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债务经济和全球经济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债务论文,全球经济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001-08
美国的债务经济
从国民经济账户看，美国的债务经济的形成源于总投资大于总储蓄。二战以后，美国的年度总储蓄(或称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世纪60年代最高达到22％，以后逐步走低，到21世纪初从16％猛降到13％。相反美国国内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一直盘旋在17％～22％之间。美国自1969年以来即出现总投资大于总储蓄的差额，这个差额用它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达，在1969—1976年之间不足1％，此后在2000年以前在1％～3％之间起伏，各别年度曾达到过4％。而进入21世纪之后，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这三年，已分别达到4％、5％和6％以上。
每年国内总投资大于国民储蓄的差额是由净进口来平衡的，这就形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经过国际投资的收支，以及国际单方转移支付的调整而形成经常账户逆差。这个逆差再经过资本账户的调整就是美国当年的净债务。它大体上与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差额相一致(有统计误差)。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变为净债务国，到2004年已累积净负债24842亿美元(现值)。它是美国债务经济的集中表现。
要深刻理解债务经济的发生、发展及其今后的走势就必须对总储蓄和总投资的构成及其变化趋势以及时代特征和政策影响加以较细致的分析。
就总储蓄的构成说，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根据实证材料分析，美国二战后总储蓄三大组成部分的变化可以分作四个时段和四种不同模式。
从1951—1980年这30年为第一个时段，这个时段三种储蓄的比例大体上是32∶64∶4，数据表明企业储蓄占大头，个人储蓄占企业储蓄的一半，其中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较高，在5％～8％[1] 之间起伏波动，政府储蓄则只是个零头。这个时段历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等七位总统。其间，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理论曾经盛行一时，财政赤字经常出现，不过由于政府储蓄中有固定资本折旧的抵消，政府储蓄仍然保持正数。即使如此，由于约翰逊总统“大炮与黄油并举”的政策，总投资从1969年起即超过总储蓄，已经开了二战后债务经济的先河。
1981—1992年为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段三种储蓄的比例大体上是35∶71∶-6。其中企业储蓄继续保持优势，个人储蓄仍占企业储蓄的一半，其中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起伏于4％、5％、6％之间，这可能同美国融资工具的创新得到发展有关。政府储蓄在三种储蓄中的比例则降为负数。这个时段历经里根、老布什两位总统，他们奉行供应学派经济理论。特别是里根强调减税对刺激经济的作用，1981年实行的经济复兴税法，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能源税和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在1981—1986的6年间共削减税收7488亿美元(约合现在的1.5万亿美元)。这样的巨额减税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认为减税可以刺激消费者增加储蓄的说法并未实现，认为减税不会减少财政收入而只会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减少财政赤字的说法也没有得到验证。相反，里根的减税在8年中所造成的财政赤字高达1.3万多亿美元，超过历届总统累积赤字之和。其结果就是把政府储蓄降为负数。但减免企业税收对增加企业储蓄的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特别是在刺激投资方面的作用则很明显。如果说从1969—1980年这12年中，美国的总投资与总储蓄之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年平均0.87％，那么从1981—1992年这12年中这个比率就变为年平均2.14％。美国的债务经济深化了。
1993—2000年为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三种储蓄的比例大体上是18∶67∶15，其中企业储蓄继续大大领先，个人储蓄与企业储蓄的比例从原来的一半降为1/3强，其中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则由1993—1994年的5％、6％，逐渐降到1999年和2000年的2％。个人储蓄之所以急剧下降同股市繁荣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有一定关系。这就是说当人们感到自己已经富裕到有充分保障的时候，就会把储蓄化为消费。在这个时段，政府储蓄也出现了新面貌，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举跃升到15％，这在二战后是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克林顿政府奉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从1996年开始变年年有联邦财政赤字为当年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其幅度之大也是二战后其他总统任内所没有做到过的。不过联邦财政的这种形势并没有扭转总投资大于总储蓄所导致的债务经济。这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空前繁荣的时期，连续120个月的经济扩张带动了投资热潮，也鼓励了外资的大量流入。再加上个人储蓄的下降，就使投资大于储蓄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比率上升到2.65％。克林顿卸任之前他曾主张把财政结余专门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和减少债务，如果长期坚持这种政策，美国的债务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问题在于不久白宫易帜，他的夙愿未能实现，美国的债务经济继续下沉。
