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南部政区扩展与民族关系变化研究 ^*

王文光， 孙雪萍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汉代，多民族中国的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上的一些边疆成了内地，因此在《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出现了把今天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用郡县名称命名的情况，如巴郡南郡蛮，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有了新的历史内容，从王朝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来看，中南地区各民族都纳入了“多元一统”的格局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内涵因此也更加丰富。

[关键词] 汉代；中南地区；民族关系；文化适应

商代，今天的中南地区不是商王朝的南部边疆；西周时期，西周王朝仍然没有能够有效治理中南地区，春秋时期因为楚国的崛起，中南地区才真正成为边疆。[注]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第1册)[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11～12、17～18. 到了汉代，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汉王朝的边疆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南地区从历史上的边疆变成了汉王朝的内地，这使我们看到了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关的是分布在中南地区的相关民族也由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成了分布在内地的民族，他们分布在特定的郡县之内，接受相关郡县的管理，所以在《后汉书·南蛮列传》中出现了以郡县名称命名的少数民族族称，例如巴郡南郡蛮、长沙(郡)蛮、武陵(郡)蛮等民族名称的出现就是这一个历史变化的反映，[注] 巴郡蛮分布在益州刺史部的巴郡(驻今重庆)、南郡蛮分布在荆州刺史部的南郡(驻今湖北江陵)、长沙郡蛮分布在荆州刺史部的长沙郡(驻今湖南长沙)、武陵郡蛮分布在荆州刺史部的武陵郡(驻今湖南常德)，可以看出巴郡蛮、南郡蛮、长沙郡蛮、武陵郡蛮主要是分布在东汉王朝郡县直接统治的益州刺史部和荆州刺史部的山区。 这说明到了东汉时期王朝国家的统治已经能够深入到中南地区郡县的腹地，对山区的少数民族进行治理，正是因为如此，中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有了新的历史内容。从王朝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来看，中南地区各民族都纳入了“多元一统”[注] “多元一统”是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而言，而费孝通先生说的“多元一体”是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而言。 的格局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内涵因此也更加丰富。

对统计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该项目是贵州省贵阳市城市水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项目由4座挡水高度8m、宽60m的气动闸组成，采用双气袋，每座气动闸分6个单元，每个单元10m。气袋长10m，重近10t，闸门采用不锈钢，每扇门由4片2.5m的单元门组成，单元门上下两截焊接在一起，下端为40mm厚的不锈钢板，上端为20mm厚的不锈钢板，总高度为9.6m，是目前世界上挡水高度最高的气动闸。该项目2013年3月开始施工，9月全部投入运行。目前，该项目以其独特的水域风景成为贵阳的新城市名片。

中南地区的巴郡南郡蛮、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群体在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之后，接受了郡县的治理，但是巴郡南郡蛮、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群体对王朝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需要有一个文化适应过程，在这个文化适应过程中常常会发生文化的不适应，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这样的冲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冲突；而王朝国家则采用了“恩威并重”的治理策略，当矛盾冲突严重时以武力弹压，或者以和平方式化解矛盾。

整个汉代，中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就是在文化适应与矛盾化解的过程当中发展的，这个过程对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中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也加快了中南地区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生态足迹是将一定区域内人们产生的各种资源消费换算为可供给生产出该消费的全部原始物质和能量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11]。依据生产力大小差异，生态生产性土地分成六大类型(即虚拟性土地类型)，即耕地、草地、林地(其中园地归入林地)、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由于在生态足迹计算过程中各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生产能力不同，在计算时需要将各类面积乘以均衡因子加以调整。通过利用均衡因子，将六类土地换算为相应的生物生产性空间，来衡量区域自然资本压力。为便于解释，本文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计算中，均采用人均量指标。人均生态足迹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一、武陵蛮、长沙蛮与王朝国家的关系

