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艺术的阴阳本原与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原论文,审美观论文,阴阳论文,古典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在汉画像石艺术的研究方面，尽管不乏厚重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应看到，研究者的著录、摹刻和考释还大多停留在画像石本身，对于深隐在汉画像石艺术背后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例如生态美学等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爬梳和阐释。事实上，汉画像石作为自然灾害频仍历史时期的墓葬装饰艺术，确实蕴涵着极为丰富和极为宝贵的生态意识。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克服近百年来西方主客二分认识论模式给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带来的束缚，实现生态美学实质意义上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汉画像石艺术所凸现的生态智慧，还可以为当下消除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营造美好的生存环境，提供有益参照。
刘汉皇朝践祚四百余年，发达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科技尽管在我国古代史册上曾留下了重笔浓抹的锦绣华章，但是，此伏彼起的兵燹战乱在对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对生态资源也往往造成致命性创伤。急剧飙升的人口数量和人们对于土地、林泽资源所实施的掠夺性开发，使天时的润泽和山川的恩惠很快在许多地区化为乌有。汉代的自然环境渐渐变得脆弱不堪，调节生态和遏制灾害发生的能力大为降低，自然灾害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蔓延不息。据邓云涛《中国救荒史》统计，“灾患之作，竞已达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蝗灾五十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风灾二十九次，大歉致饥十四次；疫灾十三次；霜雪为灾九次。”[1] (P11)“仅次于年年有灾，略多于隔年有灾。”[2] (P80)“寒气错时，当温而寒”、“盛夏多寒”、“湖沼淤涸”、“覆沙飞扬”等表现灾异的词句更是充塞于前后汉书的字里行间。有着灵感思维特质的古人，其生态意识也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对风调雨顺的期盼中逐渐觉醒，使他们迫切想与自然环境和宇宙万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相互依存的关系。汉画像石艺术所具有的生态质性就是在人与自然一体文化心理的促使和作用下，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环境的结果。
汉画像石艺术的生态旨趣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谐和阴阳意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认为，阴阳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是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化育的根本原因，阴阳的对立统一与和谐平衡是人类享受生活欢愉的重要基础。作为人类的生命本原，人只能与之相合相谐而不能相克相胜。人作为阴阳的直接化育之果，与阴阳一体共生，其生存发展难以离开阴阳这一母体。人的愿望和福祉只有在与阴阳相合相谐中才能实现。人的这种“类本质根性”已深入骨髓，在画像内容的设计及画像位置的设置上，总是体现出一种对阴阳的依附性与谐和性。汉画像石艺术中的天象图就形象生动地表征了这种阴阳印象。考察汉画像石艺术中的星象图，其显著特征便是尾宿总和月亮共处一石并同时出现在女性墓葬中，而男性墓中则常刻大明、神虎。月亮为阴，大明为阳，“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3] (P25)尾宿近心宿，代表女性，《史记正义》曰：“星近心第一星为后，次二星妃，次三星嫔，末二星妾，”[4]“在朝喻后妃，在野指主妇。”[5] (P115)《风俗通》有“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的判断。由于虎为阳物，与太阳同属，故刻绘有阳乌与神虎的画像石常被置于男性的墓室中。唐河针织厂出土的夫妇合葬画像石墓，女墓室顶刻绘有月亮尾宿，男墓室顶刻绘有阳乌神虎，当是与阴阳相谐的佳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来的汉画像石艺术及其创造活动，不仅在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领域充满激情地畅想着诗意的地下生活，而且在文化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轻松地步入了以具体、常见的视角感受图案来直接隐喻阴阳文化性结构的天地。