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美日同盟强化:内容、动因与前景_军事论文

新一轮美日同盟强化:内容、动因与前景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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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7日,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指针》)在历经一年多的磋商和准备后终于出台。4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会谈,会后发表共同声明,强调两国是“坚固的同盟国”。①与旧版《指针》相比较,新版《指针》在美日合作的内容、范围、方式等方面都有显著变化,体现了两国将同盟关系进行“现代化”升级的主要思路,也集中反映了两国强化全方位合作的意愿。美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其双边关系对地区形势的发展和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近年来美日两国政府有关文件及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日同盟新一轮强化的主要内容、变化及其未来走势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新一轮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内容

      195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确立军事同盟关系,但此时美国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1960年,两国通过签署《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部分修正了这一极不对等的关系并强化了同盟合作。1978年,首份《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两国防卫部门在战时及和平时期的分工合作做出了具体规定。整个冷战时期,美日同盟都是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堡垒。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日同盟瞬间失去“假想敌”,加之两国经贸摩擦加剧,同盟关系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漂流”。但随后,朝鲜半岛和台海局势一度紧张,美日同盟得以重新确立方向。1997年,两国对《指针》进行首次修订,除赋予驻日美军更大权力外,也给日本自卫队拓展在周边地区的活动开了绿灯。进入21世纪,中国的飞速发展、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促使美日再次考虑强化和升级同盟关系。在鸠山由纪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2009-2010年),尽管普天间基地的搬迁等问题曾使两国矛盾一度激化,但加强同盟关系的共识仍占据主导,在鸠山下台之后两国关系更是迅速回调。

      近年来,美日两国多次表示,要针对当前亚太地区环境的特点,对同盟进行“现代化”升级,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强有力”、更“平衡”和更“有效”的同盟。②此次《指针》的修订和安倍晋三的访美集中体现了同盟进一步强化的基调。综合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但同时对政治和经济领域也有外溢效应。

      首先,美日对同盟主要针对的目标进行了修订。冷战期间,苏联是同盟的主要目标和“假想敌”。冷战结束后,1997年,美日首次修订《指针》,主要针对的场景是朝鲜半岛等危及日本安全的“周边事态”。此次是对《指针》的第二次修订。尽管美日两国皆声明修改《指针》不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地区环境,但仔细研究美日对地区环境变化的描述,便可清晰地看出,美日同盟本轮强化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

      2013年10月召开的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是美日本轮《指针》修改的起点。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里提到,亚太地区的形势和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美日同盟的基础和面临的挑战也随之变化。声明列举“朝鲜的核和导弹计划、在海洋领域带有强制性的和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针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干扰性行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人为导致的和自然发生的灾害”等作为新时期美日同盟需要应对的威胁。③2014年10月,美日发布关于修改《指针》的中期报告,明确提到同盟应采取措施“防止日本安全环境的恶化”。④尽管上述官方文件里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是“地区威胁”及“日本安全环境恶化”的因素,但所描述的情景多与近年美日对中国的指责相吻合。由此可见,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

      其次,新版《指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同盟框架下的安全合作进行了显著拓展。从时间角度说,同盟强调“从平时”到战时的无缝合作。1997年的《指针》只列举了“平常时期”和“日本遭遇武装攻击时”两种状态下美国和日本的分工合作。新版《指针》则细化到“和平时期”、“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出现时”以及“日本遭遇武装攻击时”三种状态。⑤其中新加入的中间状态对应的就是日本近些年反复强调的“灰色地带”事态,即既不属于完全和平时期,又不属于战争冲突状态的势态。日本一直担心其所控制的部分离岛(主要是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可能发生“灰色地带”事态,影响到日本实际控制的局面。因此,日本竭力要求美国承诺在发生此种势态时与日本共同采取应对措施。

