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毛泽东的大同观——与王遐见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毛泽东论文,王遐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对内注重构建和谐社会，着力解决人们颇为关注的社会公平问题；对外强调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谋求共同繁荣发展的情况下，学界对于毛泽东大同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论述又日益增多，应该说这是有益的事情。但能否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大同思想，就成为使这种研究能否切实有益的关键。近读一篇题为《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大同观》(以下简称《大同观》)的文章，我在赞赏其有益见解的同时，也对文中的某些观点产生了质疑，所以不揣冒昧与其商榷，以就教于该文作者及学界同仁。 一、不能说整个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是以大同为“核心”的 毛泽东的确有过“大同”之说，但他的大同思想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占多大分量？这的确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予以科学评价。《大同观》认为，毛泽东大同观是“一种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整个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以大同为核心的科学思想体系”。这种说法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研究观点。 毛泽东的确曾受到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参阅学界众多论述大同思想的作品，都认为从古代的孔夫子，到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都对大同思想作过精辟阐述，所以大同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进步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同思想的熏陶。毛泽东作为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要的大思想家，承继追求美好理想社会的传统大同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过，孔子“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①。可见青年毛泽东赞许过大同之说，并将其确定为理想目标。他还据此作过“新村”建设的构想。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时毛泽东的大同观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 那么，是否存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相结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大同观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但即便有，也是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有过的思想，也只能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某一部分，无论如何也不应把所谓毛泽东大同观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将其看作“一种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更不应把“大同”看作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的核心”。 毛泽东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致力于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来分析认识中国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这之后，他就很少再谈“大同”问题，根据对毛泽东著作的检索，只有寥寥数次。 毛泽东在1925年曾说过：“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②当时还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的革命主要还表现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还不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毛泽东借孙中山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来说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终极前途，目的是为了呼吁国内各革命派别实现更大的团结，不要因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而丧失国民革命的斗志。所以他在这里讲“世界大同”，并不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所要达到的共产主义目标的意义上来说的。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又说过：“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③他这里所说的“世界大同运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但这一说法既不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也不反映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精神实质。所以，亦不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以“大同”为核心的。 毛泽东最直接、明朗地讲“大同”问题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该文中，毛泽东一共有三处讲到大同问题④，这成为所有阐发毛泽东大同思想的作品赖以立论的主要依据。但人们好像并没有再深思一步，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一重要著作中多次使用“大同”的说法呢？按我之愚见，这是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具有特殊用意的特别说法。1949年6月，我们党正面临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在北平已经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虽然各派力量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意见和想法。他们大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受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尤其是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大同观影响颇深，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实质是想效仿英美那样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并将其作为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模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统一建国主张，回击国内外反动派的攻击，批评各种错误观点，澄清某些糊涂认识，使一个真正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的新中国能够顺利诞生，从而发表了这篇文章。在文中，毛泽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国纲领，又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联系起来，以人们熟知且乐道的“大同境域”“世界大同”等说法来指代共产主义目标，从而使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易于接受，消除他们因对共产主义理解不深不当而产生的疑惑与恐惧心理，以避免在建国问题上产生无谓争议，延误新中国的诞生。所以，毛泽东以“大同境域”“世界大同”等说法来通俗而简约地阐释共产主义目标，这是他高超的讲话艺术和灵活的语言技巧的体现。毛泽东为了建国大业，借用“大同”之说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纲领，这是他的一种表达策略。所以不能由此认为，“大同”就是共产主义了，“大同”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了。实际上，毛泽东这样讲是要纠正人们对大同思想的迷恋，指出传统大同思想的弊端，强调要真正实现“大同”，必须要有“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的消灭，要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等必要条件。