“柿蒂纹”是四川、江苏、山东等地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图案，泸州市大驿坝1号墓、南溪县长顺坡3号墓、江安县桂花村1号墓、绥德穹窿墓、嘉祥象山墓等都出土有这种图案。“柿蒂纹”用连线沿中心点将空间一分为四，每根线的末段都由尖角指向无限的远方。据汉画像石图像志研究，这是一种阴阳象征符号。尖角所指，表示阴阳的无穷和无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 (P188)这种立足一点向外扩展图式的大量出土，即说明阴阳作为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核心，已经渗透到古人情感心理的方方面面，从而在汉画像石艺术的创作中自觉地体念和表达某种同阴阳更为直观、广泛的联系。
古人认为，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音乐为阳，礼仪为阴。因此，春夏祭祀时为利养阳，一般舞乐齐备；而秋冬祭祀时为利养阴，常常无舞无乐。《礼记·郊特牲》曰：“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说的即是此理。察究汉画像石艺术，不难发现，墓凡建于春夏之季者，即有乐舞场面；墓若建于秋冬季节，一般无乐舞场面。汉画像石艺术这种与生态本原相一致的文化性存在，在为墓主及其亲人的各种幸福欲求提供心理保障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理辩气厚、义深意远的审美能力。
2.万物循环理念。由于人与世界万有皆由阴阳化育，因此，尽管它们各有其种属，“不形相禅”，但仍然“始卒若环”[7] (P240)。在这一环链中，虽然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具有其他动植物所没有的功能和智慧，但是，从生态哲学看来，由于它们属于同一个生命本原，因此人与万物均为生物链上的一环，地位同等，在参与生物环链的物质循环时与其他生物享有相同的权利待遇而不应特殊。汉画像石艺术最重要的生态理论价值，便是将人与世界万有一道纳入了生物链的循环，通过对从生命到生命的无穷物质循环过程的展呈，着意凸显了人的生态本性中跟万事万物既异又同、须臾相连的一面。画像石显示，由于人类的辛勤劳作和大自然的慷慨赠予，鲜嫩的植物和甘醇的果实育肥了鹿、鸟、马、牛等动物，这些动物被更加凶猛的食肉动物如虎、豹、狼、鹰等吃掉，而虎豹狼鹰却又在席卷大地的狩猎狂潮中被烹饪成美味佳肴进入人的肠胃。在1994年南阳市达士营村出土的“耕耘”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过程。[8] 人的这种环链生态本性，除《东观汉记·世祖光武帝纪》有所记载外，其后的古籍也多有描述。例如陈寿《三国志·魏书·高柔传》和裴松之注《魏名臣奏》所载录之高柔故事中，高柔对于禾苗、鹿、狐、狼、虎诸方面关系的分析，即是关于生物链的早期认识。古人对于生态环链性认识得如此深刻，是汉画像石艺术形象地表现它的基础。汉画像石艺术表达了一种与历史记载完全一致的美学语汇。另外，从阴阳出发，汉画像石艺术显然是把宇宙分为日月星辰的天上世界、神禽瑞兽的仙人世界、山川生物的人间世界和魑魅魍魉的冥府世界等4个部分来表现的。这4个世界在人的想象中不仅被统一在一个大的图式中，而且它们各得其所，各有分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完整的宇宙空间。人类只有从生态环链性的角度来界定自己的本性，把自己的权利欲望严格限制在所处环链的范围之内，“无为而为”、“自然而然”，与世界万有保持密切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闪烁出科学的亮花，才能跟生态存在论哲学的“普遍共生”、“内在价值”观念相契合，人也才真正具有人性。
3.看护世界的觉悟。人虽然跟世界万有具有相同性而处于生物链的某一环，但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他物者，还在于人与世界万有相比存在着相异性。理性是构成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显著特征。也正是理性成分的羼入，使人能够判断出自己和动物的行为是否会对生态环链的良好循环产生不良影响，从而自行修正或实施必要的干预。“看护地球”[9] (P136)是人类生态本性的重要体现。在汉画像石艺术中，古人不仅通过丰富的想象在努力勾画着自己美好的生存，而且还凭借自己的理性自觉对自然施行着维护的功能。汉代虎狼之患严重，已威胁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对于虎狼这种只顾自己口腹之欲而不关心其他生命存在的嚣张行径，汉画像石资料中除大量表现人与虎狼拼争的场面外，往往还见到人类主动猎杀虎狼的内容。南阳市郊出土的“骑射田猎”[10] (P44)画像石上，当一虎竖尾张口扑向惊马时，一骑士引弓怒射，另二骑士则从后面予以围剿。南阳市七孔桥出土的“巡游田猎”[11] (P128)汉画像石上，行走在巡游队伍最后边的两驺从拽弓搭箭向疯狂扑来的恶虎激射。山东滕县西户口汉墓[12] (P29)和南阳七里园王庄汉墓[11] (P120)出土的画像石中，皆有大量发弩射虎的画面。生物圈中每种生物都应享有生存、繁衍和体现自身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必须以尊重其他物种的权利为前提。人类要以自己的智慧约束其他动物的越轨行止，维护所有生命生存的环境。“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以致民无所食。南阳、山东“射日”画像石的出土，便是对这种破坏生态行径的制止，是人类“参赞化育”生态本性本质内涵的纵深开拓，反映了人类维护世界上所有生命正常生存的宽广胸襟。
