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美国论文,情况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史研究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曾对全美各地重要大学中国学机构、资料及其研究状况做了实地考察，并拜见有关学者和专家。现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有关文献、档案和网上资源，对美国清史资料收藏及其研究状况作一概述。由于美国清史研究相当发达，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还很有限，故不周之处，望方家指正。
（1）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和美国哈佛大学、纽因伦地区大学的清史研究
在哈佛大学，收藏清史资料的主要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截至1999年6月的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以下简称燕京）书籍的藏量超过947，000册，其中汉文书籍535，000册。50多万册汉文藏书中，20万册是古籍，包括宋、元、明刻本1500余种，20，000余册；清初至乾隆间刻本2，000余种，约20，000册；抄本（含稿本）1，200种，4，500余册；原版方志3，525种，约35，000册；丛书1，400种，约60，000册。燕京藏书之稿本、抄本的数量与质量，在美国均独占鳌头。不少重要稿本没有刊刻过，如丁日昌的《炮录十卷后编》、《军火杂录》等。燕京的未刻稿本还有如书画家高凤翰《南阜山人诗文类稿》、学者周广业《蓬庐文抄》、清宗室敬徵《敬徵日记》、数学家李锐《观妙居日记》、内阁侍读叶名澧《宝云阁诗草》与《城南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等。燕京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也不少。满文著作中，有《春秋》、《易经》等儒家经典译文，以及《三国》、《聊斋》、《水浒》、《金瓶梅》等历史、文学方面的著作。藏文著作中，有分别印制于1700年、1732年和1933年的经典文献。蒙文著作中，有1724年印制于北京的若干文献。还有云南纳西族象形文字的手稿598册。这些纳西族的文献均已整理并列书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已于1999年出版，记录了馆藏宋元明三代刻本的详尽信息。续编清代部分的撰写工作也已完成。至此，燕京图书馆清代典籍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
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其清史研究可以追溯到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费正清曾于1930年到中国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历史，1936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口岸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设（1842—1854）》，是对清史个案的深入研究。他是外国人中最早利用故宫档案《筹办夷务始末》的学者。为促进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费正清主张通过区域研究加强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并从清史研究入手，确立其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框架。他与邓嗣禹等学者合作，编撰了清代文献的系列阅读资料。其中，与邓嗣禹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1954年），强调了西方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形成了强调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说。此后，费正清还与美国和世界一些优秀清史专家合作，完成了《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撰写。
作为哈佛清史研究的重要先行者，费正清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哈佛历史系和政治系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虽然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共党史，但在清史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他关于严复的研究专著《富强之探索：严复和西方》，至今被国际汉学界视为严复研究的经典之作。他也是美国最早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的学者。根据哈佛的档案，他在1951年就开设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课。史华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培养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美国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清史专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在哈佛清史研究的发展史上，弗莱彻（Joseph Jr.Fletcher）教授也是十分关键的学者，他主要研究中国和中亚关系史。弗莱彻是《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撰写者之一。其中《满人的兴起》、《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中俄关系（1800—1862）》、《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等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发表的论文有《中国西北边界简史》（1979年）、《中国和中亚》（1968年）等。可惜弗莱彻过早去世，哈佛的中亚研究也因此一蹶不振。哈佛档案馆收藏有他未发表的重要学术手稿。
关于哈佛的清史研究，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孔飞力（Philip A.Kuhn）和柯文（Paul A.Cohen）两位教授。他们同属于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孔飞力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末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国主义化和社会结构，1796—1864年》（1970年）、《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年）。前著强调了对地方士绅的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军事化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中国的近代史应该从这时候开始。重视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社会构造的变化，主张历史发展的原因，应该到中国社会内部去发现。是书显示了当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叫魂》中，孔飞力试图通过叫魂的案件，透视清王朝的社会控制。此书获美国亚洲协会2002年列文森图书奖。孔飞力还出版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起源》（2002年），最近正在筹备出版他的关于中国移民史的专著，1997年，他在澳大利亚做过题为中国移民问题的学术报告。