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差距的新解读——基于社会发展水平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视角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差距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衡量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它的提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如果没能使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伴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说这是一种取得社会进步的发展。因此，发展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扩大，它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还表现在科学的昌盛，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秩序的和谐，人性的充分展示，国民素质的改进等等。
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的主要方面是人们生活品质的高低，为此，英国政府曾确定了147个不同的指数，用以衡量成人计算和识字能力、社会投资占GDP的百分比、犯罪率、河流水质、野生鸟类数量等方面的情况，以及GDP本身。但数量如此庞大的一套指数难以操作，因此英国政府从中筛选了15个“主要指数”。还有一种方法是衡量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不同方面，例如生活满意度或快乐感。
值得一提的是，由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组织、萨里大学教授蒂姆·杰克逊领衔创设的“国内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简称MDP）。蒂姆·杰克逊认为，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产出和这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而不考虑任何社会因素（比如收入在贫富之间的分配）、犯罪成本、家庭劳动的价值或该经济体的投资水平，也不考虑环境成本的损耗。MDP的创设在于改变通常以消费开支为基础的衡量标准，转而寻求对上述诸多因素的解释，特别是解释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的各因素的消长。
MDP与GDP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在于：MDP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保护性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考虑收入分配及家庭劳动的价值等。调整过的经济指标改编了诸如GDP或消费开支这样的常规经济指数，使其包括通常不在计算范围之内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及收益，从而提供一个较为综合的指标。
在为英国提供新的经济衡量标准的一系列努力中，MDP是最新尝试。此前建立这类指数的各种尝试包括诺德豪斯和托宾的经济福利指数，戴利和柯布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以及美国游说集团为重新定义进步而建立起来的真实进步指数(GPI)。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等国家创设过类似指标。
MDP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经济衡量标准。MDP突出了经济成长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它使我们得以对经济发展作出更加系统的评估。它不否认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提出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但无需与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途径。如缩小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提高对基本服务的享有权；通过支持地方社会的发展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为保护农村土地制定长期战略；重新评价政府政策信号对个人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鼓励并保持有利于社会和环境的消费行为；建立环境基金，以支付将来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费用。
根据MDP的指标进行计算，可以得出1950年以来英国GDP和MDP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自1950年以来，英国GDP与MDP的差距越来越大，GDP增长了2倍，而MDP增长不到1倍。自1975年以来，GDP增长了80%，而MDP基本上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犯罪、收入分配不平等、家庭解体的代价大大增加。
因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的集体福利的损失增加了5倍，犯罪增加了12倍，离婚率1993年为1950年的5.5倍，家庭解体的社会心理代价也在相应增加。该报告认为，过去30年来，英国人的“主观福利”（即生活满意指标）几乎在原地踏步，犹如沿着下行的滚动电梯向上走。英国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一个缩影，有关研究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MDP和GDP的差距是巨大的。
图1 1950-2002年英国的MDP与GDP发展状况对比
资料来源：Jackson,T,Chasing Progress:Beyond Measuring Economics Growth,London,New Economics Foundation,2004
对于如何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国内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如《小康》杂志提出了小康指数概念，国家统计局联合各有关部门全面研究了小康指标体系。各地也在提出自己的小康标准，如江苏和浙江提出了各自的小康标准，其内容更丰富，社会发展要求更高。小康指数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6大类25项指标（舒富民，2005）。同时，全面小康还包含人类的精神生活，因此《小康》杂志社又推出了快乐小康指数的概念。快乐指数对人们的快乐程度进行测量，如对工作中的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生活中的交往、自尊等内容进行评价。通过测评，发现我国民众的快乐程度远比国外以前的测评高，我国的快乐指数达到了78.1分（满分100分），由此可以判定我国决不是一个忧郁的国家。小康指数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是全面小康体系的目标值；三是根据相关调查得出的数据，并经过专家的分析和整理。应该说，小康指数的指标体系有一定科学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目前还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全面的实证研究。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评价中心于2007年2月发布了“中国发展指数”。中国发展指数包括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四个单项指数。其中，健康指数包括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病床数等指标；教育指数包括成人文盲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等；生活水平指数包括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等；社会环境指数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省会城市API、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等指标。
中国发展指数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并使用多元统计的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的地区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分组。该指数综合测量经济、社会、健康、环保、教育等方面的地区发展状况和差异，体现了创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思想。②
