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信仰与价值：APEC困境及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前景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APE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制度信仰与价值——逻辑基点
制度经济学自开创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凡勃仑为代表的早期的旧制度经济学派，近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和中间阶段的新旧过渡学派。对于制度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在认识上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别，都认为制度就是一些规则的组合，但侧重点稍有区别，粗略可概述如下：(1)强调共同性或者集体的规则。制度学派的先驱凡勃仑认为，制度是大多数人共同拥有的“固定思维习惯、行为准则、权力与财富原则”。康芒斯则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而集体行动与所谓的制度密切相关，后者告诉个人应该、必须做什么。(2)从规则的构成层次来分析。道格拉斯·C·诺思则指出，制度是一种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规范。而制度提供的规则通常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3)强调规则的目的与意义。我国学者杨瑞龙认为，所谓制度，就是一系列旨在追求主体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的规则。(4)综合界定。思拉恩·埃格特森归纳了各种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将规则的限制和约束交易的契约纳入经济模型；引入正的交易成本；与商品、劳务的质量有关的经济组织方式得到了研究。我国学者华民认为“制度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到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可以是正规的如宪法秩序、各种法律以及规章等等，也可是非正规的习惯、惯例等，制度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来减少利益冲突与远期的不确定性，并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成为可能，制度的形成是人们重复博弈的结果”。
总而言之，制度就是一些行为规则，其中集体的或者共同的规则尤其重要，它既可以是有形的组织，也可以是纯粹的规则，或者包括两者；它是人们长期反复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们力求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它使得合作更加可行。制度化是朝着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演进的过程，也是制度本身的变迁过程，但“制度化不同于制度性，制度化指的是制度的严密程度，制度性指合作的性质”。
新制度经济学假设：资源稀缺；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并且可能比制度建设成本更高，这样很多潜在交易机会成为现存制度的外部性；主体行为是有限理性，即主观上追求、客观上只能有限做到的理性（西蒙，1988）。在APEC成立之前和之后，各个经济个体之间都存在这种前提，而且APEC只致力于追求经济利益，不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尽管有这种苗头）。因此，借用新制度经济学一些概念来分析APEC的制度化进程，是可行的。
二、需求诱致型制度供给和变迁——APEC的诞生与成长
自1989年草创至今，APEC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国际论坛到成立日常事务机构、建立集体行动计划以及一套监督评审机制的过程。APEC制度层次逐渐形成，包括：非正式和正式的规则，如自主自愿和协商精神、渐进开放的地区主义、磋商机制、自愿协调的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计划；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高官会议——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三层次的决策机制；评审监督机制等。
APEC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和其他排外经济集团发展带来的竞争加强，都构成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推动力。在APEC成立之前，很多国家就有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经济合作框架的设想，这种设想经历了从民间倡议到政府参与的历程。
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潜在的“外部利润”增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认真研究亚太合作构想，因为这可以减少不完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使期望的外部利润内部化，而冷战的氛围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逐渐淡化。大平正芳就任日本首相后，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同时美、澳等国也日益注意到亚太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的发展势头。1980年大平正芳访澳，与澳总理就举行“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的非官方讨论会达成一致。同年9月，“太平洋共同体问题讨论会”在堪培拉举行，这就是“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合作宗旨是：避开军事安全问题，以创造共同体感；经济合作应是开放的；逐步发展；机构应是松散的等。中国1986年加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内外经贸发展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第二阶段博弈结局是，在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外部利润”增多，各方逐渐达成加强联系以增进利益、降低交易成本的共识。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建立一个制度水平较低的论坛的尝试，单个经济体开始从这样一种合作中获益。
