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西藏民族发展的卓越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西藏论文,贡献论文,民族论文,卓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前，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挑拨，内曾有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加之西藏民族内部的不团结，内外矛盾、民族宗教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斗争最复杂、最尖锐的地方”。为了妥善平稳地解决西藏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吸取中外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根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从西藏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况出发，以全新的思考视角和高度灵活的政策策略，成功地树立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良好范例。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全局着眼，对西藏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构想和布局的话，那么，周恩来则是以高超的智慧，使这种构想和布局变成现实的组织者和指挥实施者。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涉及西藏工作的方方面面，丰富而具体，既有深邃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本文仅就周恩来处理西藏问题的成功经验及他对西藏发展的卓越贡献作一粗浅阐述。
一、大力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翻开中国历史的资政举要，在治理西藏问题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走不出历史惯性的怪圈：他们或进行民族压迫，靠军事镇压；或无为而治，放任自流；或实施怀柔和羁縻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式提出进军西藏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为了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传到西藏去，促使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前来谈判，从1950年2月至7月，中央先后批准志清（即密悟）法师、夏日仓活佛、格达活佛等在西藏宗教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前往拉萨劝和。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同西藏地方当局联系。1950年7月27日至9月19日，周恩来先后6次致电中国驻印使馆，与达赖的代表接触，传递中央的和谈善意，并对和谈的时间、地点、内容、条件和与之接触的办法等具体事项一一作了详尽指示，并且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愈早到京，愈会有利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要求我驻印使馆以极关心、极友好地态度促其早日成行。遗憾的是，西藏地方当局不但无动于衷，还与帝国主义勾结，对劝和代表拦截、软禁甚至谋害，并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在我军不得不被迫发起昌都战役之前，周恩来仍让我驻印使馆将进军时间告诉西藏当局，同时将解放军的行动事先告知了印度驻中国大使，以敦促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人来北京谈判。昌都战役胜利后，他再次给西藏地方政府捎话，表示中央仍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来京进行和谈。1951年1月29日，当得知我袁仲贤大使友好地接见了达赖的两位代表时，周恩来又及时复电勉励，让其转告“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达赖活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说：“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而且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
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诱使达赖逃往国外，以便他们运用这一宗教领袖的影响，煽动藏胞与中央政府对抗。为避免达赖出走印度，3月21日，周恩来亲自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他指出：“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印度政府答复我外交部，表示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也只能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方努力和艰苦细致、耐心的政治说服工作，达赖喇嘛终于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赴京和谈。4月22日、27日，周恩来和朱德亲自率中央有关领导到北京火车站欢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班禅一行，并与班禅就西藏前途、即将开始的和谈、藏汉团结、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和藏族内部的团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28日，周恩来向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明确了谈判的原则，并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做好阿沛等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的工作；做好他们与班禅方面人员的团结工作。对谈判的地点、方式、日期要征询阿沛的意见。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指导下，经过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进行了20多天的谈判，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终于实现了。
二、实现统一对外，废除英帝国主义在藏特权
《十七条协议》第一条明确规定，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这是关系到新中国实现主权完整和祖国尊严的大问题。印度继承的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自然属于废除之列。但没有像在内地一样立即废除，更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根据党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争取团结印度的方针积极做工作，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当时，我任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书记，亲眼目睹了印度从亚东至江孜一线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及藏族群众所遭受的乌拉差役等痛苦。然而，印度政府在处理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时，不仅企图永远保持旧有特权，还想撇开中国政府进行活动。在公开正式的文件中他们仍然把西藏称为国家，甚至提出要随时自由地来藏视察其在亚东、江孜的“商务代表处”和驿站，并企图继续享有驻扎卫队的特权。而西藏地方政府在和平解放前也非法设有外交局，解放后仍在进行外交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收回西藏地方的外交权，已迫在眉睫。周恩来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充分展示了其外交才华，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为新中国威望的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7月7日，周恩来针对印度政府未经新中国同意径自派辛格前往拉萨当代表一事，电复我驻印使馆代办申健，严正申明：“我国不能承认”，同时指出“我们愿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只要印度守此原则，印度与西藏通商设领是可以考虑的”。