      从空间角度看,新版《指针》将同盟合作范围从日本周边扩展到全球。《指针》第四部分列举美日合作的情景时,专门加入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受到武装攻击,但日本没有受到攻击”时的情况。《指针》第五部分提出美日两国要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而合作。美日同盟将加强在国际行动中的合作。这些国际活动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海洋安全、伙伴国能力建设、后勤支援等。这就在事实上宣告,美日同盟已不再单纯为保护日本的安全,而会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开展合作。

      为了更好地实现两国的“无缝”合作,两国决定增设由政府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联盟协调机制”这一常设机构,并提高联合计划和行动协调能力。

      第三,新版《指针》为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三边乃至多边合作打开了窗口。《指针》第五部分以很少的篇幅点出了美日将加强与地区和其他伙伴国以及国际组织合作这一大方向,并列举了诸如两国合作向第三方提供能力建设、开展联合培训和训练、提供后勤支持等具体项目。内容虽然不多,但留下了很大的解释与发挥的空间。就目前形势看,美日在议的项目主要包括与韩国、澳大利亚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三边及多边合作,目的同样是为了联合应对中国崛起这一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因素。此外,美国还提出日本可以加强与北约的安全合作。

      第四,新版《指针》增加了美日间新的战略合作领域,即太空和网络空间。这两方面的合作在过去几年的美日安全对话中已经多次被提及。此次明确将其写入《指针》是对以往讨论结果的固化。就太空合作而言,两国将加强在早期预警、情报收集、警戒监视和侦查(ISR)、定位、导航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在网络空间方面,两国承诺将加强对本国网络系统的监管,分享有关网络安全的知识、开展教育交流、增强各自网络系统的抗冲击能力以确保同盟任务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伴随着同盟关系的演变,美日同盟的强化不仅体现在军事安全层面,两国还显著加强了在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配合,结成“全方位”同盟的态势愈益明显。在经济层面,日本成为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最主要的倚重力量。目前,整体谈判以美日谈判为核心和风向标,只有美日谈判顺利完成,所有参与的12国才可能最终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能源合作是美日经济合作的另一个潜在重要领域。讨论中的合作包括了核能及油气合作。⑥不过,目前国际油价大幅走低,美国本土的页岩气厂商面临深度调整。在油气合作问题上,美日仍在静观事态发展。

      此外,两国还刻意在政治领域确保相互支持。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是曾经的法西斯国家和战败国,且至今仍就历史问题态度暧昧。在这一特殊年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安倍晋三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历史可以被跨越,过去的对手可以变为亲密的盟友,所有国家可以共同构筑未来”。⑦这无疑表达了对安倍的政治支持。从日本方面看,为了确保安倍与奥巴马会见的效果,日本草率地拒绝了中国对其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的邀请,在英、德、法等西方大国纷纷加入后才感到措手不及。

      二 强化美日同盟的原因

      以《指针》的修订完成为标志,美日同盟被提升至一个全方位、深度合作的新阶段。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当属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国家战略和政策走向呈现的高度契合。

      (一)美国借“亚太再平衡”谋求重塑领导权

      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调整了其亚太战略。从“重返(return)亚太”到“转向(pivot)亚洲”再到“亚太再平衡(rebalance)”,美国重视亚洲、介入亚洲、领导亚洲的姿态和决心步步彰显。这一姿态体现了美国的两点主要认知:一是亚洲经济整体性崛起,对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亚太世纪》中写道,“亚洲的广阔市场能为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提供史无前例的机会。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和就业率上升将依赖美国企业进入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亚洲消费市场的能力。”⑧二是在亚洲出现了对美国霸权最强劲的挑战者,并且亚洲可能率先挣脱美国的完全掌控。面对亚洲区域合作不断加深的态势和中国主导能力的加强,2009年10月,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突访北京。他在访问中明确表示,“美国有一些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⑨基于此,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终目的无非有两个:其一,深度融入亚洲经济,拉动贸易和投资,以持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提升就业率;其二,重塑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权,有效遏制对手的竞争势头,确保对地区事务的掌控。

      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美国出台了多项政策,从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推动该战略的实施。