在孔飞力看来，离开海内外的移民问题研究，很难理解晚清和近代的经济发展。在中国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方面，柯文的学术影响和孔飞力旗鼓相当。柯文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韦尔斯学院的历史教授。他撰写的学术专著主要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该书对“西方冲击论”提出了批评。这是美国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柯文还出版有《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1997年），获199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最近，柯文正进行中国“国耻”观念的研究。柯文对清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十分关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学者更关注思想方面的“软”殖民主义研究。比较而言，后现代学者更重理论的研究。柯文是美国中国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袖。早年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1965年，柯文还是年轻学者的时候，史华慈就曾预言过其学术前景，认为柯文已经确切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始终注意一些宏观问题，观察问题立意很高。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他的著作，也将继续见诸于他以后的成果。
关于纽因伦地区的中国学家，还要提到帕米拉·克罗斯列（Pamela K.Crossley）教授。她供职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茂斯学院历史系，主要进行近代中国和中亚史研究。她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镜》（1999年），该书探讨了清帝国机构和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获得美国亚洲协会2001年度的列文森奖。她的另一部著作《满洲》（1997年）是关于满清创立时期文化史研究的论著。帕米拉参加了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德胜（Willard J.Peterson）教授领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清史卷即第9卷第6章的编撰，是书已于2002年10月付梓出版。达特茂斯学院在美国声望很高，2003年进美国最佳高等学校的前十名。
（2）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哥地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东部清史研究
康乃尔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是西方世界最早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其中东亚地区的馆藏主要是校友华生（Charles W.Wason）捐赠的，资料十分丰富。馆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中国研究的西文资料，包括几十种报刊资料；一是中国典籍藏书，包括《永乐大典》6册，以及康熙玉玺、慈禧书签、敦煌文献等。其他还有相关的手稿本、照片、地图、文献等。由于胡适曾在这里留学，所以还有一部分他的资料，包括所收集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官方信件。华生馆的馆长韩涛（Thomas H.Hahn）来自德国，曾作为中国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对汉学资料非常娴熟，主要研究图书馆学、资料科学、中国宗教、中国历史地理学等。华生馆的资料正在他的努力下向数据化方向发展。
关于康乃尔大学的清史研究，这里主要提两位学者。一是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教授。1929—1932年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问题研究生，1944—1945年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1961年）是其代表作，主要研究了当时的同文馆、江南兵工厂的教育和训练，以及福州海军学校。是书的前言强调，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填补对中国近代化知识了解和认识的空缺。康乃尔大学另一位与清史研究有关的专家是历史系的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他是毕乃德教授的接班人，担任多年康乃尔大学历史系的主任。高家龙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和商业，并使这一方向成为康乃尔大学的特色研究项目。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大商业：中外在卷烟工业的竞争，1890—1930》（1980年）、《遭遇中国人际网——在中国的西方、日本和中国企业，1880—1937》（2002年）等。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提出了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其中关于外国投资家到中国面临社会等级制和人际关系网挑战的观点，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经商特点及其规律探索的重要成果。
耶鲁大学收藏汉文资料相当早。第一批藏书入藏于1878年，系清朝容闳所赠，共1，280册，40种。不久，耶鲁大学又得到清廷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5，040册。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太平天国资料，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家简又文教授捐赠的，共320种，640册。简先生当时还捐赠了太平天国的钱币和官印。笔者访问时，发现这些文献分类放在纸盒中，保存完好。耶鲁古籍藏书显然没有哈佛那么多，但购买了大陆、台湾不少清廷文件影印本，为专职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方便。耶鲁中国学资料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藏有一批传教士的资料，包括300位曾前往中国活动的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件、照片、报告、论文、著作、地图。这套资料被命名为“中国档案项目”，由全美基督教委员会发起组织，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涉及清代史事。耶鲁大学还有一批关于西藏的研究资料，包括手稿，以及一些著名喇嘛的著作和资料，达数百卷。此外，还有若干古中国的航海图。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早开始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大学。1876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汉学教研室。卫三畏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撰有《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并修订和完善于80年代。