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激情，理性——评兰德《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德论文,源泉论文,理性论文,生命论文,激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那是晚间8时21分，我读完第706页，这部小说的中译本的最后一页。我信手翻阅这本被称为“小说”的作品，跳过排印在书的最前面的几页难避广告之嫌的名人评语和郑重推荐，跳过兰德本人为《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撰写的前言，我努力思索那一页简短得令人生疑的“目录”——它只有五行字，“前言”，“第一部分 彼得·吉丁”，“第二部分 埃斯沃斯·托黑”，“第三部分 盖尔·华纳德”，“第四部分 霍华德·洛克”。我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这些人物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内的四种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不断冲突与不断和解，构成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让我们沉沦、升华、毁灭、创生、再度沉沦……然后，我明白，一切书评都不应当写，它们完全没有表达出这部作品的思想，看看“亚马逊网上书店”张贴着的那些英文评语吧，看看排印在这部中译本最初几页里的那些名人评语吧，它们是一层隔膜，带着旨在为“兰德”贴标签的那种淡然和冷感，它们是毫无理由地出现在那里的多余的摆设，或许，以极小的概率，只有格林斯潘的评语是一个例外，他与兰德多次长谈至深夜，他甚至没有必要阅读这部作品。
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又从杭州回到北京，我在闲暇时间里只读这一部作品，并且，我搜索到至少五百页关于兰德的值得我阅读的英文资料。一路上，我反复思考她向我提出的问题。有时候，我怀疑她是否向我提出过任何问题——丢失了所思考的问题，我相信，这是每一位体验过“反复思考”的人都会承认的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我需要从头开始……
安·兰德，1905年出生于彼得堡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犹太家庭，诞生时，她的名字是“阿丽莎·季诺维也夫娜·罗森鲍姆”。9岁的时候，她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她在彼得格勒大学主修历史和哲学。其后，进入国家电影艺术研究所学习“影剧创作”。1925年，她被许可探访美国的一位亲戚，抵达芝加哥，数月后，决定“滞留不归”。自此，阿丽莎·罗森鲍姆，21岁，开始了她毕生从事的对她想像中的基于理性与激情的有尊严的人的生活追求。当然，她的探索充满坎坷与躁动，尤其是，她的新生活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时期。事实上，她从“好莱坞”电影剧本创作的最底层开始了她的现实生活，为生计而辗转于各种奇怪的工作之间，直到1931年嫁给一位演员弗兰克·奥康纳，成为美国公民，才结束了漂泊不定的谋生阶段。她感激奥康纳，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她承认奥康纳给了她精神燃料，让这部作品成为可能。据她回忆，“当时我没有经常沮丧，即便是沮丧，那种情绪也延续不过当夜。”然后，“有一个夜晚……我觉得再也没有力量去朝着事物应当具有的状态迈进一步了。那天晚上，弗兰克与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他使我相信，人为什么不能把世界让给他所鄙视的人。”
1936年，28岁的时候，兰德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我们，生活着的》，首次表达出她的信仰与哲学——自我的、生存论的、客观主义的。1943年，她发表了《源泉》——尽管在获得极大成功之前，这部作品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绝。1946年，西方知识分子卷入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热烈争论中，兰德发表了《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激烈然而有效地为自由企业制度辩护，后来，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她这样写道：“既然人是在其他人的活动中间活动并与他人打交道的，那么我就必须表现那种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一种自由的、生产性的、合理的体系，它要求和报答每一个人身上最出色的东西。这个体系，很显然，便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1957年，她42岁的时候，发表了后来被公认为是她的“登峰造极之作”的小说《被蔑视的栋梁》（Atlas Shrugged——或可直译为“巨人漠然”），由于这部小说，她不再仅仅被称为“最畅销小说家”。她还被称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这部小说，今天仍被视为一种“奇迹”，怎么可能呢？由于它为她带来的声望，她被邀请到许多大学去发表演说。自1962年开始，她担任“客观主义通讯”的编辑，后来，这份通讯杂志更名为“客观主义者”，仍由兰德担任主编，直至1971年。从那时起至1976年，她是“安·兰德通信”的编辑，她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的一系列哲学文章被编为六卷，陆续出版。
