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义军论文,南昌论文,广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的原因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但凡涉及到南昌起义的学术论著都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为了正确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认识。现根据史实提出一点不同意见，聊备一说，以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 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那些认为南下决策从根本上导致了起义军失败的同志，其根据之一就是起义军千里南下，路上困难重重，给敌人造成了很多围追堵截的机会，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境地。诚然，南下广东的确是一次艰苦的远征，途中必然要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困难。但这并不能说明南下广东就一定会失败。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把1934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与这次南下远征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当时中央红军所遇到的敌人和各种困难，比这次南征不知要大多少倍。然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还是胜利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然，两次远征，情况不尽相同，但至少可以说明，行军途中所遇到的敌人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设若南昌起义军不南下广东而就地上山，固然可以避免长途跋涉带来的一些困难，但又会遇到怎样解决几万大军在山上的给养这样严重的困难。而且起义军所面临的敌人就不仅仅是要阻止我军南下的李济深四万余敌军，而是十几万环赣敌军（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相对来说，南下广东所遇到的敌人还容易战胜些。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军完全可以打败南下途中的敌人。虽然当时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但具体对南昌起义军来说，却与南下途中将遇到的敌军不相上下。南昌起义时，我军已达两万余人。南昌起义后，我军如果不过早地主动撤出南昌，稍待时日，就可再汇集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而未及时赶上的武汉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和平浏工农义勇军等二万余人，总兵力可达五万之众。敌军方面，江西境内及周围宁汉两方虽有十万以上敌军，但由于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双方谁也不急于单独与起义军拼得两败俱伤而让对方坐收渔利。当时真正起来镇压和阻拦起义军的只有李济深的部队。而李济深那时既要警惕桂系对广东的凯觎，又要防止张发奎回粤取而代之。他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来对付起义军。再加上他开始并不知道起义军从哪条路入粤，只能兵分三路进行防御。而我军则可集中全部兵力，攻其最弱的一翼。待敌军发现我军入粤路线后，虽可调兵增援，但敌人在山路行军同样困难。所以，当时即使没有汇齐未赶上南昌起义的二万余人，只要领导正确，指挥得当，就以南昌起义军的力量，也完全可能“各个击破它”（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由此可见，把南下途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敌人说成是南下失败的原因之一，其根据是很不充分的。
那些认为南下决策从根本上导致了起义军失败的同志，其根据之二就是广东已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一个地区具备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主要看那里的敌人力量、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
从敌人力量来看，当时湘鄂赣三省是武汉集团统治的中心地带，均驻有重兵把守。特别是江西省内，已有各方敌军8万之多， 而广东境内仅有李济深的军队3.2万余人。他的另外1.2万余军队分别驻在粤赣边界和江西境内。相对湘鄂赣三省来说，广东之敌比较薄弱。
从群众基础来看，大革命时期，虽然湘鄂赣粤四省都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但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在敌人的严重摧残下，一时尚未恢复过来，而广东的农民运动却一直在此起彼伏地继续发展。聂荣臻同志回忆说：“虽然经过‘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打击，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屠杀，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但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些革命力量，但也不平衡，当时东江的基础好，力量强些，因而广东各地（主要在农村）的革命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地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注：《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为什么大革命失败后，湘赣等省的农民运动处于低潮时，广东的农民运动却能有所发展呢？第一，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历史比较早，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早在1922年，彭湃同志就开始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还曾两次参加东征，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而湘赣等省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是在北伐军进入时才发展起来的，尽管当时发展迅猛，但基础不如广东牢固。第二，广东的农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四·一五”政变血腥屠杀工农时，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多次举行武装暴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保存了革命力量；湘赣等省虽然也有农民自卫武装，但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影响下，关键时刻没有运用农民武装反击，反而竭力阻止已经起来反击的农民武装的斗争，结果使革命遭到了惨重损失。
从地理条件看，应该说，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利多于弊。一方面，沿海地区一马平川，交通灵便，易攻难守。但另一方面，财政丰裕，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虽然经济条件的国际援助不是建立根据地的唯一条件，但在敌人严密封锁，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可能利用的外援，对于根据地长期坚持斗争，鼓舞人民的革命士气非常重要，无可厚非。此外，大部分地区也还是山区丘陵，又与湘赣闽山区毗连，而且离反革命政权的中心武汉和南京较远（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这也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回旋。
