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图式与学术史观——中国美学与现代学术史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图式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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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然要具有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研究主体的“认知图式”，因为认识活动就是运用这一图式建构对象材料的过程，它作为康德认识论的一个理论硬核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马克思所谓的在再生产之前就以“表象”方式存在的“生产观念”是其更确切的表达。二是学术史观，即关于概念、范畴以及不同体系之间的历史观念，这就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论问题，正是一个时代的学术史观，把人的需要、意志、目的性带进了客观的理性思维和知识体系中，使后者有所归属。它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更深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思维的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因此关于学术研究的历史观念，不仅潜在地影响着一门理论本身的学科建构形态及其价值意义，也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制约着它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流变。美学作为一门世纪学科，它的认知图式的建构，必然地要以中国现代学术史观为基础，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深层结构。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史观在现代史中不断发生的转型，也必然要在美学研究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通过认知图式与学术史观的综合考察，才能更确切地理解中国美学这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从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与中国美学研究关系的角度，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也就更值得重视，从“认知图式”的角度，可以说它一直是本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新诞生的学科，它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去研究美学问题和审美活动，这一直是中国美学界论争的焦点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本世纪百年以来的美学研究史，就是围绕着美学研究“认知图式”的建构与解构而展开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认知图式，经历了多次消解与重构的轮回，例如反映论说，审美表象论说，积淀说，突破说等等，其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互不承认对方的逻辑起点的自明性，另一方面又互以对方的认知图式为主攻目标，所有的批判无一例外地始于对方的思维方式，而终结于确立自身的思维方式。双方总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独断论的认知图式，因为感性与理性、认识与情感，本就是一种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它们在人性中都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如果强行加以解决，那就只能给人类认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混乱。如80年代刘晓波认为在积淀说的认知图式里只有“理性”，而未看到（作为生命更积极形式的）“感性”。90年代在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中也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就是认为实践美学已经过时，从而提出要彻底超越它；另一种则与此完全相反，认为它的基本结构是不可能被超越的。这一论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50年代关于反映论认知图式论争的继续。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它们能否争出或在现实中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它们各自的认知图式上所带有的强烈独断论色彩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独断论的认知图式，我认为：这是以这一认知图式为理论基础的美学本身无法予以解释的，而只有通过对中国现代学术史观的总体考察，它才能得到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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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学术研究都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知识论问题，这是由学术活动的理性本质所规定的，其目的在于探索关于对象世界的客观真理；二是伦理学的问题，作为一种对学术活动的价值评判，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它还包含着主观的需求、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制约。正如康德所指出，道德高于知识，或者如海德格尔所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如马克思所指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我们也可以说，学术研究的伦理学问题，不仅在理论意义上先于它的知识论问题，是后者之发生的真正秘密所在；而且在实践意义上高于它的知识论层面，是它的目的归宿。具体到学术研究，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如何建构一种纯粹的认知图式，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使知识与主体的价值需要统一起来，即以何种观念来进行精神生产，进而言之，它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建构作为认知图式之深层结构的学术史观。由此看来，学术史观正是主体的价值观与知识论相统一的桥梁，是向外拓展的求知活动与向内拓展的伦理活动的中介，所以它必然地要渗入到学术研究的认知图式中，并对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可以表述为：学术史观高于认知图式。因此从现代学术史观入手，来深入理解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则不失为一条极好的思路。
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当然不可能脱离有“三千年未见之巨变”之称的中国现代史。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形态的文化转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术活动的方式及其价值观，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构性转换。中国传统学术的总体规范即经学解释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本经立义”，“述而不作”。它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活动主体确定了（或训练出）一种伦理学的“认知图式”，一种在再生产之前就已存在的“伦理生产观念”。传统学术研究以经学之眼观物，一切对象无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化身。而突破封建经学的学术规范，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大树飘零已在所不免，到了新旧之交的本世纪初叶，可以说各种条件都已成熟，封建社会的崩溃为它提供了物质的现实基础；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则为它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学术史转型的角度，则意味着必须提供一种新的科学的“认知图式”，具体言之，也就是要以科学主义的知识论，来取代道德主义的伦理学。