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商业银行建立对工商银行的影响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多家论文,对策论文,工商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已基本上完成了从“大一统”银行体系向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合作的金融体系的过渡。四家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商业银行”，并互相成为金融市场竞争的主要对手；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利用其灵活多样的手段急剧拓展；外资银行一方面在外汇结算业务方面冲击中资银行，另一方面，它蓄势待发，等待人民币业务对其放开；地方性商业银行利用其地域优势，包括地方政策的政策扶持，以及灵活多样的信贷方式、高学历的人才优势，在业务发展中的综合实力已非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工商银行有必要认清形势，接受新成立商业银行的挑战；有必要制定目标，保住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与转轨后的其他国有银行进行竞争。
一、对工商银行的影响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与其他三家专业银行一样按照国家给定的范围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同时承担部分国家财政的职能。工行以其营业网点多、职工人数多、客户多、业务量大而占据专业银行的“首席”地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业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从80年代中后期至今，产生了许多新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机制逐步建立、规范，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银行经营模式，银行间的竞争全面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工商银行曾面临两次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挑战是交通银行（以下简称“交行”）的成立。交行成立于1986年末，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开办一年后业务量就大大增加，对工商银行的市场占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交行上海分行为例，1988年其企业存款在全市占比达8.5%，超过了当时中行上海分行和农行上海分行；同年，上海工行的占比较1984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交行还在业务上开拓出许多新的品种，如大面额可转让存单等。因此，它的成立一时间激发起银行业的竞争意识，给银行企业化经营注入了具体内容，也使银行业的机制改革走向深入。
工商银行面临的第二次挑战源于整个“八五”时期银行业的全方位、多层次改革导致的竞争。具体表现在“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破墙”；地方商业银行纷纷成立，并以“初生牛犊”的气势抢拉客户。截止1995年末，建行上海分行在企业存款市场的占比与工行上海分行已不相上下，“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等一些中小银行以每年三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而工商银行这几年却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前景堪忧：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偏紧，贷款规模受到控制；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加剧了揽存难度，其他银行机构成立以后，都把工商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从主观上看，工商银行在对付压力和竞争中还缺乏必要的措施和应变力，在新业务开拓上缺少大动作。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市场占有率将越来越小。二是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对拥有绝大多数的工商企业客户的工商银行来说影响巨大。银行资产的质量下降，逾期、呆滞、呆帐和应收利息连年增加，必须花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关心存量的盘活。这几年，上海的住房基金、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分别由建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工行三家银行进行管理，但工商银行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因沉淀很少，比较建行的住房基金和浦东发展银行的养老基金其效益低得多。
这两个时期的竞争非常激烈，形势的严峻还表现在新成立的银行从正规或非正规途径吸纳了工行大批干部。据工行上海分行统计，从正常途径输送出去的干部达1，328人，而通过非正常渠道被“挖”走的业务骨干则更多。由于没有有效的办法制约这些人带走业务，工商银行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此外，新成立的银行有着更多的政策优惠，而在竞争中他们往往又采取不规范手段，诸如在存贷款方面抬高或降低利率等。