1951年8至10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和第十八军等部队先后抵达拉萨后，周恩来又致电张经武：“我们目前对在西藏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外交代表的态度，应采取友好相处、保持现状的方针”。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时，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现存情况，是英国政府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由于解决两国在中国西藏的关系问题，需要时间和步骤，为了处理目前一些事务，建议将印度过去留在拉萨的代表团改变为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馆。根据对等的原则，中国要求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23日，印度政府同意了这个原则和交换设置领事馆的具体措施。
在积极慎重地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关系的同时，中央经与噶厦协商，于1952年11月6日解决了外事统一于中央的问题。至此，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地方擅自处理外事的不合理、不合法状态宣告结束，中央正式收回了外交权。
1953年9月，中印两国协商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周恩来对中印谈判十分重视，针对印度代表团的无理要求，周恩来对我方在谈判中的原则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这次谈判是解决业已成熟并已准备好的问题，不成熟的比如边界问题，以及其他西藏地方提出的归属问题作为悬案，将来选择时机解决。
中国政府代表团根据上述原则，从1954年1月2日开始，与印方谈判，4月29日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下简称《中印协定》）。在双方照会中，印度政府同意撤走其在西藏的武装卫队，同意由中国折价收回其在西藏经营的邮电企业、设备以及12个驿站，并同意中国收回其在亚东商代处以外的租地等，从而取消了印度在西藏沿袭的各种特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同资本主义国家以谈判方式取消在华特权的协定。在周恩来精心组织领导下，这次谈判在方针、方式以及用协商精神解决某些棘手问题的作法，都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新的外交风格。特别是周恩来在这次谈判中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被印度所接受，载入了两国签订的协定和此后不久两国政府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而且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谈判结束后，根据双方照会，我国政府委派中央代表外事帮办与印度政府委派的驻拉萨总领事，从1954年12月起，对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讯、12个驿站及其设备进行清点、估价。我受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和外事帮办杨公素的委托，领导并参加了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并于1955年3月完成了清点、估价工作，我国政府于3月31日一次性向印方付清了31万卢比的折价款项。4月1日，中印双方代表在拉萨签订了印度政府将上述企业及设备交给中国政府的议定书，并举行了交接仪式。从此，中国政府正式接管了上述邮电设备和驿站。
在取消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后，接着，又就取消尼泊尔在西藏特权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56年9月22日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简称《中尼协定》）和两个换文。从此，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新中国在西藏地方的涉外工作上，废除旧特权、建立与邻国新关系的又一成就。
三、努力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可能随着《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而自然化解消失。正因如此，在《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对张国华说：“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周恩来在指导西藏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贯彻了这一方针。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初，他就指出：“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1956年3月15日，在接见赴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中央代表团成员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去西藏应抱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去，要从心理上尊重他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汉族主义”。11月29日，他在回答达赖关于汉藏干部关系问题时又说：“汉族干部无论在自治区委员会或在地方，都应该尊重藏族干部，使藏族干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前后，部分群众要求改革，有的上层人士也同意改革，西藏工委错误地估计形势，出现了急于进行改革准备的偏差，反动上层煽起了昌都地区的某些局部叛乱。针对这一情况，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代中央草拟了一份电报，指出：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来看，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在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在要求西藏工委提出的改革试点必须停止进行时又指出：“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宽容和照顾，同时，也使我们党在处理西藏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政治主动性。在达赖应邀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为了做达赖的工作，周恩来在出国访问的百忙之中，连续三次与达赖恳谈，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的指示。针对达赖身边一些人员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阴谋的想法，周恩来又接见了达赖方面几个主要负责官员，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他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位置上。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谈话，坚定了达赖早日返回西藏的决心，揭露打击了搞阴谋的人，使人心趋于稳定。
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全国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周恩来在他修改的中央指示中仍提出，对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要和西藏上层中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进行反复协商，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周恩来多次同班禅、阿沛、帕巴拉等谈心，对包括“平叛后民主改革还是用和平方式进行”和对未参叛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对保证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密切党和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还诚恳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个根本问题：“汉藏团结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搞好汉藏团结，必须从两方面做工作。我们汉人要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你们藏人就要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样两方面才能团结”。