20世纪之交，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发生了一场具有颠覆意义的巨变，这就是从经学到史学的嬗变。这种源于封建时代的疑古思想之所以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正在于它具有一种朴素的科学主义倾向，并开了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先声。它的源头可以追索到中古文人对于考辨伪书伪文的兴趣，作为一种学术总体思路的形成，它奠基于清代的乾嘉实学，其后章太炎所提出的“六经皆名”的口号，可以看作是它的理论自觉，在世纪初，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使这一总体思路在现代学术史上波澜壮阔，成为一种时代主潮。例如历史学中的“古史辨”运动，诗学研究中的“诗史互证”方法，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考据学，经学研究中周予同先生提出的“六经皆史料”（注：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633-6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原则，以及解放后在各门人文学科中通用的“历史社会批评”模式，它们所体现出的新的学术精神即：客观化，实证化，科学化。因此，20世纪中国学术史嬗变的总体特征可以总结为：从伦理学的学术史观向知识论的学术史观的转型。
这一转型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生过程。问题在于，中国美学在摆脱了古典的经学认知图式之后（例如陈寅恪先生以“史学”来解释诗歌，以及我们教科书中通用的历史——社会批评方法，都是从历史社会本身而不是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阐述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又开始围绕着科学的认知图式（而不是自身）来旋转，如何确立美学的认知图式，这一中国美学首要的理论任务，在走向科学的时代大潮挟裹之下，未经任何反思，就把“走向科学的美学”当作最高目标，美学自觉地成为艺术科学或关于人的审美活动的科学。其症结正如分析哲学所指出的，人的价值问题不可能成为严格的实证科学，所谓伦理科学与审美科学最终也是不可能的。科学的认知图式一旦进入人的价值世界，也就必然要导致理性的独断论。这也正是康德限制知识的本意所在。由于理性任意越过了它自身的界限，由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学术史观对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制约，在此背景下所建立起来的美学认知图式，也就必然是独断论的。它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往往造成这样两种困境，其一是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之间关于认知图式的论争，在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独断论与另一种独断论的对立，它们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当它从理论上无法得到时，它就求助于各种实践的独断论，如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方式等。其二，它使美学研究局限于认知图式，而对美学本体论问题，如审美活动的生命内涵，审美自由与超越，人的生存的诗意澄明等，反而被深深地遮蔽起来。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也就最终异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辨的实证科学，成为它自身的对立面。这就是整个世纪一直困绕着中国美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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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认识到现代学术史观对美学认知图式的影响是不够的，这只是属于知识论层面；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它在价值论角度的影响。一方面本世纪的学术转型，随着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认知图式的衰微，它带来由依附经学到依附史学（科学）的转变；另一方面，从学术史观转型的角度，经学历史观是一种循环论，“天不变道亦不变”，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的历史观；20世纪以来取而代之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作为封建伦理的天敌，进化论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也可以说它是先于一切具体科学研究的存在论基础，是先于一切认知图式的先验图式，是观念中的观念。一旦对它的自明性进行追问，就会对我们美学研究中某些根源性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关于进化论，它根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论，这两种进化论作为一种历史观，不仅是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深深地渗透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并形成了一种进化论的学术史观，即把不同的认知图式、概念、理论体系，看作是通向真理的进化序列。它基于这样一个危险的理论预设：每一种新的认知图式都被看作是这一学术研究中的最高环节，囊括了它自身在历史中的全部精华，它把自身看作是“质”的飞跃。这是一种特别顽固的自我中心论。本来这种进化论在一些现代人文学科中已得到清算，例如文化人类学对欧洲中心论的抛弃，科学哲学对理性万能论的批判等。但作为认知图式的深层结构，它仍然广有市场。这也常使人们显得极为矛盾，例如后现代主义，为了树立自身的中心地位，心须在逻辑上走向进化论意义上的最高环节，而这与它本身所强调的“无中心”就极其矛盾，中国的后实践美学与此相类似，一方面它强调多元，另一方面为了突出自己就不得不否定其他“元”的意义。结果就常常会陷入学术研究中恶劣的历史虚无主义，以独断论方式所产生的中心，也就必然地是另一种独断论的边缘。例如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其实没有后者所强调的理性积淀，也就不可能产生前者的批判对象，甚至可以说后者正是前者产生的现实基础，他们本应是互补的，但是囿于进化论的学术史观，前者为了能够使自身成为学术史上的最高环节，就必然要把后者贬低为毫无学术意义的糟粕。这只是就其大者而言，而在一般的美学研究文章中，这种否定一切或“更上一层”的思维模式更是随处可见。
由此看来，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中国学术史观，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理念，它先验地决定了不同的观念，范畴，理论以及不同流派之间，在逻辑关系与价值关系的深刻矛盾。实际上正是我们的学术史观，决定了我们美学研究中基本矛盾以及不同美学思想之间在现实中的别扭关系。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科学主义的认知图式与进化论的学术史观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深的依存关系：前者在进入到价值领域之后，便成为一种知识论的独断论；后者在企图涵盖整个世界时，实质上也就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决定论。一方面由于独断论只承认一种知识或一种价值，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基础上，必然导致一个历史的最高环节产生。这也正是进化论历史观的完美表述；另一方面，进化论的价值观只承认历史的最高环节才有意义，这也必然要导致自我中心论，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因此它就不可能承认还有超越自身的更高环节。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常常就不得不走向实践上的独断论。总之，两者在本质上，与现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认知图式的多元化，以及学术史观的价值中立原则，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只有认真批判独断论的认知图式与进化论的学术史观，中国美学研究才能进入它的现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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