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6)03-0077-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呈现学科地位提升、规模快速增长、全面覆盖扩张的态势，发展迄今，几乎所有重要的综合性大学都开办了新闻传播教育点。由于主要立足为新闻媒体培养专业人才，因而在探讨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时，学界多从供需失衡或教育与现实脱节的角度来进行反思。比如南长森认为①，高校人才输送与社会需求供大于求，业界急需人才出现断层与人才培养缺乏不可替代性；雷跃捷也认为②，新闻传播教育严重脱离新闻实践，一些新闻专业的新闻意识日渐淡薄，东西部地区新闻教育水平存在严重差距。 当前，互联网已催生传媒业的深刻变革，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构。伴随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面临着广告下滑、发行萎缩、生存困难的挑战，对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骤减，由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需求不足的新挑战。新闻传播学院是继续为传统媒体培养职业记者，还是为正在兴起的大传播业输送人才？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是否可能在新媒体人才过程中融会贯通？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是继续坚守传统经典教育和理想教育中的人文理念，还是更加强调认知复杂世界、进行融合报道的技能训练？这些问题都摆在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面前。 本文试图分别从学科建制、培养目标、知识体系三个层次来探讨新闻传播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新闻传播教育的范式转型提出建议。其中，学科建制是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培养目标是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知识体系则是教育实施的关键路径。 一、学科的建制化和教育的拼贴化 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科边界看是有明显差异的，前者侧重职业人才培养，后者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训练，但在中国却是合在一个学院中发展教育，而且，“新闻传播学”是同一个学科。这样的学科建制化结果和教育拼贴化现实，天然导致两个学科之下教育模式的割裂。如黄旦所言③，“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迄今仍是不清不白，尽管表面上像兄弟俩，和和气气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回顾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兴起于“进步主义”时代，早期也注重职业技能训练，强调为社会需要培养职业人才。后来，逐步强化人文学科色彩以及注重对社会理解能力的培养，但归根结底，新闻学跟传播学之间的学科“隔膜”并未消除。尽管也有不少美国大学最后接受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拼贴式设置，但两个学科训练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分野并未弥合。 二战以后，我们的近邻日本在发展新闻学教育过程中，因为对学科归属的认知差异采取了很多不同的做法④。有的不把新闻学当成独立学科，比如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有的把新闻学放在政治经济学院，比如早稻田大学；有的把新闻学放在法学院或文学院。1992年，东京大学将“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准确翻译成中文是“社会信息与传播学研究所”)，更是将新闻传播学放入“社会信息学”学科范畴下来发展。东京大学对新闻学学科设置调整的背后，体现了对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趋势的判断和教育改革的魄力，隐含着将注重职业技能训练的新闻教育提升到信息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及思维训练中来。 由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分野，以及在教育实践中的拼贴化设置，导致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教育存在如下特点： 其一，规模差异。国内高校的新闻学专业多达300个，而传播学专业只有数十个，前者规模是后者的数倍。可见新闻学教育总体上占据主导，无论是师资队伍、教材编撰或招生人数、学生培养，整体上都以新闻学专业为主，这跟该专业更加面向行业培养人才、更强调职业技能训练、更符合本科教学的整体定位相关。 其二，师资失衡。大多数新闻传播学院内部的师资结构，仍然以传统的中文、新闻专业背景为主，而系统接受过传播学教育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师资依然是少数，因而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强调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技能性训练和工具性知识，加之近年来不少新闻传播学院大力从业界引进资深媒体人担任教师。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使新闻学、传播学师资比例达到均衡并不容易。 其三，话语悬殊。由于新闻学专业肩负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其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学科地位和垄断话语权，这点可以从“部校共建”的机制在全国范围的推行可见一斑。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第一家部校共建单位为起点，由省委宣传部和大学共建新闻学院的做法，已经成为常态，共建的动力源泉在于如何进一步提升新闻学专业学生的政治认同和培养质量，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教育中的贯彻。从实际情况看，在教育实践的场域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始终是新闻传播学院教育的主导话语；而在学术研究的场域中，传统的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研究，却面临相对弱化的趋势，反倒是西方舶来品的传播学研究大有登堂入室、日益主流的趋势。 不少新闻传播学者曾经围绕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差异和关系进行过讨论⑤：方晓红认为，新闻学比较容易从传播学里面找到生长点，但传播学很难在新闻学中得到学科与研究的满足；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认为，新闻学科教育与传播学科教育的界限模糊，但实际上两者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刘宏认为，新闻学更应该强调国际化，早期的本土化带有强烈的政治化和国情化的色彩。