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因斯坦论文,两种论文,李约瑟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61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科学史讨论会上，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1〕的重要讲演。讲演将要结束时，他指名道姓激烈地批评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一封关于中国科学发展的短信是萧伯纳式的、轻率的，并断言爱因斯坦对中国科技一无所知，根本没有发言权。
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2〕
李约瑟在引证这封信的全文后，紧接着说：“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是毫无所知的，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价的。”
李约瑟在学术讲坛上如此尖锐地抨击爱因斯坦，这与“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密切相关。李约瑟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他占有的资料越多，研究得越深，有一个问题就越缠绕在他的脑际：中国的科技成就既然在古代就领先于西方，为什么没有从中发展出近代科学？或者说，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蕴意深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科学史界的巨大关注和持续兴趣，以致上海研究李约瑟的学者王国忠先生在其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中，不无夸张地称之为“震惊世界的难题”〔3〕。 李约瑟曾明确表示，他毕生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答这个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从社会经济的分析中去寻求答案。
爱因斯坦与李约瑟并无直接联系，他的信也不是对“李约瑟难题”的直接回答：此信写于1953年，而李约瑟的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于1954年才正式出版，当时，“李约瑟难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过，爱因斯坦的信又确实和“李约瑟难题”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对它的间接回答，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与李约瑟的回答大相异趣。倘若此信出于无名小卒之手，也许李约瑟会置之不顾。可是它偏偏出于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之手。因此，李约瑟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便是可以理解、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
当李约瑟站在牛津大学的讲坛上慷慨陈词的时候，爱因斯坦已长眠地下六年。按照爱因斯坦的性格，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我相信他对李约瑟的批评应是会作出自己的回应的。鉴于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的权威地位，特别是他对中国文明的深厚感情和崇高评价，人们比较普遍认同李约瑟的观点。
不过，我不得不郑重指出，李约瑟对爱因斯坦的批评有欠公正，失之偏颇。爱因斯坦虽然对中国古代文明缺乏专门研究，但他作为有史以来最富创造性的科学大师、最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之一，他对科学的本性有深刻的理解。他给斯威策的回信并不是轻率的，更不像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那样在编造故事。40多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这封信，愈益感到其中闪耀着不灭的真理的光辉。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高尚的文化成就”〔4〕。 这对于评价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极为重要。科学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之一，其产品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只是现象的描述，也不只是停留在感性的直观上，而要深入事物的本质，以科学的概念、定理、原理、学说、公式等抽象形式来概括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科学知识的这一特点鲜明地展示了它内涵的文化本性，这一文化本性现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和重视，成为认识科学的重要新视角。爱因斯坦早已洞察到这一点，他给斯威策的复信正是基于他对科学的文化本性的睿智理解。因此，也许可以简要地称之为对“李约瑟难题”的文化回答（尽管是间接的）。这封信的不朽价值，可能也正在于此。
不难看出，这封信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指明了近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或两个前提，即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现在要问：从精神产品、知识体系的角度看，科学是不是以此为基础呢？无疑答案是肯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都可以从希腊文化中找到萌芽。确实，希腊文化孕育了西方文明，而科学则更与希腊文化密切相关。柏拉图已经认识到，知识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东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的东西。在他的学园中有一著名的规定：不懂几何知识的人不得参加。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制订了三段论推理的各项形式和规则如矛盾律、排中律等。众所周知，欧几里得应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把当时已相当发达的、据信是从埃及传入的几何知识，整理概括为完备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创立了沿用至今的欧氏平面几何学。欧氏几何把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列为不证自明的定义和公理（共给出23个定义，5个公设和5个公理），然后运用逻辑规则演绎出了一系列的几何命题。欧氏几何充分展示了逻辑的强大力量，为科学建立了规则与范式，告诉人们科学不能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要从中抽象出若干规律性、普遍性的知识，并以一定的逻辑形式或符号体系表现出来。早在古希腊，阿基米德便运用几何的方法，先提出若干不证自明的公设，再从中推演出定理，包括著名的杠杆原理：当两重物平衡时，所处的距离与重物的重量成反比。根据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写信给叙拉古的海罗大王，自豪地宣称假如有另外一个世界、他又可以到那里去的话，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够移动地球！这一传扬千古的轶事生动地说明，欧氏几何所体现的形式逻辑体系确实为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不管科学如何发达，在形式上总要符合逻辑、做到逻辑上自洽。即使是基本假设与欧氏几何完全不同的非欧几何，也不能违背形式逻辑，也必须在逻辑上自洽。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用的就是非欧几何（黎曼几何）。由他来肯定和强调欧氏几何的形式逻辑体系的作用和地位，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相对而言，古希腊哲人比较重视理性而轻视实践，在他们看来，学者只应该用思维去追求知识，所谓“学者的传统”与“工匠的传统”是泾渭分明的。直到中世纪，欧洲医学院校上解剖课的老师只讲授盖仑的著作而不从事解剖，具体的操作交由“理发匠”之类的下人去做。到文艺复兴时期，风气渐变，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这句名言最好地表述了新风气的特征，而新教伦理也主张通过劳作来认识自然、敬奉上帝。强调实验之风反映了哲学观念的变革，同时也是新兴资产阶级应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的需要。弗·培根反对只吐丝不采集的“蜘蛛式思维”和只采集不加工的“蚂蚁式思维”，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科学实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巴拉塞尔苏斯、哈维等学者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尔后，伽利略一方面把自制的望远镜指向天空，进行各种实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大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必须通过数学的抽象才能揭示其奥秘。伽利略之所以被称颂为近代科学的开创者，就在于他坚持了这两方面的结合，不仅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方向，而且作出了惯性定律等重大成果，为近代科学提供了范例。牛顿力学则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牛顿经常几个星期埋头于实验室，并且充分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观测资料，他的发现推迟近20年公布，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等待新的观测结果。特别是，他用三条简洁的力学定律（如F＝ma ）和万有引力定律
