。以上两种理论的提出，与60年代中期和70年初期美国社会与大学校园中学生言论自由运动、民权运动、反对参加越南战争运动以及教师集体谈判运动的兴起，与联邦政府的介入和州政府对高等教育控制与协调的加强等因素直接有关，并成为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两种新的理论模式。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的高等学校面对着持续的财政紧缩，适龄人口减少，竞争加剧等严重局面。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管理理论工作者提出修改以前的“开放系统”的观点，主张学院和大学通过制订战略规划、修正和选择战略目标和重点、改变竞争与合作的策略，来利用和创造使自身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而不仅仅是反映和适应外部的环境。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的理论模型，即组织文化模型。这种模型借用了流行的把商业组织作为一种文化的观点。迪尔·肯尼迪(Deal Kennedy)1982年曾指出：“使美国商业保持成功不衰的动力来自文化的力量。研究表明，每个经营优秀的公司，都对自己生存的意义有着明确的认识。对这些公司来说，树立企业价值观念，是件严肃的大事。事实上，如果没有明确的企业价值观念，要经营好一个公司是不可能的”。高等学校的文化模型强调管理过程需要敏感地反映学校的文化和风气，寻求活动中的意义，努力理解管理的价值，以及创新和变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些管理思想和流派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但并非是新的理论产生了，以前的理论就消亡了。虽然客观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没有哪一种理论或模型能够涵容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的所有方面，但这些理论或思想能够提供各自的有用的视角，以帮助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加深对高等教育组织性质和特征的理解，推动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组织的基本特征
大学是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的传播、储存、鉴别和探索的组织和场所。因此，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和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所说的，“专门知识是学院与大学占支配地位的特征，学院和大学的组织与权力围绕在专门知识的周围。”1982年，克拉克在其新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高等教育组织的特征。他认为，从整体上来说，高等教育的材料不同于企业组织、政府部门和许多非赢利性机构。学术工作是围绕特殊的理智材料即知识组织起来的。在教授和教师的许多特殊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共同内容就是知识操作，只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工作组合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他指出：我们不论讨论哪一个层次的教育，都离不开知识这一核心概念；课程则是对值得传授的知识形态的界定。但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克拉克还进一步阐述了近代高深知识所具有的若干显著特征及其对学术组织的影响。第一，高深学问具有专门化的性质，很久以来就由若干专业组成，且有专业日益增多的趋势。一个大的大学系统中，基础学科和专业领域至少有50个。任何其它领域的大规模组织集团都不像大学和学院群体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领域。广阔的知识领域是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一个独特的和主要的特征。第二，高深学问的自主性程度越来越强，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与中小学所传授的普通知识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主性，从而导致作为组织的大学出现了相对分裂的状态，使得学术系统的顺利运行成了所有管理工作中最艰难的管理工作。第三，发现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要想通过作为实现已知和确定目的的合理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常规组织来完成是困难的，每一个专业都要跨越自己的专业界限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才能不断前进。因此，教授要享有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自由，享有非同寻常的控制时间的自由。第四，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并获得不同的声誉。总之，学术系统的工作材料具有日益专门化、数量越来越多的特点。学术组织的形态，如专业、系科以及教学和研究任务等等都是根据高深知识的特点来划分和组合的，知识专业是一切其它工作的基础。克拉克指出，在事务性部门（指基建、后勤和财务部门），组织的等级性比学术性部门（指教学和研究部门）要明显得多。在学术部门，工作等级是极为平坦的，联合方式也相当松散。在一个大学类型的组织里，在操作层次上存在着许多松散结合的、并列的专门化细胞，只有少量高一级的协调层次。在学术方面，各部分松散结合的平坦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主导模式，而不是像人所共知的官僚（科层）组织的那种单一体制。
因此，以高深知识为核心是高等教育组织最基本的特征。高等学校的组织形式、运营及管理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形成的，高等教育组织的其它特征也是基于这一基本特征而产生的。