在《被蔑视的栋梁》的“后记”中，兰德写道：我的哲学，就其精髓而言，是关于英雄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概念，他以自身感受的幸福作为他人生的唯一道德目标，他以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作为他唯一高尚的活动，他以理性作为他唯一接受的绝对准则。
但是“幸福”，作为一种激情，兰德相信，它来自具有客观价值的成就感。这种成就以及达到它们的手段，我们只能凭借理性，从大千世界中去寻找和辨识。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为达到我们命定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具备一些美德——独立、诚实、正直、骄傲、一致性与创造性。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从下述“公理”出发，她自己称之为“存在的首要事实”（the primacy of existence），或者，又可称为“形而上学现实主义”——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它是现实的，真实的，是存在的首要事实。这意味着事物就是事物本身（物自体），当然，也就意味着，人只能感知和想像他所处的这一客观的世界。这一“公理”，兰德认为，是一切属于人的知识的出发点。作为对比，我援引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首先有“主体—认知关系—客体”这一思想图案，其次有客观的“所与”（the given）以及所与在官觉内的呈现，再次有基于所与呈现的意像与思想。
一方面，由于采取了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两分的立场，还由于承认生存于特定时空的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兰德相信，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是“局部的”，每当我们的思想图像变得足够大从而难以被记忆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一个“概念”——通常以“符号”形式——来代表这一思想图像。故而，概念是知识的“单元”。另一方面，或许受到伯格森的影响，兰德相信，当认知主体试图面对每一概念里包含着的无数可能的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事物时，他自身必须具有“同一性”，他自己的人格不应是分裂的，在他的意识里主体是统一的，否则，这概念就是支离破碎的，从而不成为知识的单元。
所以，人能够把无数可能的事物根据它们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分类为“概念”，首先因为人有理性——在“主体—认知关系—客体”这一思想图案内主体有从所与呈现中发现各种关系的能力，其次因为人有尊严——首先是身体的同一性，继而是思想的独立性，再而是生活的完整性。
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兰德的上述立场被称为是“客观主义”的，与此相应，兰德的社会理论是个人主义的，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严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由此获得升华的过程。在中国思想传统里，金岳霖先生称他自己的立场“既非主观主义的也非客观主义的”，他努力要做到的，是“事与理并重”的态度，是“既求真实又求通理”的认识论，是“有能有式”的本体论。
兰德的立场与金岳霖先生的立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真”的尊重——我们对外物的真实感要求这外物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要求它不随我们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同时还要求我们关于外物所建立的通理是公的而非私的。金先生说，上述三项条件缺一则“真”取消。缺乏真，我们会感到人生不是圆融的，而是支离的，是疏远的，是荒唐的。
求真实的人生，兰德由此认为，要求每一个人努力成就一些真实的而非虚幻的事情。人的这种要把生命的真实感表达出来的努力，被称为“生产”，也称为“创造”。
不过，创造纯粹属于个人的事情，只有个体生命激情的喷涌，借助于理性，才可能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内的创造力的源泉，在《源泉》中是由“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代表的，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的自我，是兰德阐释的“真我”（ego），是黑格尔定义过的“意志”的自由本质的化身。
