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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
担任过有着90万册藏书的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曾经自豪地说过：“我一生都是在书籍中旅行。”这样的一生真令人神往。他是一个极富于神秘感的作家，神秘到在许多作品里，他竟然让时间或空间作为主角，就像现实主义小说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一样，充当着故事的主人公。同时他也是一位对书籍富于同样的神秘感的学者。他悉心考察过人类对于书籍崇拜的历史，写过《论书籍崇拜》。他认为，人类对于书籍的崇拜致使书籍“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成了目的本身。”他援引了马拉美的说法：世界为一本书而存在；或者反过来说——如布洛伊所言：“我们是一部神奇的书中的章节字句，那部永不结束的书就是世人唯一的东西；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世界。”
1950年博尔赫斯写过一篇散文《长城和书》，探讨了秦始皇焚书的动机。他认为，秦始皇的焚书，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开始时间”，以期让时间与“始皇”之称相匹配。他这样想象：“始皇帝筑城（长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不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他认为，秦始皇在时间范畴上的焚书和空间范畴的筑城是一个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博尔赫斯的这种解释，也隐隐透露出了他对于书籍的一个可怕的观念：书，也许是统治人类的另一种形式上的专制？因为，当书籍包含了世界的时候，它们同时也就吞噬了一切。就像他在另一篇散文《沙之书》里写到的那样：书，就像沙子，将是无始无终的，任何人都无法找到它的最后一页。
卡夫卡的“地洞”
很少有作家像卡夫卡那样性格内倾和甘愿自我封闭。他在世上只活了41岁。他用短短的生命创造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的模式。他建筑了一个纯属个人的、极端孤独和封闭的城堡或地洞。有人把他笔下人物的那种本真的生存状态视为整个20世纪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象征，不无道理。
卡夫卡在写给他的第一个夫婚妻的书信里，曾为自己设想过：“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他的一部短篇小说《地洞》。那个蜷缩在自己营造起来的、封闭式的地洞里，异常灵敏、时时警惕着外界的入侵者的小动物，不正是作家自己的象征？
卡夫卡的遗嘱里曾有这么一项：他要求与他有着22年深厚的友情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在他死后，将他的日记本、手稿、来往书信、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不仅如此，在他生前，他就亲手烧掉过10个大的四开练习本——他的很重要的一些文学手稿。他这些举动，当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仅仅是他对自己的作品的质量要求严格。不，实际上这同样显示了卡夫卡的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相对抗，从而维护自己的内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他渴望，他是他自己营造的地洞的唯一的主人，而换了任何一个外，他都是不欢迎的。
怎样来理解卡夫卡呢？如何来理解卡夫卡的“地洞”呢？对我来说，卡夫卡永远是一个谜。“卡夫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郁闷、抑塞、沉重的象征。
屠格涅夫式的纯朴
屠格涅夫是一个纯朴、干净和善良的作家。
都德在《巴黎三十年》里，这样描写过客居此地的屠格涅夫留给他的感受：“斯拉夫的雾飘浮在他的全部作品上，使它显得朦朦胧胧，使它颤动不已，而他的谈话呢，也好像被雾所淹没。他说给我们听的，开始时总是说得很困难，不够明确；接着一道阳光，一个决定性的字眼儿穿过，云雾突然消散了。他向我们描述他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的、人云亦云的那个别列津纳河的俄罗斯，而是一个麦子、花朵在骤雨下孕育的、夏季的俄罗斯，有着茂盛的青草和嗡嗡的蜜蜂声的可爱的俄罗斯……”
使都德记忆犹新的是屠格涅夫多次给他讲过的那些如同田园诗般美丽的“片段”和“角落”。有一次，屠格涅夫讲起他在狩猎地区遇到的、他曾经一度爱上的一个磨坊主的女儿的故事。“你希望我送你什么？”屠格涅夫在进城前向她问道。猜那个美丽的姑娘怎么回答？她红着脸说：“你给我从城里捎一块肥皂来吧，好让我把两只手洗得喷香，你可以像吻贵夫人那样吻我的手。”
这真是典型的屠格涅夫式的人物和屠格涅夫式的生活细节。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纯朴和干净，虽然不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境界，但纯朴和干净总是好的。假如没有纯洁和精致的《初恋》，没有田园诗一样美丽的《处女地》和《白净草原》，很难想象，屠格涅夫会是什么样子。
“我散步去了”
生，还是死，的确是一个问题。
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一位诗人是这样设想的：登一个记，受一些技术训练，许能通过考试，及格了，就登上一架航天飞机，作太空的遨游，然后飞到极远处，永远不再回来。
另一位画家，则这样设计：时候一到，铃声响了，便不再犹豫，像做一次不太远的旅行一样，提上小小的简易的行囊，轻轻地关上自己的大门，微笑着，向规定好的那个旅途走去。
“再见！我们还会相逢的。”
类似的话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反正事情迟早总会发生。
果然，一个春日的下午，73岁的川端康成像往常一样迈出家门，回头对家人说道：“我散步去了。”整个下午，他在宁静和煦的阳光里——在他心目中的、永远带着淡淡的春愁的美的光景里，徜徉着，步态怡然，神色安详。当天夜晚，人们发现，这位优秀的文学家在离家不远的工作室里，已经自杀身亡了。
仿佛樱花在午后静静地飘落，又如夕阳在黄昏时默默西沉。如秋叶之静美，似白雪之安详。这一生追求美的人，本世纪东方最伟大的美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用最后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一个美学：“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与一只蜥蜴的对话
列夫·托尔斯泰比契诃夫年长32岁。托翁不仅欣赏契诃夫的文学才华，而且对契诃夫这个人，怀着一种深挚的仁爱之情。有一次契诃夫和高尔基结伴去看望托尔斯泰，他们交谈得非常自由和愉快。高尔基观察到，每当托尔斯泰看着年轻的契诃夫时，他（托尔斯泰）的目光就会异常温柔，仿佛正在用自己温柔的目光轻轻地爱抚着这个年轻人善良的脸庞。当契诃夫站在一些花草旁默默欣赏着的时候，托尔斯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忘情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夸赞道：“瞧，多么可爱，多么美妙啊！又谦虚又安静，像个小姐一样，而且走起路来，也像一位小姐，简直是……一个奇迹。”
还是这位仁爱的托尔斯泰，当他背着人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小声地问一只小小的蜥蜴道：“你过得好吗？你？”这只小小的蜥蜴正在狄尔白尔大道上一丛灌木中间的石头上晒太阳。它怎么能知道它面对的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站在它面前，一只手插进他的皮带里，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前胸。这位伟大的人物向周围失望地看了一眼，接着又对小小的蜥蜴说道：“我呢，我却过得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