总体上讲，整个“八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工商银行地位急剧变化的时期。一些国有商业银行本身负担轻，再加上经营领域的开拓，按照商业银行经营方式运作阻力较小，目前已成为工商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小商业银行运用人才优势、灵活的经营手段及与国际接轨的体制特色，轻装上阵，抢滩设点，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而曾经几乎“一统天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减少了市场份额，动摇了垄断地位，这种形势是严峻的。
（一）对存款业务的影响
多家商业银行建立后，第一个竞争目标就是存款业务，集中表现在对工行对公存款和储蓄存款的瓜分和蚕食。工行存款的整体增长速度10多来大致呈下降趋势，筹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存款结构中，对公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占比趋于下降，而在上海的其他银行（农行除外）中，企业存款都已达到其各项存款的50%以上，与我行形成明显反差；在同一时期，相对成本较高的定期储蓄在城镇储蓄中的占比呈上升趋势，而相对成本较低的活期储蓄占比则呈下降趋势。
1995年下半年，各行对储蓄存款的竞争高潮迭起，如中行的“微笑服务”、建行的“一米线”服务。各家银行争相开展“窗口”服务达标活动，营业时间也有了新的调整，有的甚至走街穿巷上门揽储，一些新开张的银行用小礼品招徕储户也有一定的效果（如招商银行）。原来认为成本较高、不被银行看好的储蓄业务之所以成为竞争的主题，原因有四：
一是由于近几年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从而为储蓄存款的大幅度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工资采取发卡形式及自动柜员机的推广等，迎合了现代市民的生活方式，使银行的活期存款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二是各家银行提供多种服务手段，同时通过新闻媒体介绍自己的业务，使公众了解、熟悉进而信任自家银行，使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营业网点和自动柜员机得到充分利用，创造了良好的效益。三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处于艰难时期，企业存款的发展相对有限，同业竞争又相对激烈。因此，各家银行正重新审视以前不被看好的储蓄存款。四是从1995年上半年起，几次利率调整对银行来说，居民储蓄这一负债的成本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而保值贴补率的取消又调动银行的积极性，对储蓄存款的竞争也开始趋于激烈。
各家银行的储蓄存款结构是不同的。从上海的情况看，工行和浦东发展银行活期比例略高，其他银行的定期储蓄比重较大。从增长速度看，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行比较稳定，每年都有增长，工行的增长有所起伏；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发展势头很盛，呈直线翻倍增长。从市场占比重，工行的优势明显，但建行和浦东发展银行的竞争势头较盛。换句话说，对其他银行讲，储蓄存款的增长潜力很大。据有关资料研究表明，一些新成立的银行机构，试图通过新的揽存手段将活期存款固定在自己行内。
当然，在储蓄存款竞争中，定期存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块，虽然定期存款成本比较大，但从根本上讲，定期存款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为长期贷款对应了结构。目前，在预期下降，保值贴补率取消的情况下，筹资成本也不会太高。因此，在调整存款结构时，许多银行都牢牢守住自己的阵地。对工商银行来说，完善存款结构还是必需的，但更应加快金融手段的创新。从我们调查过的上海和福建工行的情况来看，原来这块属工商银行份额最大的负债业务，现正受到来自建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如浦东发展银行）的冲击。
给对公存款造成的影响，表现在五个方面：
（1）客户分流，存款转移。由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构成激烈竞争，客户开户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相形之下，我行公关意识较欠缺，主要表现在外勤人员占比较小。如上海分行每一个支行专职揽存员最多不超过20人，平均约占全员人数的2%；而上海城市合作银行的前身——各个信用社专职揽存人员数达到全体职工人数的20%。其他行在公关方面，甚至通过到企业聘请信贷员或照顾个别人员进银行的办法保持大额存款。另外，我们无论柜面服务、上门服务直至街头咨询服务，手段都比较陈旧，创意不足。他行则多有探索，突出的例子有农行（1993年）推出的“三个人、一辆车、一杆枪”的汽车银行。对高息的协定存款，由于我行客观上承受不起，往往固守不主动宣传，并要设置金额起点限制，从而将一些企业存款推了出去，为其他商业银行所吸取。如某些商业银行允许工行的拨款户、无息户将存款转移进其计息存款帐户，让它们套取国家利息；又如某些商业银行以发代办费形式，或利用开设美发厅、浴室，为企业有关人员免费服务等方式，变相提高存款利率。
（2）政府干预，政策倾斜。目前我行实行的是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还不是完全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贷款有规模的控制，并不能真正做到多存多贷，因此影响了各基层行的揽存积极性。而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实行完全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能够做到多存多贷，其揽存积极性相对高于工行。我行作为国家商业银行，在利益归属方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远不如地方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得紧密。效益好的存款企业、无贷存款大户，即使和我行有过几十年的融洽关系，也会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将存款移至地方商业银行。