      首先,精心设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将其作为夺回亚洲经济主导权的工具。2015年1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在一次演讲中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再平衡战略的核心。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实行的“高标准”其实是美国标准,一旦该协定成功签署并得以执行,将有效带动美国经济增长并扩大美国的经济影响力。

      其次,增加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决意要以本国的同盟体系作为亚太安全架构的支柱,目的是监视、威慑潜在对手的发展。美国一方面重新部署位于日本、韩国、关岛、澳大利亚等地的美国驻军,将驻军向远离潜在对手中国的方向转移,另一方面把大量最先进的武器、反导系统、战舰、战机等调往亚太地区,并大力加强太平洋司令部的力量。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新的“更广泛、更灵活、更持久”的军事部署,(11)维持在亚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

      再次,在政治层面,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机制的塑造,通过制定议题、拉拢伙伴、营造氛围等方式突显本国的领导地位。除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外,美国还拉拢印度、讨好东盟、“破冰”缅甸,反复强调对亚太地区的承诺。所有这些行动背后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坐稳“老大”的位置,重塑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

      (二)日本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名,争“大国”之实

      日本有着与美国相似的忧虑。在美国的羽翼庇护下,日本曾在亚洲保持了数十年的领先优势。这一优势在2010年被打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一超越“对日本政坛和民众的对华情绪来说,无疑像点了一把火”。(12)日本各界开始热衷讨论“权力转移”的问题。2010年9月,中日之间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渔船与巡逻船相冲撞事件。中日关系迅速转入紧张。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政要淡化、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历史的言行接连涌现,致使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之争再度升温。在领土与历史问题的双重困扰下,日本官方的主流认知逐渐转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威胁”。形成这一认知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质量超越日本也是早晚的事,日本经济强国的光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被中国完全遮蔽;其二,中国正在有力挑战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非常担心将最终失去这一“窃来的果实”;其三,中国决心要做“海洋强国”,这令以海洋为生命线的亚洲传统海洋强国日本坐立难安;最后,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影响力飞速提升,引发一心想做“正常国家”甚至“政治大国”的日本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在此背景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决心放手一搏,为日本争取“应得的”“大国”名分。(13)

      安倍晋三的第二届首相任期充满了强烈的个人“鹰派”色彩。他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安保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显著调整。在经济方面,安倍推出以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在短期内提振了日本经济。不过最为关键的第三支“结构改革”之箭似乎有些偏离靶心,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在外交方面,安倍展开“俯瞰地球仪”外交,频繁、广泛地出访世界各国,推销日本的产品和理念,积极树立国家形象。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日本安保政策的变化。安倍以“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为口号,立志改变以往的“消极和平主义”姿态,宣称日本要为维护国际和平做更多贡献。(14)在其强力推动下,日本颁布了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增加了国防预算,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并以内阁决议的形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三)美国和日本在追求本国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相互支持

      首先,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离不开日本的全方位配合。

      “亚太再平衡”的核心在东亚,而美国受限于地理位置、自身实力下降等因素,迫切需要东亚区域内国家的配合。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内经济和军事强国,无疑是美国增强“力量投射、情报搜集和外交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亚太经济再平衡的核心。但谈判启动之初就显得“雷声大、雨点小”。美国最初并没有邀请日本加入谈判,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初始成员国体量小、谈判进展也不如预想顺利。美国看到日本有意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确定为下一步经济合作的方向,遂开始拉拢日本,敦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便提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层次和影响力,同时也削弱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合力。最终,日本递交了加入申请,并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转移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上。由于任期行将结束,奥巴马政府尽快完成谈判的紧迫感很强。美国的算盘是先在美日间达成协议,再带动其他国家最终完成谈判。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降低在“大米”“汽车”等敏感问题上的要价,而是借安倍首相的访美加大了压迫日本让步的力度。(15)