可是，在世俗生活中，他对我们而言经常是陌生的，是被我们的意识形态遮蔽了的，是引起大众恐慌从而必须被送上火刑柱的那种人格的化身。他站在我们面前，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的名义宣称：“创造者并非无私。他们力量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自我激发的，自我创造的。那就是奋斗目标，干劲和活力的源泉，是生命力——一种最原始的动力。创造者并不服务于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他一直是为自己而生存。……而且只有通过为他自己生存这种形式，他才能成就荣耀人类的伟大创举。这便是成就的本质。……但是，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由一群人所达成的一致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只不过是从许许多多个人的思想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它只是再次推论的结果。首要的行动——推理过程本身——必须由每一个人来独自进行。……没有哪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都是他个人的东西。它们无法分享和转移。……这种创造才能是不能给予他人的，也是不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更不可能与人分享，去模仿和剽窃。它属于单一的、个体的人。……人能相互学习，可是所有的学习只是材料的交换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类面临着他们最基本的选择：他只能在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是依靠他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还是像那些依靠别人的大脑来生存的寄生虫一样。”（注：安·兰德：《源泉》，高晓晴、赵雅蔷、杨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691—692页。）
这一事件发生在这部小说的末尾，在发表了上述和其他方面的那些“辩护词”之后——这些辩护词将被我们多次援引，洛克，我们每一个人的真我的化身，被我们的陪审团裁决“无罪”。
近七百页的铺叙，这部小说的全部情节——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都市里演出的那些日常生活与内心冲突的描写，在任何一位具有理性能力的读者看来，似乎都是为着把故事引导到“第四部分”第18章审判洛克的法庭上，让我们的理性认真倾听洛克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这番自我辩解，并且让我们每一个人获得这样一个对我们的真的自我宣布“无罪”的机会。
彼得·吉丁，今天，是中国的大学生、公司经理、政府官员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精英，是他们最熟悉的那部分自我的化身——它活得丰富多彩，犹如都市生活的万花筒那样，折射出他们的锦绣人生。虽然，它活得不很真实。我们不会责怪它，因为那不是它的过错，那是社会的过错。不是吗？他有那样的一位呵护他的母亲，一心指望他长大成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她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活着，她无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了吉丁。我们不责怪吉丁的一系列选择，因为那根本不是他在选择，那是他在社会操纵下作出的选择，他无法反抗他的父老乡亲，他不能背信弃义地践踏他们对他的期望和他们已经给予他的嘉奖，他的使命就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高预期，虽然这使命最终将难以承受，最终将毁灭他的创造力，但他毕竟还是要承当这一使命。
第642页，埃斯沃斯——他是社会共谋的人格化身，他来拜访吉丁，最后一次拜访。他站在那里，对吉丁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最后再出卖一次大学时代和后来人生道路上他唯一的朋友——洛克，在上述第18章的理性法庭上。他和吉丁，通过他们的对话，剖析着吉丁的心灵：“别管我。”“太晚了，皮迪。读过《浮士德》吗？”“你想要什么？”“霍华德·洛克的脖子。”“他不是我的朋友。他从来都不是。你知道我对他的看法。”“我知道，你个该死的白痴！我知道你终生崇拜他。你对他顶礼膜拜，而同时却在他背后捅刀子。你甚至连自己那点蓄意害人的勇气都没有。你想方设法还是不行。你恨我——噢，难道你猜不出来我是清楚这一点的吗？——可你却跟随了我。你爱他，而你却毁了他。噢，皮迪，你确实把他给毁了，可现在没有退路了，所以你将不得不把这出戏演到底！”“你很久以前就该问问这个问题。可是你却没问。那就说明你清楚这一点。你心里一直清清楚楚。那就是让你发抖的原因。我为什么应该帮助你欺骗你自己？我这样做已经十年了。那正是你来找我的原因。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才来找我的。可是你不可能白占便宜。从来都是如此。尽管我所持的是与此相反的理论。你从我这儿得到了你想要的。现在该轮到我了。”
与洛克对抗的，是埃斯沃斯·托黑。他代表对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那种欲求迎合大众口味的冲动的召唤，他是大众思想的代言人，他以收获灵魂为毕生事业——想到浮士德了吗？是的，他收获地球上的浮士德们的灵魂，也收获一切其他人的灵魂，把他们化为“奴仆”——谁的奴仆？你必须亲自读这本书，你应当知道你内心有一种永恒的冲动要把你化为奴仆。
