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在2008年年底实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3年多之后，在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形势严峻等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保持国债政策的连续性，并着力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仍然是落实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保证。因此，从实证上检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路径，了解各种资本性政府投资在不同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动的因果关系和变动趋势，对于我国制定长远的政府投资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一、文献概览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但公共部门通过外部性作用也能够影响私人部门产出并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对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时，不但要分析私人部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也应分析政府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政府投资包括政府用于形成基础设施等公共物质资本的投资、政府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投资以及政府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R&D投资。研究表明，政府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
关于公共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国际研究中主要使用了三种方法：一是生产函数法。在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Aschauer(1989)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估计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等于0.39，认为该国1971-1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Cazzavillan(1993)利用欧洲12个国家1957-1987年的数据，发现公共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25。二是行为方法，以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来分析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影响。Nadiri和Mamuneas(1991)估计了美国各级政府的净固定资本存量对12个制造业成本函数的影响，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生产性效应。Berndt和Hansson(1992)利用瑞典1960-1988年的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加公共设施资本会降低私人部门的成本。三是向量自回归VAR法，它可以检验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Clarida(1993)对美、法、德、英等国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共资本是协整的，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不确定。Christodoulakis(1993)估计了希腊1964-1990年大规模制造业的产出如何取决于交通、通信和电力方面的公共资本，发现公共资本对产出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产出对公共资本则不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关于公共人力资本和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或称资本和劳动增长不能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又主要来自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
Maddison(1987)对6个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Collins和Bosworth(1996)利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亚洲6国1984-1994年的数据，估计出人均教育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3.5%、9.7%、13.2%、13.3%、10%和11.6%。蔡增正(1999)通过对世界86个国家1965-1990年的数据估计，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为：教育产出每增长1%，其他非教育部门将增长0.271%～0.422%。Coe和Helpman(1995)利用21个OECD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发现国内和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以上述经济学家开拓性的研究为基础，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中国政府投资的计量经济模型，同时依据中国实际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法检验改革30年来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R&D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而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投资政策的选择。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为了从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自1980年代以来，研究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把政府投资引入了经济增长模型，使其成为除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经济因素之外的能够长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路径的又一重要变量。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宽了政府投资领域。传统的政府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而研究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他们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根据他们的分析，政府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支出以及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支出。二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政府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政府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因为政府投资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了经济供给能力，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形成，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
我们借助内生增长理论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拓展索洛方程，假设技术是希克斯中性的，并且公共资本流量(投资额)与公共资本存量成比例，国民经济总量生产函数为：
Y=A(T)F(K，L，G)(1)
其中：Y、K、L、G分别指真实的产出、私人资本、劳动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A(T)表示T年知识进步、技术创新等因素，又称全要素生产率。它主要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的投入水平。由于我国教育和科技经费目前主要由财政供给，我们假定A是公共人力资本(E)和公共R&D资本的函数，即：
A=A(E，R&D)(2)
这里，人力资本和R&D资本可视为具有溢出效应的知识存量的代理变量，它们通过知识提高了生产的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将(2)式代入(1)式得到：
人力资本和R&D资本的产出弹性。由于私人资本及公共资本对时间的变化率在不考虑折旧时就是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投资，借助(3)式的线性化形式，建立下列三个计量经济模型：
(4)式为经济增长模型，其中，LnY为总产出的自然对数，在模型中是被解释变量，其余为解释变量。(5)式为技术进步模型，LnT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在模型中是被解释变量，其余均为解释变量。(6)式为资本积累模型，LnZ为物质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在模型中是被解释变量，其余均为解释变量。Ip为私人投资，Ig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E为公共人力资本投资，R为公共研发(R&D)资本投资，S为制度创新。ε、δ、μ分别是三个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省略变量的影响。
三、基础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基础数据
下面分别对总产出、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公共R&D投资、制度创新及物质资本存量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1)总产出(Y)：用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它是国际公认的反映经济增长比较有效的指标。该指标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2)私人投资(Ip)：一般指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和金融保险等竞争性领域或企业部门。本文以上述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该项投资数额。(3)公共物质资本投资(Ig)：这些部门一般指电力、煤气、邮电通信、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尽管这些公共部门的投资并非全部直接来自于财政，但其资本积累仍可视为公共资本活动。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以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近似地代表该项投资数额。(4)公共人力资本投资(E)：由于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知识和技能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取得的，我们假设投资于教育培训的资金形成人力资本，以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表示该项投资数额。(5)公共研发资本投资(R)：虽然我国财政的科研支出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R&D投入，但由于科学研究与R&D密切相关，并且我们又缺乏足够长期的R&D支出数据，因而我们根据每年财政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来近似表示该项投资数额。(6)全要素生产率(T)：我们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将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变形为T=GDP/
