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价名词习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料库论文,汉语论文,名词论文,习得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偏误分析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随着偏误分析理论被引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如鲁健骥，1992、1993、1994等），“偏误分析始终是汉语习得研究最密集的领域”（王建勤，2006：12）。这与研究观念、范式调整和研究范围的拓展都有直接关联。而各种大型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为偏误考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基于语料库的习得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突破既有研究主题乃至研究观念，成了人们不时思考和实践的新问题。就语法偏误分析而言，论题长期集中在特定词类和特殊句式上，研究内容需要拓展。本文试图通过全面考察以前尚未被系统观察的二价名词，结合新的语言学观念和语言习得理论，对语法偏误分析的实践及其理论蕴含做出新的探讨。 二价名词是指语义结构上关涉两个论元，并要求所支配论元与之共现的一类名词（袁毓林，1992）。比如“好感”有“我对他有/产生了好感”，其中“我”是主体，对象“他”用介词“对”引导。如果其中一个论元不出现（语境中省略的除外），那么语义和形式就不完整，如“我有/产生了好感”都是语义不充分的句子。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我们用N来表示“好感”这样的二价名词，它所关联的主体和对象论元分别用
和
来表示，其语义结构便可形式化为：N〈
对
〉（参见袁毓林，1992）。 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这类名词的配价能力和要求、句法和语义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歧义现象（如“对厂长的意见”）等（袁毓林，1992、1998；张宝胜，2002；耿国锋，2008等）。相对于一般名词而言，二价名词的语义结构蕴含两个不同性质的论元，这两个论元有特定句法配置的要求，因此二价名词在形义关系尤其是句法配位方式上显得相当特殊。进一步考察发现，二价名词的句法表现也是汉语颇具独特类型特征的语言现象。显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名词在习得过程中必然有相当特殊的表现。但针对这种现象的习得研究（包括母语习得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本文只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情况），目前只是举例性质的零星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二价名词的习得情况做出系统分析。文章首先描写二价名词习得的正误分布，尤其关注其偏误类型，然后考察二价名词习得中语块意识的构建过程，在对名词习得难度做出重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二 中介语语料库中二价名词习得的正误分布 考察中介语系统，既要分析偏误情况，也要观察正确输出。只有将两者综合起来考量，才能看到习得过程的完整性。因此下面先对语料库中的二价名词和它的正误总体情况做出说明，以正确的输出为参照，尤其关注其偏误表现。 依据袁毓林（1992）的判断标准，我们先从《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下简称《等级》）中把二价名词挑出来，按语义属性将二价名词大致分为三大类型：“情感/态度/见解”类（如“恩情、牢骚、看法”）、“方针/政策/权利”类（如“对策、办法、权利”）和“功效/作用/能力”类（如“功劳、好处、能力”）。①然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进行全面检索，并以中山大学中介语语料库的语料作为补充和参照。搜索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等级》未收录但语料库中出现了的二价名词用例，由于本文考察的是中介语语料库中二价名词的使用情况，因此范围比《等级》有所拓展。从检索结果来看，语料库中共出现140个二价名词，无偏误的正用词项65个（如“抱负、戒心、功劳”等），出现误例的词项75个（如“好感、兴趣、坏处”等），学习者在误用输出个数上大于正确的部分。《等级》中收录但语料库中并未出现的词项共23个，未出现的二价名词在《等级》中多为丙级、丁级词，如“谗言、霸权、购买力”都属于丁级词；而且，相对于已出现的同等类型，语义上多属非基本层次范畴，比如“盛情”属于“感情”、“草案、议案”属于“方案”更细致的分类等。词语习得的一般倾向是由表达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向表达非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扩展。 语料考察显示，单个二价名词的句法表现主要有三种情况：1）在结构中一般跟某类特定动词结合来实现句法功能，如“意见”，实际打包出现的是“有/产生意见”；2）依托于某个框架，如“