根据敌人力量、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综合考察，广东完全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条件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而且还把广东列为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区之一。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9页。）广东不仅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条件，而且已经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还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广东海陆丰一带的农民群众就在党的领导下，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创建了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虽然几经摧残，但始终未停止斗争，直到1928年春，由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才遭到失败。因此，那种认为广东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 南下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
关于南昌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党中央和起义军领导人在失败后不久就进行了总结。这些总结虽然不尽全面和精当，但基本上正确地指出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刘伯承同志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明确指出：“此次南昌暴动，自然应该有的，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败是必然的么？不是的。或是根本上有相当胜利之可能，因我们行动上犯了错误，才致于失败的么？是的。”（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这里，刘伯承同志所讲的行动上的错误，就是指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政治上的错误。这主要是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以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对起义军的支持。南下途中，戎马倥偬，战事频繁，虽然没有条件深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但沿途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意义，使农民群众明白此次起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展土地革命。这样做，对于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对起义军的支持，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起义军领导机关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够好。南昌起义前，虽然党中央提出了要“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但起义领导机关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一开始就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错误标准。所以人民群众尖锐地批评说：“这叫做耕者无其田！”因而把起义军称作“蒋介石第三的军队”（注：《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后来，虽然改正了这个错误，但这时起义军已是强弩之末，来不及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意义了。所以，南下失败后不久，起义领导人就指出：“此次失败，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单纯的军事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要失败的。”（注：《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10月15日。）
第二，军事上的错误。南征广东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和指挥军队作战的英勇壮举。但由于军事决策和指挥上的错误，直接造成了南下失败。首先是南下前的准备不足。从江西南昌到广东东江，溽暑远征，困难不小。在这样一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行动之前，理应进行充分的整顿和整编，特别是对非共产党员领导的旧式军队更应加强改造整编，对不可靠的旧军官应保持戒备，果断处置。然而，南昌起义后不到两天就主动撤离南昌，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以致于南下不久，就发生了蔡廷锴率部叛逃的事件，拉走了1000多人。这对起义军后来失败影响很大。所以刘伯承同志说：“如对蔡廷锴部有了断然的处置，保持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根。”（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聂荣臻同志在《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中也说：“当时起义军还有许多人没有经过严峻的考验，成份也不够好，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能够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当时并不是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没有时间进行整顿。起义军领导机关如果不匆忙决定撤出南昌，完全可以利用敌人内部暂时的矛盾，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必要的整编，而且还可以汇集更多的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军。但起义军领导者没有这样做，以致于严重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力。其次，两次分兵造成了重大损失。南昌起义时我军虽然号称三万大军，但因沿途作战和叛逃，部队减员不少。在后来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本应集中兵力作战，但起义军却在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结果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使我军主力受到重大损失。此外，军事指挥不统一，军令不严，军纪废弛也是南下失败的军事原因之一。
第三，组织上的错误。党组织统一的领导，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组织保证。尤其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的关键时刻，更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南征虽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准备仓促，没来得及在军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结果造成了纪律松懈，“系统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没有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自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以上领导方面的错误显然不是因为南下广东而必然发生的。假如不犯这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南昌起义军未尝不能顺利地到达广东，开辟出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当然，如果仍坚持攻打广州，重走北伐的老路，起义军即使顺利地到达了广东，甚至打下广州，最后也难免失败。因为城市中心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如果不以攻打广州为目标，而在靠近湘赣闽山区的广东北部建立农村根据地，其结局也许大不相同。以此地为立足点，进，可以攻取潮汕海陆丰地区，获得必要的财经物资和外援，扩大革命根据地；退，可以转入湘赣闽边界，保存革命力量，以图发展，应该说，这是南昌起义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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