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我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主流课题应是改进和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主体应首先靠国有大中型企业；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则是政企分开，特别是政府转变职能、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市场规则。
Three Questions Raised to Our Economic Theoretical Circles
Wei YintingAbstract:The study of our current economic theory should beconcentrated on how to develop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total socialwealth.Tofulfil this task,we should rely on our large and mediumsizedstateowned enterpriese.We also should separat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from government,especially chan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perfectmarket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s.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振兴经济理论随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曾经多年经济建设停滞不前、经济理论几乎陷入绝境的国家和民族，这无疑是一件最值得庆贺的事情。对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学（这里所谓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广义的，没有再作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区分），笔者虽有兴趣但绝对是外行。作为外行，笔者一方面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叫好，时时流露出羡慕向往之情，同时又常常感到困惑，特别是近几年来，觉得有些问题已到了百思不得其解，难以接受的地步。为此，笔者甘冒班门弄斧的危险，提出三个问题向经济理论界求教。
1 当务之急何在
所谓当务之急，指当前经济理论界首先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不算年轻的学科，即使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起也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但至今人们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本文不想分析评价各种精细的规范的定义，这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经济理论界的当务之急，以及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
如果我们能最大限度地抛开和筛选掉各种细节的专业的分歧，那么，经济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研究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的科学。经济学家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概括评头论足；但若换一个思路，我们也可以认为，任何时代或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如对这一基本问题漠不关心或无所裨益，则难以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学问，是一门与社会现实、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理应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服务，理应为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和公平合理的分配献计献策，这是古今中外的通则。
按照这一标准，当前我国的经济理论界状况如何呢？浏览一下当前国内的经济类期利，翻翻书店里琳琅满目的经济类著述，看看大学校园里雨后春笋般开设的经济类专业、课程，你会发现，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在一片繁荣兴旺中隐含着两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是不少研究者及其成果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年代，他们的论述很难说不对、不全面、不辩证；但若仔细看，这些论述既很少涉及现实的经济问题，也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很难起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作用。二是充斥着大量五花八门、数不胜数的“发财术”、“赚钱术”一类的经济学成果，证券、股票、期货、房地产以及避税、投机等。公正地说，这些成果中所论及的观点、方法许多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其场面如此汹涌、愈演愈烈，以至成了经济理论教学、研究、宣传的主流，则不得不令人认真反思和重新审视。
首先，在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关系上，经济理论界是不是有些模糊、有点倒置？不错，生产和分配是一对矛盾，二者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当年甚至用不小的篇幅讲过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同一性问题，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讲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也是消费、消费也是生产的道理，当然这一道理如用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上也基本适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推翻或改变生产与分配、消费间的基本关系，都没有否认生产第一、分配和消费第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一根本原理。离开了这一根本原理，一味在分配、消费上做文章、不仅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也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旨。
其次，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或主流是否和当前我国的国情相吻合？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从综合国力、劳动生产率、管理、科技、教育等众多指标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还处于落后状态，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会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发表的《199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被评价的49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位居第34位，得分46.0分（第一名为100分）。其中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人力资源（如劳动力素质、教育、敬业精神）、金融、管理、效率等都位居40名以后。这说明我们的经济生活的现状，还远未达到经济学家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消费的时候。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们不要去研究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问题，也不是说这种研究全无价值，只是想强调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首先研究如何提高生产率，尽快增加社会财富的问题。实际上，许多社会财富分配、消费中的问题最终也要靠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才能彻底解决，否则总是恶性循环、以至饮鸩止渴。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还少吗？
再进一步，经济学研究重点的偏离和误导，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将是全社会的、历史性的。现在几乎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发展经济主要就是经商贸易、倒来倒去，以至买空卖空，而不是发展实业、增加生产；发财致富关键是看机遇运气、关系门路，以至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而不是辛勤劳动、日积月累；甚至求学深造也想急于求成、一朝获利，一窝蜂地拥向那些所谓“短平快”的应用型的经济类专业，不再追求寒窗苦读、循序渐进、厚积薄发，以至一些基础学科、专业日益“贫困”，陷入十分狠狈、无人问津的境地。谁也无权一味责怪这种舆论导向和社会需求，更不能将此完全归罪于经济理论界；但是，理论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应当从中发现肩负的责任，应当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实际行动引导人们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本原，指导人们致力于发展生产，增加和创造社会财富。提倡人们勤劳守法、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这才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2 谁来解决
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这个问题主要靠来解决？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经济理论界的认识也有点混乱，有的甚至进入误区，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贬低以至抹杀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持这种主张的经济界人士依次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与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相联系的，因而坚持和发展国有企业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二，国有企业不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是不合格的市场主体，只能逐步减少、以至消亡；第三，国有企业的减少、消亡之路只能是进行所谓“产权制度的改革”，最终被瓜分和私有化。
回答这一问题，也要从我们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经济状况说起，因为任何生产都是以既定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生产力状况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一前提，任何灵丹妙药都只是纸上谈兵。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重工业几乎是空白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尤其需要从无到有地建立重工业。这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首先建立并搞好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五六十年代重点建设的156个项目以及随之产生、发展起来的一批国营大中型企业有直接的关系，它们至今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和骨干。今天当我们评价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时，这是首先应当正视的。
不错，现在争论的焦点不是国有企业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随着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运行多年的国有企业中各种弊端的暴露，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以及社会全面进步提出的各种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居何地位、起何作用？是中坚和骨干，还是累赘和包袱？坦率地说，这里首先有一个理论上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问题，它们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同一个事实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回答。