对
有/产生意见”；3）借助话题式表达，如“关于
，
的意见是VP”。无论哪种情况，都呈现为某种特定的结构块，即语块（chunk）。第一种情况（“有/产生意见”）可以看作是离合式语块，“有/产生”和“意见”可离可合，只是从语义表达的充分性来说，对象论元没有出现。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则是对离合式表达的扩展或调整，二价名词作为词项填入相应的句法空槽，两部分配合使用。其中，第二种情况形成“对……有/产生……”之类的相对固定的框架才能表达完整的语义内容，可以称作框架式语块②；第三种情况则是将二价名词涉及的对象用作话题（常用介词标示），可以称作话题式语块。显然，话题式语块可以看作框架式语块的一种变异形式。其实，由二价名词构成的这种半固定半灵活的语块还具有更丰富的句法表现，这主要来自对象论元呈现方式的差异。比如“我得知贵公司由于业务的需要招聘导游的启事，深感兴趣”，“感兴趣”的对象“招聘导游”在前一小句中出现。我们将这种对象论元与二价名词在线性序列上隔开、形式上较为松散的表达式称作隔开式。隔开式也是在离合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对象论元的出现方式。由此可见，在一定的语境下，二价名词的句法表现具有相当的变异性。如果从信息表达的完整性来看，由二价名词构成的语块都具有框架性。但为了描写方便，我们还是将三者区别开来：框架式语块、话题式语块、隔开式语块；前两者内部还有细节差异。离合式则是这三种大类语块中被包含的组成部分。具有语块特征的句法结构在习得过程中，往往被视为固定或半固定的结构体而整体打包。基于此，我们对中介语语料库中二价名词所见用例的正误分布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说明，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每种类型出现的数量在总句数中权重不一样（即分布不一样），所以此处并不能单纯看偏误率的多少，而应该由其所占的相对比例乘以偏误率，才是它的相对偏误值。比如，隔开式共出现了285句，占所有句数的11.54%（285/2470），乘以其偏误率8.77%，得出的权重1.01%才是它在整体句数中的相对偏误值。 从表1可以看出：1）在各种配位方式中，袁毓林（1992）所列举的格式在中介语语料中都出现了，既包括框式结构“
对
+V+N”等，也包括与之对应的话题结构等变化形式，如“（对）
+
+V+N”等。语料中还出现了袁文没有提到的“给/使/让”字句。2）共涉及语料2470条，误用306条，二价名词习得的偏误率较高（12.39%）。就不同的语块类型而言，隔开式绝对数量不少，但偏误相对较少（8.77%），占偏误总数的1.01%；框架式绝对数量很大，正用、偏误都很多，内部类型多样，相对比重最大（10.81%）；话题式的绝对数少，相对偏误率也最低（0.57%），但绝对偏误率又相当高（28%），超过隔开式（8.77%）的3倍、框架式（12.51%）的2倍。3）就偏误比重最高、情况最为复杂的框架式来说，以“
对
+（Adv）V+N”的偏误最为突出，其绝对使用数量最大（1690句），偏误也最多（211句）；而像“
+使/让+
+V+N”，只出现了1例偏误，统计意义不大。③ 以上厘清了二价名词正用和偏误、显现和未显现的各种情况，并初步指出了偏误的总体分布、哪些类型容易出现偏误等。实际上，既观察已经出现的，又考虑没有出现的，才是二语习得的完整过程，习得研究必须强化学习者相关知识结构的整体性。 三 二价名词习得的偏误类型和表现 二价名词句法实现的特殊之处在于语块配位方式。就不同的类型而言，语块特征有强有弱，学习者对其感知和把握能力即语块意识有不同层级，从而导致习得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从不同程度的语块特征入手，应该能比较准确地认清二价名词的习得机制和规律。下面基于语块配位方式将二价名词的偏误分为两类：与二价名词语块表达有关的归为语块偏误，其余归为非语块偏误。 （一）二价名词的语块偏误 隔开式、框架式和话题式语块都有整体打包的特征，如果习得者没有这种整体意识，便容易出现各种偏误。 1.隔开式。隔开式的对象论元在上下文中或已出现或不言而喻，学习者在输出时表达出“V+N”部分即可。隔开式共出现289条，25例偏误中有18例集中在与二价名词搭配的动词上。④这类动词比较特殊，具有[±有]的语义特征，常见的如“有、持有、产生、没有、失去”等（袁毓林，1992：211）。学习者常遗漏其中动词，直接将二价名词当成谓词性成分来使用。例如： （1）来中国的时候，我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我觉得