（3）网点设置，优劣互见。我行网点大多按储蓄、对公分设，且储蓄网点多于对公网点。据统计，1995年上海工商银行储蓄网点为430个，占比为75.17%，而对公网点仅142个。在全市银行的营业网点中，我行储蓄网点占比为17.52%，对公网点仅为5.79%。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一般都十分重视对公存款网点的设置。许多银行的网点都开办综合性业务，因此对公存款网点多于储蓄网点。拿上海来讲，全市银行营业网点有2，454个，其中对公网点1，302个，占比为53%，储蓄网点1，152个，占比为47%。此外，在网点建设上我行对公网点“十年一贯制”，从数量到质量都没什么大的改观，有的因市政动迁还被挤出闹市地段；而新成立的商业银行的对公网点近几年来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陋到“靓”，有了长足的发展。
（4）机制不同，动力有别。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在机制上存在优势。首先是工资奖金分配方面。例如，浦东发展银行将奖金分成两部分：小部分按职务和级别进行分配，绝大部分按业绩大小分配。具体地说，各基层行将下拨的揽存奖金中的70%分给信贷部门，30%分给其他有关部门。信贷部门再将分得的揽存奖金份额的70%用于增存，30%用于稳存，并且规定揽存超过1亿元奖手机一只，超过2亿元配备轿车一辆。其次是内部管理方面。我行贷款户、无贷户、居民储蓄的揽存分别由信贷、会计、储蓄三部门的外勤负责，兵分三路，各自为战。外勤人员业务方向单一，还常因内耗摩擦，削弱了对外的竞争合力。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员、专职揽存员不仅数量多，而且一岗多职，集存、放款于一身，其中的存款又包括对公、对私的存款，因此，业务素质全面，注重整体战略，竞争能力很强。
在储蓄存款方面，除了债券、股票等个人金融资产的发展造成居民手持资金分流外，还有以下几个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有关的因素需要提及：
（1）机构增设，储源分割。储蓄存款市场份额主要在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分割。尤其是中行、建行这方面的业务从无到有，增长更为显著。1988～1993年，中行由69.28亿元增加至1，081.29亿元，增长了15.61倍；建行则由115.95亿元增加至1，599.73亿元，增长了13.80倍。现在，城市合作银行也开始吸收储蓄。这一切使工行城镇储蓄占比下降，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企业存款的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
（2）体制不同，优劣互见。严格的行内业务分工，使我行的储蓄揽存、尤其是集体储蓄的揽存不能充分体现我行信贷和结算所具有的优势。其表现：一是我行储蓄外勤人员只管储蓄揽存，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的集信贷外勤、会计外勤、储蓄外勤于一身的揽存人员或者信贷员，业务范围狭小。二是我行网点设置的专业限制，网点设置基本上沿用1979年以来实行的专业分工体系，以储蓄业务为主，兼代理债券发行，代收公用事业费业务，不办理对公业务，更不办理信贷业务。
（3）竞争优势，取决创新。其他商业银行在经营手段、方式上创新意识较强，这也是造成工行储蓄存款占比下降较大的原因之一。如工行规定定活两便存款按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的60%计算，不足月的零头天数不计息，这就给邮政储蓄推出按同期利率100%计息，不足月零头天数也计息的一年期通存通兑存款提供了机全；又如，建行根据不同时期储户的不同消费需要，推出了五连环定期有奖储蓄等，这对工行有奖储蓄也形成一定的威胁。
（二）对贷款业务的影响
在多家商业银行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贷款业务总体也呈下降趋势。其中，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贷款大幅度下降，流动资金贷款对国家银行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动、甚至呈微升态势。这种状况也均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形成竞争格局以来，内外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表现在：我行对于中央银行规模控制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执行得比较坚决。服从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压缩固定资产贷款，是近年来我行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如1994年上半年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贷款额度在地方中央银行规模控制下，一季度从紧，银行吸收各项存款60多亿元，贷款规模为14亿元；二季度从宽，银行吸收各项存款40亿元，贷款规模也仅为25亿元，存贷比为62.5%。
另外，我行是企业流动资金供应的主要承担者。1984年以来，企业原来由财政、银行分担的国拨流动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的大部分）全额改由银行通过信用形式发放。企业近年来资产负债率上升，80%以上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代款的40～50%则由工行负担。据对12.4万户工商企业统计，1994年8月末，资产负债率高达83.3%，资产盈利率却降至6～7%，而贷款平均利率为12%，企业对银行贷款的本息偿还力大为削弱，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因此，工行更多地承担了来自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贷款风险。相形之下，其他商业银行或因历史上的专业分工，或因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或因本身商业化程度较高、经营机制灵活、队伍素质较高等原因，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企业，规避风险。
