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林匹克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的关系时，往往比较关注作为近代思想产物的奥林匹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性。今天，当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与奥林匹克主义相比较的时候，竟惊异地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或许，这正证明了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伟大的文明之间在价值的基本取向方面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相似。
一、身心平衡一致的人生哲学
1881年，希腊古奥运会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宣告结束，古奥林匹克的光芒突然从一千多年的废墟下喷射而出，照亮了整个世界，18岁的顾拜旦从爱琴海深处传来的潮响中倾听到了雅典人神圣的声音。站在塞纳河畔，奥林匹克复兴之火在他心中燃烧。而对那些摄人魂魄的运动者雕像，他陷入了苦苦的思索：除了竞技以外，奥林匹克还是什么？
27年后的1908年第4届伦敦奥运会期间，顾拜旦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复兴奥运会》一文。他在回答“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有什么不同”时强调：与后者相比，奥运会还有“别的东西”。顾拜旦所说的“别的东西”显然并不是指竞技本身。他在文章中提出：“古奥运会光辉之处在于它的两条原则：美与尊严。”在其晚年所作《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初创宗旨》一文中，他更将宗教精神、精英至上、骑士精神、神圣休战及美的创造等作为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要素。这就是顾拜旦的答案：奥林匹克不是一般的竞技，它是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一种新的全人类共有的现代社会运动。复兴奥林匹克不是举行一般意义上的运动会，它赋予体育以某种更伟大、深刻、崇高的意义与价值。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顾拜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从古奥运会遗产中得出了体育竞技是身心二元文化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世俗所认为的它只是“身”的一元文化的观念，从而确立了新的体育竞技价值观。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将奥林匹克主义阐述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
较之希腊人，中国人似乎较少有身心分离的焦虑和恐惧。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身心不二是基本的人生哲学和生命理念。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养生、武术、围棋等，都渗透着“形神合一”的生命理念和古典体育观。就是蹴鞠和马球这样的竞技活动，也同样注重礼仪道德一类精神因素。可以说，虽然古代希腊与中国在体育形式上有较大差异，但就通过体育手段来培养和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完善这一目标上，则是基本相同的。
与顾拜旦差不多同时的罗素曾经指出，中国的许多文明可以从古希腊文明中找到，但是，中国文明中却没有西方文明中的其他两个因素：即犹太教和科学。（《中国人的性格》）如果我们同意罗素这一看法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通过体育的手段和途径来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发展，恰恰是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共同点。
体育的目的在于追求人类身心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致性。
二、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
作为法国人，顾拜旦为什么不去追随当时风行欧洲大陆的德式体操，而要一意孤行地宣扬推行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不屑的英式户外竞技？为什么他不去搞当时已开始流行的各类锦标寨，而是另起炉灶，呕心沥血地去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其原因就在于顾拜旦认为，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的竞技运动较之德式体操和各类锦标寨更能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
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的理念来自顾拜旦对古希腊奥运会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体育与竞技不应是肌肉和力量的无意义眩耀和展示，也不应是单纯对比赛胜负结果的追求，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培养和教育手段，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肌肉、力量、还有纪录和金牌当然是奥运会追求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在体育与竞技中获得美的享受和人格的尊严，建立公平竞争的意识与集体意识，从而培养出时代所需要的完整人格与品质。在顾拜旦看来，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与德式体操以及各类锦标赛的最大区别。
对于中国人来说，顾拜旦的这一观念不难接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泛教育思想本身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中国最早的体育就是一种教育文化。孔子不仅早就提出过“智者乐，仁者寿”的命题，而且象“六艺”中的射和御，风行一时的射礼和投壶，甚至像打猎这种在古代世界王宫贵族中普遍流行的运动以及蹴鞠、马球这样典型的竞技，也被赋予了儒家教育的意义。
在体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体育思想与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教育理想可谓不谋而合。这固然一方面表现出中国文士教育的结果和“重文轻武”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重视文化教育，力图将体育活动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的传统。
诚然，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求的工业文明时代的理想人格与道德模式与中国古代的儒家人格有本质上的差别。尤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在公平竞争中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与中国儒家和道家所主张的“中庸”、“不争”更是旨趣迥异。但是，由于现代奥林匹克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均赋予体育以文化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因而两者之间实际上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与对话基础。
三、建立积极而完整的生活方式
在复兴奥林匹克的过程中，顾拜旦进一步发展了竞争与奋斗的观点，将其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精神原则之一。在他对奥林匹克主义的阐释中，除了宗教精神以外，“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杰出人物、精英至上。当然，精英是在绝对平等的条件下产生的。”为了体现这一精神，顾拜旦亲自确定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顾拜旦的继承者们在1980年修定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将类似的精英标准视为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来的目标：“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
一些学者在东西文化比较中认为，中国人比较缺乏竞争性和奋斗精神。如果从广义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特征相比而言，这是事实。但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文化决不缺乏竞争性和奋斗精神。实际上，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具有伟大的进取心和奋斗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这一著名格言深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尽管中国没有产生奥运会，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却是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以前世界上最完善、也是最富有公平性质的竞争体系。这一点，早已为西方学者所公认，并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而言，虽然射礼、投壶、围棋、蹴鞠、马球、武术、捶丸、龙舟等活动没有发展成为奥运会那样的全民性竞赛制度和竞技文化体系，但就竞技的性质和规则的完善而言，却是毫不逊色。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射礼、投壶、围棋等活动中更讲究一种儒家式的谦让美德，但我们仍可在蹴鞠、马球、龙舟这样的活动中看到惊心动魄的竞争。
事实表明，与希腊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竞争意识，更不缺乏奋斗精神。它所缺乏的，也许只是一种鼓励和推动竞争的制度和对公平竞争原则的保障机制。但无论如何，在提倡“以奋斗中所体验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奥林匹克主义是完全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