汉画像石的民间艺术属性使它与主流文化不存在太多的内在一致性，民众对于阴阳观念的理解及其共同要求，使汉画像石艺术的创造者不可能将石上作画仅仅当作抒发一己情思的自由行为。它是在一种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受某种文化利益的驱使而创造的一种特定“审美形象”，一种用于民众精神交流沟通的文化载体。社会文化形态及其价值利益走向要求和规定汉画像石的思想内容及其创造过程必须观照、体念和表达民众和合阴阳自然的文化立场。汉画像石作为最直接体念和表达人们此种动机的艺术样式，在对社会群体文化利益认同的过程中，自己的审美观也被塑造成型。对于阴阳、自然的亲和与肯定，构成了汉画像石艺术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真实的本色美。从生态本性出发，汉画像石艺术将存在与具体的存在者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整体，通过存在者使存在走向台前。人与自然一体共生，阴阳和合化育万物的“存在”成为人的“类本质根性”。画像石艺术通过对人“类本质根性”的解蔽来显现自然生态系统本然状态的“存在”。在汉画像石艺术中，表现阴阳和合的图像甚多，而且常常出现在墓室的醒目之处。这些图像配置在墓室之中，既不是一种占有，更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既超然物外又触景生情进而对生之道进行观察体味的审美态度。人与阴阳自然之间是一种存在感应和体验的关系。此外，南阳、徐州、四川、陕北等地，沃野千里的优越环境，也是汉画像石艺术实现生态本真美努力的又一个基本因素。地理环境的优越，在养成“好稼穑，务本业”民风民俗的同时，生活的富足舒适也使社会滋长了纵情享乐的风气，“入则耽于妇人而不反，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13] (P105)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汉画像石中以田猎出行宴乐为题材的图像极多。斗鸡走狗，舞乐博戏，弹琴击筑，香车美食，欢宴和冶游的热烈场面，表达出一种对于感性快乐不加掩饰的沉醉、向往和赞赏。正是在这种描绘中，自然的价值因人的活动而得到彰显。海德格尔说：“艺术就是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14] (P21)汉画像石艺术所揭示和呈现的，尽管是日常身受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过程，但却是人本性的自然流露。失却这些内容，汉画像石的生态本真审美观便无从谈起。
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和谐美。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天地神人诸界和谐，主张人与自然相依相扶。《易·乾卦·文言》基于人与自然相通共感的生命体验，要求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儒家“致中和”，强调人与世界万有亲善，并把这种亲善当作与天地同生命节律的基础。孟子就认为，只有“尽心知性以知天”，才能“上下与天地同流”。道家认为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天地之体即为人之体，自然之性即为人之性。老子提出了“万物齐一”，庄子则追求“以天合天”。在道家看来，万物都是平等的，人类不是万物的主宰，不存在人类高于自然之说，人只有在自组织、自调节、自演化的体验中能动地与宇宙精神相合为一，方能实现物我同一，获得心灵和肉体的真正自由。这些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存在论生态意识，对于汉代人设计制作画像石时穿越认识论思维模式，从生态存在论视域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样，不仅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仙界凡间均被理所当然地纳入到了汉画艺术的题材范畴，而且在汉画像石艺术中，世界万有在交往中实现了彻底的平等和自由，整个汉画王国进入了浑融一体的和谐境界。南阳、徐州等地汉画像石墓出土的大量人、虎、龙、狮、象、马等共处的画像石和虎躯人首、龙(蛇)躯人首画像石无不提示了世间众生相依相存浑融一体的道理。人兽共居一处共合一体是说事物都不强调自性。汉画像石艺术的审美形式深刻地指向了这一本体价值。例如枣庄贺窑村朱作纪墓、芗他君祠堂、曲阜徐家村墓的汉画题记中，多刻有祝愿墓主及墓中虎、牛、马、羊、鱼等动物都常食天仓食物的祝辞。最为突出的，要数泗水县南陈村画像石题记，不仅祝愿人马龙虎等皆食大仓，而且还希望它们跟人一样，“长生久寿，不复老”。汉代人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态本性使汉画像石艺术成功穿越人类中心主义而实现人与各种怪禽异兽在画面上的和谐共处。不仅如此，汉画像石艺术中的人和动物都还具有体悟自己和他人平等的智慧，这种智慧体现在人和食肉猛兽在与弱小动物相处时都能自动收敛与生俱来的嗜杀之性，知道“同乐”和“与乐”。在汉画像石中，除了大量人兽共处同乐的内容外，人与各种动物一起竞技娱众的图像也较多见。1954年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石，50余人与禽兽同台演出，龙、凤、豹、鱼等动物多达10余种。演出形式除飞丸跳剑、都卢寻橦、掷倒、根挂、腹旋、高索外，还有戏马、戏龙、戏豹、戏鱼等。