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上海各家商业银行贷款的竞争逐渐激烈。从总额看，工行的贷款量占大部分，说明在上海，工行承担了大量工商企业客户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已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银企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增长速度看，一些新兴的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比较稳定。工行由于受规模控制的影响，基数过大，导致增长速度的不稳定。从占比看，工行在逐渐减少份额。目前，风险性的贷款额在减少，各家银行更注重优化贷款结构。因此，总体上各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速度变化不大。
工商银行贷款由于受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影响，因此发展变化不大；但各家银行在竞争中加大了优化结构的力度，在贷款的方式和效益的追求方式上有了很大变化。就目前已经运作的贷款方式看，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趋向成熟，大银行和大企业联手发展已是必然趋势。
发展新的业务品种是银行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目前看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考虑：主动出击力争优势贷款项目；在银团贷款中争取占据主要地位，作主贷行或牵头行；抓住产业结构转变的契机，对一些高风险的科技项目贷款进行甄别选择，按照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三）对外汇业务的影响
1989～1993年，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外汇存款业务中，工行所占的市场份额从6.54%增长至17.21%，增加10.67个百分点，大于农行（增加3.98个百分点）、建行（增加7.71个百分点），中行则于同期下降22.37个百分点；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外汇贷款业务中，工行所占的市场份额从4.10%增长为10.73%，增加6.63个百分点，大于农行（增加4.87个百分点）和建行（增加2.24个百分点），中行则于同期下降了13.9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行通过“全行办外汇”开展同业竞争，取得一定成效，对中行形成的竞争威胁要大于农行和建行，成为中行第一竞争对手。
但是，就增长倍数来看，从1989～1993年，我行外汇存款虽增长5.7倍，超过中行（增长1.62倍），但小于建行（增长8.01倍）、农行（增长5.96倍），同时我行外汇贷款虽增长6.3倍，超过中行（增长2.04倍）和建行（增长4.11倍），但小于农行（增长8.37倍）。而且从绝对数来讲，工行外汇存款只是中行的1/5左右，外汇贷款只是中行的1/20左右，还远不能和中行相比（1993年中行存款为279.79亿美元，贷款为409.92亿美元）。
影响我行外汇业务发展的因素还有外国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的入境。截至1995年5月，已有14个国家在我国13个城市设立了114家营业性银行机构（其中外资银行分行104家）。截至1995年底，上海地区经批准设立了分行级外资银行38家，外资金融机构驻沪代表处119家。其拥有资产总额达90亿美元，外汇贷款60亿美元，外汇存款余额13亿美元，呆帐准备金1，568万美元，税后利润为3，698万美元。这4项统计指标对全国外资金融机构的占比分别为47%、47%、42%和26%。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国情况。
在国内金融体制落后的内部因素和外资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先进的外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入对国内金融业（不仅仅对工商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业务占有量剧减。首先是国际结算业务贯下降，1993年外资银行出口结算占各地总结算量的比重分别是：在上海占37%左右、在深圳占40%、在厦门占50%以上；进口结算同样面临挑战，1993年天津进口总值18亿美元，通过天津中行结算的只有8亿美元，仅占40%多。由于国际业务中间费用的流失，国家银行的外汇存款也呈下降趋势。其次，外汇贷款业务量大受冲击，1991年深圳市外汇贷款中外资银行贷款即占60%以上。
第二，三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资产流失严重。美国、日本、英国、香港既是在华开办外资金融机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是我国三资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地和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外资银行依托于母国企业或投资者的地缘关系及长期建立的银企关系，争揽了大量质优的三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客户。
第三，人才外流。随着外资银行金融机构业务量的增加和网点的增设，它们为了在业务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以高薪、出国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从我国现有的各类金融机构中招徕各种业务骨干和金融人才，致使国内金融机构人才流失严重，成了为外资金融机构“培训人才的中心”。
