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创作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理念具体表现在：立足于创新而进行横的借鉴和纵的继承，以强烈的精品意识对待创作以及倡导诗化小说。作为创作信条，他自己一直恪守着，实践着，在文学活动中获得丰盈的成果；同时，这三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是刘以鬯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关键词] 创作理念 诗化小说 创新 “娱乐别人” “娱乐自己”
刘以鬯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具有创造活力的优秀小说家，是一位不断提出新颖见解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是一位严谨的现代文学史的忠实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将中西文化艺术观念，加以融通、整合，形成自己的创作观念，并以此体味人生，理解生活，创造艺术，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学理念。
一、创新
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理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立足于创新而进行横的借鉴和纵的继承。
就气质来看，他是属于学者型的作家，这与他所师承的文化传统分不开。有一次，香港《开卷》记者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一个（中国或外国的）作家对你影响最大？”他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易回答。我只能这样说：我喜欢的中国作家有鲁迅、沈从文、端木蕻良、姚雪垠、台静农、废名等；我喜欢的外国作家有托尔斯泰、莫泊桑、奥亨利、巴尔扎克、乔也斯、福克纳、萨洛杨、海明威、V·吴尔芙、纳布阿考夫等；这些作家作品对我都有影响。”[①]这些作家，各具鲜明的创作个性，都有广阔的视野以及对人类精神困惑现象的不倦的探索；而在艺术实践中，又都具写实取向，并借助新的创作方法，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摄取题材，描绘人的不同命运。他们当中，不少人接受新感觉派的影响，作品的内容，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微妙心理；小说的形式、手法、技巧，多有创新精神。这些，为刘以鬯所重视。但刘以鬯对西方文学的了解与把握是深刻的，他在“横的借鉴与纵的继承”中，于纵横两方面又都作出“扬弃”，目的是写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作品，即严格意义上的“创新”。
关于这一点，他在下述三方面的观念，以及三者的关联，是有理论意义的。
首先，他倡导作家要“有实验精神和创新意图”，有了创新的内在要求后，会产生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把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作一种探索，力图革新。他说：“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要是没有创新精神与尝试的勇气，一定写不出好作品。”[②]因为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实验小说《喧哗与骚动》在内容以及表现所采用的全新技巧，富于探索性和创新的精神，刘以鬯在总结这些作家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指出：“‘多试验才能走出新路来’这句话的真实性，是不能否定的。历史是一个轮子，时间推动它前进，作家要是固步自封、墨守旧法的话，一定跟不上历史的轮子。”[③]他多次告诫香港青年作家：“我们不能再停留在模仿和借鉴的水准上，要想法超越国际文学的水准，要拿到文学‘奥运’的金牌”[④]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虽然重视学习和继承，但强调在学习中“扬弃”，以革新的精神来培养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他曾说：“写小说，说是完全不受别人影响，是不大有的，受影响看来是无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独特的个性。[⑤]刘以鬯自己创作道路也一样。既接受中西优秀作家的影响，又在借鉴继承中创造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他顺应二十世纪文学多元并存的潮流，在多元的文学格局中探索。早年，在内地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滋润，以后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致力于“实验小说”的实验。继而接受西方意识流的方法，在艺术上作多种实践，不断探求创作的革新。他说：“用五种文学上不同创作方法和技巧来写同一题材，摆在一起，也是想出点新的。文学作品贵在创新，但要弄清是不是新，比如意识流不是不能用，但在外国文学中已经是很旧的东西，不能单纯模仿。”[⑥]他主张文艺工作者“在表现时代思想感情时，必须放弃表面描摹，进而作内心的探险。”[⑦]反对模仿，贵在创新。因此，刘以鬯小说创作的成就，在于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的大胆追求、探索，从而创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新意。