把天体的运动和地面上的运动统一起来， 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宏观力学现象，为科学研究树立了一个千古不朽的榜样。
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的评价标准时曾经明确指出，第一，“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他称之为理论的“外部的证实”或实验证实；第二，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即“逻辑的简单性”，他称之为“内在的完备”〔5〕。这两条标准已得到广泛承认，我认为， 它同给斯威策信中所说的科学的两个基础是一致的，至今仍然有效。
在该信的第二部分即有关中国的部分中，爱因斯坦指出了中国古代贤哲没有迈出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步，说白了，也就是中国古代没有达到近代科学的两个基础。这是不是事实？诚如李约瑟研究所无可争辩地表明的，中国在宋代以前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技成就，其水平总体上超过当时的西方。然而，这一不争之事实并不必然否定另一不争之事实，即爱因斯坦所指出的事实：我国古代发展出了像《老子》一书那样充满智慧的辩证法或者说“辩证逻辑”，但形式逻辑却很不成熟。墨家是比较重视逻辑的，墨子已有初步的力和力矩概念，认识到杠杆的平衡不但取决于加在两端的重量，还与“本”（重臂）和“标”（力臂）的长短有关，得出了“长、重者下，短、轻者上”的结论，这当然很了不起，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之形式化为杠杆原理。我国古代不少科技成就都有这个特点。至于科学实验，我国古代虽是有的，如早期的人体解剖、“尝百草”、墨家的光学实验、长期的天文观察以及炼丹家们的一些化学实验等，都有过光辉的记录，不过第一，像古希腊一样，我国古代也是轻视实验的，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劳心者对于那些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第二，更没有通过系统的实验去发现因果关系。清代学者阮元说得很坦率：“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6〕邱鸿钟先生在其所著《医学与人类文化》一书中谈到医学实验时也认为，中医既缺少实验，也无需实验。我赞同这种看法，而且认为我国古代的另一些科技亦同样如此。
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是用不着惊奇的，倘若走上了这两步倒是值得惊奇的。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从中国古代文化与希腊古代文化的差异来看，不能不承认爱因斯坦之言的严峻与深刻。李约瑟本人也多次提到，中国古代的科学并非理论科学或实验科学，而是“经验科学”、“中世纪式科学”。可见，他事实上也无法否认中国古代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那么，爱因斯坦的短信是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呢？李约瑟批评爱因斯坦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王国忠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说爱因斯坦的信对“欧洲中心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在西方学术界， 确有人宣扬和信奉西方中心主义、否定和贬低东方文明，似乎文明是西方人的独创和专利，东方人只能接受西方文明的灌输。毫无疑问，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李约瑟的伟大贡献，就在于通过他和他的集体的长期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古代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文明。据我所知，爱因斯坦对东方文明是尊重的，并不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者。他给斯威策的信，乃是基于他对近代科学的理解，如上说过，他的理解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也是深刻精到的。近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确实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众所公认，世界科学中心从文艺复兴至今已发生过五次转移，从最初的意大利（1540—1610），到17—18世纪的英国（1660—1730）再到后来的法国（1770—1830）、德国（1810—1920），直至当今的美国（1920— ）。这是客观的事实，无可否认。有趣的是，首先指出这一现象的并非是西方人，而恰恰是东方的日本学者汤浅光朝。难道这也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吗？当然不是。同样，爱因斯坦指明了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也不应被指责为“贬低非欧文明”。即使有人利用他的崇高声名来宣扬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能把账记在爱因斯坦上。我认为，中国学者固然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以维护民族的尊严，但同时也要警惕以民族自尊为由，掩饰自己的落后和缺陷。
三
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讲演中，李约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说：“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我们强烈地倾向于相信，假如中国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像在欧洲那样允许或有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诞生的话，那么，早在三百年以前中国文字也许就会变得适合于科学的表述了。”在其他地方，他也多次强调类似的观点。例如，在为纪念贝尔纳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撰写的论文中，他写道：“所有这些问题（指李约瑟难题——引者）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8〕后来，他又指出：“经过对中国与欧洲之间社会与经济类型之差异的分析，当事实材料完备之时，我们终会说明早期中国科学技术之先进以及现代科学仅在欧洲之后起的原因。”〔9〕
必须公正地充分地肯定，提出社会经济的角度，这是李约瑟对科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由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使得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准备考察科学，而拒不承认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他们乐意认为，科学的进步，唯一地是通过内在或自发地产生的概念和理论的、智力或数学的技术，以及实际的发现的方式而实现的，就像火炬从一个伟人传到另一个伟人手里一样。”〔10〕不仅是科学史家，即使像拉卡托斯这样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也一生都坚持内在论的立场，并激烈地谴责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科学的外在论是荒唐的、毫无价值的〔11〕。如果考虑到西方学术的这一背景，那就会对李约瑟的理论勇气更为钦敬。