比如技术创新问题。技术装备落后，产品升级换代缓慢，创新意识淡漠，这是人们批评国有企业以至否认其作用、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并非如此。须知创新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其中每一步都充满着风险，一着失误都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在眼下的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并且愿意花大投入甚至巨额投入搞技术创新的只能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许多民营小企业宁可不惜工本去假冒仿制名优产品，也不愿独立开发研制创新，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法制、管理还有许多漏洞，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小企业无力承担技术创新的风险。因此，国有企业在我国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不是自封的、人为的，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反映，它不仅不与市场经济相冲突，恰恰相反，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理解这一点，还可以从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予以考察。
国际分工直至今天仍就维持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在当今的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在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占尽了先手之利，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了在平等竞争这一市场基本法则下发展自己的机会和可能。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不借助国家的力量，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作用，将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最终目标。必须指出，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如刘易斯、海莱纳等都对这一现状有所认识。在他们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出的一系列药方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其基本点又往往以维护世界经济的现有格局为出发点。造成这种局限有众多原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在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作用。对此，我国的经济学家万不可一味跟在后头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还应看到，在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具有经济功能；还是社会组织，具有政治功能；进一步讲，即使在其经济功能中也经常具有某种社会政治意义。建国后，国有企业始终是国家财税的主要源泉。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上缴利税近3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截止到1994年，国家税收的65%以上主要还是靠国有企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不仅如此，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还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组织活动、发挥主人翁作用的重要场所。所有这些，都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因此，当前我国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不是再去争论什么国有企业有无地位、作用，而是认真研究解决如何巩固国有企业的地位、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3 怎么解决
我们已经指出，认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不接轨，应当逐步减少、以至消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其错误不在于发现了问题和困难，而在于它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办法、对策以至整个思路。在科学研究中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经济学家的区别经常不在于对经济现象、事实的发现、描述，而在于对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决。
当前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不接轨的问题。对此，不论决策者还是经济理论界都已有所认识并在解决思路上有了可喜的进展，这就是所谓“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如此，经济理论界还认识到，两个转变之间既是因果关系、也是标本关系，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关键。而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是加快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形成追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机制。如何做到这一点，重点和突破口又是什么呢？
在中国，国有企业和政府长期以来是分不清的，要剥离开二者，就要一方面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一方面还政府以公共机构的身份。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互促的改革。为什么总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不合格的主体，而很少有人说乡镇、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不合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还与政府纠缠在一起。所以，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以及二者的配套、整合，中心是政企分开，分开的钥匙恰恰在政府手中。
讲到政府改革，我们的认识有点简单化：只讲政府是改革的领导者、推动者，不讲它本身也是改革的对象。因为公共机构有双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主体，也是宏观经济主体；政府改革不只是政治、行政体制范围内的事，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讲政府改革就是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反腐倡廉（这些都没有问题，应当继续搞好），但在转变职能上明显滞后。过去我们的政府是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但也有许多该管而没管、应该管好而没管好的事情。所以，决不是一个“放”字所能解决的。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我们也有点简单化。这种简单化与前一种简单化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有某种相通之处。只讲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规模过大（这是事实，而且已在逐步改变。据预测，从1993年到2000年再到2010年，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将从43%降至40%再到35%），应缩小再缩小，很少讲国有企业要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也有一个在某些基础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不足甚至是空白的问题。只盯住国有企业摊子过大，忽视其主导作用发挥不足，对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可能更为不利。换句话说，只讲压低比重、缩小规模，很可能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至于国有企业的亏损、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也有类似情况。现在亏损的国有企业许多处于国企不占优势、甚至不必要存在的纺织、服装加工、食品加工等竞争性行业。固然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但若只谈内部管理，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内还属先进者，经常高于民营、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又因政府改革不到位所致。对此，经济理论界不能总是一概而论、一再误导。
其次，在抓好政府自身改革，特别是转变职能中，当前政府首先应履行何种职能？履行好何种职能，才能真正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企业，最终完成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任务？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界也开出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药方。
比如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势：产权问题就是从一种所有制向另一种所有制转换，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瓜分公有财产或私有化，否则，国有企业永远无法摆脱困境。现在这不仅仅是一种时兴的理论，也已成了不少地区和政府的实践。果真如此，那么请问，在产权理论的发源地和更为盛行的欧美国家，同时也是企业在私有财产制度下运行多年的国家，经济学家对产权理论的研究岂不成了想从私有制转换成公有制吗？对此，不知那些热衷于“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是否想过？
比如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及其解决对策问题。近几年，经济理论界把抢购、股市的大起大落、国人热衷洋货、企业的盲目引进、转产等一般都视为“非理性”行为，解决的主要办法则是一味强调改变消费者和企业主体的行为动机。这是否也有点本末倒置？是强调改变人的行为动机，还是首先建立健全制度；是先要求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还是先去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在完善市场竞争规则时，是首先面向民营、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还是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是自己放弃优势，还是巩固和强化优势？所有这些，不正是政府的职责吗？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明显失误就是政府改革滞后，其重要表现就是建立健全市场规则滞后。在改变这一滞后时必须注意，我们是在一系列无法选择的客观前提下进行改革的，如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总体上极不发达的国情、国有企业已具备的实力和优势等。更要注意，我们已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从头模仿现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老路，特别是不能沿袭那种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的自然过程而逐步健全市场规则的老路，至少我们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雄厚的本钱。一句话，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固有优势、包括国有企业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通则相结合中探出一条新路。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困难，唯其艰巨、困难，它才是当今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收稿日期：199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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