其次，他强调对外国技巧的借鉴与吸取，应该“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他说：“一个民族的作家、艺术家吸收另一个民族文艺作品的技巧时，总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总是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点。”[⑧]他重视把西方文学的新的技巧养料糅合中国本民族的精华，进行艺术创造，走出一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然而又是带着西方技法的崭新的艺术道路。在《酒徒》里，刘以鬯借“酒徒”之口道出了真谛：“我们可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髓，加以消化，然后设法从传统中跳出，创造一个独特的个性。”[⑨]刘以鬯针对着以为固守旧的中华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都是古老的东西的思想观念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开拓自己的创作道路。关于吸收西方艺术也总是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这个命题，他作了通俗的解释：“比方钢琴是一种西方的乐器，由一个中国人来演奏却不因乐器是西方的而失去本国风格，尤其是在演奏中国作品的时候。同样道理，我并不反对用芭蕾舞的形式来表演《聊斋志异》或《白蛇传》这样富于中国风土特色的故事。现在更有人用中国乐器来演奏西方作品，我看也无不可。在文学上，这类试验也应该可行。”[⑩]刘以鬯的试验与创新，实际上是主张在吸收中西文学的精髓之后，加以消化，进行扬弃，让中西传统结合，然后又从传统中跳出，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因此，他认为：“香港虽然文化气息不浓，但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保存中国的元气及持续。”(11)香港虽然是商业味极浓的社会，但也产生了像饶宗颐这样的学者。”(12)就如中国的新诗，出现了某些不可理喻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诗人刻意追求西洋化的新奇，甚至诗中加插外国文字，忽略了诗的民族性。”(13)在中西文学技巧的汇合与融通中体现出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特征，是刘以鬯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他提出，今后对于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指出表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应该用新技巧；其次，有系统地译介近代域外优秀作品，使有心从事文艺工作者得以洞晓世界文学的趋势；第三，主张作家探求内在真实，并描绘‘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斗争；第四，鼓励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摒弃传统文体的、打破传统规则的新锐作品出现；第五，吸收传统的精髓，然后跳出传统；第六，在‘取人之长’的原则下，接受并消化域外文学的果实，然后建立合乎现代要求而能保持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新文学。”(14)这些要求，无疑是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带民族特点的独创性，而同时，这些要求也富于挑战性。
二、提倡对“各种流派兼容并包”
刘以鬯认为，艺术家在自身进行艺术探索时必须广泛吸取各家所长，从大量已有的成功的艺术成果中，筛选出符合自我个性的成分，来支撑与活跃自己的艺术的生命力。因此，他提倡“各种流派兼容并包”的观念。
就以他自己为例。他曾在回答《八方》编辑部访问时说过他的“兼容并包”的创作体验。他在“不同时期，喜欢不同的作家和作品”(15)。中学时期，由于“九一八”事件的发生，他喜欢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带有强烈抗日意识的作品，“新感觉派”的穆时英，也为他所喜爱。大学时代，他开始读英美文学作品，包括狄更斯的《块肉余生》，杜斯·柏索斯的《美国三部曲》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八年抗战，他喜欢海明威、史坦贝克，再往后爱读福克纳和维珍妮亚·吴尔芙，有一个时期喜欢过毛姆、萨洛杨。刘以鬯在不同的时期，喜欢不同的作家作品。他的文学口味比较宽广，既喜欢现代的，也喜欢传统的。唯其如此，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这种“兼容并包”的气度与修养，才能去“探索一种现代中国作品还没有人尝试过的形式”，创作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来。(16)他在编辑工作中，也是“兼容并包”的。他说：“譬如编‘怀正’那一套书，既有施蛰存写的散文集和戴望舒译的象征派大师波特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也有像丰村、田涛这一类乡土派作家的作品。”(17)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品，集纳在一套丛书中，这是文坛的一种新的创意，同时也可看作是他在编辑工作中也遵循了上述的文学观念。
