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经济增长与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支出论文,内生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5-0012-06
内生经济增长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199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罗在理论上对政府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开创性的探讨。巴罗指出，当政府通过税收来融资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那么，在税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增大，当税收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经济增长率则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小。[1]巴罗的意思是说，政府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只要它的规模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政府支出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后来，人们把巴罗的结论加以推广，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上的支出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政府支出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一个一致的观点。
另一方面，一些经验分析也得出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的结论。巴罗通过把政府支出纳入总生产函数，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但是公共支出与私人投资共同带来的规模收益是不变的，这样，巴罗发现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2]多内克（Dowick）则通过引入技术创新因素，发现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内生影响。[3]德沃拉俭（Devarajan）、斯沃鲁普（Swa-roop）和邹（Zou）的分析表明公共支出尤其是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是各种公共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还取决于它们在总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当生产性公共支出所占的比重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4]
我国有些学者对我国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做了某些有益的探讨，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很难一致，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5]其实，通常而言，对一个资本缺乏，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教育又比较落后的国家，政府在公共设施、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从长期来看，显然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将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这里，笔者将在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支出的水平、方向等来探讨我国的政府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问题。
一、我国的政府支出水平
政府支出水平可以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描述。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政府支出资金都主要来源于税收，因此，要想知道政府支出的水平，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我国的税收水平问题，税收水平或税收规模可以用税收占GDP的比重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占GDP的比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以前的绝对下降趋势；第二阶段是1996年以后的逐渐上升趋势，到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8％。那么，这个比重是高了还是低了？它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将产生什么影响呢？现在我们将各类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一比较就一目了然了（见表1）。
表1 各类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项目
GDP（亿） 税收收入（亿） 税收比率（％）
国家 蒙古（1999）8736.81899.0421.74
低收入国家
印度（1998） 175828.023016.013.09
巴基斯坦（2000）
31737.0 3860.212.16
俄罗斯（2000）
70633.922934.932.47
阿尔及利亚（1996）
25700.0 7866.030.61
下中等收入国家
罗马尼亚（1999） 5393570.0 1618490.030.01
埃及（1997）2562.5 424.516.57
泰国（1999）
46154.0 6913.614.98
匈牙利（1999） 113935.042847.037.61
波兰（2000）6856.0 2331.634.01
上中等收入国家
巴西（1998）9137.4 2714.229.70
南非（2000）8736.4 2409.627.58
韩国（1997） 4532760.0
784340.017.30
法国（1997）
82057.035755.043.57
德国（1998）
37842.014096.337.25
高收入国家
英国（1998）8516.5 3118.836.62
加拿大（2000）
10560.1 3865.436.60
美国（1999）
92992.026116.328.08
*（1）国别后括号内数字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数据后面的货币单位均以各东道国自己的货币为单位，例如，美国为美元；（2）表中数字是中央（联邦）政府，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总和。
资料来源：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第313—3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税收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尽管巴罗的公共支出模型并没有给出能促进内生经济增长的税收占GDP的比重的具体数字，但从国际比较的结果来看，我国现在的税收水平应该不会对内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再者，按照巴罗的解释，只有当税收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扭曲性税收的效应占支配地位，从而导致增长率随税收水平的上升而下降。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当中央政府的税收水平低于20％时，随着税收水平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将提高；当政府的总税收水平高于30％时，随着收入税的增加，经济增长率反而下降。[6]（P23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巴罗的公共支出模型假设的是平衡预算，这就是说，政府支出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税收融资。而我国目前基本上是赤字预算，那么加上债务融资后的政府支出是否占GDP的比重过高，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呢？其实不然。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总支出（预算内和预算外加总）占GDP比重最高的2000年和2002年，其比重也只有21.7％和21.5％。因此，尽管公债最终是需要通过税收来偿还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因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
二、我国政府的投资规模和方向
我们知道，巴罗的公共支出模型中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分为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后来人们推广了巴罗的研究，将政府支出分为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两部分或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研究了它们对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这些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但许多研究还是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和政府用于交通、通讯等公共投资以及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支出为正相关，而非生产性的公共消费则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因此，探讨我国政府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考察我国政府支出中投资部分的比重以及投资方向问题，这样似乎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政府支出中投资支出部分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管理体制，二是经济发展阶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家一般比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国家的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发展中国家一般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7]（P202）我国政府财政投资占GDP的比重，可通过下表反映出来（见表2）。
表2 1981—2002年我国政府财政投资占GDP的比重
预算内财政投资额占
年份 GDP（亿元） 预算内财政投资额（亿元）GDP的比重（％）
19814862.4 269.76 5.5
19825294.7 279.26 5.3
19835934.5 339.71 5.7
19847171.0 421.00 5.9
19858964.4 407.80 4.5
1986
10202.2 455.62 4.5
1987
11962.5 496.64 4.2
1988
14928.3 431.96 2.9
1989
16909.2 366.05 2.2
1990
18547.9 393.03 2.1
1991
21617.8 380.43 1.8
1992
26638.1 347.46 1.3
1993
34634.4 483.67 1.4
1994
46759.4 529.57 1.1
1995
58478.1 621.05 1.0
1996
67884.6 625.88 0.9
1997
74462.6 696.74 0.9