，可是来中国以后我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印度尼西亚）〈很有意思〉⑤ （2）这时，我后悔自己
的同时，也决心以后一定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日本）〈不负责任〉 这两例是直接将“意思、责任”分别当形容词和动词使用。二价名词这种“〈某人对某人（事）〉”的述谓性语义结构有可能让学习者误认为它可以直接做谓词性成分来用。不过，总体来说，隔开式的习得难度较低，信息量的呈现结构相对简单，学习者比较容易掌握。 2.框架式。二价名词偏误主要集中在框架式上，类型多样，情况复杂。学习者在这种语块类型的输出中展现了对框式结构的不同感知程度和意识，即框式意识。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将框架式偏误分为配位方式偏误、框式残缺、框式成分误用、框式错序、论元成分缺失、论元成分颠倒和框式结构杂糅混搭等。首先来看二价名词的配位方式偏误： （3）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
，嗜好朗诵。（韩国）〈对读书有兴趣〉 例（3）的“兴趣”被误用作与“喜欢”一样的及物动词，该用框式却没用，错选了配位方式。出现这类偏误的还有“爱心、成效、感觉”等9个词项，共17例。 框式结构具有相对凝固的形式（即“框”），其组成部分不得随意缺失。习得者如果对“框”把握得不够，就会出现框式残缺的偏误。依据框式成分的次序，又可进一步分为缺少介词、缺少动词或其他必要成分，其用例分别如下：
在二价名词习得中，框式残缺的偏误特别突出（107例，占30.06%），其中介词的缺失又最为醒目（97例，占27.25%）。有时习得者输出的框式结构是完整的，但却误用了框式成分，主要包括介词误用和动词误用这两种情况。例如：
例（7）的“跟”引进动作行为的参与者，与引进对象论元的“对”是有区别的，不能混用。介词误用的偏误也比较突出（32例，占8.99%）。例（8）的误用动词与准入动词是近义关系，但习得者混淆了它们语义上的差别及其搭配的不同而出现了偏误。 有时习得者选用了正确的框式配位，但误将介词结构放在了二价名词后面，造成配位方式错序，例如： （9）这是
。（越南）〈对中国劳动节的想法〉 除“想法”以外，“感觉、责任、好处”等也出现了此类偏误，共14例。这与学习者对汉语句法系统的相关表达了解不充分有关，汉语除了表示目标、结果或终点的介词性结构外，其他介词性结构都必须出现在核心成分之前。这是汉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特征。 框式残缺、误用和错序，都是对框式结构的“框”把握不到位。语料中有一类偏误，习得者虽然正确把握了框式的骨架，却没有填入必要论元，出现了论元成分的缺失。例如：
例（10）缺少主体，例（11）缺少对象（连同介词“对”），造成语义的模糊和不充分。这类偏误有23例，占6.64%。 有时习得者填入了必要论元，但颠倒了位置，造成了论元成分的错序。例如： （12）
是无所谓，我可以听的，但不是太喜欢。（泰国）〈我对流行歌曲的兴趣〉 出现此类偏误的还有“感觉、好处”等，共21例。这类偏误母语者也经常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它和例（9）的框式错序虽然都牵涉到错位问题，但从学习者语块意识（更具体来说是框式意识）的高低程度来看，二者有很大区别。框式错序是对框式配位中介词性结构的位置安排缺乏意识，程度较低；而框式成分颠倒则是框式骨架无误，框式意识较高，只是成分错位。二者在不同的层级上，需要区别开来。 以上偏误都发生在单一的语块格式里。语料中还发现一类偏误，学习者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格式混搭或杂糅在一起。例如： （13）奥涅金对家庭生活已经
，拒绝了塔吉雅娜。（俄罗斯）〈有意见/产生意见〉 习得者分别掌握了“对……有意见”和“对……产生意见”这两种结构，但将框式中的不同动词混搭在一起形成了“对……有产生意见”。框式混搭的偏误有9例。又如：
例（14）和（15）的偏误刚好互相印证。引导“好处”的框式结构既可为“
对
有好处”，也可为“给”字句“
+给+
带来好处”。学习者将两种结构糅合在一起，分别形成上面所示偏误。不过，学习者也只有对不同框式具备一定的意识才能杂糅出这样的句子。框式杂糅共27例。杂糅和混搭都属于结构混乱型，因此本文将它们划为一类，共36例。在框式结构中，动词前后都有成分（下面的话题式亦然），而相关框式结构之间容易互相干扰，因此出现混搭杂糅式的偏误，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汉语在这类配位方式上的特点。 3.话题式。从表1可知，话题式出现的数量不多，相对偏误率也很低。话题式语块偏误主要集中在话题结构和二价名词语块表达之间的纠缠，常表现为语义颠倒和结构杂糅。例如：