其场面之热烈祥和，规模之宏大壮观，在现实生活中亦为少见，是万物平等和谐相处的典型例证。如此规格、如此内容之画像石，亦可见于南阳麒麟岗西汉乐舞百戏画像石和成都羊子山东汉乐舞百戏画像石。汉画像石所表现出来的众生平等生命观，意在说明：人与自然万物同道同造共在，互为标志，相互依持，它们各有存在的价值，惟有尊重它们生存的权利，使每一个因子各得其所，和平共处，方才是一幅理想的生态社会图景。汉画像石艺术对于这一理念的阐扬，对于现今反对人类中心论，消除生态危机，创造人类“审美的生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自由宁静的生态理想美。汉画像石艺术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治的推行，官吏的选拔、察举和辟征等，都要严格遵循儒家的道德标准，以至于仕进的路径趋于单一，致使一些富人贵族干仕无门。同时，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怵目惊心，豪强地主的强大势力也是统治者心中一块久抹不去的心病。在历史教训和现实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光武、明、章等帝都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完备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虽对众多功臣大肆实施封侯封地，但在政治上却不给以实职实权，并剥夺他们的兵权；而且不许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大肆并县和废除内郡兵力，使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这样，虽然维护了统治，但因此而导致的宦海险恶之冲击波，不能不使贵族士夫对于仕途和世事产生一些别样认识。政治参与的忧惧体验所带来的心灰意冷，迫使一些人走上了“朝隐”或“退隐”的道路。可以认为，汉画像石的所有画面都传达着墓主的思想，我们从墓主将希望寄托在和谐自由的天国而非通常的现世和君恩之上，即可看出这些汉代贵族富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深深失望。汉画像石艺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全国出土的画像石中，刊刻皇恩或忠君思想的画像石不曾见到一块，而表现羽化升仙内容的画像石却蔚为大观。在羽化升仙过程中充当天地和神人之间桥梁的神禽异兽，不仅有龙、凤、鹿、虎，还有天马、飞廉和仙鹤。龙图腾崇拜，早在汉代前就已出现，但到了汉代，具有了驾乘升仙的意蕴。人乘于龙背，仙人引路，猛兽开道，自由的升仙观念凭借苍龙的飞腾品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鹿温驯敏捷，古人认为它常伴仙人左右，是人实现自由愿望的瑞物。南阳出土的“仙人乘鹿”画像石上，人神情悠闲自得地乘坐于鹿背，于云气升腾中飞行在升仙的路途上。虎乃御凶食鬼的百兽之王，在古人眼里，它是最能助人升仙的吉兽。南阳麒麟岗出土的“虎车”画像石上，三虎并驾一车，风驰电掣般拖着二人向仙境进发。天马、飞廉都是古人眼里难得的驾乘升仙工具，在南阳、徐州、四川等地均有大量出土。这些画像石都充满了升仙的喜悦和欢乐，人和动物无不处于飘逸自由的洒脱状态，具有了自由飞升的意义。人在这种特定的艺术场景中所达到的自由与和合，其实就是人自由本质的闪现。在这里汉画像石艺术实际已将人与天、地、神诗意交通的审美理想跟人的生态本性联系了起来。由于汉家政治日益窳败，僭凌横恣、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人命危浅，使人们对平安宁静十分渴盼。不过，在忧谗畏祸的心境中，他们认为宁静惟有在远离现实的墓冢中才能实现。张衡《冢赋》就表达了这种“幽墓”幻想。为防外界侵扰，墓门画中较多刻画了铺首、神荼、郁垒、青龙、白虎等具有御凶辟恶、击魍食魅性能的镇墓兽形象，目的是让这些狞厉丑恶的形象产生一种执搏挫锐的威慑力，镇压墓外妖邪，令飞尸流凶不敢妄集，从而佑护死者在其阴宅不受疫鬼祸害，永享地下审美的、本真的生存方式。这种把天、地、神、人的和谐自由视做人之本质而发抒蕴藉、造意无穷的艺术画像，其实表现了古人对生态理想美的不懈追求。
当今的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大气污染、气候变异等给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在自然的惩罚面前，生态伦理理论创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传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框架中纳入并提高自然的地位已成为全球性思潮。然而，也正是在这一世界性的人文思潮中，一些借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长远美好生存而明显带有反人类色彩的论调也甚嚣尘上。它们无视人类的生态本性以及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从物质主义角度机械静止地看待人类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偏激地认为人类除了威胁和毁坏生态平衡之外别无它能，不具有改变自己生存方式的智慧与意志。西方深层生态学把人类看成一种侵噬地球生命机能的细菌。生态整体主义更是绝对地否定人类吃喝穿用等基本的生存权利。