基因漂流引起花粉污染已在传统育种种植中被证实，目前研究依旧停留在量化基因漂流、影响花粉或种子传播因素等方面，对基因污染及漂流渐渗的影响研究不深入。随着基因漂流模型的建立，转基因作物基因漂流引起的生态安全问题将得到重视并解决。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应丰富对转基因作物基因漂流的认识，加深对基因漂流和渐渗影响的了解，以期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削弱基因漂流带来的危害，最大化转基因作物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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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楯蛮与秦国的关系发生在秦昭襄王(前306—251)时，秦国利用分布在巴郡阆中县以板楯为武器的夷人战胜了崇拜白虎的民族群体，正是因为如此秦国给予了这些夷人很多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的优惠，双方建立了很好的政治关系，秦国也顺利地占领了这一地区，实现了南下汉中以南的战略目的。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其拥有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独特的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创造了丰富自然景观、璀璨的古代文明与民族风情。从近些年新疆旅游景区的发展可以知道，新疆A级景区数量越来越多了，等级越来越来提升了，发展的势头越来越来良好了，地区特色优势与旅游景区功能结合起来，也呈现出稳步地，快速地发展趋势。2017年12月，新疆A级旅游景区总数量已达到了297个，其中5A旅游景区9个，4A级旅游景区65个，3A级旅游景区100个，2A级旅游景区110个，1A级旅游景区13个。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为新疆旅游业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随着王朝国家治理的深入，相关民族对王朝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不适应开始凸显出来。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蛮内部的潳山蛮首领雷迁等人开始反叛，寇掠汉族百姓，朝廷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带领万余人打败了雷迁，并且将潳山蛮当中的7千余人迁徙安置到了江夏郡。[注] 这些被迁徙到江夏郡的潳山蛮，也称为沔中蛮，正是因为如此，如果不认真辨析是难以分清巴郡南郡蛮内部各个部分的关系的。

长沙蛮、武陵蛮是指分布在长沙郡武和陵郡而且崇拜槃瓠的民族群体，虽然长沙蛮和武陵蛮的先民与华夏族的先民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没有融入华夏族。战国时期，秦昭王派遣白起攻伐楚国，征服了槃瓠的后裔，并且在槃瓠后裔分布区设置了新的黔中郡[注] 秦国灭亡楚国之后，将楚国原来的黔中郡和巫郡合并成新的黔中郡，郡治在原巫郡所在地(今湖南怀化市以南40公里的黔城)。 。秦国新设置的黔中郡辖今天湖南西部及毗连的相关地区，[注]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第1册)[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45～46. 所以黔中郡就是秦国在中南地区的边疆，因此槃瓠的后裔成了当时的边疆民族。

之后，武陵蛮内部的溇中蛮、澧中蛮、零陵(县)蛮也一直没有完全适应王朝国家对他们治理，所以与朝廷的矛盾冲突一直没有停息，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澧中蛮因为郡县征派的徭税过多，“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东汉朝廷对于澧中蛮的这次反抗没有进行镇压，而是使用“以夷制夷”的策略，让郡县的官员招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澧中蛮的反抗被镇压之后，朝廷“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第二年秋天，溇中蛮、澧中蛮又集合了四千人攻击朝廷的军队，与此同时，零陵蛮的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朝廷仍然使用“以夷制夷”的策略让郡县的官员招募与朝廷关系友善少数民族首领去平定了叛乱。[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33.

直接研究汉代中南地区辖境变化与民族关系问题的相关成果目前还不多见，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雄1989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南民族史》，但由于该书涉及的历史时段较长，而且主要以研究民族源流和民族分布为主，所以书中很少有关于汉代中南地区辖境变化与民族关系的内容；此外，1991年吴永章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中南民族关系史述略》，论述了他对中南民族关系发展历史的总体观点，由于是一篇概括性的论文，也没有对汉代中南地区的相关民族问题进行深入讨论；1992年，吴永章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南民族关系史》，由于要照顾到所有的历史时段，所以也没有对汉代中南地区辖境变化与民族关系进行专门的记述，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从国家与民族二者关系的角度选择本论题，以求教于方家，希望能够丰富中南民族历史的研究内容。

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给朝廷上书，认为当时对武陵蛮各个部分的治理已经十分有效，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要求增加武陵蛮的租赋。顺帝把武陵太守的这个请求交给朝廷的官员去讨论，绝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可以，但是尚书令虞诩却认为“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注] 杜佑.通典·边防典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5043. 但是，虞诩的建议没有得到顺帝的采纳，还是按照武陵郡太守的建议实施，结果不出虞诩所料，就在这一年冬天，澧中蛮、溇中蛮认为朝廷突然增加贡赋，违背了当初的约定，所以“遂杀乡吏，举种反叛”。第二年春天，武陵蛮的二万人围攻充县县城，八千人围攻夷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顺帝派遣武陵太守李进反击，“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在军事镇压平息反抗之后，武陵李进改变了策略，寻找了解当地少数民族情况的人担任地方官员，顺应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再增加赋役，所以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拥护，李进在武陵郡任职九年整个武陵郡基本都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李进因此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在梁太后执政期间下诏给李进“增秩二千石，赐钱二十万”。之后武陵郡出现了将近二十年的稳定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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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秋，武陵蛮首领詹山等人又带领四千余人反抗，拘执县令，屯结深山。双方一直僵持到了桓帝永兴元年(153)，武陵郡太守应奉没有以暴制暴，仍然采取和平的方法即“以恩信招诱”。“恩”应该就是朝廷为武陵郡各民族的发展所做的事情，而“信”应该就是朝廷要信守对武陵郡蛮此前的承诺，所以应奉成功地解决了这次政治危机，武陵蛮首领詹山也释放了被他们拘押的地方官员，各自回到自己的居住地。