中国发展指数的设计意在用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以期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对探索和研究人类发展状态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及城乡差距问题提供了全面的、量化的标准。然而，指标设计应遵循系统性、可测性、简便性原则，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发展指数就显得比较庞杂。且所选指标存在明显的自相关，综合所得的指数的含义不是很明确，有待作出进一步的经济学解释。
二、人类发展指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人类健康、教育和体面的生活水平，以及政治自由、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及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障等角度出发，开发出了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标体系，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包括人类发展指数(HDI)、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贫困指数(HPI-1)、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人类贫困指数(HPI-2)、性别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予尺度(GEM)等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构成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的获取和体面的生活水平3个方面共同构成。根据UNDP的计算方法，这3个指标分别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人均GDP（ppp美元）表示。预期寿命用预期寿命指数表示，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用成人识字率指数和毛入学率指数共同构成教育指数表示（其中成人识字率占2/3的权重，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综合毛入学率占1/3的权重），人均GDP（ppp美元）用GDP指数表示。
图2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
资料来源：《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46页
表1 人类发展指数的取值范围
指标最大值最小值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8525
成人识字率(%)100 0
综合毛入学率(%) 100 0
人均GDP（ppp美元） 40000 100
资料来源：《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第247页
通过以下公式，可以将各分项指标表示成0到1之间的数值。
各分项指数＝（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
预期寿命指数＝(LE-25)/(85-25)
教育指数＝2/3×ALI+1/3×GEI
成人识字率指数(ALI)＝(ALR-0)/(100-0)
综合毛入学率指数(GEI)＝(CGER-0)/(100-0)
GDP指数＝[log(GDPpc-log(100)]/[log(40000)-log(100)]
LE：预期寿命
ALR：成人识字率
CGER：综合毛入学率
GDPpc：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是各分项指数的简单平均数，其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高，表明人类发展水平越高；数值越低，表明人类发展水平越低。按照这种计算方法，2000年世界有关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如图3和图4所示。
由图3和图4可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但比印度、最不发达国家及阿盟高，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21，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在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处104位。到2004年，联合国发展报告认为，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有所上升，由2003年的104位上升到第94位，（表2）。
图3 2000年世界有关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
图4 2000年按地区或国家类别分组的人类发展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5年9月8日在北京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列第85位，比2004年上升了9位，比1990年排名上升了20位。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该报告还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报告肯定了中国过去30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进步，从总体上看，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倒退了。报告还着重强调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报告以贵州和上海为例，如果将贵州和上海分别看作是一个国家，那么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纳米比亚；但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数与葡萄牙不相上下。说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在区域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总体来看，我国人类发展指数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梯队，北京、上海、天津为第一梯队，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进入了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东部及大多数中部地区为第二梯队，人类发展指数在0.65-0.8之间；边疆于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属于第三梯队，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65。中国与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见表3。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联合国发布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768，排名第81位，比2005年又上升了4位。
三、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城乡差距
按照以上思路，可以分别计算城市和农村的人类发展指数。本文参照宋洪远、马永良所采取的数据采集方法，通过计算，结果如图5所示。③
由图5可见，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以来，城市、农村和全国的水平都在平稳而缓慢地上升。但人类发展指数的城乡比值（农村／城镇）基本平稳，呈小幅波动态势。同时，城乡发展指数的绝对差（城镇－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后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从1990年的0.116增加到2006年的0.15，增长了29.3%（图6）。
图5 城乡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
图6 我国城乡人类发展指数的绝对差
四、人类发展指数的缺陷与思考
人类发展指数指标较为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指标非常简单，强调人类发展需要达到的某种结果性状况，而不是投入性状况；强调人类发展应该使得绝大多数人都有稳定的收入、健康的体魄、受到较好的教育。这个指标应该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集成性指标，通过人类发展指数指标可以正确衡量我国在以人为本发展上的全面性。