这些理论之所以为世人所诟病，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倡导者忽略了“生态自我”，漠视了“以人为本”的传统观念，其理论并没有从深层揭示人与自然之间所蕴藏的本质内涵。汉画像石艺术是汉代人实践活动留下的花纹、符号，尽管这些花纹或符号中所包含的人本思想，较之“万物有灵”的石器时代和多神信仰的青铜时代都更为强烈[15]，但是，建立在人的生态本性之上的人本思想是在人与阴阳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形成的人文思想，是物我合一的德性“人本”。汉画像石的艺术世界，是具有德性人本的古人，在对社会关系、宇宙秩序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按照“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理念创造的另一个人文世界。它不仅上配天下顺地，而且德及飞鸟、水虫、草木，每一种符号或图像都具有超验的价值观念隐喻其中，因此，对于我们构建科学的生态社会和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创新而言，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第一，以公正平等的价值公理对待人和世界万有的生存发展权利。民胞物与，万物为民众的伴侣，同为阴阳所生，尽管它们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人有谋取之资格，但也不能贪淫放纵，任意妄为，采之无度。道家提出少私寡欲、崇俭抑奢，儒家则在强调自觉克制贪欲的基础上，从生态伦理出发，更明确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的主张，要求给自然万物以生长的时间。孔子在《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淮南子》在综合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根据时令节气的演化规律和生物生长发育特点提出了顺天意、尊时序、以时禁发的要求。汉画像石艺术虽然捃摭广博，内容繁富，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若将它们放置在一起作通观考察，很容易发现汉代人在用画像石进行墓室装饰时对于题材的审慎态度。这种审慎中蕴涵着极深的生态观念。直觉上最为明晰的，要数那些带有丧葬时间题记的汉画像。尽管这些记载的文字不是很多，但为认识汉代公正平等生态公理提供了可靠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生态关怀理念认为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汉画像石艺术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表现出对于自然生命节律的尊重。汉画像石艺术发展到西汉晚期以后，车骑出行、乐舞百戏、田猎宴飨、弋射捕鱼等表示欲望的内容逐渐增多，但有趣的是，由于春夏正值动植物的孕育生长期，于该节令建筑的汉画墓中，尽管舞乐百戏、跳丸角牴等画像内容层出不穷，但搏兽、田猎、弋射、罟渔等伐杀生命的内容却绝少出现。安徽宿县褚兰墓出土的墓志显示为建宁四年二月[16]，在出土的32块画像石中，尽管乐舞、拜谒、出行、祥瑞等图案应有尽有，唯独不见常见的田猎弋射内容。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建于永元四年五月[17]，画像石内容组合与褚兰墓大同小异。山东嘉祥墓、山东微山两城墓均有相同情形。即便如此，也应该看到，虽然人类在春夏二季具有保护生物环链上其他存在物生命的义务，但是人类在秋冬季同样具有享用动物肉体或从动植物身上获得愉快和满足的权利。《月令》规定在秋冬季节不仅可命网罟渔以取池泉之赋，而且可田猎禽兽以获山林薮泽。山东苍山汉画像石墓建于元嘉元年八月，画像石内容除宴饮、出行、搏兽、田猎之外，还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众人捕鱼的热烈场面。[18] 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墓建造于永寿三年十二月，有画像31石，弩射、捕兽的画面甚为抢眼。[19] 山东莒县东莞孙熹墓建于光和元年八月，1号石的第二、三层雕刻狩猎图。图中一狗正在扑兔，一人荷筚而行；一野猪立于树下，一人张弓欲射，另一人则持矛痛刺。第五层为射虎、叉鱼图像。[20] 毫无疑问，汉画像石艺术的生态思想在客观上体现了一种古朴的生物环链中的平等理论，即著名生态学者阿伦·奈斯所说的“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21] (P51)这些画像形象地说明，生物环链中的所有存在者，包括人类在内，都不应该依据自己的智能优势将其他生命视做奴仆，更不应该不受限制地一味实施占有和征服，在行使生存权利时也要铭记权利的限度，不能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秩序。