      新版《指针》集中体现了日本对美国的战略配合。2012年,美国知日派人士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题为《美日同盟:亚洲稳定之锚》的报告(第三份“阿米蒂奇报告”)中曾明确提出,日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是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碍。(16)的确,从新版《指针》的内容看,日本政府2014年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是本轮美日深化扩展同盟合作的必要条件。其中,日本增加在本国周边以外地区的侦查、监视、扫雷等活动,以及向美国乃至其他国家提供后勤保障、能力建设等,都给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再平衡提供了重要支持。

      此外,美国在亚洲多边政治舞台上强化领导力的努力也需要日本的呼应。比如,在东亚峰会(EAS)、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及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EAMF)等多边场合,日本都在积极地起着美国的传声筒和扩音器的作用。

      其次,日本依托美国提供终极安全保护并提高自身国际地位。

      2015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草案这样描述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朝鲜继续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中国缺乏透明度地增强军事力量、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17)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这一表述体现了日本对国家安全最直接的担忧。作为解决方案,《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强化日美同盟居于首位。“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日本将与实行重视亚太政策的奥巴马政权进行合作,今后在所有领域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8)另有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称,“万一在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发生突发事态时,确保制海权和制空权可能要依靠美军”。(19)

      安倍政权对借助日美同盟的调整提升日本国际地位抱有很高的期待。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们就开始表现出对战后日本地位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更“激发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兴”。中曾根首相抛出“战后政治总决算”、“从战后解脱出来”等论调,但最终未能如愿。(20)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深受其祖父岸信介的影响,一心想让日本摆脱二流国家地位、“恢复强大日本”。他在《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称,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将不再从属于美国,而是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21)鉴于日本国内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修宪强军的呼声依然高涨,安倍便借强化日美同盟的需要推进国内安保法制的调整,扩大自卫队的角色和任务,以期最终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

      三 美日的政策目标与规划存在深层分歧

      尽管美国和日本目前的国家战略和主要政策有很高的契合度,但两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乃至政策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国内情况也千差万别,因而同盟并非亲密无间、牢不可破。

      (一)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政策导向并不完全一致

      应对中国的崛起是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过,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日的立场存在微妙的差异。

      从“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至今,美国一直竭力避免将其阐述为对华遏制政策,从而激化中美对抗。2011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阐述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她列出了战略的六条基本主线,第二条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深化联系”。(22)2012年,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阐述美国新亚太政策时,回避了希拉里当初关于“建立广泛的军事存在”和“推进人权和民主”的表述,而添加了“寻求同中国建立稳定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一条。(23)2013年,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使用了和多尼隆一样的表述。(24)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及在南海推进油田和岛礁建设等事件发生后,美国均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在与安倍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又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25)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相当微妙的一环。对中国有关行为以及中美关系的表态,美国官方一直谨慎措辞。一方面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形成公开对抗的局面,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又要维系在盟友眼中的“可靠”形象,避免被视为对华“绥靖”而减弱美国在亚太的号召力和领导力。因而,美国政府真正寻求的,是在确保和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同中国建立起积极互动之间的“再平衡”。毕竟,中国引领着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亚太经济发展。同时,奥巴马政府也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几乎不可避免,而中国对于扩大生存空间的要求存在合理性。(26)近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国安会总统亚洲事务特别顾问贝德(Jeffrey Bader)撰文,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主动与中国“树敌”的政策。他指出,美国应认真分析“中国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采取武力将其他国家驱离其已占领的岛礁,也没有试图采取任何阻止航行自由的行动。他认为,中国对待自己视为“核心利益”的领土主权问题展现出一定的军事好斗性,但这一特征不应被推广视之,对待其他国际问题中国不会采取类似的立场和行动。(27)除此之外,美国还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同美国开展良好的合作。因而,美国时常会强调同中国发展内涵丰富的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即便在矛盾较为突出的安全领域,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劝阻、威慑和防御”(dissuasion,deterrence and defense)。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控制、约束和规范中国的崛起。

