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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2-0108-07
悲伤是个体最早出现的情绪之一，也是人类很早就开始认识的一种情绪。一般认为，悲伤是由分离、丧失和失败引起的情绪反应。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生离死别、失落失败在所难免，这些事件甚至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因而悲伤与个体的生存适应有着密切的关联。悲伤是发展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如发展心理学的分离焦虑和亲子依恋研究、健康心理学的居丧(bereavement)研究、心理病理学的抑郁研究都涉及悲伤问题。归结起来，这些研究又都必须考虑如下问题，即悲伤是如何产生的？它涉及哪些成分和因素？悲伤发生时，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调节或应对策略来缓解或消除悲伤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就近些年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回顾。
一、悲伤的产生
悲伤可由分离、失落和丧失等外部事件所引发，然而由于不同个体的评价标准、人格特质等因素的影响，同样的事件或情境能否引发悲伤或所引发的悲伤强度和持续时间会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而且不同情境的悲伤，其反应趋势及外部表现也不一致。这些问题都增加了对悲伤发生机制理解的困难，不同的研究者常常强调问题的某一方面，因而对悲伤的发生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们一般认为，考察悲伤的产生，应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如诱发事件、认知加工、主观体验、脑区活动、反应趋势及外部表现等。
(一)诱发事件
根据莱文森(Levenson,2003)的核心情绪理论，悲伤最初由原型事件引发，在不断知觉的事件中，当原型满足了丧失(loss)的条件，则会引发悲伤的情绪[1] (pp.212～224)。丧失的目标或对象根据重要程度或类型而变化，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未能实现的抱负、一个对个体有价值的物体或者是抽象的理想和道德价值；丧失的主体可以是他人而非自己，是团体而非个人。前者如配偶亡故，后者如公众人物去世；丧失的时间系统可以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人们可能缅怀往事、为孩童时光的一去不复返而悲伤，也可能为尚未发生的、想象中的丧失而悲伤。丧失可能是短期的，如亲子间短暂的分离；丧失还可能是永久的、不可挽回的，如亲人亡故。
(二)认知评价
悲伤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丧失或失败的评价。同样经历一次学业失败，有的个体会产生悲伤情绪，有的则不会，这和对失败的认知评价有关。
一些研究者认为，悲伤的认知评价可经由不同的路线、表现为不同的水平，见图1。首先，悲伤认知激活的第一级水平是联想水平。悲伤可由低水平的自动激活路线产生，如悲伤和重要依恋对象的丧失有着内在的联系，与悲伤相关的对象或特定场所均可自动激发悲伤，这种自动激活无论在清醒还是睡眠期间都可发生。第二，悲伤激活的第二级水平表现为命题水平。在这一级水平，悲伤以命题输入的方式编码。小说、戏剧、电影能引发人们的悲伤体验即是因为它们的命题内容。第三，悲伤还可发生在图式模式水平。在这一水平，各种内外的信息资源联成一个整体的表征。一个和悲伤相联系的模式可由命题材料、身体状况的输入和记忆材料等因素构成，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本身都不足以激活悲伤，只有当各个因素整合为一个图式，悲伤才可产生。[2] (pp.263)如当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喜爱的电视节目时，她可能突然想起过去丈夫就坐在这个椅子上看电视，尽管记忆本身可能是快乐的，然而，她却感到悲伤，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在悲伤模式被初步激活之后，一系列的促进和抑制过程接着产生作用。这种激活的模式包括心理的改变、系统内的不同水平的加工偏向以及与悲伤相联系的潜在行动。就促进而言，一系列的正向反馈可能维持甚至扩大悲伤模式的激活。即储存在联想水平的表征可能激发与悲伤相联系的命题，它反过来会用于维持悲伤状态的图式模式的激活。这一反馈回路能够维持模式的激活数月之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维持数年。极度哀伤和重度抑郁的原因之一即是个体不能在不同状态或不同模式间切换。对正常人来说，悲伤模式激活的时程极短，因为悲伤模式被激活后，抑制过程也会发生。在悲伤心境诱发过程中，被试可能开始回忆愉快事件，并产生积极的自我命题，用积极心境取代消极心境。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在不同的模式内用不同的策略。如在联想水平回忆积极的事件；在命题水平使用积极的自我概念；在图式水平产生不同的情绪自我模式。同时，一个有效的策略可以在所有的模式内运行。