《中国总论》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综合国情的全面介绍，相当部分内容是作者的目击实录。作者认为有关手工业、科学、家庭生活的部分十分重要，“这是非常必要的视角”。在耶鲁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清史专家是芮玛丽（Mary C.Wright），她是费正清的学生，也是费正清的晚辈同事，所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奠定了她在美国清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她认为对“同治中兴”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认识。芮玛丽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培养了像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这样有影响的明清史大家。在耶鲁校史上，史氏的名字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排在一起，被誉为耶鲁杰出人士。史景迁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康熙自画像》（1974年）、《王夫人之死》（1978年）、《利玛窦》（1984年）、《上帝之子》（1994年）等，最近出版了《雍正皇朝之大义觉迷》（2002年）。史景迁的著作注意将史料放进历史的大文化背景中考察，高屋建瓴地加以剖析，并得出自己的学术真见。在耶鲁，还有一位清史研究专家白彬菊（Beatrics S.Bartlett），主要进行清代文献和档案研究，也涉及20世纪中国史、中国史学史、海外华人史。正在研究的课题有“清史档案资料：通讯系统文献、管理者的职位与官方历史文件”。
哥伦比亚大学汉文图书馆于1905年设立丁良讲座之后建立，清朝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他们成立之初所获得的最早的中文著作。馆藏现在已逾20万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代中国文献中，方志是比较突出的收藏，有1，600余种，17，000册；族谱1，041种，10，000册。关于历史、地理、传记、家谱的书籍很丰富，文学方面的资料也不少。此外还有藏文、满文、蒙文的资料及各种学术性杂志和定期刊物。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一直有很强的学术阵容。夏德（Fridrich Hirth）、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傅路特（L.C.Goodrich）、韦慕庭（Wilbur C.Martin）、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等，都是有影响的重要学者，但以研究先秦两汉、古代思想史、现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居多。在传教士研究方面，前东亚研究所所长林德贝克（John M.J.Lindbeck）教授曾撰写《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对华政策，1898—1901》（1984年）。林德贝克的父亲是传教士，他自幼随父生活在中国。柯乐博（O.Edmund Clubb）研究中俄关系史，他的著作有《中俄关系史》（1971年）。目前哥伦比亚大学清史研究方面有成就者，有曾小平（Madeleine Zelin）等专家。曾小平是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早期现代问题、中国法律史、中外法律比较，著有《县官的故事：18世纪清朝合理化的财政改革》（1984年）、《清代中国的经济结构：鸦片战争150周年的一些思考》（1991年）、《现代化与19—20世纪中国的经济结构》（1994年）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是美国很有实力的图书馆，原来是加拿大的葛斯特图书馆，1937年后全部转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图书馆有汉文藏书约100，000册，有宋刊本7种，2，800余册，明刊本1，000种，24，000册。其中，医书500种1，700册，围棋与棋谱500册。学者王重民曾撰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屈万里重订），共70万字，是对其馆藏宋、元、明、清诸朝近2，800部善本的著录。现葛斯特图书馆藏书总数在300，000册以上。胡适曾撰写过关于葛斯特图书馆收藏情况的文章，对馆内书籍状况有详细介绍，尤重于清代内容。
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很有研究实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突出的研究者是余英时（Yu Yingshih）教授。他关于明清史的重要研究著作有《方以智晚年和他的死》（1972年）。《戴震和章学诚》（1976年）。他对汉代历史也有精深研究，著有《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明清史专家还有毕德胜，主要研究明清思想史。他是1970年的哈佛博士，著有《方以智及其对思想变化的促进》（1979年）。他领衔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朝卷（至1800年）。此书已于2002年10月出版。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韩书瑞教授，也是中国清代和近代问题研究专家。她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主要研究清代社会，著有《中国千禧年暴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1976年）、《山东暴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1981年）、《18世纪的中国社会》（与罗斯基合著）、《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2000）等。韩书瑞教授说，她始终希望自己研究乡村、农民、大众文化，但也想通过对北京的研究，揭示明清时期都市的变化。
这里有必要谈谈她和罗斯基（Evei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合作编著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这本著作。这是一本关于清朝研究的重要著作，提出不少理论问题。罗斯基为1968年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匹兹堡大学的教授，主要进行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著有《中国南方的农业变化和农业经济》（1972年）、《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文化》（1979年）、《晚清帝国和大众文化》（合著，1985年）、《晚清帝国和近代中国的葬礼》（合著，1988年）等。罗斯基和韩书瑞一样，重视对大众史、大众文化和社会礼俗史的研究，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罗斯基意识到礼仪和官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研究礼仪有助于中国官僚制度研究。
（3）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中东部清史研究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不是很早，但清代文献不少。该馆建于1936年，当时学校也开始中文教学。1943年收购到德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汉、日、满、蒙、藏文书籍21，000册。现该馆藏书已达530，000册，其中汉文书籍达340，000册，包括有元、明刊本500余种，15，000册；清初至乾隆刊本500余种，7，000余册，还有方志2，700种，丛书600余种等。关于清代的资料，若干珍贵者如文廷式手稿《知过轩随录》5册。1969年我国台湾大华印书馆的《文廷式全集》未收录此书。《知过轩随录》对黑龙江及俄界边疆事宜有详细叙述。此外，该馆收藏的邓显鹤《沅湘老旧集续编》65册，也是未刊稿本。