如果说这体现了毛泽东超越传统大同思想而形成了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新大同观，那么也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大同观就成为“一种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整个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以大同为核心的”了。与其说毛泽东是在这里阐述他的大同观，倒不如说毛泽东是在划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传统大同观的区别。 至于有人提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曾有过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及“共同耕种”的主张⑤；到延安后又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要求，还说过“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⑥，由此就认为这也是毛泽东大同思想的体现。我认为，尽管这些话语带有类似传统大同思想的表述格调，但这已经不是着眼于“大同”而提出问题，而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当时中国实际，着眼于实现未来目标而提出的阶段性社会改造的基本要求。 不少人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视为他受传统大同思想影响的产物，是脱离实际地构建“大同社会”的悲壮实践。《大同观》一文也说，1958年各地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也是大同理想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人民公社化最终失败了，到底是大同思想在作祟，还是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这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即便在毛泽东人民公社化的构想中，确与追求大同理想有着某种联系，那么人民公社化的失败无疑也印证了大同思想的破产。总结历史经验，就应当戳穿将“大同”冒充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假面目，把大同思想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清除出去，完全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所以从人民公社化的实践中，更看不出毛泽东大同思想是“一种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本质上的“核心”。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创立、形成到成熟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清除传统大同思想影响的过程。对传统大同思想清除得越彻底，毛泽东思想也就越科学。最权威的科学界定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⑦难道“大同”之说(不管是传统大同观还是毛泽东的大同观)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吗？恐怕不是。该《决议》还从六个方面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又从三个方面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所谓“灵魂”，即起统帅作用的因素，应该说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核心”。这里哪有半点“大同”的影子呢？《大同观》却说“整个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以大同为核心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不能不叫人心存疑问。 二、不能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等而视之 毛泽东的确曾以“大同境域”“世界大同”的说法来指代过共产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可以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等而视之了，就可以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归结为毛泽东的大同思想了。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明晰的。 其一，两者目的和要求不同。大同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和要求是“均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无不都是在“清贫寡欲”的基础上，以“均平”思想为核心来阐释大同社会的。时至近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孙中山等人的大同思想，虽然突破了“小国寡民”的狭隘视野而放眼“世界大同”，虽然摆脱了小农经济的落后观念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资本主义意识，但在崇尚、追求“均平”问题上与古代大同思想并无二致。大同思想追求“均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忽略了实现“均平”的生产力发展条件，没有把人们的公平追求奠定在不断富裕的经济基础上。 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尽管也把“均平”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但共产主义的“均平”是“共同富裕”的均平，而不是“不患寡贫”的均平；是“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均平，而不是“绝圣弃智”的均平。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⑧这里有“均平”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对生产力发展、共同富裕、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要求。离开这些条件去单讲“均平”，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曾批评否定过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要谨防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绝对“均平”的误区。 其二，两者的实现途径不同。历史上也有人试图探求实现大同的途径，如康有为寄希望于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推行变法改良，并依靠开明君主的支持而迈向大同社会，这只能是幻想。也有人试图通过革命方式实现大同，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但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能够给旧世界以猛烈冲击和破坏，但是他们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而创造一个新世界。孙中山主张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他也崇尚走苏俄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强调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毛泽东说过：“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⑨所以孙中山所追求的“大同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提出来的。马克思重视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由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其历史使命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统治及阶级本身。而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⑩。“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可见，这些思想在大同思想中是没有的。即便可以用“大同境域”“世界大同”这样的说法来形象地指代共产主义，它们在实现途径上也是有根本区别的。 可见，绝不能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画等号，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青年毛泽东在对“大同”理想表示赞许的同时，就曾对其产生过质疑。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他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写道：“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他还说：“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12)这种观点既体现了毛泽东看问题的务实精神，又体现了他对社会变革发展必然性的认识。他那时向往“大同”，但又苦于找不到实现“大同”的途径。