科学当然是一种知识体系，但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曾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李约瑟在青年时代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真阅读过《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是著名的“左派”科学家。当他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时候，当他提出和回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很自然地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尤为可贵的是，通过中国的实例，他已成功地证明社会经济的分析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由于受30年代盛行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给人以比较简单、过于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印象。在1931年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最为轰动、在科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是苏联代表团的参加，其中尤以苏联物理学家格森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反响最为强烈。格森认为，“要对牛顿的活动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最重要的是把牛顿，以及牛顿的工作和他的世界观，都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加以认识和理解。”据此，他详细考察了英国16—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商业、航运、制造业等的发展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且断言牛顿所创立的力学体系完全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其缺陷（如保持“第一推动力”）也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内在论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方学术界，格森的报告无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自有其历史功绩；在后来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默顿的工作中，在开创科学学研究的贝尔纳的工作中，都不难看到格森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格森的论点是片面的、简单化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在1890 年6—9月中，恩格斯写了几封重要的信件， 严肃批评当时德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乱贴标签的恶劣学风，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他还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2〕我认为，恩格斯的这些信件至今仍有着方法论的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顿力学这一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言，它也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经济的根源；我们不妨追问：万有引力定律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什么需要呢？
李约瑟是伦敦会议的重要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他对格森的报告感到新鲜和振奋。多年之后，在他认识到格森论点是粗糙的、甚至有“庸俗”之嫌的时候，仍然深情地表示：“我们毫不后悔地宁可向格森的幽灵焚香”〔13〕。我认为，格森的论点对李约瑟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他多次表示倘若中国发生类似欧洲的社会经济变革的话，那么近代科学革命就会在中国出现。但是从一百多年来唯一保存下来的中医的发展历程表明，仅有社会经济的变革是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的。
今年4月，王国忠先生告诉我，李约瑟的观点也是发展变化的。 确实，就在他批评爱因斯坦的那次讲演的“导言”中，他曾指出：“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他如此长期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不大可能只看到社会经济因素对科学的作用，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必定对科学的内在本性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李约瑟观点的发展变化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
李约瑟研究所现任所长何丙郁教授认为，中国科学衰落和迟缓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中国科学本身固有的障碍、政治和社会的因素、以及本国文化与邻国文化的交流三方面来分析。显然，这与李约瑟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他又说，作为回答“李约瑟难题”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结论的第七卷的内容大概不会超出上述三方面的范围太远。〔14〕可见，通过长期研究和内外争辩，一定会逐步求得比较统一的认识。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15〕这反映了当前的学术思潮。尽管外部论和内部论都有其合理性，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终究是片面的；尽管深刻的片面也许比平庸的全面更有价值，但全面性终究是知识的追求。因此，我们在对李约瑟表示敬意的同时，不能不同时指出他的不足之处。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在关于“文化中国”的一次讲演中说，文化中国不仅包括大陆和港澳台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几千几万华人，而且应该包括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研究、与中国有较多联系的欧美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杜教授特别提到，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李约瑟博士最有权威，至今还“无出其右者”。一个外国人，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终于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史实确立了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一千多年的领先地位，破除了西方学者否定或低估中国科技成就的偏见。李约瑟赢得崇高的学术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尊敬，是很自然的。
随着李约瑟影响的扩大，李约瑟的研究也逐步成为一种范式，被许多人所信奉和遵循，特别是在中国。在李约瑟指导下由坦普尔撰写的《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中译《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中国的不少报刊和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竞相译载和出版，一时广为传播，这当然有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可是，这100 个世界第一是否都经得起推敲？更关键的是，研究中国科技史能否只是肯定成就？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继承李约瑟开创的事业。这里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完全按照李约瑟的思想和模式，不越“雷池”一步；另一种，发扬李约瑟好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高度的理性精神反思李约瑟的工作和思想，试图在某一方面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赞同后一种方式。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如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创新，需要发展，现在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逐步超越李约瑟范式的时候了。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甚至曲折，于是还需要批评，需要争论。如此循环往复，才能达到新的高峰。
这样做，是不是对李约瑟的不敬？在纪念爱因斯坦70寿辰的文集中，玻尔的文章通篇说的都是他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有一本叫《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的书，里面都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相互批评相互讨论的文章，书中强调批评对于知识增长所具有的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相信，只要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有利，李约瑟的在天之灵是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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