      与此相比较,日本的对华政策则显得更为偏激和突兀。在2015年《外交蓝皮书》草案中,日本仅称“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8)事实上,自安倍晋三二度担任首相后,日本就很少使用“中国的发展是日本的机遇”这样的表述。在各种官方表态中,日本更多地突出中国是“安全威胁”,还刻意放风,称要减少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转而加强与东南亚、印度等国的经济联系。

      安倍领导下的日本之所以如此表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中国的崛起,日本长期以来的东亚领袖梦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现。日本在羡慕中国崛起的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模式、经济质量心存不屑。如此复杂的心态交织,致使日本同中国的竞争更为突出;其次,相比美国,日本同中国隔海相望,战略纵深较短,加上同中国现实存在的岛屿争端,以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目标可能影响到日本的海上生命线等因素,导致日本的“危机感”更强;再次,安倍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需要克服来自国内很强的和平主义力量的反对,渲染中国威胁能帮助其减轻阻力、推进修改宪法等其孜孜以求的安保议程。

      因此,日本更多地从遏制中国的层面领会美国的意图,积极充当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日本的“反华”往往表现得比美国更为激进。例如,此次美日修改《指针》,公开声明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国遏制力的多是日本媒体。而美国则倾向于淡化《指针》的指向性。另一个例子是,2015年4月,七国集团外长会通过了一份《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提出东海和南海问题,并称“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2015年6月,在七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声明中也有相似的提法。据报道,日本是背后“重要且唯一的推手”。(29)这也充分显示,美国和日本对于中国的认知存在微妙的差异。

      (二)美国和日本对强化同盟的目的和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别

      美日军事同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各有盘算的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结盟迅速将战败国日本纳入了其对苏全球冷战的大棋局。日本则通过结盟,以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设施、经费等方式换取国家恢复“主权”和获得美国“保护”。此后,虽历经64年的发展,进行过数次的调整和强化,但同盟的本质变动不大。同盟之于美国,依然是控制和利用日本的重要手段,而于日本,则是寻求“保护”和提升地位的主要途径。此次《指针》的修改亦不例外。

      此次修改《指针》,美国最主要的意图是要将日本自卫队更有效地纳入美国在全球的安全部署与活动。《指针》将同盟运作范围扩展到“全球”,添加了“美国或其他国家受到武装攻击,但日本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指出日本自卫队应开展在特定水域扫雷、护航及对特定船只进行强制性检查等活动,并增加了日本提供燃料、药品甚至弹药等后勤保障服务的情景。《指针》还多次提及,两国将加强在情报收集、警戒监视和侦察(ISR)领域的合作,其实质是要求日本在这些领域增加对美国的配合。比如2015年以来,美方多次提出希望日本增加在南中国海的空中巡逻任务。(30)此外,新《指针》还开启了美日与第三国合作的窗口,并增加了太空、网络等新战略合作领域,这些都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规划和部署紧密关联。不难看出,在美国军费削减已成定局,无力维持和扩大对外军事活动的大背景下,通过新《指针》动员日本贡献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力为美国战略服务,是美国强化同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日本来说,此次修改《指针》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争取美国对其安全保障的细化承诺,即从平时到突发事件的“无缝”安全保证;二是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倾民族主义政治家们希望借美国的要求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提升其活动层级,最终改变同盟中美日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他们认为,新《指针》能使日本“和美国一起站在解决国际社会问题的前面”,(31)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必要步骤。从对加强同盟的需求和目标来看,美国的要求得到了压倒性地体现。日本承担了更多美国要求的安全义务,但收获却相当有限。即便是其最关心的安全保证问题,新版《指针》也仅写道,“自卫队将担负保卫日本及其水域和空域的主要责任”,“美国将与日本紧密协调、提供合适的支援”。应该说,这样的表述与日本政府的初衷和期望存在显著的差异。新《指针》出台后,日本国内普遍缺乏对获得安全保证的欢欣鼓舞,而无论在执政党内,还是在国会、民间,甚至是自卫队内部,对日本被过度绑上美国战车的疑虑和不安之声却引人注目、不容忽视。(32)