刘以鬯半个世纪的创作和编辑实践，创新是他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他的创新是在横的借鉴和纵的继承中吸取丰富的艺术经验，然后作不拘一格的多样的探索，而他的目的，不是让中国作家与世界作家并轨，而是要在东西方汇合中，让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园地上有新的突破，让中华民族的自身的民族格调，得以弘扬。
次说“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的创作理念。
刘以鬯始终怀抱着强烈的精品意识对待创作。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坚持着严肃文学创作，表现了一个作家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文学精品的刻意追求。在香港商业社会里，他面对生存和培育文学正常发展的对立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创作生涯中，提出了“娱乐别人”和“娱乐自己”的创作观念。
乍一听，刘以鬯的“娱乐别人”和“娱乐自己”的创作观念，似乎其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细读他的谈话录和作品后，体会到这其实是矛盾的统一体。
就一般意义上来审视文学的审美效应，当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进行一种“聊以自娱”的精神活动时，往往是作者通过创作活动来表达自己内在的感奋和郁闷，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而读者也在阅读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整个身心会沉浸在作者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所以，娱乐自己与娱乐别人，从艺术效应方面来观察，是不可分割的。刘以鬯提出的“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的观念，则有意区别他所创作的两类作品，即一类是“为报纸写的连载小说，目的只是应付生活，填满了格子之后，想到生活可以借此解决，即使全无乐趣，悔意倒是一点也没有的。”(18)而娱乐自己的作品呢？却完全可以让心灵之声自由地流泻于纸上，自己在创作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所以当他写完《酒徒》之后，松了一口气，说：“这些年来，为了生活，我一直在‘娱乐别人’；如今也想‘娱乐自己’了。”(19)似乎他写“娱乐自己”的作品，是在卸下千钧重负后的一阵轻松的间隙、偷闲而创作的。他认为，那些草率成篇的“娱乐别人”的小说，在换成稿费之后，小说就变成垃圾，没有理由不掷入垃圾桶。而《酒徒》之所以不掷入垃圾桶，因为它是为“娱乐自己”而写。这种自我心态的表白，不外是刘以鬯渲泄自己在生活颠簸中为求稿费而写作的苦衷。实际上，那些边写边发的连载小说，也并不全是垃圾，这些作品，也在有意无意之中，表述作者心灵的呼喊；只不过刘以鬯不介意罢了，他至今还把这些剪报存放在抽屉里，这说明了他对这些“娱乐别人”的作品还有几分爱惜；而他认为“娱乐自己”的那些作品，实际上也已娱乐了别人，如《酒徒》发表后，竟出乎他意料之外“娱乐”了别人。后来《酒徒》一版、再版、三版、四版，更说明了“娱乐自己”与“娱乐别人”是统一的。刘以鬯凭着“一股傻劲”(20)写小说，而这股“傻劲”，即显现他对文学的纯真和严肃的追求，他以这种质朴无华的感情娱乐了自己和读者，这当然是一种必然的艺术效应。而这种效应却在这“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相分野的创作观念中产生的。这一现象，正说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在他的意识领域里面，不论是明显的或潜在的，都摆脱不了当时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当他浸蹈一定的文化氛围之后，虽然他对写出的东西存在一定的戒心，但他的主观意识在作品中的折射是无法回避的，我们至今未能读到刘以鬯那些“娱乐别人”的文化“垃圾”，因而不识这种作品的面目；最近，读了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岛与半岛》，这部作品，写的是香港（岛）与九龙（半岛），1973年冬开始在《星岛晚报》连载，至1975年结束，长六十五万字。这部20年前的连载小说，现在读来，仍不失为一部反映香港七十年代现实生活的佳作，这哪能列入文化“垃圾”之列呢！而这部“娱乐别人”的小说，作者作了精删整理出版，正说明有“娱乐自己”的意味在内，在他自己的潜意识里恐怕也不会把这部作品当作文化垃圾处理。当然，这类作品，因为每天见报，属稿匆匆，构思与行文，时有匆忙，艺术上的推敲少了点，有多余的“水份”参杂其中。陈贤茂在《刘以鬯的文学之路》中指出过：“把以前写的流行小说，统统说是‘文化垃圾’，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其实如果能进行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到黄灿灿的金子。”(21)由此说明，即使是刘以鬯在写流行小说的时候，他也是无法抛却自己的创作观念的；只不过为此而产生一种委屈感罢了。