随着亚太各个经济体之间联系的加强和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成员方之间的“外部利润”进一步增多，然而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仍然较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太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减少相互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为亚太国家之间进行更加广泛的贸易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措施多是双边的，并且减免水平参差不齐，这就在无形之中造成了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衡，逐个双边谈判成本又非常高昂。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制度变迁的需求，要求通过一套机制和规则，共同磋商，协调措施，减少交易成本，以充分利用更多的潜在交易机会，使外部利润内部化，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压力，成立一个更加具有操作性合作机制的时机到来了。1989年，当澳总理霍克提议召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时，各国纷纷响应。
总而言之，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APEC的成立是需求诱致型制度供给，从各种亚太经济合作设想和实践到APEC成立是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市场发展带来的外部利润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外部的竞争压力是助推因素。正是两者构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三、从制度角度剖析APEC的发展困境
APEC的剩余发展空间十分诱人，然而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眼前APEC却又面临着诸多困境有待于解决。
1.APEC当前目标的发展空间
根据APEC经济委员会的研究，2010年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的《马尼拉行动计划》完全实现时，APEC范围内的收入将增加690亿美元，该地区的GDP增加0.4个百分点，相当于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实现后全球预期收益的1/4。而马尼拉计划的预期成果只占整个《茂物宣言》预期成果的1/3。也就是说，若《茂物宣言》得以实现，其获利将达WTO所带来获利的3/4。这是APEC成员方对APEC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后可能内部化的外部利润的预期。
2.自主自愿及其效率得失
集体行动要有效，参与约束的成员必须保持高度的主动性和参与热情，即存在自我实施协议。若有一方有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的低效和失败。因此，要防止机会主义作祟，就必须存在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惩罚机会主义者，奖励积极分子，以保证集体行动的效率。
然而APEC的监督机制是很弱的，这就更加要求APEC的每一项集体行动都必须建立在自我实施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有可能破产。APEC的自主自愿精神恰恰提供了自我实施协议的基础。这也就是说，APEC的实际进展更多取决于各成员方的自主自愿。集体行动能否得到执行也取决于它实际上是否建立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之上。“9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破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正是它“违背了自主自愿的精神”，从而导致了APEC有史以来集体行动的第一次大失败。
自我实施的协议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对APEC而言，真正在自主自愿基础上达成的每一项协议，其执行较有保障。在自主自愿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使得个体对外部利润内部化后分配的公平性也得到了认可；自主自愿还为个体自由进出集体约束提供可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个体的随意性行为增多。但随着经济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各个经济个体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加强，从而退出已承诺集体约束的机会成本会提高，进而抑制了个体的随意性行为；另外，自由进出集体约束形成了一种压力，只要不愿意看到其它成员方退出集体行动，从而导致它的失败，既存成员就要“努力工作”，不“搭便车”，确实实践自己的承诺。因此，APEC自主自愿的进入机制本身提供了集体行动的效率。这是APEC的一大优点，也是为什么APEC能够保持低制度水平，而合作又能够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在低制度水平下确保合作效率，APEC成员方的自主自愿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提倡。
然而自主自愿对随意性行为的约束毕竟是建立在对已经自愿达成的协议之上的，是服从“短边规则”，而在如何开辟更多的合作空间上，自主自愿缺乏前瞻性和先导性，很容易流于放任主义，在拓展合作上耽搁了效率。
3.监督成本与进一步制度化障碍
集体行动的困境表明，要使集体行动效率长存，必须要有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同时，监督成本与集体的规模有关，规模过大（包括成员的增加和集体行动的领域扩大），监督的成本就很高，就必须要一套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来制止违约行为，最后法律手段成为必要，因为它以强制的手段减少了不确定性。APEC的监督机制软弱，使得APEC的扩大成为问题。因为，面对大集体的高监督成本，一个软弱的监督机制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和制度失去效率。这也是构成APEC宣布进入调整巩固期，不再接受新成员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APEC集体行动范围扩大也需要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强化机制的作用成为APEC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是，因为眼前的集体行动是建立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的，这造成了对监督机制建设的忽略，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对提高制度化水平的积极性不大，形成制度建设惰性。究其原因，也是因为APEC的制度供给主要是需求诱致型的，市场是主导力量，外部利润的诱导是主要因素，不可急于求成，否则欲速则不达。但是扩大集体行动对于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毕竟有着非常的远景意义，因此，如何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新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成为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进行研究，以解决困境，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4.开放的地区主义——远见卓识与发展瓶颈