(三)主观体验
情绪体验是脑的感受状态，在意识里组成相对独立于认知的过程。莱文森(Levenson,2003)认为，尽管我们有时候很难说出这种感受是什么，但当某种情绪发生的时候，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些体验和感受给行为提供动机，对认知和行为起着组织和瓦解作用。[1] (pp.212～224)
悲伤的体验包含沮丧、失望、气馁、意志消沉、孤独和孤立等。悲伤的强度和持续性也有相当不同。悲伤体验可能是轻微的、仅持续数秒，也可能是强烈的、持续数分钟、数小时乃至一生。
按照伊扎德(Izard,1991)的情绪分化理论，悲伤较之于其他消极情绪如愤怒、恐惧，其紧张度更低。悲伤在人们的生活中极其容易被体验到，它经常与其他情绪诸如愤怒、恐惧和羞愧交互作用而形成复合情绪。
关于悲伤情绪体验的产生，詹姆士(James,1884)认为情绪发生过程中模式化的植物神经变化是产生主观体验的原因，而按照格鲁斯(Gross,2002)的情绪产生过程理论，悲伤体验是对情绪线索评价的结果[3]。伊扎德(Izard,1991)则认为悲伤体验的产生依赖于悲伤面部肌肉活动，即情绪事件作用于个体，激活储存于下丘脑的情绪先天预成程序，传出的信息产生模式化的面部肌肉活动，面部肌肉活动的感觉反馈信息进入边缘皮层区，使情绪进入意识，从而形成情绪体验。
(四)脑区活动
悲伤的产生依赖于脑的活动，现有研究表明，悲伤的产生涉及广泛的脑区，特别是和前额叶皮层、扣带前回、杏仁核和海马有着密切的联系。
1.前额叶皮层
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不对称与接近性或回避性情绪相关联。戴维森(Davison,2002)等人发现：积极情绪与左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有关，消极情绪与右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有关[4]。戴维森据此假设：悲伤和抑郁的特征是积极情绪的减少，它应该和左侧前额叶皮层的低激活相关。这一假设得到部分研究的支持。损毁研究表明：悲伤情绪和左侧半球的失活有关。盖默(Gemar,1996)等人用正电子发射层析技术(PET)研究也发现：与中性的条件相比，自我回忆产生的悲伤和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左内侧前额叶及左侧颞叶激活降低相关联[5]。达莫西奥(Damasio,2000)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悲伤诱发时左侧前额叶皮层的低激活[6]。
然而，大多数研究报告了悲伤诱发时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增加。在一项用单光子发射层描技术(SPECT)进行的研究中，帕多(Pardo,1993)等人要求被试回忆或想象一个悲伤事件，以此诱发悲伤。结果发现：悲伤的诱发和包括眶额皮层在内的多个区域激活增加相关联[7]。在另一项用PET技术完成的研究中，施耐德(Schneider,1994)等人要求被试观看愉快或悲伤的面部表情图片并体验由此引发的心境。研究发现：悲伤诱发时，前额叶左侧较之右侧区域脑血流(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rCBF)更大。rCBF的增加反映相应脑区的激活增加，这一研究表明：悲伤的诱发和被试的前额叶左侧更高的激活相关联[8]。在最近的一项事件相关电位(ERPs)研究中，埃斯仑(Esslen,2004)等人用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五种不同效价的情绪面孔诱发被试相应的情绪，并与中性面孔相比较。研究发现：悲伤诱发时，被试右侧额叶激活最高[9]。上述研究使用的诱发条件、成像技术及控制手段均有差异，这是研究结论不同的重要原因。
2.扣带前回