我们以为，刘以鬯提出的“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的创作观念，应该看作是他几十年来对香港地区文学商业化的倾向一直抱着一种抗拒的心态，因为他对严肃文学孜孜以求，对崇高艺术目标的执着，对美学理想的责任感，使他对为写“行货”获取稿费，耗费生命的无可奈何的求生行为，进行自责；他对自己这类作品进行自我否定，这正说明刘以鬯对待生活和创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所以，有论者仅仅顺着刘以鬯的“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这句话，把刘以鬯的两类创作截然分开，我们以为，这似乎未能窥探老作家心灵深处的症结所在。
刘以鬯的“娱乐自己”的作品，他有极高的艺术要求：“旨在捕捉物象的内心”，“探求内在真实不仅也是‘写实’的，而且是真正的‘写实’”。(22)因此，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表现时代思想与感情时，必须放弃表面的描摹，进行作内心的探险。”如果不是含英咀华，反复思考，精雕细刻，是不能做到表现“内在真实”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满意，才能娱乐自己。这才是他的所谓“娱乐自己”这句话的特质。至于那些“娱乐别人”的作品，为糊口而匆促创作，倚马成篇，不能表现自己的初衷和自己的风格，因此深感自责。这种“自责”包含着老作家三个方面的心路历程：第一，因为要求用强烈的精品意识对待创作，在作品中越发追求崇高，所以感到每天写八千字的可悲。第二，因为对香港文学乃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怀抱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竭力引导文学健康地发展，让文学在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所建树；对不得已而为之的“行货”感到无能为力。第三，在这种“自责”中，透露了刘以鬯对香港的俗文化、次文化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严肃文学，是刘以鬯毕生的追求，他的自责，反衬出作家对文学的严肃态度！
三、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的理念，是刘以鬯进行小说实验的内涵。
诗，这里指的是抒情诗，常常跟浪漫主义的理想相联系。人们破译了刘以鬯的双“娱乐”理论之后，透视出这句话的真实内涵，是倡导在理想主义的创作境界中，充分发挥浪漫主义的想象与联想。特别是刘以鬯在娱乐自己的创作的冲动中，以一个抒情诗人的情思，让诗溶合在小说之中，合而为一。《酒徒》以及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就是把诗放进小说里，即诗化的小说。
他在回答香港《新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诗体小说不是新的东西，不过，这条道路仍可开辟，仍可伸展。两年前我在一个文学讲座里也提到这一点，我一直都是这么想：小说和诗结合后可以产生一些优美的作品。但必须补充一点：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现实；有很多科幻小说，也是让幻想披上现实的外衣。现在，小说的读者不象过去多了。诗和小说结合起来，可以使小说获得新的力量。小说家走这条路子，说不定会达到新境界。(23)。
刘以鬯提出了“诗体小说”的创作观念。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借此表明他在小说创作中，不断寻求的新路向。
其实，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诗化小说在30年代文坛上已经引起普遍青睐，因为在快节奏的商业社会里，人们生活越来越忙碌，电视的直观性特征又占去人们那极少的业余时间的大部分，所以，读小说的人不象过去多了。刘以鬯直面这一挑战，呼吁诗与小说结合，作新的艺术尝试。这固然反映了他的艺术发展观，同时也跟他在小说创作中一贯的艺术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刘以鬯一向崇尚在小说中探寻人物的内在世界，着意刻划人物的灵魂和内心冲突；作为小说家，他还以诗意的感觉来把握世界，以诗化的哲思为诗化的小说增添色彩。刘以鬯对中西小说的发展过程及对小说前途作了研究后，在思索小说会不会死亡这一议题时就说过，愈来愈多的事实显示：“现代小说家正在从不同的方向远离现实主义。”在这众多创作模式中，他认为诗体小说这条路仍可开阔。虽然早已有人走过这条路，现在仍然是一条创新的路子，是对小说创作传统的突破。他说，小说是有情节的故事。但是，情节故事比对话更成问题。对小说家，情节故事是更大的障碍。小说家不能冲破这一关，只好永远在三十六种情节中兜来兜去。因此，像柯恩（J.M.Cohen）这样的史学家，只好将希望寄存在诗上了。事实上，用诗的形式写小说，早已有人尝试过了。萧乾在三十几年前写的《小说艺术的止境》一文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近三十年来，在英美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为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24)为了在小说中探求内在的真实，刘以鬯敏感地发现中西小说创新道路上关于诗化小说的创作现象，并对这种新形式的创造赋予巨大的热情；他注意到小说艺术的“内向化”的发展倾向，从而再三强调，小说艺术与诗歌艺术相结合这一被三十年代以来严肃的文学家所共同思索和实践的问题。这是对小说艺术形式，作革命性的突破的富有启示性的审美观念；同时，也还促进了小说家的诗的意识的觉醒。