2001—2004年是第四个时段。这个时段三种储蓄的比例大体上是10∶93∶-3。其中企业储蓄上升到相当于个人储蓄的9倍多。个人储蓄急剧滑坡，其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占1.8％到2004年降为1.2％，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2001年股市泡沫已经崩破，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房地产涨价的财富效应使美国人进一步扩大消费，因此个人储蓄继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更热衷于投资房产，抵押贷款负债更加扩大。这个时段，在白宫小布什的政策当令。小布什对减税大刀阔斧，坚定不移。在他上台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少个人所得税1.4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接着2003年，小布什又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4760亿美元的议案，在国会中被通过。这样就使美国联邦财政预算由克林顿时期的连续四年有结余变为从2002年出现赤字，到2004年达到4127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与此相应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份额也变为-3。个人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大滑坡，加上从2001年11月以后美国的经济复苏导致的投资上扬，使投资大于储蓄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升到2002年的4％、2003年的5％和2004年的6％。美国债务经济达到了新的高峰。
美国的债务经济从短期看得大于失。在家庭债务方面，大头是占家庭债务80％以上的住房抵押贷款，它对居民拥有住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居民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政府债务对两党执政者有不同的效用。民主党举债促进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使弱势群体受益，巩固了其选民基础；共和党用举债实现其减少富人和大企业税收负担的目的，调动他们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由此获得更高的政治支持率。正是由于有这么多好处，所以居民和政府对改变这种状况并没有做过前后一贯的努力。
债务经济和美元危机
美国由债务经济获得了很多好处，却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不过代价总会有的，其中最令人关切的就是美元的贬值和美元危机的潜在风险。在这方面历史教训很多，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六次金融危机都是由债务过大，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而引发的。美国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债务庞大收支失衡已使美元汇率趋向疲软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联邦储备系统大口径实际汇率指数的记载，美元汇率指数2002年2月为112.9(以1973年3月实行浮动汇率时起为100)，到2007年2月下降到95.1，照此计算美元贬值了18.7％。其中美元兑欧元贬值幅度最大，2002年2月，1美元兑1.14848欧元，2007年2月，1美元兑0.769欧元，美元贬值30％。同期美元兑日元贬值10.5％。不过从欧元交易开始上市的1993年算起则是另一幅画面。1993年1月美元汇率指数为90.74，与之相比2007年2月的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4.9％，同期美元兑欧元为1∶0.82402，美元只贬值6.6％，美元兑日元为1∶125，美元贬值3.4％。数字说明美元贬值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严重。原因在于国际收支平衡只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
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制度由固定汇率制变为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以来，各国汇率不断的起伏波动就成为国际货币市场的主要特征。不过这种看似无序的汇率动荡实际上还是由几个基本经济因素决定的，它们是：一，该国的经济表现；二，通货膨胀率；三，利率；四，国际收支平衡。这几个基本因素的变化导致货币供求的变化，从而对汇率产生影响。当然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投机炒作因素也会影响汇率，但它们通常是经过基本因素而起放大效应的。
美元汇率波动的规律同样可以用这几个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来解释。从历史资料看，美元汇率在美国经济衰退的2001年7月达到顶峰，以后即随联邦储备系统的降息而走向疲软，直到联储在2005年开始提高利率才转而走强，这个势头保持到2006年7月，此后由于联储停止加息而再次走低。这一趋势说明汇率变动周期同利率变动周期大体是同步的。这是因为在各国通货膨胀率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提息是在经济强劲的时候，而降息则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经济强劲和提息都会刺激国外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使美元走强，反之则趋弱。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则是决定美元汇率在波动中缓缓下行这个总趋势的因素。
当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对于美元走势的影响。从以往各国的经验看，如果一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5％就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本国货币就会严重贬值，并导致银行倒闭，股市崩盘，甚至发生经济危机。2005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7914亿美元，约合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4％。已经超过了经验主义的安全线。这是美国国内一部分人惊呼“狼来了”的原因。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一直存在美元疲软的趋势外，并没有出现美元暴跌和金融失控的迹象。这可能同以下原因有关。首先，美国经济的基数大，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4558亿美元，而当年美国对外总债务为25461亿美元，负债率20.4％。按国际警戒指标，负债率的国际标准安全线，视国情的不同，应当在20％～30％之间，这就是说尽管美国的当年经常账户逆差打破历史纪录，却仍有安全空间；第二，通常贸易平衡同经济增长方向相反，经济增长越快逆差越大，此时联储利率政策趋紧，较高的利率则使美元得到支撑；第三，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为了防止对美出口滑坡，在美元疲软时往往要进行市场干预，以保持本国汇率的相对稳定，为此就必须抛售本币购买美元，给美元以支撑；第四，美元贬值会给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或经济体造成巨额损失，所以一般说，它们不会在美元疲软时成为美元资产的抛售者而对美元施加进一步贬值压力；第五，强势的美国经济，较高的生产率，较好的回报率，美元资产较大的流通性能，对海外的投资者有巨大吸引力，美国政府和企业并不愁借不到钱。基于上述原因，当美国外债越来越大时，美元自然要疲软，但突然崩溃的可能性则不大，这同其他国家以及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时，因美元的黄金储备告罄而触发美元危机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