长沙郡是秦始皇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一，以今天的长沙市为中心，下辖9个县，长沙郡的辖境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边疆，秦始皇设置长沙郡之后，成了内地，长沙郡辖境内的民族被汉族的历史学家称为长沙蛮。长沙蛮常常与武陵蛮联合起来攻击朝廷。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十一月，长沙蛮开始反抗，占领了益阳，到了桓帝延熹三年(160)秋，长沙蛮的力量越来越强，有万人以上“抄掠郡界，杀伤长吏”。与此同时属于武陵蛮支系的零陵蛮也攻入长沙郡。桓帝延熹三年(160)冬天，武陵蛮六千余人进攻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都被打败逃走，可见当时长沙郡的少数民族反抗是非常激烈。在南郡太守李肃逃跑的时候，他的主簿胡爽谏道：“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李肃没有听取胡爽的建议，“(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事后，汉桓帝严惩了这次逃跑的官员“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对于胡爽的家人则是“拜家一人为郎”。与此同时，汉桓帝任命“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派遣车骑将军冯绲攻击武陵蛮，“并皆降散”。但是，朝廷的军队刚刚撤离，长沙蛮又进攻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也发动了武陵郡的进攻，由于太守陈奉坚决反击，击退了进攻，“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之后的二十年间，武陵蛮和长沙蛮没有再发生反叛的事件。[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33～2834.

二、巴郡南郡蛮与王朝国家的关系

战国中晚期，西部的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南下进入巴中地区，在前316年设置了巴郡，之后又设置了南郡，因此这两个郡的民族被称为巴郡南郡蛮。秦国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任命巴郡南郡蛮当中的巴氏支系首领作为蛮夷君长，治理巴中地区的巴郡南郡蛮。此外，秦国还与巴氏支系首领建立了政治联姻，巴氏支系的首领可以娶秦国王室或者贵族的妇女为妻，在政治上还享受特殊的待遇。

由于在王朝国家有力的治理之下，武陵蛮虽然偶尔因为文化适应问题与朝廷发生矛盾冲突，但是基本上没有引发巨大的社会动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武陵蛮与中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武陵蛮自身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为了表示秦国对巴中地区控制权，秦国国君要求巴中地区的人缴纳赋税，“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对于“幏布”，注引《说文解字》说：“幏，南郡蛮夷布也”。[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41. 由此可见，秦国是通过缴纳赋税来确定巴中地区的民族与秦国的臣属关系的。秦王朝灭亡之后，汉王朝的南郡太守靳强依然请求朝廷按照秦朝的制度对巴郡南郡蛮征收赋税。

东汉建立之初，武陵蛮等少数民族开始寻找机会扩大势力范围，由此引发与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长沙蛮、武陵蛮的首领占据重要的关隘，大肆进攻郡县。汉光武帝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征发南郡、长沙郡、武陵郡的军队万余人，乘船溯沅水而上，发动了对武陵蛮的反击，但是由于武威将军刘尚轻敌，冒险进入了武陵蛮分布的地区，武陵蛮分布的地区“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32. 。在此情况下，武陵蛮知道刘尚带领的军队“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后刘尚因为“轻敌深入，悉为所没”。[注] 杜佑.通典·边防典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5042. 因为朝廷军队的失败，所以建武二十四年(48)，武陵蛮首领相单程带领部众攻下了临沅，汉光武帝马上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进行反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打败武陵蛮。建武二十五年(49)春，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领率领大军攻击临沅，给了武陵蛮很大的打击，武陵蛮首领相单程等人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请求投降，恰巧在这个时候马援病逝，所以朝廷接受了武陵蛮的投降，随之派遣官吏加强对武陵郡的管理，“群蛮遂平”。