例（16）所谈话题是“婚姻这个问题”，但作者似乎又想突显含有二价名词的构式，二者纠缠不清，使得“一方针对另一方”的语义关系在句子中颠倒了。这种偏误实际上连汉语母语者也经常犯，具有类型学上的共性。例（17）是包括话题结构在内的好几种格式杂糅在一起。学习者把“感兴趣”的对象“另外一个地方”作为话题，但错用了“对我来说”，同时又跟“是”字句糅合在一起，偏误就更为复杂。话题式中的语义颠倒和结构杂糅，看似已在框架式中出现过，但并非单层次的偏误，而是递升地呈现了多因素制约的界面特征。 前面已经指出，话题式的偏误率高达28%，超过其他类型的两三倍。这种“扁担式”（动词的两头各挂一物）的配位方式，具有鲜明的汉语类型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话题式的习得难度最高，学习者对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太熟悉，不用则已，一用就容易出错。 总体而言，二价名词偏误率远高于一般名词，与配位方式的复杂性和特异性有很大关系。 （二）二价名词习得的非语块偏误 以上偏误主要关注二价名词所依托的语块本身。有时语块结构本身没有偏误，当它与其他成分配合使用时却出现了偏误，我们把语块结构之外的偏误称作非语块偏误。非语块偏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语块成分与非语块成分位置错序；二是语块成分与特殊标记（如否定词、体标记）配合偏误；三是语块成分与句中其他成分配合偏误。 语块成分与非语块成分的错序是指状语成分与带有二价名词的语块发生错位。例如： （18）从那时开始想要去看看中国，
。（蒙古）〈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本该对“V+N”进行修饰或限制的状语性成分却放在了整个语块成分的外面，造成辖域上的偏误。状语位置错序共出现19例，占5.62%，习得情况相对较好。 语块成分与特殊标记配合时也容易出现偏误。跟否定词共现的偏误，例如： （19）本来我
。（俄罗斯）〈对中国没兴趣/对中国不感兴趣〉 例（19）为否定成分的选择不当：如果对“兴趣”进行否定须用“没（有）”，由此可改为“我对中国没（有）兴趣”；如果对“感兴趣”进行否定则用“不”，由此还可改为“我对中国不感兴趣”。习得者对“不”和“没（有）”的用法不甚明了，所以出现了二者之间的误用，这种错误是汉语习得中常见而顽固的偏误（王建勤，1997；袁毓林，2005a、2005b）。 跟体标记的配合偏误主要有体标记缺失和体标记冗余两种。例如： （20）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
，因为我父亲喜欢中国小说，尤其是《三国志》。（日本）〈产生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 （21）两年来我没什么病，
。（越南）〈对身体有信心〉 例（20）该用体标记而没用，例（21）不该用体标记而用了。体标记的允准条件和出现位置是习得的难点，此类偏误常见而顽固。对这些特殊标记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需贯穿于学习的整个过程之中。语块成分与特殊标记的配合偏误较为突出，有34例（占9.55%），这跟一般条件下使用否定副词、体标记时出现偏误的情况是一致的。 还有与句中其他成分配合时的偏误，例如： （22）当然我并不是十分武断，
而厌恶流行歌曲，只不过认为古曲音乐是永垂不朽而流行易被岁月所流逝。（印度尼西亚）〈对古典音乐有好感〉 例（22）在框式结构的使用上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要与“厌恶流行歌曲”通过“而”来并列的话，应改用状中框式结构“对古典音乐有好感”。这类偏误数量很少（只有3例）。 上面分析了语块和非语块偏误的各种情况，下面对偏误类型及其所占比例进行统计（见下页表2）。 从统计结果来看，语块偏误超过五分之四强（84.27%），非语块偏误占15.73%，说明二价名词习得的关键在于对语块配位方式的掌握。语块偏误中，框架式偏误占四分之三，其中框式残缺比较显著（30.06%），尤以介词的缺失最为突出（27.25%）；框式成分的误用也较高（14.05%），介词的误用占不小比例（8.99%）。框式混搭杂糅也相对较高（10.11%）。这表明框架式是二价名词的基本配位方式，也是句法习得的难点。 就语块偏误类型的排列顺序而言，从隔开式到框架式再到话题式，对语块意识（尤其是框式意识）的要求程度是从低到高，渐进且有层级的。三种类型中的细类，从上到下，语块意识水平也依次递增，比如框式残缺比配位方式选择偏误所具有的语块意识水平要高，框式成分误用又比框式残缺的语块意识水平要高，等等。