可见，不少教育者也意识到新闻学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缺乏足够学理性、一定程度上过度政治化的问题，并提倡运用传播学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来深化新闻学的教育和研究水平。 笔者认为，借助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来重构新闻学的理论是必要且有益的。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传媒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为此，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有必要将新闻学这门注重规范和技能的学科与传播学这门注重经验和方法的学科进一步融合，将“新闻传播”这个相对具体的分支领域纳入“公共传播”这个更加广泛的范畴中来加以研究，将长期以来过于注重的媒介生产转向更加广泛的传播实践。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的学科整合和教育改革，至少在两个层面具有积极意义。首先，从人才培养的定位上看，有利于厘清现有新闻传播教育中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存在的鸿沟问题，有利于跳出“新闻教育”等于“新闻职业教育”或“新闻理想教育”的窠臼，而将其培养目标从“面向新闻行业培养职业新闻人才”拓展至“面向社会培养对新闻业具有认知、研究和参与精神的人才”。由此，相对狭窄的新闻教育便成了相对广泛的传播教育中的一个分支，大大拓宽了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其次，从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上看，有利于将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实证理念充分引入到新闻教育中，将新闻采写和报道过程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加以研究和反思，超越简单的技能总结和工具介绍，提升新闻研究和教育的学理性和科学性。 “公共”这个词的好处，是在新闻学的公共性和传播学的人文理念中架起了桥梁，“公共传播”既包含着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范式、方法和经验科学的理念，还传承了新闻学追求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和人文理念。所以，立足新闻传播、面向公共传播的教育改革，既不会丢掉新闻教育最看重的“原则性知识”⑥，还能强化传播学研究的“经验性知识”，实现两者的有效对接、充分交融。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传播”的背后蕴含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追求，但实践中，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并非易事。因此，笔者认为，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的凝结点恰恰在于“人文理念”，新闻教育中浸淫的家国情怀和传播研究克服功利取向、技术取向所需要的人文理念应该有所相通。如吴予敏所言⑦：“人文理想的意义在于使每个受到传播教育的人，成为真正具有博大的仁爱关怀、独立的反思批判精神、知识与艺术创新能力的人，而非简单的没有头脑和良心的传播工具，或技术迷信者。人文理想在传播教育中的体现，除了增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目以外，更有赖于对传播学科内容本身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二、重审“边界”：面向行业与面向社会 过去，新闻学专业培养人才，薄弱点在于缺乏足够的学科知识体系，能吸引大量学生报考的重要优势在于面向行业培养人才。一般的文史哲专业，基础训练很扎实，但没有一个巨大产业作为目标就业市场，而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既接受文史哲等学科知识的通识教育，又接受采写编评和影像制作等技能训练，加上有整个传统媒体行业作为就业支撑，由此发展迅猛。如刘海贵所言⑧：“相比较文、史、哲、经等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资历虽浅，但却是眼下最热门、最吃香的……难怪有人说，在中国，目前要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不难，要找没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实难。” 参考李建新的研究⑨，再综合各类数据，大体可以看出新闻传播教育的规模扩大轨迹：1982年，全国新闻专业点有16个；2000年底，设有新闻类专业的本科院校有57所；到2008年，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877个，其中新闻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分别为267个和188个，传播学31个，占一半左右。这些专业点分布在300多家高校中；2011年底，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科点总数达到982家，其中，新闻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分别为287个、215个，传播学40家；截至2013年⑩，国内1080所大学设新闻与传播类七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23万。其中307所大学设有新闻学专业、225所设广播电视专业、365所设广告学专业、55所设传播学专业、80所设编辑出版、43所设网络与新媒体、5所设数字出版专业。纵观新闻传播教学点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增长迅猛，30年间增加了67.5倍，另一方面是注重实践，以新闻、广电、广告专业为主。 新闻传播学专业快速扩张的背后，既有办学门槛较低的原因，比如文学背景的老师很容易转过来就直接教授新闻类课程，更有巨大的目标就业市场作为办学动力——毕业生很容易在新闻传播业找到工作。事实上，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立足于为新闻传播业培养职业化人才。比如，2005年60多所国内外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签署的“北京共识”中第三项明确(11)：“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职业良知、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应当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自豪感担负起培养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责任。”另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针对国内18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显示(12)，总体培养思路包括：“培养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的新闻传播高级专门人才……通过跨专业、跨学科培养拥有广博的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深厚的人文修养、全面的专业技能，富有发展潜质的新闻传播人才。”