第645—649页，托黑最终向吉丁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统治你，统治全世界的人。唯一的问题是操纵杆。如果你学会了如何去控制一个人的思想，那你就同样能够控制整个人类。是思想，彼得，要靠思想去控制，而不是凭借皮鞭和棍棒，更不是战争或火炮。所以说，恺撒们，阿提啦们，以及拿破仑们都是傻瓜，所以他们都不能长久地统治。我们能。彼得，思想就是那种无法统治的东西。必须要摧毁它。砸进一根楔子，伸手把它攥住——那个人就是你的了。你不必使用皮鞭——他自己就会将鞭子拿来，求你抽打他。……支配人们的思想的办法很多。举一个例子来说——要让人觉得他自己很渺小。让他觉得有罪或内疚。扼杀他的抱负和正直。……通过内心的腐败来摧毁一个人的正直……告诉他说，利他主义便是最高的理想。没有一个人曾经达到过这种理想，将来也没有哪一个人能达到。他身上的每一种生存动机都呐喊着来对此表示抗议。可是，难道你不明白你所取得的成就吗？人类意识到了他的无能为力——他无法达到他所接受的那些崇高的价值观——而这就使他有负疚感和罪恶感，让他觉得自己本性卑劣，一文不值。……他的思想放弃了自尊，而此时，你便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他无法信赖自己，他觉得没有把握，内心是不纯洁的。……还有一种方式。毁灭人的价值观。扼杀他能够识别伟大或能够成就伟大的才能。伟大的人是无法被统治和支配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伟大的人，不过不要否认伟大这一概念本身。从他内部去毁灭它。伟大的都是罕见的，执拗的和特立独行的。设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伟大成就的标准，向所有人开放，包括那些最差、最无能的人——那样你便将所有人内心的自强不息的动力阻断了，无论他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通过这种方式，那些神殿就已经被你夷为平地了。还有一种方式。以嘲笑来提高你的杀伤力。……毁灭他内心深处对英雄的敬畏之心，你就已经将人类心目中的英雄悉数扼杀了。……还有一种方式。最重要的途径。绝对不能让人们感到幸福。幸福感是自我包容和自给自足的。有幸福感的人是无暇顾及你的，对你来说也是无用的。幸福的人都是自由的人。要在生活中将他们的快乐感毁灭掉。……在所有的错综复杂的冗长的措辞后面，它们不是有一个共同反复的主题——牺牲、自制和自我否定吗？难道你还没有理解它们的主题曲——‘放弃、放弃、再放弃’吗？……我们已经将快乐与罪恶紧紧捆到一起了。我们一直将快乐与罪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已经扼住了人类的喉咙。……理性。你必须很有把握，确保剥夺他们的理性。斩草先要除根。可是要当心。不要一刀切，不要公开彻底地否定理性……你只要说理性是有限度的就行了，对他们说有超越理性的东西。那是什么呢？你对此也不必讲得十分清楚。这个领域是无穷无尽的。‘直觉’、‘感觉’、‘启示’、‘具有神性的直感’、‘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领域，他不能仅仅去思考，他必须去感受。他必须信。只要吊销了理性的执照，鬼知道你在乱弹什么琴。……你能控制得了一个有思想的人吗？我们不需要任何有思想的人。……它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的思想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去猜测邻居的心思，可是他的邻居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去猜测另一邻居的心思。如此反复，彼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判断力，彼得！没有判断力，只有投票处。以一种接近零点的平均——因为不允许个性存在。……你知道‘自我’一词的反义词吗？彼得，就是平庸之辈……你能在这副图景中看到霍华德·洛克吗？看不到？那就别浪费时间来问愚蠢的问题了。一切不能被控制的东西必须消亡。……从奴隶到奴隶，一个巨大的圆圈——和完全的平等。这就是未来的世界。……我所说的一切都包含在一个词里——那就是集体主义。”
还有，托黑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太喜欢这句话了，特别要单独抄录在此处：“你注意到低能儿总是微笑吗？人类第一次皱眉是当上帝第一次触摸他的额头的时刻，那是思想的触摸。可是我们即将没有上帝也没有思想。”
然后，托黑结束了他的宣言：“彼得，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我的证明。你认识了我……你的灵魂里已经不存在任何价值观的幻象了。可是你还无法离开我，而且永远无法离开我。你借理想之名而顺从我。你会继续毫无理想地顺从我的。”
让我们难以抉择从而徘徊于托黑和洛克之间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感。我们的生存，我们在“物竞天择”这一宇宙力量的压迫下的生存，先验地带给我们恐惧感。于是，我们渴求权力，渴求控制尽可能多的手段——能够满足我们其他欲望的手段。兰德塑造了“盖尔·华纳德”这样一个人物，他来自社会底层，凭个人奋斗爬上社会权力的顶层——一家全球最大规模的报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他冷酷面对大众并以迎合他们的口味为生财之道。另一方面，盖尔愿意面对真实自我，他拥有一处密室，收藏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除了一个例外——多米尼克·佛兰肯，这位女性有能力鉴赏洛克，并最终发现了华纳德的被小心翼翼遮蔽起来的真我。
多米尼克是古典意义上的完美女性的化身，她吸引着每一位男士，不论他们是否还年轻，以她的言谈举止美貌智慧和身世，她对一切男性都表现为“性冷感”，这令人困惑，直到她与洛克相遇。她服从洛克的要求，为雕塑家马勒瑞的“斯考德神殿”的女神充当模特。“这就是你想要的，斯蒂文？多米尼克突然说。她脱下长袍，光着身子走到台子那儿。马勒瑞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洛克，又看了看她。然后他看到了他一直努力要看到的东西。他看到她的身体就在他面前，笔直、紧张，她的头向后甩，胳膊在身体两侧，掌心朝外，就像她这几天站的姿势一样。但是现在她的身体充满了活力，就这样不动，却像是在颤抖，表达出了他想要听到的东西：一种骄傲、尊严、狂喜——对自己身体的屈服，就在那个时刻，那个轮廓就要晃动和破碎之前的时刻，那个她被自己看到的映象触动的时刻。马勒瑞的香烟飞过房间。‘就这样！就这样！’烟头落地之前，他已经在台子那儿了。他工作着，多米尼克站着，没有动，洛克靠在墙边，面对着她。”就这样，她站在那里，是洛克为人类而不是为诸神建造的圣殿的精神象征。