芝加哥大学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名列前茅，顾里雅（Herrlee G.Creel）教授奠定的先秦史研究基础现在依然稳固。芝加哥大学还涌现了像何炳棣（Ho Ping-ti）这样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何炳棣清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1368—1953》（1959年）、《明清社会史论，1368—1911》（1974年）。前书揭示了近600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指出中国社会内部存在有复杂的历史变化，强调1775年以后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困惑，赋予中国历史发展许多新特征。后书对中国社会流动及其趋势和由此反映的人口、经济因素变化做了精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启发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深入到中国内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对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形成有重大理论意义。芝加哥大学另一位享誉国际学界的学者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他是印度裔学者，著有《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1988年）。这本著作的重要理论创见是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学说。他认为孔飞力一代发现了绅士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但真正介于国家和社会中间的力量，应该是文化。杜赞奇是史华慈的学生，1988年10月，史华慈在给学术界朋友的信中就称赞过杜赞奇。他写道：“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领域中，他是最有思想和最有创造力的学者之一”，“在我印象中，他的新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在我所阅读的关于论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著作中，为最有创造性的一部专著”。此书获得1989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1990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1995年，杜赞奇又出版新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成立比较晚，主要收藏以现代的文集为主。据截至2002年7月的统计，该校有640，659册书籍，其中汉文书有351，240册，缩微胶卷中有29，563片是汉文的，还有24，115片单片汉文胶片。密西根大学中国中心以现当代中国研究为主要对象，他们的中国数据中心（China Data Center）在美国高校中很有名气，目标是建设一个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具有超前性质的信息网站。密歇根大学希望网站能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综合中国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数据，将空间和时间的所有相关信息很好保存。他们希望网站的工作有助于各学科对信息资源的利用。这个中心确定的使命还包括：支持对地方、地区和全球变化的人文和自然情况的研究；推动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定量分析；推动空间研究的合作探讨；促进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信息共享等。他们强调与中国和世界诸大学、研究所合作与共同发展；调整诸种分散的工作，形成标准化、档案化、一体化的数据库。
密西根大学有几位清史研究的有影响专家。前密西根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费维剀（Alburt Feuerker）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经济，著有《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办企业》（1958年）、《中国经济，1870—1949》（1969年）、《18世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清朝鼎盛时期》（1976年）等。费维剀赞同费正清的“西方冲击论”，他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阻力，中国传统思想不改变，对西方的响应是无结果的。由此，他还对中日近代化的过程做了比较研究。费维剀也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而使密西根大学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博士的培养点。司徒琳（Lynn A.Struve）就是密西根大学1974年毕业的博士，现任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司徒琳专著有：《黄宗羲学术思想中良知的概念》（1982年）、《对黄宗羲主要作品的重新评价》（1988年）、《明清之变》（1998年）《明清史学和史料问题》（1998）等。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也是密西根大学培养的博士。她的学位论文《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出版于1980年。她认为对农民反抗斗争的研究，在注意其发动时间、阶级身份、社会组织、政治倾向探讨的同时，还应注意其斗争区域，关注特殊地区的特殊模式问题。她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解释捻军和红枪会。裴宜理被认为是美国第三代中国学家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之一。在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执教的詹姆斯·里（James Lee）教授也是清史专家，主要研究晚清、现代中国、比较人口统计学和比较人口社会学、社会科学史。清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农村的运气和财富：社会组织和习俗，1774—1873年的辽宁》（合著，1997年）、《死亡率、生活水准和家庭本位：1700—1900年的欧洲和亚洲》（合著，2003年）。他主编有《强民：中国的粮仓和供应，1650—1850》（1991年）。
威斯康星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有一些东亚历史资料。其中，特藏部有一批关于西藏和蒙古的木刻文件，共有549项，涉及350个题目，其中有50个藏文手稿，125个蒙古的木刻本，内容主要是当时的祷告和宗教仪式。该馆还有一批中国早期报纸的缩微胶卷、中国方志和佛教书籍。藏书部也有一些清代书籍，另有孙中山的部分墨迹。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学方面有影响的学者是林毓生（Lin Yusheng），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和儒家问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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