许多研究者研究了悲伤心境诱发时扣带前回的激活特征。乔治(Geoger,1995)用PET研究了悲伤心境诱发和大脑区域激活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研究中，被试通过回忆经历过的悲伤事件来诱发悲伤心境，同时观看描述悲伤心境的面孔图片以加强诱发效果。研究发现：诱发的悲伤和腹侧扣带前回的激活相联系[10]。莱恩(Lane,1997)等人的研究比较了愉快和悲伤诱发时rCBF的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愉快心境，悲伤诱发时被试的右侧扣带前回和基底神经节等区域激活增加。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比较了悲伤和中性条件，发现有不同的激活模式，被试双侧扣带前回和左侧前额叶激活增加[11]。麦博格(Mayberg,1999)等人用PET技术研究了悲伤诱发时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的rCBF的变化，结果表明：悲伤诱发时，膝下扣带前回(subgenual cingulate gyrus)和前脑岛的局部rCBF增加，表明这些区域的激活增加[12]。
对于悲伤诱发时被试的扣带前回激活增强，麦博格(Mayberg,1997)等人提出一种解释：诱发的悲伤心境能阻断边缘系统和皮层区域的相互联系，导致膝下扣带前回rCBF增加[13]。爱森伯格(Eisenberger,2002)则认为：扣带前回的激活受右半球腹侧前额叶皮层的调制[14]。爱森伯格采用功能性磁共振(fMRI)技术研究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悲伤和扣带前回的激活正相关，和右半球腹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负相关。研究者认为：右半球腹侧前额叶皮层可通过中断扣带前回的活动来减低由社会排斥引发的悲伤。
3.杏仁核
关于杏仁核与悲伤的联系，安德森(Anderson,1998)等人发现，杏仁核发生病变的患者对悲伤面部表情的反应减少。在对正常人的悲伤研究中，研究者观察到杏仁核激活的不对称[15]。施耐德(Schneider,1999)等人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观看快乐和悲伤的面部表情图片并体验由此引发的情绪。结果显示：在悲伤状态下，被试左侧杏仁核和尾状核的激活增加，而右侧杏仁核和乳头体、后扣带的激活减少[16]。博耐尔(Blair,1999)等人在一项用PET完成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对紧张度不断变化的悲伤和愤怒面孔作性别区分任务。结果表明：悲伤紧张性的不断增加和左侧杏仁核及左侧颞极的激活增加相联系[17]。
4.海马
从悲伤的研究来看，悲伤失调的人通常表现出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有不正常的背景。如在亲人亡故后一段时间内悲伤是正常的，但在亲人亡故一年后，悲伤仍然持续就属于背景不适当的情绪反应。戴维森(Davison,2002)认为：情绪不适当的背景调节可能表现为海马的功能失调。功能成像的研究表明，海马的结构变化也和悲伤的延续有关[18]。博瑞勒(Bremner,2000)用fMRI所作的研究发现：许多亲人亡故引发的情绪失调者、悲伤失调的人通常表现出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有不正常的背景[19]。其中抑郁者海马容量减少幅度可达8％～19％。桑塞那(Saxena,2001)用PET进行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抑郁者在基线期伴有海马功能异常[20]。但究竟是海马容量减少引发悲伤失调，还是悲伤失调导致海马容量减少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前额叶、扣带前回、杏仁核和海马在悲伤的加工和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涉及悲伤的脑区域并不局限于此，其他区域如颞叶、顶叶、基底神经节、丘脑、下丘脑等亦参与其中。尽管对上述四个区域的讨论是分别进行的，但它们在区域间的特定通路都是相互联系并有着不同层次的反馈。多数情况下，上述区域的激活不是单独出现、而是多个区域同时激活。因此，应该将与悲伤相关的区域整体考虑。
(五)反应趋势或外部表现
悲伤发生时通常有明显的外部表现，又称表情行为。悲伤的表情行为包括神经肌肉的活动和感觉反馈信号的活动两部分，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和声调表情活动，如眉毛紧锁、嘴角下垂、声调变弱变低、语速降低等活动。悲伤表情活动由大脑皮层中决定种系发展的古老皮层调节，悲伤表情具有重要的生存适应价值并发挥着感情交流功能。
悲伤发生时，机体还可能会产生知觉或注意、大动作行为、目的行为、高级心理加工启动、生理支持等五个方面的反应趋势或外部表现，具体包括对于其他事物的知觉能力降低、注意范围变窄；肌肉张力降低、注视减弱；寻求别人的帮助，试图寻求替代的丧失对象；回想与丧失相关的目标、激活与其他悲伤事件的联结；心跳加快、叹息、释放肾上腺皮质激素等等。
总之，悲伤的产生既依赖于客观的诱发事件，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解释；悲伤发生时既有心理反应，又有生理活动。
二、悲伤的应对