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去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兴盛与“面向行业”培养人才密切相关，如今支撑新闻学教育的整个传媒产业，尤其是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专业媒体正面临生存困境和转型压力。这种态势下，专业媒体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职业化新闻传播人才，招聘新人的空间也越来越逼仄，甚至连留住“旧人”的诱惑都将不复存在。以美国的高校为例，已经出现新闻专业遇冷，公关和广告、营销等专业越来越热的态势。据2012年美国年度新闻与大众传播入学状况调查显示(13)，在新闻传播学院学习的学生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比率为2.9%，对比而言，此次调查的48个以公关见长的项目，其本科学生入学数量与前一年相比提高了13.2%。另悉，在美国新闻传播院系10个学生中，有7个并非打算未来从事媒体工作而是学公关与广告。 面对传统媒体快速衰落、新媒体日益兴起，传统的“新闻传播业”用人规模逐渐萎缩，新兴的“公共新闻业”和“公共传播业”逐渐兴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重构的网络化关系社会中，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自媒体等在内的一切机构都在或多或少的“媒介化”，政务微博微信编辑、企业社交媒体编辑、平台型媒体从业者、民间影像工作室成员、公益组织传播专员等都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新行动者”。为此，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要跳出面向媒体、面向行业的旧格局，转向面向公共传播业、面向社会需求的新视野。如吴予敏所言(14)：“长期以来，大众媒介在我国一直被视为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传播目标始终是为大众媒介提供宣传人才。传播界人才对国家权力的忠诚度以及运用传播工具的熟练程度便成为主要的教育训练要求。而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时代推动了传播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整合，提出了对大量的新型的传播人才的需求，因而传播教育必须面向全社会。” 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而非只面向机构培养职业新闻人才，是未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重要转向，伴随这个重要转向，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技能也不再只是信息采集和传播能力，而要拓展到公共传播和对话能力。当下，传统主流媒体大多面临盈利压力和生存困境，自媒体、企业微博、政务微信、社会组织的新媒体平台、平台型媒体(类似今日头条)却在快速兴起，开放的、社会化的新传播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新闻传播的方式越来越从“演讲式”转变成“对话式”。如王哲平所言(15)，“一个日趋达成的共识是：新闻是对话，是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保护公共利益。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受众为最终服务目标，是新闻学的基本要义；拥有透明性和对话能力则是新闻的吸引力、公正性和诚信度的最佳证明。”由此，以公共传播人才作为培养目标，所培养的学生要把自己看成是“公共对话促进者”，而不只是“专家信息的传播者”。 笔者认为，面向社会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可以有两个层次的目标期待：一是培养公共传播业的行动者；二是培养参与和服务公共传播业构建的良好公民。前者依然是“职业教育”的范畴，与传统新闻教育的理念有所传承，只是面向的行业更加广泛；后者更强调对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其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对媒介的运用能力。其实，一些美国的高校在新闻教育中已然秉持这种“文明公民”的教育理念，如美国曼卡托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系定位于通过普及教育，培养有见识的市民和媒介消费者；西北大学新闻系的目标是培养公民和消费者理解媒介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等。 需要指出的是，倡导新闻传播教育要从面向“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的范式变革，其关键在于拓宽人才培养的行业范围，在把握新传播生态的基础上以新闻来促进社会透明、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发展。而对于招生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小的新闻教育，其追求言论自由、捍卫公众知情、服务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核不应改变。如詹姆斯·凯里所强调的新闻教育不等同于传播学的三条原则：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不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研究等；新闻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媒体混淆；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在他看来，新闻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而不是和传播学相融合的社会科学(16)。这种观点尽管有其精英化的阐释意涵，但对新闻教育的价值坚守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知识形态：“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理论” 长期以来，新闻学专业教育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三个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实践取向、动手训练和职业精神培养，而且注重培养合格而优秀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教育过程中，对职业责任和职业规范非常强调，讲授的知识主要是关于“怎么办”的“规范性理论”。 上文已经指出，国内大部分新闻传播学院不仅培养新闻人才也培养传播、广告人才，学院内部存在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拼贴的现实，所以“新闻宣传工作者”的定位已无法实质上涵盖新闻传播教育培养人才的整体目标。此外，新闻学专业培养的人才，也越来越少有机会进入体制内党报党刊从事具体的宣传工作，而是进入更广泛的各行各业从事公共传播服务。因此，过度强化给学生讲授“规范性理论”，不仅会带来认同感缺失、价值观游移、方法论不足的知识缺陷，也会限制他们毕业后就业和成才的发展空间。 针对“规范性理论”的传统教育内容，李彦冰认为(17)：“党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新闻传播工作传统、原则、理念和基于实践所提出的新经验、观念等必须成为新闻传播教学中传递的内容。