比较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单项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在近十几年来发展的不协调性。④我国人均GDP(ppp)水平从1990年的世界排名142位上升到2004年的99位，上升了43位；而人类发展指数指标进展不快，这说明我国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发展没有经济领域发展快。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完成的，到80年代后没有多大进展。在1980-1998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2岁，而基数比中国高的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增加了4-6岁；与中国基数相同的斯里兰卡增加了5岁。同时，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有以下缺陷：
首先，将三个指标赋予同样的权重没有客观依据。如果只选取以上三个指标，则健康长寿的生活应该赋予更高的权重，而知识的获取与人均GDP或收入水平的权重可以降低。其次，城乡发展指数没有考虑平等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一个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不仅要“患寡”，而且要“患不均”。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成就没有普遍惠及广大民众，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不同步，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不断上升，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巨大困难。
五、人类和谐发展指数
在遵循指标设计的系统性、可测性、简便性原则的基础上，为弥补人类发展指数的缺陷，本文作如下处理：提高预期寿命的权重，降低知识获取的权重，同时考虑分配的平等问题，将平等指数（即1－基尼系数）纳入指标体系。综上考虑，本文定义一个新的人类发展指数——人类和谐发展指数：即健康长寿的生活（预期寿命指数）：0.4；知识的获取（教育指数）：0.1；体面的生活（人均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0.3；平等指数：0.2。其中平等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和0，其他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同前。
根据以上定义，通过计算得出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具体数值，见表4。由表4可见，从1990年以来，全国、城镇和农村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都在提高。全国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63上升到2006年的0.71，上升了12.7%；城镇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701上升到2006年的0.794，上升了13.27%；农村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601上升到2006年的0.681，上升了13.31%将人类和谐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进行水平比较，发现三项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由1990年的高于人类发展指数逐渐变成低于后者的态势，说明引入平等指数后状况在逐渐变差，同样也反映了上述《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的不平衡问题加剧的现象。
从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城乡相对比较看（图7），农村与城镇的比值从1990年到2002年呈波动下降趋势，2003、2004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05、2006年又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综观1990年到2006年的数据，农村与城镇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比值（农村／城镇）几乎没有变化。
表4 人类和谐发展指数
年份／指数全国 城镇 农村
1990 0.6300.7010.601
1991 0.6280.7080.605
1992 0.6330.7140.609
1993 0.6380.7190.610
1994 0.6440.7210.616
1995 0.6520.7310.618
1996 0.6660.7370.630
1997 0.6720.7420.635
1998 0.6770.7460.638
1999 0.6830.7560.642
2000 0.6870.7580.643
2001 0.6930.7640.648
2002 0.6990.7740.652
2003 0.6900.7670.660
2004 0.6870.7620.666
2005 0.6960.7740.674
2006 0.7100.7940.681
从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城乡绝对差看（即城镇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农村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图8），自1990到2002年呈现波动的上升趋势，2003、2004年显著下降，而后两年后又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90到2006年的时间跨度看，二者的差值从0.099上升到0.113，上升了14.14%。
因此，从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角度看，我国的城乡差距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大趋势，与收入差距的走势基本一致，但扩大的趋势没有收入差距那样显著。人均收入的绝对差（以1978年为100）从1990年的823.86元上升到2006年的8172.5元；人均收入的相对差（农村／城镇）从1990年的0.455下降到2006年的0.305，下降了32.97%。而农村与城镇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比值（农村／城镇）并没有下降。
六、结语
本文介绍了各种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并进行了相关的城乡比较。开发出新的指标体系——人类和谐发展指数，这种研究只是探索性的，以期抛砖引玉。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指数计算公式的合理性何在。比如对于人类发展指数，我们考察一下其计算公式：各分项指数＝（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以预期寿命为例，日本2004年的预期寿命为81.5岁，预期寿命指数为0.94。假设一个贫困落后国家的预期寿命只有45岁，则其预期寿命指数为：(45-25)/(85-25)=20/60=0.33。这个贫困落后国家的预期寿命指数与日本的差距是不是就可以用0.33和0.94来表示？其差距究竟有多大？这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图7 农村与城镇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相对差
图8 农村与城镇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绝对差
人类发展指数和本文所构建的人类和谐发展指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探索性的描述指标，拓宽了人们对城乡差距的认识视角，从单一的GDP或人均收入指标拓展到多元的综合性指标，克服了单一GDP和人均收入指标的缺陷。对其合理性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发展指数更倾向于对于个体的人的发展而设计指标，通过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生活水平来衡量。人类和谐发展指数则针对作为社会的人所构造的指标，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较，强调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性。当然，其真正的理论涵义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
①参见《小康指数：全面量化小康进程》，《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2日，第5版。
②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发布‘中国发展指数’》，《光明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3版。
③2002年以前的数据直接取自宋洪远、马永良：《使用人类发展直指数对中国城乡差距的一种估计》，《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15页。由于我国统计数据中没有城乡分类的GDP数据，因此采用收入指标进行替代。
④参见诸大建：《从关注GDP到关注HDI》，《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