APEC的地区开放主义，主要是指非歧视原则：“亚太地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不仅仅是APEC经济体之间，也将是APEC经济体和非经济体之间障碍的减少”（《大阪行动议程》）。
开放地区主义对集体行动的第一个外部冲击就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可能增加。从理论来说，搭便车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然而，由于APEC成员之间的依存度已经很高，肥水外流的可能就比较小。APEC经济委员会对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一项研究表明，《马尼拉行动计划》(MAPA)的完全执行将会使APEC成员增加690亿美元的收益，而非成员只增加20亿美元，占2.90%，免费搭车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从贸易来看，开放地区主义的实行不是因为它能够给成员带来多大收益，主要是因为它的外部正效果很小，仅此而言，高估开放地区主义的价值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这是缺乏远见的。首先，实行封闭排外集团的机会成本很高，因为成员方对与区域外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强，1998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15.3%。
其次，上述对贸易的观察是静态、短视的，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来看，由于封闭的经济集团存在贸易转移效果，结果减少了某成员方的福利。而开放的地区主义使得成员方既能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好处，又不排除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假如A、B是APEC成员方，C是非成员方。假设汇率固定，在APEC没有建立起排外的关税壁垒时，A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C国进口，成本最低。现在APEC如设立统一的较高的排外关税（30%以上），而实行较低的内部关税（零关税），并且足以使得A国从B国进口的成本低于从C国的进口成本，A国的国民福利就会相对减少，因为它不能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好的C国进口。
这就是APEC开放地区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开放精神，它对全球化持一种融合的态度，有别于传统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使人们不再悲叹区域经济合作与全球化大趋势分道扬镳。
但是另外一方面，集体行动对非集团个体保持较高的负外部利润，可以增强内部的凝聚力。要是在眼前开放的地区主义下集体行动的外部性很少的话，内部成员就不会有珍惜合作的压力感，参加与否利益得失不大；而且，开放主义使APEC外部经济体也可以分享好处，那么付出制度建设成本的成员就可能消极懈怠，从而组织松散乏力。这样APEC现阶段就会存在一个发展瓶颈。事实正是如此，因而如何渡过短期的困境，对于APEC的发展前景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眼光不能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上。因此，研究如何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提高成员的比较利益，对于渡过短期困境和突破瓶颈有着长远意义。
5.“渐进主义”灵活机制——“短边规则”与制度刚性
某一时点上的个体都会面临一个可供选择的契约集，而该时点上一个契约的达成是参与约束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建立制度化水平比较高的共同体，而亚洲多数国家主张保持“软制度”的现状；在实现方式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以WTO谈判方式实现一体化，日本等亚洲国家主张通过APEC的方式进行。
因此，灵活的渐进主义实际上使APEC的整体生产效率服从“短边规则”，服从于分配公平。这样，制度安排趋于该时点上的均衡，制度均衡意味着在该时点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但并不意味着各成员方在现有条件下的获利最大。因此，分配不公是导致APEC制度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由于成员方的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这是根本原因。
6.制度竞争与前景忧虑
对于APEC成员而言，制度的供给不是唯一的。因为除了APEC外，还有WTO、NAFTA、东盟、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等可供选择。APEC制度刚性使美国等发达成员的耐心下降，转向区域外的组织或者次区域的组织。美国于1998年11月与欧盟签订了“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以加强在WTO谈判的力量。而发展中成员对于1997年APEC的作为感到失望，加上与发达成员的分歧以及发达成员对经济技术合作的冷漠，也纷纷转向内部次区域的发展，比如东盟加强10+3的合作，推进内部自由贸易区进程，东北亚合作设想十分活跃，区域内双边贸易协议盛行，等等。APEC前景堪忧成为现实问题，很有可能重蹈欧洲自由经济联盟的覆辙。
四、展望
理论和现实分析表明，APEC前景不容乐观，主要障碍在于发展差距很大，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需求考虑不够，APEC本身没有推进合作的有力机制。仅仅从制度信仰和价值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和推进APEC进程，获取期望的外部利润，下面几方面的工作尤其值得重视：
考虑到成员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强调自主自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需求的认识，考虑建立共同基金的可行性，并对此可行性进行技术研究。
考虑到开放的地区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当前的瓶颈，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如信息、电子技术领域的合作。这对于渡过当前难关、开拓广阔的合作前景来说，具有很强的策略和战略意义。
积极谨慎推进APEC制度化进程，在健全监督机制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克服“短边规则”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缩小发展差距，发掘更多的利益空间。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解决经济领域的效率问题，因此APEC应该尽量避免政治化，集中力量谈经济问题。然而这似乎很难。
即将在中国举行的部长会议和非正式首脑会议在上述几个方面是很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