基于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传统仍然是新闻与传播教科书的重要内容，而‘三贴近’‘新闻传播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等也被贯穿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教育的主流价值，今天面临着解释力下降的现实，社会多元意识的出现呈现出“去政治化”的态势，由此导致新闻传播教育中“阶级话语”和现实社会中的“去阶级话语”的矛盾。“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主体评价尺度遵循政治化的要求，客体评价尺度遵循专业化要求，两者间这种错位导致新传播人才培养中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冲突与矛盾。” 因此，笔者认为，以传播学的“经验性理论”来改造和升级新闻学的“规范性理论”，是新闻传播教育内容改革的有益路径。新闻学“规范性理论”中关乎真实、客观、准确的“专业主义”圭臬需要坚守，新闻业的独立性和公共性需要去维系，但传播学“经验性理论”中认知现实规律、把握传播特点等知识体系在新闻传播教育中亟待强化。只有这样，培养的学生，才有可能既有对“规范”的守望、又有对“经验”之掌握。如黄旦建议(18)，面临“网络化关系”这种“事实性知识”，原有新闻学所强调的“原则性知识”需要进行重造。回归到研究层面，研究焦点要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回到新闻教育改革层面，要从网络化关系出发，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的目标并对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进行结构性调整。 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强化“经验性理论”，即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和知识，也是基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需求所做出的考量。一方面，更加开放性、社会化的公共传播业正在兴起，对公共传播人才提出更大的需求，而其前提是对复杂中国的认知和把握，这方面更加需要学生具有社会调查、研究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转型社会的中国，因缺乏科学传播、健康传播、风险传播知识所导致的政府沟通困境、企业声誉受损等现象层出不穷，为此，更加需要掌握公共传播规律、特点和知识的应用传播人才，在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寻求利益和风险均衡分配的共识。所以，用“公共传播”来拓展“新闻传播”的范畴，也多少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跟中国当下的国情密切相关。 笔者也曾撰文指出(19)，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要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感、理解复杂性、激发责任感。历史感是偏向时间的，复杂性是偏向空间的，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建立的“时空观”，恰恰是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思维要求。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有利于增强他们联系背景看当下的思维、从历史中把握现实坐标的意识；培养学生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有利于他们强化社会判断能力、提高社会调查水平。 具体来说，未来的新闻传播教学改革要强化学生哪些方面的素质？张迪考察海外传播教育现状时，总结了若干方面(20)：“核心目标均是为新闻传播业界培养其所需人才。具体目标可概括为六点：出色的多媒体叙事能力；懂调研且会使用数据；恪守新闻(传播)道德；伦理规范、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批判思维；在新闻传播学科之外有所擅长；具备跨文化与国际传播能力。”在笔者看来，在强化“经验性理论”的知识体系改造过程中，有四种核心能力对新闻传播学子来说至关重要： 1.社会调查能力。新闻传播学归根结底需要快速了解、呈现社会热点和变动，而认识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洞察和认知，没有宏观的把握、敏锐的判断，遑论深度调查和报道。为此，扎实掌握社会调查技巧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非常关键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调查方法，跟一般社会调查方法既有总体性的一致，也有一些行业性的要求。据加拿大的洛根院长介绍，该院有一门必修课叫《新闻记者研究方法》，“这门课很重要，因为优秀记者和平庸记者的区别就在于优秀记者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而不是被动接受官方和公关部提供的资料。这门课教学生如何通过图书馆、因特网、法院、政府部门和企业搜集资料以及怎样判断信息的可靠性。”(21)不过，新闻传播学的社会调查方法，跟一般社会科学调查方法最大不同是，因为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尤其对新闻事件要形成基本判断和认知，因此，“方法论”背后的“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 2.快速写作能力。不管是报纸、网站还是微信、微博的文本，都需要写作，都需要有准确、通俗、有创意的写作，“倚马可待”的写作能力是新闻传播学子最核心的技能之一，这个技能不管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网络时代都不会改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是精英大学所录取的高材生，写作能力也普遍不如人意，比如，美国很多一年级本科生基本的写作语法、句法存在很大问题，即便新生入学成绩高达3.95/4、仅有10%的申请者能够被录取，这些高质量的学生的写作水平也依然如此。可见，提高学生快速和准确写作的能力，是中外新闻传播院校面临的共同挑战。 3.数据分析能力。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对新闻传播学子来说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今天了解受众需求、实现精准传播，必须要基于数据分析来更加精准地洞察用户行为、情绪和心理特征；二是今天挖掘事实和真相的手段中，需要数据方法的运用，“数据洞察”正成为信息价值深度挖掘的重要维度。张迪的报告也指出(22)：“为提高学生在数据处理方面的能力，美国的很多新闻传播院系把数据分析能力列做重要培养目标之一，以西北大学梅迪尔与雪城大学纽豪斯为例证。纽豪斯强制在校生至少学习一门与数据分析相关的课程，否则无法毕业。” 4.视觉表达能力。传统的新闻表达，注重的是信息价值本身，而融合的新闻表达，更强调信息价值基础上的视觉效果，两者结合，是未来公共传播的必然趋势。如何在新闻教育中强化视角表达思维和能力，在视觉设计教学中强化对信息价值的坚守，是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为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细分成“影像传播”和“创意媒体”(媒体交互设计)两个方向，就是对视觉表达能力不同层次、不同侧重的细分。 上述四种专业技能的培养要求，又可以凝练为最核心的三点能力：社会调查和写作技能(这是新闻传播学子尤其新闻学子的基本功)、社会学习能力(这是网络语境下新闻传播学子的新要求)、批判创新思维(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总体要求)。