平叛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奴的生产积极性，一个互助生产热潮很快掀起，西藏的各项工作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是，此时西藏工委等一些领导同志又产生了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1960年秋的短短几个月，全区试办合作社七八十个，掀起了一阵试办合作社之风，而且比较多地是用办合作社的思想指导互助组的工作。这就使刚从生产资料三大领主所有制变为劳动人民个体有所制、土地刚刚分到自己手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思想不安，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偏向，11月15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在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周恩来又与邓小平一起主持中央座谈会，于1961年4月21日研究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要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民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还提出：“在这五年，我们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财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上述重要指示，不仅指导了此后几年中西藏农牧业的健康、稳步、迅速发展，而且密切了党与西藏农牧民群众的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
这一阶段是西藏当代历史上的稳定发展阶段。平叛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万农奴翻了身，并由于个体所有制的稳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尽管也出现过急和“左”的现象，人们还是把这一段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平叛改革的成绩是公认的，但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十世班禅曾在1962年给中央写了一份7万言的报告，对平叛改革提出了8个存在的问题。由于事关进退的大是大非问题，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1962年5月18日和7月24日，他先后两次长时间与班禅等就报告交换了意见，指出：报告将“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后来他又将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8个问题归纳成6个问题，严肃而诚恳地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和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想把西藏工作办好的，而不是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周恩来对如何评估平叛改革中的成绩与偏差的态度十分明朗，对班禅报告中对的方面加以肯定，错误方面也给予指出。事实说明，周恩来对西藏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事必躬亲，及时抓紧处理，时时事事坚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充分照顾西藏民族的特点和利益，加强了西藏工作，增进了民族团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四、妥善处理西藏宗教问题
在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和绝大多数人宗教信仰很深的西藏，如何处理宗教问题，一直是西藏工作中备受关注的又一敏感问题。《十七条协议》第七条明确规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慎重稳进”方针，在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也是考虑到宗教问题的。对此，周恩来特别注意，他对赴藏代表团讲话时强调：“大家到那里去，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但要在口头上，而且要在实际上做好工作”。
1959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得强迫群众当喇嘛。群众有当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还俗的自由”。5月2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西藏问题时，又指出：“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为了使宗教适应民主改革的形势，他多次与班禅、阿沛、帕巴拉等商谈宗教改革问题，指出“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人口也得不到繁衍，至于如何改革是喇嘛教内部的事”。他明确提出三条意见：“（一）宗教不能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二）反对清朝皇帝实行的民族削弱政策；（三）信教的不一定都在寺庙”。并说“可以培养一些对宗教真正有信仰、有学问的人，专门从事念经、辨经活动，佛学家也可以带几个徒弟”。
关于“政教合一”问题，周恩来早在1950年4月就明确指出：“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我们逐步使政教分立”。但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群众信仰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工作应避免过早过急。在真正是多数人民要求改革时，才能改革”。直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后，才有了实行“政教分离”的条件。周恩来在他改定的上述中央指示中，明确写道：“今后所有寺庙必须爱国守法，不能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干涉政府的行政事项”。1959年5月25日，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指示精神下发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寺庙搞三反，即反叛乱、反特权（政教分离）、反剥削”。其后，在寺庙进行的“三反”和农牧区的民主改革中，西藏宗教的封建特权被彻底推翻。1965年2月24日，在与阿沛和帕巴拉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重申：“我们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不能利用宗教，宗教不能同政治连在一起。至于思想信仰问题，不能强迫人民不信，信教自由。我们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统治多数，压迫少数民族，向外侵略”。
平叛改革也促进了西藏宗教改革，政教分离后，一大批过去被强迫入寺的僧尼还了俗，许多人还成了家，对西藏生产建设发展和人口迅速增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广大群众才真正全面、充分地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昌都、萨迦、大昭寺等许多藏传佛教的名刹古寺，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或修复，寺庙实行了民主管理，全区僧尼人数保持了一定的比率。众多的宗教界受国人士与党紧密合作共事，一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努力工作。这一切，使古老的藏传佛教以适应西藏伟大社会进步的崭新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这是党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最复杂的宗教问题的成功创举，受到西藏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五、积极促进西藏经济、文化建设