不过从更深层次分析，美元之所以不会轻易垮台，是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分不开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从表面上看美元的统治地位似乎是被削弱了，实际上在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仍然在全球发挥着国际储备货币、价值尺度、交换手段的功能。从统计数据看，200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不到30％，但是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重却从1997年的56％上升到65％；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的比重从54％上升到62％；美元在全球的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也从58％上升到65％，这种支配地位，说明全球已经从战后的黄金-美元本位变为准“美元本位”。这种地位的优势在于，不论美元是强是弱，都很少能挫伤美国经济。强势美元姑且不说，在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元资产的国外持有者即使想抛掉美元也很少更多的选择，因为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高达2.07万亿美元[2] 之多，但可供转换的资产由黄金到石油和有色金属，都不足以同如此巨额的美元储备相置换。把美元储备大规模变为其他币种也是不可能的，2005年底欧元在国际储备中只占28％，日元更少，只有4％。它们的吸纳能力都很有限。所以预防美元贬值，除可能做有限的置换外，美元资产持有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坐看美元价值的缩水。这就同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发生通货膨胀时老百姓只能甘受损失的情形大同小异，而坐收铸币税好处的则是美元的发行者。从另一方面看，美元贬值对美国本身说只要国内不发生大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并无大碍，反而有促进出口的好处。另外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时，其国外资产升值，反而有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美元这种左右逢源的优势地位，是美国虽然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却很少可能发生美元危机的重要条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其结果就是美国获得了债务经济给美国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没有为此而付出多少代价。这是金融霸权对美国的真正含义。
从美国金融失衡到全球经济失衡
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金融失衡是传统的看法，是老命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新命题。从老命题到新命题，创始者是美国现任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伯南克。
伯南克在2005年3月发表演讲，强调他的反传统观点，他说：“我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传统的，我将质疑一种普通的观点，认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最近的恶化，主要反映了美国国内本身的经济政策和其他经济发展。我认为尽管国内发展肯定起着作用，但对最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向上攀升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一种充分考虑美国以外事件的全球眼光。更具体地说，我认为在过去十年几种不同的力量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球储蓄供应的极大增长——一种全球储蓄过度——有助于解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上升以及现今世界相对低水平的长期实际利率。”[3]
伯南克的观点发表以后，很快被媒体炒做成对新兴市场国家重视储蓄的批判。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节俭悖论：过度储蓄正在为全球经济积累麻烦》的文章。该文把凯恩斯主义的“节俭悖论”应用于当前的国际金融领域，认为“如果私人领域的储蓄需求未能得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补充，一些国家就会出现经常项目盈余。为了维持这种状况，这些国家必须努力压低货币汇率，它们的贸易伙伴将出现经常项目赤字”。作者说：“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应该减少过度储蓄，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度储蓄。”后者“正是造成今天的低实际利率、近乎疯狂的对高额回报的追求、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日益增长的全球不平衡状况的罪魁祸首”。
更有甚者，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就此问题大做文章。把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归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2006年11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对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的风险大加渲染。报告说：“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将超过8000亿美元或接近GDP的7％。这是历史上的极高水平，没有国家能够对此支持很长时间。其风险是：如果美国的借款能力突然停止，美国经济可能遭受急转直下的衰落。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会随美元的下跌骤然飞升，股票市场行将崩溃。”
接着报告就指控中国操纵汇率，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直接依赖于政府对人民币价值的严格控制”，“操纵货币的后果是其巨大而不断增长的中国对其余世界的贸易顺差”。而这一顺差正在帮助推进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在历数了这些现象如何对美国不利以后，报告要求国会：①向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告中国操纵人民币；②要美国财政部明确：凡人为实行货币钉住政策以谋取贸易优势的国家就是操纵货币，为此要取消过去关于只有在全球都有顺差的国家才算操纵货币的规定；③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把操纵货币界定为非法的出口补贴，对违规国家的出口要课征抵消关税；④建议国会通过立法允许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也可以课征抵消关税；等等。