三者结合，或可成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从面向行业到面向社会进行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上文提出，以“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作为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方向，但实际上，这种转型在新闻传播教育界尚缺乏共识，极少数的探索改革也才刚刚起步。 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新闻传播院校的教学改革大体包括坚守者、改良者和变革者三种类型：坚守者认为，技术变革不过是阶段性的，传统经典教育的人文理念和知识体系不应该被轻易改变，或者由于现有师资结构观念和习惯的固化，无论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模式上都未采取明显变化；改良者认为，新技术对新闻传播行业生态的影响是重大的，因此必须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加以应对，但主要是增加新媒体相关课程或实习、实践、实验教学的环节；变革者则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范式需要再定位和再出发，需要立足当下新传播生态系统的新语境和整个社会对公共传播人才的新需求，来确立新闻传播教育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因此，变革者试图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结构化的再造。笔者认为，坚守者的理念坚守值得重视、策略延续则值得反思，改良者的局部改革无助于整体发展，变革者的思维理念和积极行动才是关键。 总体上看，制约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内外部因素诸多，比如以往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现有师资结构跟不上教学改革的人力资源短板、学界和业界乃至社会之间的相对隔膜、新传播技术需要的业界人才难以被高校聘用等。因此，新闻传播教育要真正完成从新闻传播向公共传播的范式转型，需要深刻的观念再造、整体性的机制重构和能动性的实践变革。 ①南长森：《简论当前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矛盾关系》，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雷跃捷：《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和问题》，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③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④闫学杉：《从新闻学到社会信息学——日本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变迁》，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 ⑤参见程素琴：《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⑥其实这些“原则性知识”多数是新闻报道过程中的操作规范，这些规范多数都是平面媒体时代的生产规则，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少操作规范和生产规则需要重新审视，因而，更值得坚守的主要是“原则性知识”背后的职业理念和精神内核。 ⑦吴予敏：《传播教育与人文理想》，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⑧刘海贵：《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企盼标志性突破》，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⑨李建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探讨》，载《编辑之友》2012年第3期。 ⑩搜狐传媒：《全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布点1080个 在校本科生23万》，载http://media.sohu.com/20131018/n38846717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8日。 (11)钟新、周树华：《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核心问题——对国外2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1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教育课题小组：《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基于18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载《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第125页。 (13)张迪：《媒体变革背景下的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载《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 (14)吴予敏：《传播教育与人文理想》，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5)王哲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约束条件与可能的突破口》，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10期。 (16)转引自高金萍：《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大势》，载《国际新闻界》2009(2)。 (17)李彦冰：《当今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价值矛盾问题》，载《创新》2014年第4期。 (18)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19)张志安：《立足新闻传播面向公共传播》，载《青年记者》2015年12月上。 (20)张迪：《媒体变革背景下的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载《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 (21)钟新、周树华：《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核心问题——对国外2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22)张迪：《媒体变革背景下的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载《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标签：新闻传播论文; 传播学论文; 新闻学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培养理论论文; 媒体行业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