      (三)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夙愿心存芥蒂

      “摆脱战后体制”、做“普通国家”,甚至成为与“经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政治大国”是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夙愿。但真正阻碍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恰恰就是美日同盟及其代表的体系。从同盟建立以来,“美主日从”的结构始终没有改变。美国对日本力量的增长和追求更高政治地位的活动一直戒备有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在美国引发恐慌,一纸“广场协议”击破了日本的泡沫经济。2004年左右,日本联合德国、巴西、印度等国发起联合国改革提议,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对此持暧昧态度,实则是不予支持。

      事实上,美国国内对美日同盟的发展方向也存在许多不同看法,目前占据主流的是“渐进主义”的观点。(33)这派观点支持调整和重塑同盟,认为美国应该适应并利用日本力量的增强,放松对日本的管制,更大限度地发挥日本的潜力。同时,希望日本在不正面修改宪法的情况下,继续以扩大宪法解释的方式强化军事安全作用。应该说,美日同盟的本轮强化体现了此派观点。美国修订和强化与日本的同盟,出发点是让日本承担更多同盟内的义务。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接受日本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此次《指针》的修订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美方表现出来的强势,再次说明美国对同盟的主导和控制力没有减弱。对于强化美日同盟,日本经常会使用建立“更平等的联盟”的表述,但美国官方一般只说“更大的责任分享”。从实际结果看,日本所谓在同盟内地位的提升也只是表现在对美国军事活动的参与程度和配合程度的提高,而在具有关键意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上,日本并没有多少斩获。

      四 美日同盟加强的影响及走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节点,美国和日本高调修订已经持续存在55年的双边军事同盟,并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做出明显调整,两国还在政治、经济、人员交流等领域加强了合作,共同确认将推动同盟关系向“新层次”发展。这一动向对正处于调整变化中的亚太地区秩序将产生一定影响。但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形势的演变也势必影响到美日同盟的未来走向。

      (一)美日同盟加强的本质是两国确认要在战略上携手维护现有地区秩序,这一确认将加剧地区安全对立,对整体地区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美国和日本公开昭示要提升同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并积极部署大量先进武器,这必将加剧地区紧张。此次美日“2+2”会议的“共同声明”称,美国将把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在日本,其中包括P-8海事巡逻机、全球鹰航空器、两栖运输舰、F35B战斗机等,还将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替换成更为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34)这种做法可能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气氛,不利于亚太地区的整体缓和。

      其次,美日高调强化同盟,根本目标是维护美国领导的、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地区安全架构,但这一架构对已经发生巨变的亚太形势包容度非常有限,因而也很难在保障地区整体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美国有意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建立起的辐辏状的同盟体系调整为网络状。但无论是哪种形态,美国的联盟体系都存在两大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是对抗性,即需要寻找对手维持同盟的活力;二是有限性。尽管美国希望淡化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面,而寻求同中国建立更富“建设性”的关系,但美国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并没有给中国设想一个合理的位置,联盟体系仍然以约束和防范中国为要旨,这种安排与现实趋势极不匹配,显然无法适应地区的持久发展。

      第三,美日强化同盟、威慑中国崛起的举动将使一些亚洲国家陷入“选边站”的困境,扰乱开展正常有序的地区结构调整和地区合作。在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美国“亚太再平衡”气势汹汹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广大的中小国家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日高调强化同盟,并提出要帮助伙伴国提高能力建设,可能在地区国家之间划出一条线,即一边是接受美日帮助、加强与美日安全合作、共同干扰中国崛起的国家,另一边是不愿意与中国为敌的国家。此划线不仅将加剧地区安全对立,还将影响到关乎地区整体发展的经济合作进程。

      (二)美日同盟将长期存在,但同盟的内涵和内部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中日关系的影响,日、美两国内部不同主张间的博弈也将左右同盟的走向

      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实力最雄厚、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由于经济以及战略方面的原因,美国对亚太地区将长期保持兴趣。与日本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美国实力下降、关注点过多及与亚太地区地缘脱节、文化相异等劣势,将成为美国的长期选择。日本历史上有与强者结盟的传统,且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提防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消除,因而非常看中与美国结盟。美日同盟互相借重、深化合作的基础依然比较坚实。