伯南克的反传统观点引发了这样多的谬论，并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把全球经济失衡的矛头不公正地指向中国，因此有必要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危害、解决办法进行认真的剖析和厘清。
首先要探讨美国近年来庞大的经常账户逆差根源在哪里？伯南克认为全球储蓄过剩是主要根源。他说联邦预算赤字不是主要根源。理由是在1996—2000年间美国联邦预算年年有结余，但还是背负了3000亿美元的外债。伯南克的这种辩解并不能令人信服。大家都知道，1996—2000年是美国经济最红火的时代，信息革命给美国带来了高生产率和高回报率，趋利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国，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外资在美国的国际支付平衡上则表现为美国对外国的欠债。如果美国的联邦预算不是有结余而是有赤字，那么外债只能更多，而得不出预算赤字不表现为外债的结论。不仅赤字财政政策是外债的主要原因，联邦政府的金融政策也是主要原因，拿本世纪初个人债务的大头抵押贷款说，如果联储不把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如果美国金融机构没有在政府支持下的一套方便居民贷款和购房的机制，就不会出现2000年以来美国的房地产热。的确，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储蓄过多，也帮了美国的忙，但联邦储备系统的低利率和放松银根政策仍然是对房市红火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联储2004年7月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之后，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不久就开始上扬，并对冷却房地产热发挥了作用。而此刻的全球金融市场，储蓄过多的现象并未消失。
其次，要承认如果没有全球储蓄过剩，美国实行其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遇到困难，但是要问这种储蓄过剩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呢？拿东亚国家贸易顺差较多这个问题说，人们认为这是东亚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但东亚国家为什么能够奉行这种政策呢？这又同美国实行经济全球化战略分不开。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战后50年代，当时美国实行产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品分散到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给日本提供了起飞的动力，造就了亚洲的“四小龙”。80年代美国更发展到信息技术产业链的全球分工，进一步推进了东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则承接了东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并充当了信息产品的装配平台，从而使中美贸易有了快速发展，并从美国获得贸易顺差。中国从高技术产品获得顺差全因美国是信息产品的最终用户，中国是进口零部件的加工厂，中国的贸易顺差虽然很大，大部分是进口零部件的价值，中国实际所得只是不多的一点加工费，却承袭了获得巨额顺差的虚名。中国外贸发展神速，外汇储备增长超出预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搞什么“重商主义”，而是由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都跑到中国来投资办厂，搞加工贸易的结果。至于整个东亚外汇储备多，原因还必须追溯到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并不是天生的储蓄狂，而是在金融危机中吃了苦头，使他们认识到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靠不住，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得不到援助，因此只有增加本国的外汇储备才能自保。这一点伯南克也是承认的。
第三，对美国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不从内部找原因而从外部找原因，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十分危险的结果。这就是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找到实行错误政策的借口。我们相信伯南克本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但从上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把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归罪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和操纵人民币汇率，而要对中国进行惩罚。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将不仅给中美贸易造成严重祸害，而且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中美贸易当前的格局，给中美双方都带来巨大利益，美国大公司通过对华投资和加工贸易利润高涨，美国的老百姓通过进口质优价廉商品节省了开支，美国的通货膨胀受到抑制，美国政府通过低利借债使各项政策得以实施。如果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搞所谓的惩罚性关税，当然会减少中国的对美出口，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却减少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的各项政策决定了美国的过度需求，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还是要从其他地方进口，但是价格可能高得多，质量也未必有所保证。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最成功的一项杰作将毁于一旦。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反映的是美国大公司在实行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大公司和中小企业的矛盾，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矛盾。在全球配置资源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一部分弱势群体受到失业、换岗、降低收入一类的伤害，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中相对于大公司也处于不利地位，要求保护是他们的诉求，因此也成了某些国会议员的政治资本。但是总体而论这种主张是逆历史潮流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并且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应当首先努力解决好国内的诸多矛盾，排除国内对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干扰。
