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未来的因素（下）——50位专家的问卷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问卷调查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未来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最初的10年期间，中国能够避免全局性危机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主要依赖什么呢？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在经过了20年的实践以后，到底给中国社会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基础，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的发展前景不仅仅是避免全局性危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更快更健康发展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是需要加以科学地把握的。
调查结果表明，专家对中国在新世纪实现新发展的有利条件既涉及到对经济社会发展已有业绩的充分肯定，也涉及到对主导性政治路线的肯定，还涉及到对体制建设方面进展的肯定。位列前三位的有利条件是改革开放20年获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绩、邓小平理论的主导地位与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它们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在各个层面上实绩的反映。引入有利条件的判断，能够全面地反映专家对社会现状及其基本趋势的认识。本调查第一部分反映出来的许多严峻的现实矛盾与制约因素，是客观的事实，而专家确认中国在新世纪发展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是与其共生的，如果对有利条件发挥得当，将成为克服矛盾、冲破制约因素的主要依靠。
当然，将这些有利条件转化为推进中国实现新发展的动力，还有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没有这样的选择，有利条件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积极因素。这一点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将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本调查从政策选择的角度列举出10大相关因素供被调查专家们来确认，被列为第一位的关键因素（前六位）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保持经济健康快速有序地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清除腐败”、“解决好台湾问题”、“加快民主与法制建设”。它们被选择的百分比依次是34%、26%、12%、8%、8%、8%。
结果清楚地说明，专家对政治体制改革寄予极高的期待，有超过1/3的专家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作是最首要的政策选择方向。在下面的数据中再一次清楚地揭示了专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程度，而前面在涉及到对现实矛盾的看法和主要制约因素的看法方面，专家已经清晰的展示了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现状的基本评价，可以认为，正是专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现状的不满足，促使他们将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视为在新世纪实现中国新发展的第一选择，其重要性被放在了保持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增长之上；而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的高期望也使得他们对这一方面的现状很难有满意的评价。同样，专家对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更加严重化趋势的判断，促使他们把腐败也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是位列政治体制改革和保持经济增长之后的第三位。
中国的新旧体制转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改革在进入1994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改革的思路、方略和社会经济后果一直是全国上下所关注的焦点，与改革进程同步出现的许多进展与问题，甚至再三引起了关于改革之功过是非的激烈争议。不管怎么说，体制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改革的推进在新世纪将出现什么样的前景？以特有方式参与改革的专家们如何看待进入新世纪的改革事业？调查结果表明，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是专家关注的对象，即他们对此具有非同一般的期待。
被列为第一位的改革领域（前五位）依次是：40%的专家选择了政治改革，24%的专家选择了机构人事改革，16%的专家选择了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劳动就业改革分别以10%、6%的选择百分比列第四、五位。
在专家所列关注的改革焦点方面，前五位没有一个属于纯粹的经济事务，而全部是社会政治领域方面的改革。这说明，专家十分关注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进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由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变化、问题和矛盾已经积累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其中的体制性障碍正在逐步暴露出来，不仅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再难有深入的空间，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对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威胁。在政治领域、行政领域、劳动领域、教育领域以及事关公众日常生活与利益格局的住房分配领域，体制改革步伐的缓慢严重阻碍了这些领域中的基本关系的优化和运行机制的完善，也引发了广泛的消极的社会后果，如就业问题引发出的贫困问题、住房问题引发出的社会公平原则问题、行政效能低下引发出的党的宗旨遭到怀疑的问题等等，一起构成了一种压力，迫使相关的体制改革必须向前推进。这是专家关注焦点所指的真实背景。
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处理被最高领导人阐述为非权宜之计的战略性决断。十多年来，围绕着三者关系而出现的重大的政策调整与时局变化，既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局势的日益复杂化，也反映了人们对局势把握的基本视角和对理想的社会运行状态的设想。在新世纪的最初10年期间，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关系的演变前景，在专家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呢？调查结果显示，有54%的专家表示“比较有信心”，有20%的专家表示“充满信心”，表示“信心不足”和“没有信心”的，分别为4%和2%，还有20%的专家表示“说不清”。从总体上看，专家们对保持三者之间协调关系的前景具有比较显著的信心。
如前所述，认真分析和对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阶层关系格局的新变化，被专家认定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尤其是改革逐步向深层次发展的关键时刻，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失已经出现凸显的趋势，并已经引发出一定程度的人心波动的时刻，处理好各阶层利益关系，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进入新世纪，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更显突出。协调好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本调查表明，专家对此有明确的看法。
有42%的专家选择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18%的专家选择了“尽快补偿利益损失较多的阶层”，同样有18%的专家选择了“在政治上对各阶层的地位进行明确定位”，14%的专家选择了“尽快建立处理各阶层利益摩擦的特殊机制”，还有8%的专家选择了“加快制订遗产税法，开征遗产税”。
42%的专家更倾向于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入手来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关系。这其中暗含的前提是，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而引起的。对受损失较明显的阶层的补偿，自然也被纳入收入分配领域中来理解。这反映的是改革之推进已经深深地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的变动，而这种变动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来实现的。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化现象开始引起广泛的注意，曾经有不少学者着力于分析公众的收入变化，以此作为划分新的阶层的主要尺码。各种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判断前提是一样的：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在打破了曾经沿袭数十年的平均主义倾向之后，又在不适当地加剧了收入分化倾向，而这是造成各阶层利益关系失衡的主要原因。正基于此，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被专家确认为协调各阶层关系的首要选择。
社会发展中的公众心理因素变化很快，也正在成为极其重要的独立因素影响到社会发展和许多政策的实施效果。过去20年期间公众心理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判断、期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左右着人们的现实行为选择。稳定公众心理，会在新世纪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难题，本调查揭示出，专家们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抓紧解决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如腐败、失业等）”，被选择率是52%，其次是“不断提高公众的收入水平”，被选择率是20%，其后是“推进改革的同时注意公众的承受能力”，被选择率是10%；“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的被选择率为8%，“拓展公众发表意见、建议的渠道”的被选择率为6%，“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的被选择率为2%。
专家对新世纪最初10年期间中国实现新发展所具有的优势与应该有的政策选择，有十分明了的判断。这些判断的得出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所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制约因素的清醒的认识与把握。尤其是专家对非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所抱有的期望，在传达着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早已进入了一个总体性变动的阶段，在这阶段上，社会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将不仅危及改革本身，也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前景；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早已进入了涉及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公众的利益和意愿如果不被重视或不被正确地引导的话，将引起人心的波动，引起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紧张，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将摇摇欲坠。所有这些问题，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10年期间，是难以回避的。因为认识原因，因为体制原因，因为技术原因，而在20世纪被耽误了的“课程”，在新世纪里要统统“补上”，否则，在新世纪里，我们将寸步难行，更何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