根据伊扎德(Izard,1991)的情绪分化理论，悲伤属于漫长种系进化过程中演进的一种基本情绪，对个体具有重要的生存和适应价值，它表现为悲伤发生时，个体可能由于体验到悲伤而激发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并优先考虑重要的目标和角色，以重新达到生活的平衡。如在经历一个无法挽回的丧失之后，个体可能要评估丧失程度及其对未来生活的影响，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和角色。
悲伤也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悲伤发生时，个体察觉到自我掌控的缺乏，产生求助于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需要。因此，悲伤可能让个体向他人发出求助信息，加强社会联系。同时也有助于助人者产生移情体验、培养利他精神。
然而，高强度的、持续的悲伤对个体的身体和心理是十分有害的。悲伤使人感到孤独、失望、无助。悲伤还可使个体思维狭窄、导致更严重的消极情绪，甚至会引发临床抑郁。同时悲伤的持续会削弱个体的身体免疫功能，使人罹患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心因性疾病，严重的忧伤甚至影响生理机能导致猝死。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调节和应对悲伤。
(一)悲伤应对的理论模型
1.悲伤应对的经典理论
拉扎鲁斯和弗克曼(Lazarus & Folkman,1984)的压力和应对理论在同类理论中最具代表性，许多悲伤应对的研究工作是基于这一理论框架而进行的。
在拉扎鲁斯和弗克曼的理论中，压力是对威胁、丧失的知觉。威胁是察觉到某件不利的事件将要发生；丧失是察觉到某件坏事情或有害的事情已经发生。威胁和丧失妨碍了事件理想状态的继续存在，如配偶亡故终止了和谐的关系。研究表明，亲子分离、学业失败、失业、离婚和亲人亡故会使个体产生丧失的情绪体验。然而，压力的产生还依赖于个体对事件的评估。拉扎鲁斯和弗克曼将评估分为初级和次级评估。前者指个体对其目标、价值及信仰的评估。它强调在事件背景下，事件对个体重要性的评定，如事件被评定为丧失，可能引起悲伤情绪；后者是指对应对资源及其可利用性的评定。它强调，一旦某事发生，个体能做何种反应。
拉扎鲁斯和弗克曼认为，应对是指对被认为是压力事件的反应。应对过程是评估、情绪、应对三部分的循环往复。在一个特定压力背景下，评定产生情绪并促使应对，反过来它又影响情境的再评估，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到问题被解决或情境不再被看作压力情境为止。
拉扎鲁斯和弗克曼还进一步将应对划分为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问题应对是采取措施直接处理问题，如制订行动计划或关注问题发展。情绪应对缓和相关的消极情绪，如做分散注意的活动、或关注压力经验带来的益处等。
从理论上说，划分不同功能的应对对于讨论应对是很有益处的。然而在实践中，区分两者往往不易做到清晰明了。问题应对也能实现情感应对的功能，因为通过强调问题本身，个体也强调自己消极情绪的来源。而且，人们很少仅仅依赖上述两种应对方式。通常情况下，在对一个特定压力事件反应时，人们将不同的应对方式结合使用。总之，拉扎鲁斯和弗克曼对应对的划分还不够精细。
2.居丧理论
斯楚博(Strobe,1998)等人的理论源自于对丧失尤其是亲人亡故时的悲伤为背景的研究。因而，较之于拉扎鲁斯和弗克曼的理论，斯楚博的居丧理论更加微观，也更具针对性。斯楚博的居丧理论强调两点，一是亡故者和丧失亲人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丧失亲人者与他人的潜在关系。斯楚博等研究发现，许多丧失亲人者在居丧期间有与他人缺乏联系的倾向，他们独居、不与外人交往，丧偶者甚至不再结婚。传统的观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丧失亲人者放弃丧失的关系、恰当地结束过去转向新的依恋。斯楚博的研究证明，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不是丧失亲人者在心理上完全放弃已经丧失的亲人，而是重新构筑与亡失者的心理联结。通过部分放弃，丧失亲人者保留与已断绝关系的联系，并能自由地依恋他人。总之，如果丧失亲人者能把已断裂的关系作为一种正面的心理资源利用，残存的依恋感就可能有助于丧失亲人者恢复与他人的联系。
(二)悲伤的应对策略
拉扎鲁斯和斯楚博等人从不同的视角对悲伤的应对作了探索，他们的理论引发了大量新的研究。就悲伤应对策略而论，近些年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细致，研究者总结出多种多样的应对策略。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类。
1.积极重评