其实，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和全球储蓄过剩与其说是全球经济失衡，不如说是在现今国际金融秩序下的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它反映了当前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美国背负相当GDP6％～7％的重债而能稳坐江山，美元虽然贬值却没有发生乱象，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做不到的。归根到底这是靠准“美元本位”的金融霸权支撑的。这种状态长远看虽有隐忧，迄今为止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实质性伤害。相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现在惊呼全球经济失衡并把其根源归因于全球储蓄过剩的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某些美国人。
关键是防止以失衡为借口搞贸易保护
在美国国内，对巨额逆差和外债看法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忧心忡忡。格林斯潘对这个问题曾经评论说：“美国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并没有对美元汇率产生持续性的压力。原因在于这种逆差是美国国内外更长远的、更广阔的金融发展之反映。”[4] 又说：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越发全球化，逆差在全球GDP所占份额有所上升也许是合理的。即使它继续增长，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也会恢复平衡。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认为巨额逆差产生的根源是全球储蓄过多，而过度储蓄的下降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自然发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更进一步认为：“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可能会持续若干年，这是世界其他地方过度储蓄、在美国有可供选择的具备吸引力的金融资产菜单、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的自然结果。美国显示了在创造具有高度吸引力的金融债券方面的相对优势，只要美国人把收益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这对外国人和美国人来说都有好处。这并不是说像一些分析家所担心的那样围绕美元急剧贬值的金融危机不会发生，而在于指出这样的危机远不是无法避免的。并且，的确它将不是从巨大逆差本身发生的。”“在近期试图消灭这个经常项目逆差，或者，像某些人所倡议的把它减少到2000—3000亿美元，将是一个错误。”[5] 显然这类观点同把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归罪于外国人搞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实行贸易惩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是政府的大赤字和居民的低储蓄。要减少或消灭这种债务包袱也只有从改变赤字财政政策和增加居民储蓄入手。但是要想从这两方面下手解决问题绝非易事。就财政赤字而言，这是两党的政策使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因此已经不是特例而变为常态，因为它后面有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撑，和政治需要。反而，像克林顿时期的连年预算结余倒是特例，而不是常态。按照已经通过的预算法案，联邦政府要消灭当年赤字要到2011年以后。其结果还要看两党的政治较量。至于从个人方面解决国民储蓄问题难度也相当之大。个人的储蓄多少取决于流动偏好，美国的金融体制使居民投资能够有很大的流动性，投资于债券、股票、甚至房地产都能保持较好的流动性而又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除非通过实行极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储蓄的回报率高于投资，很难使居民改变目前低储蓄的现状。反过来美国人现在靠负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却使政党和老百姓都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准“美元本位”对美国的恩赐，天真到不利用这种优势倒反而令人难以置信。所以相信美国人会认真提高国民储蓄率并不现实。美国人采取措施，使双赤字变为可控已经是上上大吉。另一方面，从目前情况看，不要说消灭逆差，即便立即减少逆差几千亿美元，它所带来的冲击，恐怕也非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所能承受。
关于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很高并因此而遭西方诟病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绝不是中国有意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追求高顺差的结果。中国的低劳工成本，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是主要原因。中国政府已经宣布要加大进口并力求进出口平衡，这种意愿是真诚的，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朝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政策效应有滞后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实效。如果美国人没有耐心，而错判或采取错误措施，那将是令人遗憾的。同时中国宣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着重出口转变为着重满足内需，也是真诚的，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无论从减少贸易摩擦，还是从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看都是必须做的。但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在社会方面，它同老年保险、医疗照顾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在企业方面，它同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提高竞争力都有密切关系，而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拿汇率机制改革说，一些美国人希望人民币能大幅度上下浮动。