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国外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热点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拉美的“红色风暴”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拉美各国大选中获胜或连任，为左翼思想提供新的激励。虽然美国主流舆论对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引向灾难。但事实是左翼力量突出重围后，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批评布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20年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第四国际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的国际编委会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会议，编委会主席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挫败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和国际会议迄今已有近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的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德国前外交部长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认为，当今美国的极权主义危险源自那种“仕途主义”的平庸的恶。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我们深入探讨，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主义”决裂
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又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国》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与“布什主义”决裂。由于福山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密切，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但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其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外部武力的强迫来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传统（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愿意再以此自诩。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愈演愈烈
2005年9月，丹麦《日兰德邮报》因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2006年愈演愈烈。今年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会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传媒中，有评论者指出，在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发表过20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信”，其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乔姆斯基、沃勒斯坦、内格里、齐泽克、哈贝马斯、泰勒、普特南、德沃金、罗蒂、鲍曼、艾柯、柯拉科夫斯基和沃尔泽等。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访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发表许多文章，竞相“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于是，施特劳斯已经被公众看作“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不为学院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的《解读施特劳斯》，潘格尔的《施特劳斯导论》，以及扎科特夫妇的《施特劳斯的真相》。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自我理解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的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涉及的内容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21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的目标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如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时与富兰克林同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士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一批著名学者与作家辞世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著有《人》、《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等。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神态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他著有《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著有《正义与差异政治》、《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洛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如今西方文明是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代表作有《无马克思，无耶稣》、《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