第四，外资银行借助其筹资成本低廉的优势，在贷款利率上对借款企业有较大的商量余地，而我们的银行在利率掌握上则没有多大的自主权。从另一方面说，政府外汇管理较紧，审批手续麻烦；近年来，因国家退税政策的问题，企业出口减少，效益下降，外汇贷款的风险性突出。对于外汇人员的要求提高，而我们的员工素质还不够适应，海外机构缺少，不能防范和抵御巨大的外汇贷款风险。
（四）对信用卡业务的影响
从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发行中银卡起，我国的信用卡业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继1987年中国银行发行长城卡以后，工行的牡丹卡、农行的金穗卡、建行的龙卡、交行的太平洋卡相继问世，发卡量至1993年底已达到300万张。
牡丹卡借助了中国工商银行与城市工商企业之间长期密切的业务联系以及机构和设备上领先的优势，到1993年底，发行量205万张、特约单位25，395个、交易39万笔、金额530亿元，雄踞各信用卡发行银行之首。中行的长城卡1993年发卡量达45万张，在2，700多个城市发展特约商户8，000余家。其余各种卡紧随其后，奋起直追，为了占有市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
到1995年6月底，除了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229台ATM机加入市政府提出的金卡工程，还有农行81台、中行94台、交行39台、建行160台和浦发24台ATM入网金卡工程。这些银行加入金卡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网点设备方面的不足，因此，随着金卡工程的发展，工行在信用卡方面的优势也将逐渐消失。信用卡业务对于各家银行都是一项新开拓的中间业务，既可依托网点众多拓展，也可凭借设备先进开发，更可通过品种创新异军突起。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暂时的网点设备优势而忽视业务的创新。
（五）对经营效益的影响
工商银行从1987年至1992年，利润基本上逐年有所上升，从108.69亿元增至161.47亿元，增长了1.49倍。
从1992年到199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行利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滑坡。由1992年161.47亿元下降至1993年82.18亿元，下降了49.11%；1994年，则下降了51.32%；1995年才微升10.85%。而在这一时期，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中国农业银行从1992年的16亿元增至1994年的60多亿元，上升约375%；中国建设银行从1992年的15.76亿元增至1994年的27亿元，上升了172%。其他商业银行的利润从1992年到1993年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如光大银行上升1，050%，中信实业银行上升122%，交通银行上升42.11%，投资银行上升12.80%。
与利润总额的多年迟缓增长和近年大幅下降的情况相对照，我行的资产规模却在近几年中迅速扩大，从1987年的4，868.24亿元增至1993年的19，590.38亿元，扩大了4.03倍；1994年全世界1，000家大银行按资产规模排名，中国工商银行位居第7，资产总额达到26，339.38亿元，1995年更上升至31，075亿元。但是，巨大的资产规模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益。我行在资产迅速扩大的同时，资产利润率却由1987年的2.23%逐年下降至1993年的0.42%，资产的规模水平与收益水平呈严重的反差。1994、1995年的情况更为严峻，前者为0.16%，后者为0.15%（1994年利润为42.4亿元；1995年为47亿元）。
我行资产利润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是我行本身的历史包袱、企业严峻的现状及未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复杂而纷繁，且都与激烈的同业竞争相关联。
1、筹资成本上升。首先，高利率存款比重居高不下。如前所述，我行成本较低的存款占比下降严重。企业存款对各项存款总数的占比和活期储蓄对城镇储蓄总额的占比，从1984～1995年分别下降23.21个百分点和3.43个百分点。而成本较高的存款占比则于同期分别对应上升相同的百分点。其次，同业竞争促使低利率存款提高了利率水平。由于利率较低的存款（包括对公存款和活期储蓄）是同业竞争的焦点，随着同业竞争不断推动金融创新，其利率水平也逐渐被抬高，从而增加了利息支出，影响我行的利差收入。再次，向中央银行借款和同业拆借成本提高。从1995年起执行的中央银行贷款利率，20天期为10.26%，3个月期为10.44%，6个月期为10.71%，1年期为10.98%；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规定的同业拆借利率，20天以内为13.14%，20天至3个月为13.32%，3个月至4个月为13.59%。而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基准利率6个月才只有9%，1年期为10.98%。由于历史原因，我行不得不较多地从中央银行借入一部分贷款，或从同业拆入一部分临时资金，因而要支付较多的利息。我行1993年向中央银行借款余额达到3，514.12亿元，占工行负债总额18.79%，同时因历史原因负担较多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却只能得到较低的利息收入。
2、贷款资产质量下降。据统计，1989～1992年，我行贷款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均在70%以上；占国家银行比重也平均在45%左右。可见，贷款业务是我行最主要的一项资产业务，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行资产的收益水平。然而，由于我行的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在转轨中步履维艰，拖欠银行贷款本金、利息，造成我行资金周转失灵，收益不能及时实现，造成银行贷款坏帐，直接影响银行的收益。