，根据我国1980-2010年的真实GDP、劳动(L)和资本(K)数据，以及β=0.6的估计值①，可计算出我国这段期间的该项数值。(7)制度创新(S)：这是一个反映综合制度变革的变量。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制度变革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而体制变量的解释力不容忽视。我们采用沈坤荣(2003)的做法，用工业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反映制度创新的影响。(8)物质资本存量(Z)：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质资本每年形成额剔除价格的影响，再减去5%的折旧率②形成该指标序列。
国内生产总值、私人投资、政府物质资本投资、政府教育支出、政府研发支出及物质资本存量均是以1980年为100的全国GDP缩减指数调整后的真实变量，样本区间为1980-2010年。另外，在估计人力资本和R&D资本投资对产出的作用时，由于人力资本和R&D投资需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必须采用滞后的投资量。考虑教育树人的长期性、我国学制和大多数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我们令人力资本投资滞后5年。关于R&D投资的滞后长度，根据美国劳动局(1989)资料，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平均滞后期为3-4年，考虑我国的情况，取其下限。这样，人力资本投资和R&D投资实际分别是1976-2005年和1977-2006年间的数据。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所有检验。
(二)计量方法
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一般的做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回归方程。但是，由于现实中的经济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带有明显的时间趋势)，考虑到对具有时间趋势的变量作回归时，可能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使回归有意义，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平稳序列围绕一个均值波动，并有向其靠拢的趋势，而非平稳序列则不具备这一性质。若变量序列是平稳序列，表示为I(0)；若变量序列经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表示为I(1)。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称为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利用E-views3.1软件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原水平序列LnY、LnIg、LnIp、LnE、LnR、LnT的检验统计量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I(1)序列。而它们各自的差分序列DLnY、DLnIp、DLnIg、DLnE、DLnR、DLnT则为I(0)的平稳序列，故不能以传统的回归分析进行分析和检验，而只能采用协整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2.协整检验与实证结果。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这种关系是对经济学中所说的规律性的定量描述。本文采用Johnsen协整检验法。
(1)政府投资的增长效应。LnY、LnIp、LnIg、LnE、LnR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在5%的临界值下，变量LnY、LnIg、LnIp、LnE、LnR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其所对应的长期方程为：
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上式表明：第一，三项政府投资都具有正向产出弹性。其中，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其产出弹性为0.27，说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公共教育投资和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偏低，其产出弹性分别为0.14和0.03，而OECD国家1970-1987年公共人力资本和R&D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2和0.08(Park，1995)，是我们的数倍。说明我国经济尚未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内涵式增长的道路。第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超过政府投资，其产出弹性为0.32，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常的现象，同时也告诉我们，扩大内需应重视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只有民间投资被激活，才能使经济恢复内在的增长动力。
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两条渠道，因而，本文拟作进一步的分析。
(2)技术进步效应的比较。运用前述方法，分别对LnT、LnE、LnR、LnIg和LnS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5%的临界值下，变量LnT、LnIg、LnE、LnR、LnS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其所对应的长期方程为：
上式表明，公共研发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其弹性系数分别为2.74和1.46。考虑到协整分析时已对原始数据采取对数化处理，因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系数为负值，表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小。制度创新的产出弹性为0.17，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为显著。这一变量反映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它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根据爱德华·丹尼森的测算，美国在1948-1981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GNP增长的贡献高达66.67%。陈坤耀(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5%、55.2%和56.4%。而根据李京文等(1996)的测算，我国在1978-199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39.85%。因此，我国要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就应增加人力资本和研发领域的政府投资。
(3)资本积累效应的比较。进一步运用上述方法考察LnZ、LnIg、LnE、LnR的资本积累效应，计算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在5%的临界之下，变量LnZ、LnIg、LnE、LnR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其所对应的长期方程为：
协整结果表明，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全社会物质资本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资本积累的弹性系数为0.67；政府教育支出和研发支出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其直接的资本积累效应很小，但它对全社会物资资本的积累具有外溢效应，因为物质资本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一般伴随着在技术进步带动下的质量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是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加强了对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使这些瓶颈制约得以缓解和改善，从而挤进了大量外资和民间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发展为核心的公共资本积累，不但扩大了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起了较大推动作用。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③，即是由政府投资的扩张带来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政府投资的扩张需要进一步检验。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我们使用上述检验方法对DLnY与DLnIg、DLnE、DLnR中两两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同时，为了详细分析因果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情况和变化趋势，我们又把整个样本区间分成两个子样本。考虑到我国经济波动的周期、财政政策的变化阶段以及政府的科教兴国战略，我们把子样本区间1设为1980-1996年，子样本区间2设为1997-2002年。利用(7)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变化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GDP的变化不是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二者之间只存在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公共教育支出和研发支出的变化不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GDP变化也不是前两者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子样本区间1内，三项政府投资与GDP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均不存在；在子样本区间2内，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变化与GDP的变化互为因果关系，但其他因果关系均不存在。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结合中国现实，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作如下分析。