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2)，巴郡南郡蛮当中分布在巫县的首领许圣等人认为朝廷的赋税征收不均，心怀怨恨，于是带领部众反抗。这次反抗一直持续到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3)夏天，朝廷派遣使者督荆州刺史部各郡的兵万余人进行征讨。许圣等人依凭阻隘，朝廷的军队久攻不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41. 朝廷对于反抗的许圣没有给予重罚，而是将之迁徙到江夏郡。对于巴郡南郡而言，江夏郡在今天武汉的东部，已经是汉族的主要聚居区，将巴郡南郡蛮当中分布在巫县的部分迁徙到江夏郡，东汉王朝主观上认为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所以在相关的历史文献当中这些被迁徙到江夏郡的巴郡南郡蛮又称为江夏蛮；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迁徙到江夏郡的江夏蛮应该是与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又发生了不适应，所以发生了对抗，但很快被朝廷讨平。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79)，江夏蛮再次反叛，而且与分布在庐江郡的民族首领黄穰联合，势力强大有十余万人之众，攻下了4个县，最后被庐江郡太守陆康讨破之。在此后的历史文献当中，被迁徙到今武汉以东的巴郡南郡蛮渐渐淡出。从民族发展的客观历史来看，这部分被动迁徙的巴郡南郡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因为是生活在汉族地区，他们的人口数量、政治力量、民族文化都显得比较弱势，所以渐渐与当地的汉族融合，消失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这是中南地区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民族融合。

三、板楯蛮与王朝国家的关系

板楯蛮也是分布在巴郡，具体是位于嘉陵江中游、巴山南麓的巴郡阆中县，阆中县是秦惠王在公元前314年设置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进入巴蜀的战略要地。板楯蛮是秦国南下巴蜀最先征服的中南民族之一，《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板楯蛮属于南蛮民族系统，按道理范晔应该把板楯蛮放在巴郡南郡蛮中进行记述，但是范晔却把板楯蛮单独列传，而不放到巴郡南郡蛮中，这是因为板楯蛮在文化上与其他的巴郡南郡蛮有一点区别：巴郡南郡蛮崇拜白虎，而板楯蛮却射杀白虎，《通典·边防典三·板楯蛮》记载：“板楯蛮，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于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募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时有巴郡阆中夷廖仲等射杀白虎。”[注] 杜佑.通典·边防典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5043.

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开始，一般记述某个民族的时候，都是先对这个民族的民族志进行描述，但是《后汉书》中却没有关于板楯蛮文化的记述，一来就记述板楯蛮与秦国和汉王朝的民族关系，这说明在范晔的眼中，板楯蛮的政治比文化更值得关注。

西汉王朝建立后，改黔中郡为武陵郡，虽然西汉王朝将黔中郡为武陵郡，但实际上西汉王朝的武陵郡除了原来黔中郡所辖的地区之外，还包括了今天湖南的常德和沅陵，因此武陵郡由边疆变为了内地。至此，武陵郡的少数民族纳入了西汉王朝的郡县治理体系，为了表示武陵蛮已经是王朝国家的臣民，所以朝廷“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31. 。对于“賨布”，注引《说文解字》说：“(賨布)南蛮赋也。”当然，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赋税不是很重，武陵蛮的政治首领每年只是缴纳“布一匹”，而一般的民众则仅为“布二丈”，所以这样的赋税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其所要表达的政治意义是武陵蛮已经是王朝国家的臣民，武陵蛮的分布区已经是王朝国家控制的地区，因此作为王朝国家郡县治理下的武陵蛮，需要向王朝国家象征性地缴纳赋役，由此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身份，与此同时也说明王朝国家还没有对这些民族进行深入治理。

由于分布在嘉陵江中游的“夷人”是一支强悍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刘邦还在作为“汉王”的时候，刘邦也征发这些“夷人”参加攻击关中地区的军事行动，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刘邦仍然把参加军事行动的“夷人”遣返回原籍，为了回报这些“夷人”对于建立汉王朝的贡献，所以对“夷人”政治首领集团的罗、朴、督、鄂、度、夕、龚7个大姓在经济方面给予了优惠，“不输租赋”，而对于“夷人”的一般民众仅仅是“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42. 正因为如此，三国蜀汉政权就把板楯蛮称为賨人。