      另一方面,中国既然已经成为美日同盟的主要着眼对象,就必然会对同盟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如上所述,尽管美国和日本都希望规范和约束中国的崛起,但两国的目标和政策底线存在一定差别,追求目标的途径和方式也有不同。中国对美日同盟的反应、中国的发展方式、道路,中美关系及中日关系都将成为影响美国和日本做出判断及界定同盟内涵的重要因素。近期美国利用日本,把其作为遏制中国的“桥头堡”,为自己提供基地、人力、物力、财力、外交等多方面支持,日本也乐于发挥这样的作用。但在中国未突破美国底线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愿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和对抗。在近年美日确认和强化同盟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多次对中日关系的紧张表示担忧,并加大了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向日本施压的力度。这就表明,美国不希望中日发生严重对峙。事实上,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中日关系的适度紧张。就中日钓鱼岛之争而言,本质上,钓鱼岛之于美国,并没有特殊的战略或经济利益,美国根本不愿意为了这样一个小岛付出财力、物力甚至人力,但在急需拉拢盟友支持的背景下,美国一方面必须显示自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是有效的,同时也认为,对美日防卫合作涵盖中日争议岛屿的坚定表态,是威慑中国不就此发难的最佳手段,从而可以避免在中日摩擦真正发生时,美国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

      此外,美国和日本两国本身战略需求上的深层矛盾可能在特定时候引发同盟的龃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争取对美独立的思潮不仅从未消失,而且在保守派政治家中一直颇具市场。20世纪50年代,鸠山一郎和岸信介分别代表了日本争取对美独立的两种路径。前者试图通过反美取得独立,后者的方式更为迂回,希望通过更紧密的结盟争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35)数十年后,他们的孙辈,鸠山由纪夫和安倍晋三也大体上继承了祖辈的思想和做法。在鸠山由纪夫任首相期间,美日同盟出现过严重偏离轨道的情况。安倍晋三执着于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根本目的是想赢得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大的自主权。而这却与美国强化同盟体系的初衷相背离。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社会对本国政治家们鼓吹的“发挥更积极的安全作用”的支持程度其实并不高。新版《指针》修订完成后,安倍即紧锣密鼓地开启了在国会通过一系列新安全保障法案的进程。这套法案是运作《指针》的必要保证。安倍大幅延长了国会会期,就是为确保能凭借执政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优势强行通过法案。目前法案虽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日本民间掀起巨大的反对声浪,远远超过安倍和执政党的预期。从普通民众到宪法专家、再到一些前政要,都明确反对新法案。这显示,尽管日本民众原则上支持加强日美同盟,但对于被绑上美国战车、卷入与本国安全并不相关的国际冲突的前景极为反感和担忧。这必然会对美日今后的具体安全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文中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U.S.-Japan Joint Vision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April 28,2015,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4/28/us-japan-joint-vision-statement,2015.5.2

      ②"A Stronger Alliance for a Dynamic Security Environment,"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April 27,2015,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6.pdf,p.1,2015.4.28.

      ③"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Toward A More Robust Alliance and Greater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he website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3/10/215070.htm,2014.10.4.

      ④"The Interim Report on the 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10/232694.htm,2015.4.3.

      ⑤"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2015,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8.pdf,2015.4.29,下文涉及到对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引用时,只以书名号标出,不再加注。

      ⑥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August 2012,pp.2~6.

      ⑦"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website,April 28,2015,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4/2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2015.4.30.

      ⑧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2014.12.2.

      ⑨《美国担心进不了东亚共同体》,国际在线新闻,http://gb.cn.cn/27824/2009/10/21/4445s2653864.htm,2015.1.20。

      ⑩Daniel R.Russel,'Remarks to 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January 13,2015,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5/01/235968.htm,2015.1.27.