她初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那些冰雪聪明的言辞外，还有她讲过的一个故事——她因为害怕让世俗社会分享她在博物馆里见到的一件宝贵的艺术品，一座雕像，就设法买下它，然后，从阳台上把它扔下去，让它粉身碎骨。她认为洛克建造的那座楼房，神圣到根本不应当让任何人居住。为此，她更愿意写文章谩骂洛克的建筑，更愿意让公众投票拆毁它。
多米尼克的父亲拥有那片采石场，她散步经过那里，她偶然看到洛克时，他是一名采石工，攀附在山崖上，手持电钻，身上覆盖了一层大理石粉尘。但那根本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她从他看她的目光里看到了自己的归宿，无法逃避，不论她怎样折磨自己并且折磨洛克，她终究难以克服走向洛克的冲动。她先嫁给吉丁，转瞬又嫁给华纳德，并从华纳德心灵深处发现了真的自我，虽然，她终究不能爱他。在那场最后的审判之前，毕竟，她、华纳德、洛克，他们三人坦诚相见，华纳德办理了离婚手续，允许多米尼克走向她最后的归宿。
那时，多米尼克哭了，她从不流泪，直到第681页，多米尼克说：“霍华德，你还记得我害怕与一个午餐手推车和陌生人的窗户来分享你吗？现在我不怕度过这个晚上了，就让他们在报纸上毁掉我的名誉吧。我亲爱的，你明白我为什么幸福，为什么自由吗？”洛克说：“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向你提起——你哭了，多米尼克。”
吉丁和洛克是建筑学院的同学，前者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多米尼克的父亲的设计院工作，迅速升迁。后者因特立独行被开除，在他注定要经历的许多挫折中的某一次挫折之后，来到那片采石场做工。洛克寄宿在吉丁家里，他出身贫寒，与华纳德一样出身贫寒。不过与后者不同，洛克从来不打算追求权力，他从未感到有追求权力的欲望和冲动。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似乎看不到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人们都在追求财富、权力或名声。毕竟，这三者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即便“立德、立功、立言”这类人生理想，也仍有追求名声之嫌。洛克不是这样的人，他是自足的，因为他就是幸福本身。
幸福，或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类能达到的至善”，究竟怎样实现呢？怎样可以有最大的幸福呢？这一问题经历了两千年的时光，思想流变，呈现出解答：没有人能够知道或有资格断言另一人的幸福是什么，因为幸福是没有“共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退而寻求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它保护和鼓励每一个人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不损害其他人追求他们自己幸福的程度。这一理想社会，于是必须兼有自由与正义两重性质，必须同时在这两方面超越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
今天，我知道，兰德试图刻画的，显然正是如上定义的那种理想社会，故而每一个人的真正的自我，成为幸福的源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兰德鼓吹的那种“自我主义”——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她说，最初她使用了“egotist”，更接近于她要表达的意义，但正确的拼写是“egoist”，结果兰德要赋予它的意义反而被这一语词的传统意义遮蔽了。不论如何，现在我们明白，兰德笔下的“自我主义者”——洛克，绝非通常所说的“绝对自利主义者”，也绝非通常所说的“明智的自利主义者”，而是“本真的我”的全部创造过程，是本真的我实现其内在的善的过程。至于这一过程是否与其他人的幸福或痛苦有关，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了。因为，采用康德的论证方法，本真的我，从不考虑行动的后果，它从来不是后果论的，它是自由意志的承担者，它只服从它自己的道德律令，它只服从康德所说的“义务”，它实在是“义务论”的自我主义。我认为我们肯定应当把兰德鼓吹的“自我主义”译作“义务论自我主义”。顺便说一句，这本哲学小说的三位汉译者和它的编辑们，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
今天，我还知道，兰德的解答过于武断，有简约主义之嫌。自我，不论是本真的还是表象的，都是米德所谓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是婴儿降生之后，在社会交往中并且通过语言符号，逐渐形成和不断重塑的自我意识中的自我。
我们是人类，我们不是神类，故而我们无法知道“幸福一般”（即“抽象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一旦我们要为大众的每一个人“谋幸福”的时候，灾难性地，我们将不得不采取独裁者的政治制度——这一独裁者为了降低统治费用，总是倾向于，如托黑表白的那样，消灭独立思想，让大众丧失思想。