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东汉的地方官员也常常带领板楯蛮的战士出征，参加军事行动。东汉桓帝(147—167)在位期间，板楯蛮多次反抗，蜀郡太守赵温没有采取武力平服的办法，而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矛盾冲突。到了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板楯蛮又反抗。但是这次没有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而是以武力的方式解决，汉灵帝派遣御史中丞萧瑗带领益州刺史部的军队反击，但没有取得胜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汉灵帝准备进一步派兵进攻，“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对此，汉中郡上计程包认为板楯蛮在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有功。程包认为板楯蛮之所以反抗的原因是因为“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板楯蛮对于自己受的这些不公正待遇“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程包认为如果能够选择一个贤明的郡县官员治理板楯蛮所在的郡县，那么板楯蛮自然就不会发生反抗，朝廷也不用以武力去平息。汉灵帝采纳了程包的建议，派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注]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2843.

总的来看，历史上王朝国家与板楯蛮的关系是比较平和的，即使发生矛盾冲突，也能够及时化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历史原因就是板楯蛮有比较深刻的国家认同意识存在，他们与王朝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双赢互补的关系，他们与地方官员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地方官员的治理方法失当所至，因而在汉灵帝以安抚手段解决与板楯蛮的紧张关系之后，板楯蛮马上就归顺朝廷。

四、结 语

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一个内在的平衡机制，但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讲汉族又是大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而当每一个民族融入这个多民族国家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会存在与国家制度的不适应，因此这个民族就会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随时都有可能打破多民族国家发展需要的内在平衡，所以王朝国家与每一个民族的矛盾冲突就需要以各种方法来化解，求得多民族国家发展需要的内在平衡。

第二，到了战国时期，长沙蛮武陵蛮等民族已经成为楚国境内的民族，成了边疆民族，但是随着多民族中国国家的发展，边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的边疆成了内地，所以到了汉代，历史上的边疆民族南蛮已经是汉朝内地郡县治理下的民族，尽管如此，相关的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上还没有与汉族建立的王朝国家产生适应性，特别是在文化上还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常常会导致彼此之间的不适应，因此整个民族关系通常是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是以递减的趋势在发展，最后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渐渐融入汉族，仅仅剩下那些分布在山区的少量少数民族还发展到近现代，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现代在中南地区少数民族不论是空间分布还是人口数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总体来看，今天的重庆市、湖南省、湖北省这些内地省市虽然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但是与当代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相比较，在人口数量、分布空间上都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第三，在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民族之间的文化适应问题应该是一种常态，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而言，对每一个地区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政权的责任，而处于山区的少数民族当面对来自朝廷的政治治理时，首先也有一个文化适应问题，其后还有政治制度适应问题，当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契合点的时候，矛盾冲突就成了民族交往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民族交往常常是在双方的博弈与妥协当中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如果再从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宏观历史来说，这样的民族交往对于国家边疆的发展和国家的行政治理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如果出现了冲突，作为国家是需要去解决的，而被治理的民族政治集团在自己的利益诉求获得满足之后也会和解，因为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到了汉代已经有了基本的国家认同，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发展。因此，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关系既不是以矛盾冲突为主，也不是以单一的和平交往为主，而是在和平交往与矛盾冲突的交互历史过程中发展的，这也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四，从对汉代王朝国家与中南地区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民族矛盾产生的基本原因：一是因为少数民族在纳入王朝国家的政治体制时，一下子还不能从自己已有的小传统当中转换到王朝国家制度的大传统中来，因此产生了对王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不适应，所以产生了矛盾冲突；二是郡县官员认为既然这些民族已经生活在郡县治理的内地，就应该按照内地民众的赋税标准征收，所以又引发了民族矛盾冲突；三是地方民族政治首领力求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经常以武力手段作为与王朝国家的博弈手段，由此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冲突。

Expan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southern central China and chang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Han dynasty

WANG Wen -guang &SUN Xue -p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Borderland of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 )

Abstract : In the Han dynasty,there was a dramatic territorial change in China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and as a result some border areas became the hinterland.A History of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inBook of Later Han named som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ern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after the names of Jun-Xian (prefectural counties) such as Ba-Jun minority group and Nan-Jun minority group,which revealed the new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southern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and new historical implications.I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dynastic states and ethnic groups,all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ern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were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which made China a multi-ethnic and unified country with rich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 Han dynasty;southern central region of China;ethnic relations;cultural adaption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 2019) 04-0143-06

*[作者简介] 王文光，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18AMZ2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 18ZDA185 )；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责任编辑: 李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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