他们没有考虑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币还不能像美元那样自由兑换。国际经验说明，一国货币在国际上的自由兑换必须是在国内金融体系健全，科技竞争能力较强时才有可能。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民币保持了不可兑换的防火墙，长期钉住美元并保持稳定，这对于抑制通胀和抗御亚洲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此时期美国人并没有提出过人民币定值是高是低的问题。但是在2003年前后，由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美元又持续贬值，美国人开始把中国出口的强劲归因于人民币定值不合理，并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其依据则是对所谓市场供求均衡价格的测算，其实这种均衡价格只有在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才能在市场交易中发现，既然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那么任何用何用杜撰公式所测算出来的均衡价格只能是主观臆测的。
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是中国政府汇率改革的终极目标。在此之前，汇率改革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积极地、循序渐进地实行了一切可能的改革，到1996年11月中国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项条款的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更在2005年7月把钉住美元的做法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使在供求关系基础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更加完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渐进式的汇率制度改革常常不为一些美国人所理解，他们希望一步到位，既要大幅升值又要自由浮动。这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一厢情愿。中国人不是不知道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但同时看到急于求成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对企业以及劳工可能的冲击。这样就不仅会损伤中国经济，也会贻害全球，所以盲目躁动是不可取的。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底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布什政府理解解决全球金融不平衡问题在美国方面是应当增加国民储蓄，在中国方面重要的是促进内需。在此基础上，中方承诺要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深入改革汇率制度，美方则承诺在增加国民储蓄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上下功夫。但是美国国会在中期选举后贸易保护主义又甚嚣尘上，事态的发展值得密切关注。
第一，由美国巨额外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在于美国的投资大于储蓄。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个人和政府开支过度所引起的，繁荣时期外资的大量流入也是一个原因。政府和个人开支过度是美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所促成的，它扎根于两党政治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之中，也同宪法对赤字没有约束以及美国的政党和选民都由此受益有关，要想改变这种格局难度很大。
第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如此巨大却并没有酿成金融危机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准“美元本位”所造成的。这种金融霸权地位使它同其他债务国不同，有大得多的债务扩张空间。美元因重债而垮台的可能性很小。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终是靠它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要想改变这种格局也只有靠其他国家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储备多元化则是可以期待的目标。
第三，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困难，除美国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以外，也同全球储蓄丰沛有关，但它是外部条件。所谓“全球储蓄过度”对亚洲国家来说同美国实行经济全球化战略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格局，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有很大关系。
第四，当前的美国巨额外债和全球储蓄过度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近几年来世界经济的繁荣正好建立在这种不平衡上，所以也可说它是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关系。目前保持这种不平衡对各方并没有太大的坏处。如果迅速改变这种不平衡反而要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问题。
第五，为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美国应当提高国民储蓄率，中国应当促进内需，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企盼双方的目标能很快实现，如果美国能够通过改变政策使经常账户逆差不再扩大，中国能够通过政策调整更多地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就是很大的进步。人民币汇率要增加弹性，但不能不考虑承受能力，完全浮动和可兑换是长远目标，但应积极创造条件。在此调整过程中重要的是谨防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贸易大好形势的干扰。
注释：
[1]只有1960年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4.9％。
[2]根据IMF 2006年12月底发布的全球外汇储备报告，总计4.75万亿美国的外汇储备中，有3.151万亿的货币构成是已知的，其中2.07万亿是以美元讨价的资产。
[3]伯南克2005年3月10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荷马琼斯的演讲。
[4]格林斯潘2005年12月2日在英国伦敦推进企业大会上的发言。
[5]理查德·库珀.与全球失衡共处.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文章，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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