第二，诗意的环境是人类诗意生存的基础。人的存在不能脱离自然环境，所以古人特别重视阴宅在自然中的地位。西汉《天历包元太平经》云：“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鬼神还为害也。”[22] (P182)把墓室构造和室内装饰与天道自然的圆融一致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古人为使其先人“根种”置于善地，以利其后世吉祥昌盛，家声远播，解除逝者的注讼，护佑生人免遭殃咎愁苦，强调画像内容跟阴阳、环境的交汇调和。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 (P188)汉画像石墓葬中除用一些图像象征阴阳和合，于墓门雕刻图案镇凶辟邪，不让野鬼妖祟入侵，实现墓室环境的安宁祥和之外，还刻画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并着意突出其盎然生机、无穷妙趣，试图以此佳境给死者带来一种与自然万物融洽浑合的快乐，即与自然同一的“天乐”。这类图像在汉代墓中的大量出现，既是汉画像石艺术生态本性的使然，也是由重视人类生存权实现向重视居住环境权延伸的体现。汉画像石这种偿愿于冥世，把环境作为人类“诗意地栖居”[23] (P221)的必要条件予以确认，并在与阴阳及周围环境相统一的背景中追求诗性栖息的艺术实践，无疑扩大和丰富了“以人为本”传统理念的文化内涵。肯定环境的价值，在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环境进行维护和改善。汉画像石艺术的这一追求，启示我们在强调人类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时候，也要对环境投以应有的注意。
第三，爱应由爱亲人向爱万物跨越。汉画像石艺术的创作因出于古人对死去亲人的孝敬和关爱而充溢着强烈的仁爱精神。汉画像石艺术不仅特别关爱人世间的各种飞禽走兽、异花奇木，而且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依相扶，讲求“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自觉地把慈爱、悲悯的情怀施予其他物种。它在客观效果上已突破了“以人为本”的“爱从亲始”的限制而将仁爱扩大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在汉画像石艺术中，禽兽图像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常常被刻绘在门楣、门扉等重要位置。俞伟超主编的《中国画像石全集》7卷共收录图版4689幅，禽兽图像就占到3375幅。顾森编的《中国汉画图典》共收录图版2745幅，禽兽图像也占到2223幅。通过这些浩繁的图像，特别是通过古人对于动物与人、动物与神、动物与动物伦理关系的处理和表现，可以使我们领略蕴涵其间的那种关爱人间万物的思想情愫。“徒手搏兽”是汉画像石中的重要题材，内容繁富，形制厚重，既有搏牛、搏马，又有搏虎、搏狮。这类画像石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在自然生命面前不因自己的进化而强调自身的优越感和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更不因狩猎工具性能的提高而自恃自傲。尽管《论语·述而》载有孔子不与那些徒手搏虎的人为伍的话，司马相如《上林赋》和扬雄《羽猎赋》也都明确表示反对徒手搏兽这样的冒险举动，进入汉季以后，这种徒手搏兽场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已很少发生，但是，在汉画像石艺术中仍然大量出现。这不能不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现实层面和想象层面不着意凭借外力征服、占有自然界生灵的态度。这既是人与万物平等共处、和谐依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进行地位自我保持、获得人生欢乐的基本准则。此外，与万物同在的理念使汉画像石艺术在坚持将平安生存当作最高利益的同时，更看重对于他人他物特别是弱者遇到困难时给予必要的帮助。当这种帮助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体物而不遗”，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关爱它物和弱者的悲悯情怀在汉画中有着充分的表现。例如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就有一人卧于虎口供其啖食的画像。南阳、陕北、四川等地的画像石中也不乏其例。汉画像石这种慈爱精神和悲悯情怀，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抚慰人类因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而导致的焦虑忧闷心情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的发展不应威胁自然的整体性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人们应该像样地对待所有生物，保护它们免受摧残，避免折磨和不必要的屠杀。”[9] (P146)爱人类、爱动物、爱自然的情怀，既是灵魂栖息的温馨港湾，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生态本性出发，汉画像石艺术将人类跟自然看作一体，认为它们无时不处在有机和谐亲善的关系中，世界万有都是人类愉情悦性的对象。这种认识包含着强烈的生态意识。汉画像石艺术所隐含的“普遍共生”、“生物环链”、“生态价值”、“仁爱情怀”等生态美学问题，也蕴涵有极其深刻的当代内涵。在审美层面上，若对汉画像石的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合乎当前实际的改造和转换，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来说，意义不仅显得重大，而且显得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