旧西藏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没有现代公路交通，运输靠人背畜驮，农业生产耕作粗放，不少地方仍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全西藏没有一所为群众办的现代学校，也没有为群众治病的卫生设施。农奴没有自己的土地，受尽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
为使西藏改变贫困面貌，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早在1950年初，他就提出：“西藏地区经济落后，是由反动派长期压迫造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使少数民族生活改善”。以后他又曾亲口对达赖说过，“西藏是很贫穷的，发展建设一定要中央拿出钱来帮助，这方面中央会完全帮助的。”1952年4月4日，在接到张经武反映西藏经济困难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陈云商量，给西藏增加军用、民用物资，调剂市场，平抑物价。在当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指示有关部门，通过与印度交换、转口为西藏运去2500吨大米，并利用外汇为西藏从印度购买了部分急需物资，还对400家藏商积压难销的400万元人民币的羊毛以优价收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扶植了他们的经营活动。
1955年3月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七次会议，专题研究西藏问题，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都要帮助西藏做好事”。他强调指出：“要发展，就需要修路。以后，国家每年都给西藏以财政补助”。这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和解决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等决定。从此，西藏的建设与发展列入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在西藏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上，周恩来也有明确指示。1957年8月4日，他在青岛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座谈会上指出：“由于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于社会改革，而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因为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1957年8月22日，他在给达赖的复信中又指出：“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在改革以前，是不具备大规模进行条件的，但是，那些为人民所欢迎，各阶层同意，而我们又有条件办的事业，还可以有重点地举办一些，以适当地解决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迫切需要。”
平叛改革以后，周恩来更加关心西藏的建设和发展。1960年8月31日，他在同阿沛的谈话中强调，“要发展人口，发展生产，要达到人畜两旺”。同年12月5日在与张国华等讨论西藏问题时又指出：“现在主要是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这是一切的一切”。希望他们多想些办法，一定要把土地证发下去，这如同分房给了钥匙，可以使人心安定，使群众看到希望。在周恩来亲切关怀下，中央每年都拨出巨款帮助西藏发展经济。1954年12月25日，工程浩大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1年后又修通了拉萨至日喀则的公路。为了加强西藏与邻国的联系，在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9月30日，周恩来批准修建从加德满都直达拉萨的中尼公路，1962年10月21日，批准对尼泊尔支付现汇70万英镑用于援尼修筑中尼公路尼境一段的费用，在他的关心支持下，拉萨至江孜，江孜至日喀则、亚东以及新藏、中尼等多条公路干线相继建成。这些公路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旧西藏鸟道羊肠、天梯栈道、溜索横渡的落后面貌，保证了内地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西藏经济建设，并使公路沿线出现了多座新兴城镇，促进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周恩来在亲自过问西藏公路建设的同时，对修建拉萨机场、日喀则火电厂、拉萨夺底电厂、拉萨河水电站、纳金电站、以及输油管道等都一一审示，不但将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而且对工程的选址、进展情况甚至对拉萨机场修建地的名称都有具体指示。
周恩来不仅关心西藏的经济发展，而且十分关心西藏的文化建设。1955年春，他亲自批拨100万元人民币用于重点发展西藏文化教育事业，此后，他曾多次带头观看西藏的文艺节目，并对话剧《雪山朝阳》（到北京演出是周恩来指示的，剧名是他提示的）和《文成公主》给予了亲切指导和热情帮助。1960年1月29日，他亲自审查了《文成公主》，并召集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召开座谈会，对剧本提出了“要明确民族团结亲好的主题”等11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还非常关心藏族文艺人才的成长与进步，他与他们谈心交朋友，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取得的成绩给予勉励。1975年10月30日，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从电视上看到西藏歌舞团赴京演出的转播后，还托赵秘书打电话给女歌唱家才旦卓玛：“总理听你唱的歌曲和过去一样好，很高兴”，勉励她“要好好为人民歌唱，要好好工作，要注意身体”。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西藏在歌舞五六十年代曾风靡全国，如《洗衣歌》、《北京的金山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翻身农奴把歌唱》、《逛新城》等，不但表达了百万农奴对党的恩情永不忘的肺腑之声，而且成为传遍全国妇孺皆知的优秀节目。
可以说，周恩来从西藏和平解放直至他去世，对西藏的建设大至修筑公路、修建机场、电站，小至筑堤、办学、建设影剧院，无不亲自过问。1959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内地再苦，也不能苦了西藏。他曾一次就拨给西藏新出厂的800辆解放牌汽车，这在当时内地汽车都很少的情况下是十分不易的。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准备亲自前往拉萨参加祝贺活动，在因身体等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又指示给西藏各县配发了小汽车和高压锅，给各区、乡和边防哨卡配备适应高寒气候条件的半导体收音机。从上述数不胜数的事例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西藏的建设和繁荣，可谓呕心沥血，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片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支持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和平解放48年来，西藏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军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不仅使一个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变成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西藏正朝着周恩来40多年前为西藏人民绘制的“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西藏高原早日建成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的宏伟蓝图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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