1980-1996年，我国三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驱动机制从因果关系的P值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改革开放后直至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状态，供需矛盾主要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段时期我国主要通过消减政府投资来控制需求膨胀，财政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从25%下降到1996年的2.7%。这一政策在有效控制总需求膨胀的同时，也影响了我国公共资本的形成。由于政府预算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我国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电力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不能满足私人资本的快速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始于199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其深层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有效供给的不足。它与我国在较长时期消减政府投资，导致公共资本存量相对缺乏，进而造成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下降有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虽然财政教育和科学研究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长。但其相对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53%下降到1995年的2.05%，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的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4%左右的平均水平也相差甚远。与此同时，财政的科研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份额由1984年的5.48%减少到1996年的3.75%，占GDP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1.43%下降到1996年的0.51%。
科教投入的不足导致了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根据张帆(2000)的研究，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42个百分点，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仅比物质资本高出4个百分点，它表明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这种情况也使得科教投资及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弱。
1997-2010年，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驱动机制表现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以及经济增长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加速数作用，从因果关系检验的P值看前者的作用要大于后者。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财政政策的方向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由抑制需求变为扩大需求。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期间，1998-2003年，我国发行了8 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粮库、经济适用房和技改贴息等七个方面，带动社会投资规模32 800亿元，投资乘数近4倍，仅国债投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9.5个百分点；2008年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期间，我国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主要投向了重大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生态环境、保障房的民生工程，在民间投资与消费低迷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经济运行的好转和GDP的不断增长也增加了财政收入，从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财力支撑。
这一时期，我国公共教育和科研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从前后两个子样本区间看，从GDP到政府教育和研发支出的单向因果关系检验的P值分别从0.468和0.523降至0.175和0.354；从政府教育和研发支出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检验的P值也分别从0.262和0.362降低到0.126和0.215。说明经济增长与公共教育和研发支出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在逐渐增强。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并陆续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促进科教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扩大了对科教领域的投资规模。1998-2010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教育国债资金500多亿元，支持了高校扩招，实施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同期，政府还加大了对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知识创新工程等的支持力度，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提升了我国科技的整体水平。科教投入的增加扩大了国内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但长期以来政府投资偏重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科教投入仍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仍比较低，2010年该项指标为3.66%，仍然没有实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定的4%的目标。我国财政科研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开始回升，但幅度不大，到2010年仅达到1.84%。目前，全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2%，而一些工业化国家都超过3%，不但大大高于我国研发支出水平，还高于我国科技经费支出比例。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支出均具有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它们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有所不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支出主要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二)在我国近30余年的经济增长中，公共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较高，公共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本投入的贡献较低，说明我国尚未走上内涵式增长的道路。这与我国科教投入不足、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有密切关系④。
(三)中国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二者的驱动机制更多地表现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考虑到民间投资的迅速回升，可在适度调减政府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对具有一定收益能力的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可通过开放投资领域，吸引民间资金的方式来完成。
(四)中国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尚未形成一种长期均衡机制，但从趋势上看政府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渐增强。今后还应进一步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比重，并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强社会收益率较高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而对私人效益高于社会效益的高等教育应尽快让其走向产业化、私人化与社会化，使政府教育投资更多体现公平性原则。
(五)中国公共研发资本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亦未形成一种长期均衡机制，但从趋势上看财政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提升。为了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增加外部性较大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并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激励企业和私人增加R&D投入。为加速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每年在预算中安排一笔专款，择优扶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并在科技投入拨款时，规定科研院所必须同企业合作作为获得科技资助的资格。
总之，考虑到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一轮经济回升期，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要从总量扩张转变到稳定总量和优化投资结构上。通过改变公共资源的内部配置比例，即减少形成物质资本的投资数量，相应增加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卫生和科技投入，缩小人力资本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收益率的差距，从而提高政府投资的整体收益率。
①世界银行1987年曾以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4和0.6的方案，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据马栓友(2002)对中国数据的测算，资本产出弹性也接近0.6。
②我国折旧率由于缺乏统计数据，这里采用王小鲁、樊纲(2000)的做法，统一按5%。
③人们发现变量之间即使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
④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6%～8%，与发达国家50%的转化率相比，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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