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善良，即便我们灵魂里“托黑”的成分少到可以被忽略，我们还是不能有一种“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政治制度——逻辑上，这种制度是不能有的。因为，我记得我介绍过若干次了，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我们知道存在着“阿罗定理”，“森定理”，还有晚近发表的广义“不可能性”定理，等等。这些不可能性定理在政治哲学上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反复陈述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应当追求的目标，即人类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善。它意味着我们不应追求人类不能达到的那些善，也不应满足于在可达的诸善当中只追求较低的善。同时，这些不可能性定理意味着，当人类可达的善的种类足够丰富时，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既给予每一个人追求每一种善的自由又给予一切人同等程度的自由。阿罗定理中的“独裁者”享有的自由的程度，肯定远远超过其余社会成员能够享有的自由的程度，虽然他可以非常善良，可以是完全利他主义者。故而，当人类可达的善的种类足够多时，我们必须在更多的自由与更多的正义之间权衡。
在说了上面的全部道理之后，我还是要说，兰德的解答过于武断。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她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的看法或对它们不屑一顾，她似乎不承认“幸福”——自我的幸福，自我感受到的幸福，在微观上不得不依赖于自我感受到的其他自我的幸福。当我说“不得不”的时候，我是指发表在诸如《科学》和《脑神经呈像》这些杂志上的大量研究报告表明的一件事实——受试者感受到的快乐水平反比于他们想像中被他们同情的人所感受的痛苦程度。不仅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接受了这一假说，而且，在神经网络的层次上，这是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所证实的主要结论（注：Tania Singer， et.al.，“empathy for pain involves the affective but not sensory components of pain”， Science， Vol.303， pp.1157—1162， February 2004.）。
也就是说，自我的神经生理结构决定了自我感受依赖于自我感受中其他自我的感受。这个世界的基本单元不是“实体”而是“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赞同怀特海晚期的这一看法。（注：Alfred North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38；中译本可参阅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怀特海特别指出，要理解关于这个世界的“有机哲学”，关键在于把我们看世界的视角从“力学的”转换为“社会的”。
是许多过程的“聚合”生成了现象界的“实体”，例如“自我意识”。当这些聚合着的过程再度离散的时候，现象界的实体，例如“自我”，就“消灭”。用金岳霖先生的术语，就是“能”出入于“式”，有了“生灭”过程。（注：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现实世界里可能实现的较好的社会制度，既不是兰德批判的那种集体主义的，也不是兰德鼓吹的那种自我主义的。今天，我们知道，它必须有公民政治，它必须给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然后——这一点我不很肯定，它应当通过某种方式——某种竞争的方式，涌现出一些被称为“政治家”的个人，他们具有超过其余的人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家品格，可以把其余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善“集结”（通过各种委员会和讨价还价过程）为可接受的政治方案。最后——这一点我相当肯定，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随着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善的改变，社会所要求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家品格也要发生改变，从而涌现出一些新的政治家，形成新的集结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它从未静止过。
另一方面，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内，人类社会所生存的环境也在演变着，故而有社会对环境的适应问题。物竞天择，许多世代之后，今天我们认为“较好”的社会，未必能够生存到未来，那些能够延续到未来的社会，也未必就是更好的社会。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未来占优势的人类社会将表现出既没有较今天的社会更多的个人自由也没有较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正义。对于这样一种未来，我们无可奈何。控制未来社会，似乎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兰德不能，哈耶克不能，本·拉登亦不能。
给定任一时刻，在“自由—正义”二维平面上，我设想有许多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在平面内的位置刻画了它们的社会成员享有的各种程度的自由与正义。随时间推演，“自由—正义”二维平面沿时间维度向上移动，一些无法适应其生存环境的社会消失了， 一些更好地适应了生存环境的社会蔓延开来，注意，这里的“适应”完全可以是“主动适应”，绝非低等动物的“被动适应”。
这是一个过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