3、存贷利差缩小。我国的利差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银行1年期存贷款利差为例，1989年为1.08个百分点，1991年为2.52个百分点，而1993年竟为0。资料表明，1989年国家专业银行全部存款的平均利率为7.51%，全部贷款的平均利率为10.87%，存贷利差为4.36个百分点，而到1990年4月这一利差下降至2.70个百分点。经过10多次存贷款利率调整，至1995年，1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年利率比1979年提高了1.78倍，而同期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仅提高了1.18倍。如此过小的存贷款利差，必然使银行税后利润受到影响，使银行经营陷入困境。虽然国家的存贷款利率对各家商业银行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由于各类存贷款的加权平均作用，各行的存贷款利差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存贷款之间的结构。如前所述，多年来由于同业竞争加剧，我行不仅存款结构恶化，贷款结构也存在问题，如固定资产贷款对国家银行总额的占比下降程度要超过流动资金贷款对国家银行总额的占比下降程度。
（六）对机构发展的影响
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几乎在创建过程中都依靠了工商银行骨干力量的输送；而其业务一上轨道，需要大批实务岗位人员时，就利用各种手段，从正规或不正规途径挖走工行的业务骨干，同时带走不少业务，对工商银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从1994年延续至今的建行全行联动扩网点、争地盘、提高科技在金融工作的运用已达到了高潮，这次运作对工行业务发展甚至地位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我行上海分行的网点相形之下已显露出颓势，网点功能单一，设施相对落后，电子化建设还不完善。商业银行自1994年开始大规模抢滩设点，尤其是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新增网点中，建行占30%，浦东发展银行占了27%，超过了工行的增长数，充分显示了其实力。
二、我行应采取的对策
（一）改善客户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近年来，面对多家商业银行的竞争，我行通过实行以追求新增量和提高同业占比为主要内容的战略，使存款总量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贷款增幅和经济发展速度。但存款作为我行最大的负债，其结构直接影响着全行资金营运的质量和效益。
我行除了要发挥全行存、贷、汇整体优势，建设多功能的综合型网点，并通过合理布局、调整结构，保持和增强原有的网点优势外，还要通过调整客户结构，优化贷款投向来实现存款来源的增植和创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大批三资企业、国有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自营出口企业、私营企业和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行业集团纷纷兴起。同时，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形成。这都给银行调整现有客户结构，选择和稳定新的有发展前途的银行效益生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原因，我行应该在贷款竞争中注重贷款对象的选择，以防范贷款风险。一方面对老贷款加强清收工作，另一方面尽量防止新增逾期、呆滞和呆帐贷款继续产生。与此同时，成立资产保全机构，从体制上保证贷款的安全。
1995年，一些银行开始探讨大企业与大银行联合，共求发展的思路。工行上海分行专门设立一个支行，其基本客户就是一些大型企业。在此之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就提出要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投入，1995年其固定资产贷款的70%投入到重点项目，年末贷款逾期率下降了11.5%，只有1.93%。
我们可以通过信贷部门和会计部门的联手合作，对现有贷款企业进行信用评定和分类排队，对效益好、信誉佳、知名度高的大户提供贷款倾斜和主动支持，重新调整我行的客户结构，从根本上改善我行的负债结构，降低成本支出。
（二）试行强强联合，发展跨国经营
当今，世界经济正走向全球一体化，银行业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向大市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行应开拓国际业务以分散风险，优化资产结构以增加盈利，并通过提供配套服务，做好后勤保障，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确定自己在世界银行业中的相应地位。
在这方面一贯积极推进国际化的日本商业银行，因其同我行一样，采取总分行制，并通过严守业务分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稳定发展，正好给我们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国际化改革思路。日本在实现商业银行国际化以来，整个银行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银行业的巨头。富士银行和住友银行的国际化程度甚至已超过外汇专业银行东京银行。1993年春，跻身世界前十大商业银行之列的三菱银行和东京银行的合并，更增强了日本银行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我国的银行业也应该大力发展国际业务，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跨国经营，以求取得相应的规模效益。
（三）开拓中间业务，加强银行服务