积极重评主要是用更积极的眼光看待问题情境的认知重组。通过积极重评，人们将目光转向当前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好的方面，因而情境的意义被改变，人们更多地体验积极情绪。弗瑞克森(Fridrickson,2003)分四个时间点对伴侣丧亡者应对类型和消极情绪关系进行研究：伴侣亡故的前三个月和前一个月、伴侣亡故后的一个月和三个月，结果发现，在照料伴侣和伴侣亡故期间，积极重评和积极情绪的增加相联系；在亲人亡故后，积极重评与悲伤情绪的减少相联系[21]。积极重评有助于处于悲伤状态下的个体产生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又有助于悲伤的应对。首先，个体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可以提高个体活动的目标性和计划性。斯腾(Stein,1997)等研究表明，在亲人亡故期间，能体验到积极情绪的个体倾向于建立长期的目标和计划，而这些长期的目标和计划的建立预示着一年后更好的适应状况[22]。其次，积极情绪可引发更多的社会支持。肯达尔(Kendall,1997)等所做的一项关于丧偶者情绪表达的研究发现，那些描述他们和已故配偶关系时微笑和大笑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而且有更少的挫败感。同时也发现，人们更愿意向那些展示微笑的人提供安慰[23]。第三，积极情绪还可消弭消极情绪的损害效果。在一项研究中，先让被试观看恐怖电影以诱发被试的消极情绪，然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四个组中分别去观看一个引发满意、欢乐、悲伤和中性情绪的电影片段，结果显示，看满意和欢乐电影的被试心血管活动恢复到基线水平要比看悲伤和中性电影者更快。弗克曼和墨克维兹(Folkman & Moskowitz,2002)的一项考察悲伤诱发期间被试自发产生的积极情绪和心血管活动关系的研究表明：在观看诱发悲伤电影期间，有自发微笑的被试与无自发微笑的被试在主观体验及主要的心血管测量指标上未显示出明显差异。但有自发性微笑的被试比没有微笑的被试，心血管测量指标恢复速度更快[24]。这些研究说明，积极情绪可以部分地消除由悲伤情绪带来的不良心理影响。
2.注意转移
注意转移主要包括扮演其他社会角色以及做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事情。在悲伤情境下，个体有意无意地做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事情，可以补充他们的心理资源，从而提高应对能力。
在一项访谈研究中，丹纳(Danner,2001)等要求被试描述自己做过的、使自己感觉好的事情以及对自己有意义或帮助自己克服压力的事情。1794个被访谈者中的99.5％能报告积极意义的事件[25]。研究者分析了那些积极事件，它们涉及照料和亲人亡故(关键压力源)之外的事情，如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此外，它们常常是表面上看起来相对小的事件，如美丽的日出、来自朋友的友好问候、测验中的一个好的等级等等。
3.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是采取措施直接处理问题，它包括任何直接指向压力源的行为和认知，如列一个需做事情的清单、拟订计划、研究各种问题的利弊等等。弗瑞克森(Fridrickson,2003)等研究表明，在亲人丧亡引发的悲伤期间，能够体验积极情绪的个体倾向于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期目标和计划，而这些长期的目标和计划的建立预示着个体一年后的适应状况更好[26]。
问题解决与低强度的悲伤情绪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相关联。例如，在亲人亡故后，通常有诸多的善后事务，这些事务的成功完成有助于感情创伤的愈合，增加自我效能感并使人积极向上。在亲人丧亡期间，这些事务的执行对积极情绪的维持尤为重要，否则该时期常有悲哀感、丧失感和无助感。
总之，问题解决与悲伤情绪的减少和积极情绪的增加相联系。即使不能完全解决引发消极情绪的问题，但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则能增强控制感和效能感，从而使个体情绪更好。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问题解决促使积极情绪的增加和消极情绪的减少，反过来又增强问题解决。
4.反应调整
反应调整是指悲伤情绪已经被激发以后，个体对情绪反应趋势如心理体验、行为表达、生理反应施加影响，主要表现为降低悲伤情绪反应的行为表达，而更多采用乐观、幽默的情绪表达方式。弗克曼和墨克维兹(Folkman & Moskowitz,2000)研究发现，幽默能减少紧张、增加积极情绪，同时有助于个体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悲伤[27]。昂(Ong,2004)等对34个丧偶不久的老年女性作了连续98天的追踪，研究涉及被试的幽默感、积极情绪、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和压力的降低有着密切的关联。表现出更多积极情绪的个体有更少的悲伤和抑郁情绪。幽默感更强的被试有更少的抑郁症状[28]。