诗化小说的观念，早已被“五四”之后的文学大师们所接受并加以实践了；诗化小说是作家把心灵的艺术构造流泻于小说的外壳之中，是作家的自我心灵的寄托。在诗化小说中，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作者心灵的颤动，灵魂的闪光和人性美的呈现。这一艺术格式，因为诸多作家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审美特点的艺术形式，所以刘以鬯说：“诗体小说不是新的东西。”
刘以鬯肯定诗化的小说“可以使小说获得新的力量”，“达到新境界”。他的着眼点，在于小说语言的锤炼与运用；他倡导写小说跟写抒情诗一样，保持语言质感，不让语言在流通过程中钝化和老化，保持语言的新鲜与活力，让小说也有抒情诗一样的带有象征的潜质，从而更加耐人寻味。他转引莫泊桑的话：“各人对于世界都有一种幻象，或者诗意的，或者感情的，喜的，或愁的，秽的，或洁的，都随着各人的性情。著作家的能事，便是诚诚实实的用他所有所能的艺术方法，将这个幻象表现出来。”刘以鬯加以评论和赞美说：“将幻想用艺术方法表现出来，原是小说家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方式是多样的。像贝克特（SamuelBeckett）这样的小说家，写《这是怎样的》时候，将诗与小说结合在一起。这部小说的文字是如此的优美，被人视作现代文学的杰作。”(25)刘以鬯强调：“文字之于小说，一若颜色之于绘画。如果小说家不能像诗人那样驾驭文字的话，小说不但会丧失‘艺术之王’的地位，而且会缩短小说艺术的生命。”(26)因此，小说家应该重视“小说中的诗与象征的潜质”，即使“丧失了十九世纪小说家对现实的信心”(27)也不成问题。
刘以鬯预言，“小说死亡的时候，可能也是小说再生的时候。”(28)而小说再生的途径，挽救小说艺术生命的方法，应是诗化的小说。
小说创作中诗的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诗化世界的强烈肯定，应该看作是作家在现代的商业社会矛盾复杂的生活逼迫下，迸发出来的精神解放的象征与要求，是作家在历史巨变面前要求肯定自我的毅力表现。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求能在作品中自由地独立地抒写自己的感受、智慧和人格，那么，他必然会渴求以诗意的感觉来把握世界，反映世界，让自己的作品，给处于冷酷的世界中的人，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柔情，使处于迷惘的人能够领会一个充满激情和热爱的心境，接受生活中的理想的力量。刘以鬯倡导的诗化的小说观，正是适应当今文坛正在涌现的这样一股思潮。
Liu Yichang's Literary Creation Concept
Zhou Weimin
[Abstract] Liu Yichang's literary creation concept particularlyshows that he insisted on bringing forth new ideas by the horizontalreference and the vertical inheritance,and tried to create fine works andinitiated poetic-style novel.Adhering to the tenet of creation andconstantly parctising it,he scored great successes in his literaryactivities.Meanwhile,these three aspects have their own profound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y are also Liu Yichang's contributionsto th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creation concept poetic-style novel bringing forth newideas "giving pleasure to others" "amusing oneself"
注释：
①香港《开卷》记者：《刘以鬯谈创作生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梅子（香港）、易明善编《刘以鬯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页。
②芸：《刘以鬯的一席话》，《刘以鬯研究专集》第27页。
③陈锦德《与刘以鬯先生共话青年文学》，《刘以鬯研究专集》第49-50页。
④ ⑥肖正义《与刘以鬯先生一席谈》，《刘以鬯研究专集》第57页、第58页。
⑤刘以鬯《〈酒徒〉新版前记》，台湾远景出版社，1969年5月再版，《刘以鬯研究专集》第66页。
⑦ (24)刘以鬯《酒徒》，台湾金石图书贸易公司，1993年4月版，第138页。
⑧ ⑩ (15) (16) (17)《八方》编辑部：《知不可为而为--刘以鬯先生谈严肃文学》，《八方》第六辑，香港文学艺术协会1987年8月出版，第64页、第65页。
⑨ (11) (12) (13) (14)刘以鬯《酒徒》第121页、第91页、第95页、第120页、第137～138页。
(18)香港《新晚报》记者：《刘以鬯访问记》，《刘以鬯研究专集》第42页。
(19)刘以鬯《〈酒徒〉初版序》，《刘以鬯研究专集》第64页。
(20)刘以鬯《〈酒徒〉新版前记》，《刘以鬯研究专集》第65页。
(21)陈贤茂《刘以鬯的文学之路》，《华文文学》1992年第2期，汕头大学1992年6月出版。
(22)刘以鬯《酒徒》第138页。
(23)《刘以鬯研究专集》第43页。
(24)刘以鬯《刘以鬯选集》第163页注。
(25) (26) (27) (28)刘以鬯《小说会不会死亡》，《刘以鬯选集》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