80年代末以来，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直接融资，商业银行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发展受到限制，源远流长并在最近的几十年逐渐形成体系的中间业务迅猛发展，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经营重点，其比重和地位均超过了资产负债两大传统业务。作为资产负债业务的延伸，中间业务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其迅猛发展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对世界银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起了金融领域的巨大变革。中间业务模糊了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加剧了银行业竞争。它既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运作空间，又迫使商业银行改变传统的金融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模式。
在我国宏观调控尚不很有力，社会市场化程度尚不够高的情况下，分业管理仍然是金融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新型化、自由化、多样化的综合经营因其可以在总体上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已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方向。据统计，目前工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仅占总体业务收入的5%左右，建设银行为8%，中国银行也只有17%，跟西方商业银行的50%左右相比，在规模和质量上均有很大差距。为此，应该发挥大行人员机构的优势、加大科技投入，做好这方面工作。
（四）抓好网点建设，促进集约管理
面对多家商业银行的“蚕食”和“围攻”，我行还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按照集约化管理，开展好网点建设，并把它当作我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重视和研究。
首先是稳定网点数量。从一定意义上说，确保一定的网点基数是我们开展业务工作的保证，同时，应在保有网点存量的基础上，适时适地地新建网点。新建网点要选择繁华街区、经济发达和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新建居民小区设置，注意网点线和面的覆盖率，发挥网点的最佳效益；要以综合性网点为主，以便实现“一条龙”服务，包括对公、对私存取款、汇兑结算、各种中间业务以及小额贷款等；网点装修要注意形象，设计要有超前意识。
其次是调整网点结构。我行现有网点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储蓄和对公网点分离，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分支行一级，从而导致部门间条块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稳定网点数量的同时，必须调整网点结构，使网点朝综合化、多功能方向发展，实现对公、对私业务合一经营，并做到信贷业务在支行以下一级得到细分，五个手指捏成拳头一致对外，促使以贷吸存、牡丹卡等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序，避免因各自为战而影响效率提高的现象。由此可见，造就一大批一专多能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应成为我行网点建设战略的一项重要课题。
再次是优化网点功能。在稳定和调整的基础上，不断开发业务新品种，优化网点功能，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我行向现代化商业银行转轨的必由之路，也理应成为我行网点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品创新的同时，营业网点的功能也随之齐全、完善。我们发展网点必须转变观念，摈弃过去那种片面追求数量的做法，应通过开发金融产品，完善网点功能来促进业务发展。唯其如此，我行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通过周边突破，转换经营机制
工商银行机构网点设置和经营活动基本上集中于市区，但像上海这样的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周边一些前景看好郊县支行的存在，对于专业银行商业化转轨的探索很有意义。因为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各类项目公司及转轨后的国有企业居多，这些企业的高度市场化经营机制、规范的国际运作方式，都给我行商业化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另一方面看，现在工行市区支行的主要业务骨干大多是长期从事银行业务的老银行；新组建的商业银行不少骨干也都是从工行转过去的行家，擅长于专业银行的习惯做法。周边地区的支行由于人员都是当地人，且以中青年居多，加之不少机构成立时间不长，从业人员一进银行面对的就是新情况，除了熟悉业务外，一般没有太多习惯思维的束缚。另外，郊县支行业务人员往往一人多岗，职能科室往往一室多能，相对而言，不会因为体制变动、设备更新产生那么多的机构要撤并，那么多的人员要裁减，更没有那么多退休人员要负担。
总之，郊县支行转向商业化的难度相对地可能要小得多。故不妨对之实行点“特区”政策。比如，对郊县支行，特别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支行贷款规模、资金划拨实行计划单列；对郊县支行上交利润所提取的信贷基金每年以一定比例返还，使其信贷基金得以实现自我补充、自我增殖；对郊县支行各种福利费用的提取和工资增长，实行与劳动生产率挂钩或盈利水平挂钩的政策；对郊县支行的员工队伍，要实行就地选拔为主，异地调配为辅的原则，着眼当地跨世纪人才的培养，从而促使其率先实行机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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