      (11)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8页。

      (12)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8页。

      (13)日本对中国崛起的“酸葡萄”心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均有体现。近期,日本防卫省下属的防卫研究所出版《东亚战略概观2015》,专辟一章阐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国内国外推行一系列积极政策”,集中体现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态度。该书从经济、安全等角度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积极政策”,如在经济领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丝路基金”、筹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安全领域,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提出“亚洲新安全观”等。该书指出,“中国对其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调‘原则’,并毫不妥协地坚持保护这些利益。”(第115页),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5,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著,2015年5月出版,网络版可参见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east-asian/j2015.html。

      (14)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并未就“积极和平主义”一词给出清晰的定义或解释。日本官方的通行规范提法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据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阐述,“积极和平主义”与“消极和平主义”相对应,后者的出发点是“日本的非军事化越彻底,世界越能够和平”,前者重在强调日本通过更积极外向的防卫及相关援助政策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参见《转向‘积极和平主义’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日本网,http://www.nippon.com/cn/simpleview/?post_id=11938。

      (15)《日美TPP谈判遭美国强硬派“拦路”》,日经中文网,2015年4月22日,参见网页: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4063-20150422.html,2015.4.22。

      (16)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August 2012,p.15.

      (17)《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日本外务省,参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第7页。在草案发表时还有待国会通过,故称“草案”。

      (18)《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日本外务省,参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第10页。

      (19)《聚焦:日本自卫队干部担忧强化日美同盟或是双刃剑》,共同网新闻,2015年5月1日,参见网页:https://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5/96812.html,2015.5.2。

      (20)吕耀东:《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第11~12页。

      (21)转引自Mike M.Mochizuki and Samuel Parkinson Porter,"Japan under Abe:toward Moderation or National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3,p.32。

      (22)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

      (23)多尼隆在演讲中提出了“五个清晰的努力方向”(five distinct lines of effort)。Tom Donilon,"President Obama's Asia Policy & Upcoming Trip to Asi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D.C.,November 15,2012,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15/remarks-national-security-advisor-tom-donilon-prepared-delivery,2014.10.5。

      (24)"Fact Sheet:The Fiscal Year 201 Federal Budget and the Asia-Pacific," The White House,2013,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asia_pacific_rebalance_factsheet_20130412.pdf,2014.10.5.

      (25)《日美声明是“坚固的同盟国”》,日经中文网新闻,2015年4月29日,参见网页: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4165-20150429.html,2015.5.1。

      (26)笔者曾参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CSIS Pacific Forum)的会议,会下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提及,美国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实际上是将对中国的包围圈后移,是减轻对抗而非强化对抗的举措。

      (27)Jeffrey Bader,"Changing China Policy: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June 2015,available at: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bader,p.4.2015.8.2.

      (28)《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日本外务省,参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第10页。

      (29)《G7发表涉东海南海声明:反对通过武力伸张领土》,环球网4月17日新闻,参见网页: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211878.html,2015.8.1。

      (30)《聚焦:日本自卫队干部担忧强化日美同盟或是双刃剑》,共同网新闻,2015年5月1日,参见网页:https://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5/96812.html,2015.5.2。

      (31)《日美声明是坚固的“同盟国”》,日经中文网,2015年4月29日,参见网页: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4165-20150429.html,2015.5.2。

      (32)比如,对于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在南海的巡逻,日本自卫队内就有意见认为“日本警戒南海比较吃力”。《美国希望日本分管南海警戒》,参见网页: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3871-20150409.html,2015.5.2。此外,在安倍政府将配合新《指针》的新安保法制提交日本国会讨论后,日本国内不断掀起的巨大反对声浪也证明日本国内支持新《指针》的基础很不牢固。

      (33)潘国政:《评美国主流学派之美日同盟观》,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3月,第26~27页。

      (34)"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A Stronger Alliance for a Dynamic Security Environment," April 27,2015,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6.pdf,p.4.

      (35)廉德瑰:《“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3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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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美日同盟强化:内容、动因与前景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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