不过，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出现这种矛盾心态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以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为分析认识社会发展问题的思想武器，从早年对“大同”的向往转变为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阐述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13)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对于共产主义的阐释，完全不带有任何“大同”的印记。 毛泽东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4)的说法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如果说孙中山所讲的民生主义是能够和他的“大同主义”画等号的话，那么他就把民生主义、大同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这表明孙中山并不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在评价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这是“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是“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15)。这就是说，即便孙中山思想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色彩，而且他也表示过对“社会主义”的赞同，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曾严厉批驳过以“三民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论调。他说：“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16)这里毛泽东既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也讲明了共产党是在什么条件下才承认“三民主义”的。 我们看到，《大同观》在谈到毛泽东对孙中山“大同主义”的态度时，只讲毛泽东对孙中山“大同主义”的认同，而不讲孙中山“大同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这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有甚者，《大同观》的作者在他几年前发表的另一篇关于毛泽东大同思想的文章中，第一大部分竟用了这样的标题：“毛泽东基于传统大同思想和‘三民主义’创立共产主义革命政纲。”(17)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共产主义革命政纲在任何思想土壤中都能随便滋生出来吗？ 三、我们迫切需要什么理论来指导新形势下的实践 《大同观》还倡导：“要将毛泽东的大同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需要相结合探讨当代的大同观，适时推进毛泽东大同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甚至呼吁“我们迫切需要用毛泽东大同思想指导新形势下的实践”。这种主张也很难令人苟同。 《大同观》认为，不仅毛泽东思想是以大同为核心的科学思想体系，就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这种大同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该文分析说：从体系结构上，可以对毛泽东大同思想从“狭义的核心层面”与“广义的扩展层面”两方面来考察。那么，毛泽东大同思想“狭义的核心层面”是什么呢？该文说道：“亦即本意上，如实地找出毛泽东关于大同基本思想的原本表述，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追根溯源地把握其灵魂、实质、真谛。”然而，毛泽东大同思想的“原本表述”是什么、有哪些？“其灵魂、实质、真谛”又是怎样的？该文却没有明白地讲出来。至于毛泽东大同思想的所谓“广义的扩展层面”，亦即其“转化或延伸意义”，该文倒是讲了许多。除了包括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和有关文献中的论述外，还包括“后来的毛泽东思想继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发展的有关研究成果”，如“求同存异”“统一战线”“安定团结”“民主集中制”“洋为中用”“群众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服从大局”“重义轻利”“大公无私”“遵纪守法”“诚信友爱”“和谐相处”等。总之，一切美好的词语尽可以归到大同思想中去。该文还提出，要对“毛泽东时代及当代的有关实现大同低级纲领的目标任务、发展道路、核心价值观、发展模式等加以抽象和系统概括，形成完整的大同思想体系”。这种“完整的大同思想体系”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科学阐明了的东西重新组装到所谓“大同思想体系”中去罢了。试问，在对毛泽东大同思想“狭义的核心层面”还没有说明白的情况下，在这种“广义的扩展层面”上所做的解说有什么依据呢？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两者的相互关系来说，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是一脉相承之“脉”。但是这两大理论成果毕竟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为解决不同的历史任务而形成的不同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与时俱进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凝结。所以，我们党将两者并提，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都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之相互关系及其理论价值与地位都明确、确定的情况下，《大同观》却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属于“完整的大同思想体系”，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难道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也要改为以这种“大同思想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吗？倘若如此，只能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两者关系和理论定位更费解、更糊涂，将给人们的理论认知和贯彻落实增加许多无谓的麻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不是源于大同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探索和回答构建大同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结果。偏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硬塞到大同思想体系中去，无异于削足适履。 理论的确需要不断创新，我们并不否认大同思想过去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过有益作用，也不否认大同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尤其像有些学者讲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仍会有某些积极借鉴作用，但是大同思想(包括毛泽东大同思想)毕竟已被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突破、超越。对于毛泽东大同思想我们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的主要任务，无论如何也不应聚焦于“推进毛泽东大同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更不应“用毛泽东大同思想指导新形势下的实践”。这样做无异于节外生枝，绝不是我们现在进行理论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形势下的实践”不动摇，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4页。 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1、147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683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7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9-148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2)《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84-18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14)《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5页。 (15)《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0、292、29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687页。 (17)王遐见：《毛泽东对大同世界发展模式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标签：三民主义论文; 世界大同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孙中山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