斯坦福大学的维克托·鲍德里奇教授曾主持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组织及管理进行的长期研究。他（与其他人合著）在1980年出版的《决策与有效的领导》一书中，系统地描述了学院与大学的组织特征，认为学院和大学是一种独特的专业组织。尽管它与其它复杂的科层组织有许多共性，但其主要特征不同于工业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这种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的模糊性是学术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多数组织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如商行追求利润，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医院努力诊治病人，监狱力图囚禁和改造罪犯，等等。但相反，学院和大学的目标模糊，模棱两可。在学术组织中目标的模糊性是共同的。它们不仅常常试图为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而且使命复杂；不仅目标不清，而且论争激烈。
2.学术组织是为顾客服务(client-Serving)的机构。学院和大学是“加工人”(People-Processing)的场所。社会将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送入学校，学校对他们加以培养，然后再把他们送还更广大的社会。顾客的需求极端重要，常常对学院的决策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3.学院和大学需要错综复杂的技术。因为要为具有不同和复杂需求的顾客服务，因此常常需要各种错综复杂的技术。与从事物质生产的工厂不同，培训人的大脑、身体和精神没有单一的技术，并且难于完成、评价和显示短期的成效。多方面的、模糊的和非常规的技术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人员。
4.高度的专业性支配着学术工作。学院和大学聘用经过高度专门训练的教师，他们使用广泛的、各种必须的技术来解决顾客们各种复杂的非常规的问题。社会学家描绘了这些专业人员的若干重要特性：(1)专业人员要求独立自主地工作和有不受监督的自由；他们的工作基于技能和专门的知识，需要独立地去应用。(2)专业人员具有相互抵触的忠诚；他们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倾向，他们对国内本学科同行的忠诚与其又要成为本组织的好雇员的“地方”倾向相冲突。(3)在组织内部，专业人员的价值观与官僚主义的期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专业人员与组织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可能加剧。(4)专业人员要求同行评价其工作，认为只有同行能够判断其表现；他们抵制非同行的管理者的评价，即使这些管理者是来自上级的技术“监督”。专业人员的这些特性削弱了传统的官僚系统，抵制着其等级制度、控制方式和管理过程，结果必然导致专业组织独特的管理模式。
5.学院和大学的专业人员队伍趋向于“四分五裂”(fragmented)。在某些组织中，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业人员群体——如医院中的医生，在另一些组织中，专业人员则被分割为许多次级专业，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次级专业的人员占有支配地位。大学教师队伍的状况就是如此。大学的构成错综复杂，专业多样，没有哪一个学科有可能统治其它学科。大学不是一个用一种观点来看世界的紧密结合的专业群体。作为不同专业的聚合，它是非集权的、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些多样化的专业人员的存在，强有力地影响着学院和大学的决策过程。
6.学院和大学正在变成更加易受环境影响的组织。所有复杂的组织对于外部的压力都是脆弱的，只是程度不同，不存在完全“独立”或“自治”的组织。学院和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独立的”和“被控制的”这两类组织之间。然而，最近一些强大的外部力量已经影响到它们。特别是在70年代，各种相互冲突的希望、需求及数十种利益集团的压力已经明显地影响到学院的决策和多方面的管理。
总之，学术组织具有独特的组织特征：模糊与纷争的目标系统；服务于其需求影响到决策过程的顾客；多方面的非常规技术；高度的专业化和“四分五裂”的专业人员队伍；对外部环境影响的反应越来越脆弱。
那么，何种形象能够准确地体现这种复杂组织系统的实质？显然，标准的术语“科层”（官僚制度）是不能体现的。尽管这一用语可以描述学院和大学的一些方面，如行政管理、设备管理、经费使用、辅助性事业等等，但在学术事业的核心、其决策过程及专业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等方面，学院不同于科层组织。那么，用何种简练的术语来描述学术组织的形象呢？科恩和马奇在《领导与模糊性》一书中曾创造出了一个用语，即“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orgnized anarchy)。他们认为大学是一个极少有组织的协调和中心目标混乱的世界。“在大学无政府状态中，每个人都被看作是独立的决策者。教师们决定是否讲授，何时讲授什么；学生们决定是否学习，何时学习和学习什么；议员与捐赠者决定是否资助，何时资助和资助多少，既无协调……也无控制。不管依照什么程序来分配资源都与更高的目标没有明显的关系。系统的‘决定’是系统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某人的设想，也无人进行决定性的控制”。
鲍德里奇等人认为，在许多方面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都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概念，它有助于把握学术机构混乱的组织动力(dynamics)的实质：模糊的目标，模糊的技术及对环境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