四 二价名词的习得机制及教学策略 从二价名词习得过程中的偏误类型和情况来看，它需要依托一定的语块结构来实现句法功能，而学习者对语块的感知和把握能力又是有区别的，偏误出现的不同情况，正是反映了语块意识不同程度的习得阶段。下面分析二价名词习得中语块意识的层级和构建过程，由此探讨习得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在对名词习得难度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教学策略。 （一）习得过程中语块意识的层级和构建 综合考虑误用和正用两个方面，我们从语块配位方式的选用、输出的完整性、表达的准确性和运用的灵活性等四个层次将二价名词习得中语块意识的构建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语块意识未启动”包括隔开式中的缺少特定动词（如例1）和框架式中的配位方式选择错误（如例3）。学习者并不了解二价名词的特殊配位要求，将二价名词直接用作谓词，说明其尚无语块意识，处在最低的层次阶段。“初步的语块意识”是说学习者对二价名词的语块配位表达有初步的意识，但又比较模糊，主要表现为框式残缺（例4～6），尚不能输出完整的框式结构。“一定的语块意识”是指框式结构是完整的，但并不准确，其中既包括框式成分的误用（例7～8）、框式错序（例9）、论元成分的缺失和错序（例10～12），也包括两种及以上的框式杂糅混搭（如例13～15）以及在更复杂句法结构如话题句中的相似表现（例16～17）。“基本的语块意识”是说学习者在使用二价名词时，其语块输出部分是正确的，但与句中其他成分配合时出现了偏误，非语块偏误便处在这种阶段（例18～22）。 当学习者逐渐具备完整而又准确的语块意识，即形成典型的语块意识之后，自然就有可能输出正确的包含二价名词的基础结构，依据不同语境选用不同表达形式，或隔开式，或框架式。如果还能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句法变换，那么就可能形成拓展的语块意识，输出更为复杂的语块形式，如话题句等。 在汉语句法系统中，像二价名词这样需要通过介词引入相关论元的现象并非个例，动词、形容词都有特殊的次类具有类似的语义关系和句法约束。甚至像“捣鬼、占便宜”之类的习语性构式也都如此。因此，不仅二价名词的习得过程具有语块意识的层级性，与之相关的其他现象也都有类似的层级。杨圳、施春宏（2013）已经构建了准价动词框式意识的层次，证明这种层级性的系统意义。不过，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具备了框式意识，并不意味着就能正确输出准价动词，这属于进一步提高的问题。二价名词的语块意识同样如此。语块意识是正确输出二价名词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对名词习得难度的重新认识 从二价名词语块意识的层级和构建过程来看，它是名词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次类，在习得难度和复杂程度上跟普通名词不同。比如“道理”和“意见”同属甲级词，在中介语语料库中的表现却大不一样：“道理”在语料库中共出现775条，误用23条，偏误率为2.97%，比较低；类型单一，基本都是“道理”及其近义词之间的混用。例如： （23）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时下的男女不愿结婚的
。（新加坡）〈原因〉 “意见”出现了990条，误用76条，偏误率明显增高，为7.68%；其中只有13例是近义词的混淆（占1.31%）。例如： （24）但是来中国以后那个我的
改变了。（日本）〈想法〉 其余58例都与语块配位方式的误用相关。相对于普通名词“道理”，二价名词“意见”的偏误更为复杂。人们更容易将一般名词看成内部比较均质的范畴，将二价名词与普通名词同等对待。 有先生指出：“名词习得总的来说不算是难点，多数普通名词与外语对应性很强。但是，因为汉语将方位词划归名词小类，方位词的习得成为名词习得中最大的问题。”（卢福波，2010：69）这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的基本认识。就此而言，如果不考虑方位词的习得，似乎名词的习得就是比较容易的事。然而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名词的内部有很大差异，有的名词的句法语义特征还相当特殊，对语言习得有很大的影响。像二价名词这样的次类，还不是个别词项的习得问题，也不只是名词本身问题，更多的牵涉到句法—语义互动特征。因此，即便总体而言认为名词的习得难度较低，我们也必须看到特殊次类的特殊习得表现。 由于对二价名词的习得难度和复杂程度没有鲜明意识，多数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教材对它并没有做出系统说明。在语法项目的阐释上，多数教材将二价名词和普通名词同等对待，采取简单释义的方式，只在词语例示部分标注词性和对应的英译，如“感情N： affection”。