反应调整能力与个体的感情风格(feeling style)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些个体更易于产生积极情绪，并从积极情绪中受益，这类人被称为高弹性个体。在压力情境中或消极情绪体验中，高弹性个体能灵活应变、迅速有效地恢复。弗瑞克森(Fridrickson,2003)等对美国“9·11事件”的部分当事人做过研究，发现高弹性个体在经历强烈的悲伤事件后仍能报告较强的积极体验[29]。图格德(Tugade,2004)用高压力任务诱发被试的消极情绪，结果发现，高弹性个体在任务前和任务中均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30]。
三、问题和展望
尽管关于悲伤产生和应对的研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未来应进一步考察以下问题。
(一)悲伤诱发方法的有效性
就实验室研究而言，经典的诱发材料是威腾(Velten,1967)卡片，该卡片上写有不同的陈述语句，研究者通过让被试阅读陈述句诱发悲伤。然而这一诱发方法现在受到普遍的指责，许多研究者认为，威腾卡片引发的可能是被试的抑郁而非悲伤情绪。近些年，研究者更多采用艾克曼(Ekman)面孔图片、国际标准情绪图片作为诱发悲伤材料。此外，一些研究尤其是脑成像研究还采用悲伤电影片断和悲伤事件的回忆来诱发悲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悲伤诱发的强度、持续时间问题。二是悲伤的诱发效果主要依赖于被试的口头报告，因而涉及报告的准确性和被试的情感表达能力等问题。
在现实情境中，悲伤主要由亲子分离、亲人亡故、学业失败、失业和离婚等因素引发，然而，这些因素不仅可诱发悲伤，还可同时诱发其他情绪诸如恐惧、焦虑和愤怒等。如何解决悲伤的“纯度”问题即悲伤是否和其他情绪混杂，是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悲伤应对策略的多样性
关于悲伤应对，近些年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多种不同的策略，并编制出大量涉及悲伤调节和应对测量的问卷，然而当前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未能将应对方式与特定的悲伤情绪联系起来。悲伤调节和应对是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不同的类型和方面，不同应对策略的结果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个体的心理平衡和社会互动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悲伤调节和应对过程中，个体可能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法，如在特定的悲伤情境中，有人采用认知重评的方式产生积极情绪，有人则采用情景转移的方法降低悲伤情绪。这些不同的应对方法又可能有着不同的作用。然而当前的悲伤研究，大多未作精细的区分。第二，现有研究大都没有区分悲伤应对策略的时间特性。如前所述，悲伤的持续时间可因诱发事件、个体特质等因素而变化，同一应对策略在悲伤不同阶段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已有的悲伤应对研究主要针对急性悲伤情境，而较少涉及慢性悲伤情境，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第三，对悲伤应对年龄特征考虑不够。悲伤应对策略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是一个发展的历程。已有研究表明，悲伤应对策略受到养育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儿童的悲伤应对策略会有所不同，未来的悲伤应对研究应该考虑这一问题。
(三)悲伤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从悲伤的研究结论来看，在实验诱发的悲伤期间，许多研究结果一致性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不能独立地证明悲伤的出现，二是实验中所使用的控制条件有变异。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第一，为了克服自我报告法的期待效应，可用更为客观的面部表情测量作为悲伤诱发的指标。第二，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控制悲伤的具体特征，同时控制和具体情绪诱发相联系的感知、记忆等认知过程。此外还应对多种情绪进行比较分析，以确保观测到的结果是由悲伤引发，而不是由情绪的更一般特征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