1998
78345.2 1197.39 1.5
1999
82067.5 1852.14 2.3
2000
89442.2 2109.45 2.4
2001
95933.3 2546.42 2.7
2002 104790.6 3160.96 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第55、187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是导致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政府逐渐从竞争性的生产性领域退出，我国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呈现迅速下滑的趋势。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到1997年，我国预算内政府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只有0.9％。从1998年开始，由于内需不足，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从而出现了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重的迅速回升，2002年，这个比重为3％。因此，总体上来看，我国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比重是高还是低呢？我们只要进行一下国际比较就清楚了。有关资料显示，OECD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前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2％，市场化改革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仍然为3.0％。[7]（P204）而我国现在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却远不能和这些国家相比。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太快。目前，这个比重比较低。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瓶颈”作用仍非常明显，农业作为最典型的基础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欠账太多，这显然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低，但从我国目前政府投资的方向来说，却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方面，青藏铁路、农村电网改造、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大型基础设施相继开工。这种政府投资结构的变化，使得妨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仅就2003年来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有：发电机组容量3000万千瓦，11万伏以上变电设备8300万千伏安；新建铁路投产里程1164公里，增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583公里，新建公路3644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639公里，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8220万吨；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6744万门，新增光缆线路长度45万公里，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6232万户。[8]显然，从长期来看，政府这种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提高全社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我国的教育投入与内生经济增长
现在我们再来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情况。近20年来，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可以通过表3清楚地反映出来。
表3 1984—2002年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
年份 GDP（亿元） 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亿元） 占GDP比重（％）
19847171.0
180.9
2.52
19858964.4
226.8
2.53
1986
10202.2
274.7
2.69
1987
11962.5
293.9
2.46
1988
14928.3
356.6
2.39
1989
16909.2
412.4
2.44
1990
18547.9
462.5
2.49
1991
21617.8
532.4
2.46
1992
26638.1
621.7
2.33
1993
34634.4
754.9
2.18
1994
46759.4 1018.8
2.19
续前表
年份 GDP（亿元） 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亿元） 占GDP比重（％）
1995
58478.1
1196.7
2.05
1996
67884.6
1414.7
2.09
1997
74462.6
1545.8
2.08
1998
78345.2
1726.3
2.17
1999
82067.5
1927.3
2.34
2000
89442.2
2179.5
2.43
2001
95933.3
2208.1
2.30
2002 104790.6 2644.98
2.5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1）》第346、362页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第55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3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到2002年，基本上上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占GDP的比重为2.52％，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为2.50％，比2002年稍有下降。这就是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增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都在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那么，就近5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来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高还是低呢？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4％，到1995年平均为5.2％，上升了0.8个百分点，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2％，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9]可见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是很低的。一般来说，这方面的支出通常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因此，我国和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但即使和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比重也较低，这显然就不正常了。更重要的是，我国十分低下的政府教育投入与巨大的教育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中小学教育程度和文盲、半文盲的比例竟达到52.9％。[10]现在，尽管强调九年制义务教育，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农村失学儿童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政府在教育方面投入太低的结果，必然会造成公民缺乏应有的教育，从而影响劳动者的素质。这从长期来说，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四、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就我国目前的政府支出情况来看，既有促进内生经济增长的因素，又有阻碍内生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对我国的政府支出政策和支出结构有必要做一定的调整，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从我国政府支出的总体水平来看，我国还可以适当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进一步搞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社会保障以及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2.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投入，提高这方面的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在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的同时，也要对东、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尤其是要加强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在我国的广大农村，靠天吃饭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而靠农民本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表明，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通过政府的直接投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我国现阶段政府支出政策的一种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提高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努力改变我国在教育方面投入不足的现状，加大政府在教育科技方面的直接投入，尤其是要重视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据2003年的统计资料披露，我国文盲和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仍在11.69％，加上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这个比重还要高好几倍。可见我国教育需求与教育的投入相差甚远。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我国的劳动者素质将无法与现代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总之，内生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政府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它的总体水平、支出结构等因素都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在我国经济转轨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认真运用好积极财政政策，把握好政府支出的力度和方向，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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