少数教材在语法释义部分有简单说明，如《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上）》（陈灼主编，1997）对“感受”进行了例示（“有/得到/获得～感受”），但对怎么用“感受”、如何安排其对象论元并没有明确指出。可见，目前的教学主要还是基于词类及其线性序列，侧重对表面形式/结构做线性分析，较少深入地探究形式和相应的意义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教师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的特殊性，或受教材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有所忽视，影响教学效果。 基于以上对二价名词语块意识层级的构建过程和对名词习得难度的重新认识，我们认为在教学或教材的编写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语块意识的建构过程是循序发展的，具有层级性和阶段性，我们应充分尊重学习者的认知和习得规律，在教学时挖掘、利用语块意识的层级性特征，使学习者逐步储存并形成牢固、灵活的语块意识；二是鉴于二价名词及相关现象特殊的形义关系，针对各自的配位特点，构建出具体的配置规则，并在教学时针对难点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形义匹配关系；三是二价名词及相关现象在配位方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对象论元在不同词或结构中的实现方式和句法途径具有一致性，由此完全可以将这种特殊的配位方式建构成对象论元的类别配置系统，使习得者在习得这一系统时，能有意识并触类旁通地在不同语法项目之间进行有效扩展等。当然，如何在教学中进一步操作还需经过不断的实践。 五 结语 目前基于汉语词类的习得研究多以动词、形容词、方位词、量词、副词、介词、助词等为主，基于名词的习得研究尚难见到，对二价名词这种具有特殊配位方式的名词更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怎么关注。本文从二价名词习得的正误分布情况入手，关注其偏误类型和表现，然后基于语块意识不同层级的构建过程探讨习得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在重新认识名词习得难度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从考察的结果来看，二价名词在语义结构、句法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汉语中颇具类型学特征，由于它牵涉到句法和语义、词项和构式等多重互动关系，因此也体现了鲜明的界面特征。这类现象习得过程和方式折射出丰富的理论问题同样很值得思考，比如，如何在类型学的背景下探讨汉语和其他语言在安排对象论元上的差异以及整个语言系统特征的制约关系；如何基于界面特征对习得过程中的方式和内在机制、对各个不同层面之间影响和互动的规律做出更深入的探讨；如何加强对有系统性特征的语言现象的挖掘、描写和解释；如何在继续重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新的语言学观念和方法来深化习得研究中描写和解释的广度和深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习得研究中坚持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基于中介语语料考察了二价名词的习得情况，并没有对不同国别、不同等级等具体情况下的偏误分布和类型做出细分，而更多地在研究层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提供参考。至于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选择恰当的教学策略，如何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 ①袁毓林（1992：208）认为能进入“
对
有N”和“
对
的N”而不能进入“
+N+
”的为二价名词，如“意见”，而“研究”则三种格式均可，因此为名动词。 ②关于语块的性质及分类，参见薛小芳、施春宏（2013）。 ③统计没有包括定中结构“NP1的N”（比如“提高了
”），原因是这类结构数量庞大而偏误很少，它具有语言类型上的共性，句法规则相对简单，基本不会发生负迁移的情况。 ④还有7例为二价名词近义词之间的混用，如“报答父母的
”，将“恩情”误用为“恩惠”。 ⑤用例中的偏误部分用下划线标记，相应的正确表达方式在句末用〈〉标出。由于并不能处处准确了解写作者的意向，因此有时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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