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国际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话语权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6)02-0001-05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2.001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但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并且操控着世界的话语权，企图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资”强“社”弱的局势没有改变，因此，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从国际视角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义重大。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 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力，也指说话的影响力。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是“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控制力”[1]，因此，权力包含着强制性的内涵。而话语就是一种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沟通“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关系概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因此话语权可以理解为在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他人的占有和控制能力，亦即话语的影响力。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提出“权力话语”概念，认为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进一步说，话语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话语可以产生权力，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话语并不等于权力，也不是所有的话语都可以产生权力。也就是说，话语是符号的组合，符号本身不具有力量，它是说话者的表达载体。话语产生的权力则与“说话者”的力量和控制资源多少以及说话的方式、技巧相关。它是“说话者”的资格和能力的外在表现。因此，话语本身就打上了“身份”的标签。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软实力是指权力的发挥不是靠暴力、命令、强迫等方式使他人追随自己的意志和行为，而是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同化、感召他人。话语的本质是文化。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记忆、信仰、价值等，它是话语或语言的重要资源，而语言是思维和思想文化的直接体现。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西方国家通过其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其价值观，话语权恰恰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葛兰西曾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指出统治阶级不仅要靠军队和暴力控制被统治阶级，还要通过文化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使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进一步讲，话语权就是将所要渗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附着于语言符号之上，在进行言语交流的过程中，将潜在的价值观传播给他人，对他人产生影响力和吸引力，使接受者自觉自愿地认同其传播内容。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实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对“他者”的权力，也就是意识形态通过话语体系的方式对人们形成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从本质上来说是思想领域的统治权。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将其思想文化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形成统治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集团组织，一旦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可以据此控制社会舆论的走向，进而维护其根本意志和利益，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控制，统领社会发展的方向。话语权在表面上是以话语为载体，但它之所以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则是因为其包含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国际范围内所面临的挑战 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遭受着极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形成的话语优势、社会主义仍在曲折中前进，还有国际领域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加复杂化和隐蔽化等。 第一，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加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争夺，以配合其利益战略。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优势和英语的霸权地位为其话语权的争夺奠定了基础。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发达，处于世界经济的垄断地位，具有雄厚的“硬实力”，这种发达的社会和富裕的生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打着“身份”的印记，这种强大的“身份”为西方国家赢得了话语权。另外，英语的霸权地位也大大提高了美国的世界话语权。有学者称：“当代世界，不论你如何创造和保护本国的文化、语言和增强身份认同，英语都已经掌控了世界的任何角落。……在中国，有超过2亿或者说占世界学生人数20%的学生在学校学习英语。”[3]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较量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低，语言的世界普及率差，在话语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当前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霸权挑战论”、“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出了严峻挑战。这些论断的核心是“中国威胁论”。西方国家提出上述论断是因为中国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政治平稳，这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的，因此，在国际话语中，提出各种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言论，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发展制造不良舆论环境。比如西方有些人认为，“500多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60多年，中国又大跨步地复苏，在中国发展的威胁下，整个世界都会震动。……也有些人认为，中国将会代替苏联成为新的冷战角色，因为中国有核武器，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国防预算以每年增加10%的速度上升。……另外，中国也存在人权问题，存在专制行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社会安全问题。”[4]这些恶意的诋毁和歪曲报道中国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二，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形成的话语优势。媒体和科技手段的不平衡造成的“数字鸿沟”在加大，导致相对不发达国家处于媒体竞争的劣势。国外媒体等通过媒体与财团、政府和智库合谋展开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媒体出现了集中化和公司化趋势，当前6家大公司就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一家以上的重要媒体，每一家媒体无论在哪一个大企业中至少有一家公司，而且这些大的跨国公司相互参股，使美国媒体更具有国际化色彩。另外，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的国家，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拥有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的智库善于运用媒体，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加大，也使媒体报道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大大提高，从而使美国媒体对智库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感。这样，美国媒体在财团、政府和智库的支持下，较之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话语优势。同时，有学者统计，“美国有2.8亿受众，服务于这些受众的是1468份日报、6000份杂志、10000座广播电台、2700个无线和有线电视台，以及2600个图书出版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型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媒体。”[5]另外，美国也同时抢占了新媒体的主动权，“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都是由美国提供的。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超过2/3来自美国，而我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输出流量中仅占0.1%和0.05%，美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络信息宗主国’。”[6]这说明，当前的世界信息分布情况不平衡，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领先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垄断了世界信息并凭借其信息技术优势，轻而易举地占据着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优势。 第三，在曲折中前进的社会主义面临着诸多压力与非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夜之间纷纷丧失了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击，进入低潮时期。“两极格局”被“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所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着危机，话语权遭受着冲击。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学者大肆渲染，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认为苏东剧变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只有资本主义文明才是近代文明的主流，“自由民主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以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学者又一次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如塞缪尔·亨廷顿在苏东剧变后写道：“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及其在中国的重大修改，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经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7]无论是福山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抑或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其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质都是通过否定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意识形态，来推崇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从而抢夺话语权。尽管苏东剧变已经过去20多年，社会主义依然在曲折中前进，西方国家利用这一时机大做文章，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与完美，企图用西方的“标准”去“改造”、“西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当前美国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视为“普世价值”，是人类价值的最高形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抢占话语权的制高点。而这里的“普世价值”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宪政的一种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相呼应的还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趋同论”、“第三条道路”等等，这些价值观都是在苏东剧变后“资”强“社”弱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和攻击。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法扭转国际话语格局，加之多年来，苏东剧变给发展中国家民众造成的思维定式和心理惯性等，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仍具有相对优势。 第四，国际领域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加复杂化和隐蔽化。当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方式已经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是以物质力量为后盾而进行的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鼓动，或者是直接的意识形态攻击，可以说形式简单，表现明显。与传统方式相比，如今国际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方式则更加复杂与隐蔽，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的输出、培养“代理人”等隐蔽化的方式进行。比如，当今的新媒体成为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新媒体具有信息容量大，不受时间、地点和身份限制的特点，同时，新媒体具有个性化和个体化的特点，难以进行舆论的引导，这使得新媒体成了散播信息、社会动员和“革命”技术分享的最好纽带。因此，新媒体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复杂而隐蔽。如在前不久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中，基辅主要广场上的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实时动态在众多网站上都可看到，以受众所选语言显示的“推特”实时更新数不胜数，谷歌翻译也能帮助解决语言上的障碍。这些移动社交网站主要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西方国家利用其所控制的社交网站等扭曲、放大事实，发酵升温事态，使其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再比如，美国还通过学术话语权赢得政治话语权的主动，扩大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当前社会，很多敌视社会主义的话语论断起初都是以学术话语的面目出现的，如“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非洲新殖民主义论”等等都巧妙地掺进学术话语的范畴。同时，也可以看到，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学术话语逆差”问题，如今中国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概念、范畴、表述都已打上西方的话语印记，而中国创造的学术概念、学术话语却很少被西方学界认同和接受。西方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经济、领先的科技、成熟的学科建设等控制着学术话语的主导权，通过其主导的学术话语权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念。另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国际交换生、学术论坛、学术基金项目等途径巧妙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三、从国际地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借助文化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时应注重表现形式的创新。 第一，借助文化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美国是借助文化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最为成功的国家。近些年来美国文化产品的顺差惊人，美国不仅输出了文化，赚取了金钱，还赢得了影响力和话语权。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公司、可口可乐的生产线、音乐、书籍、软件等，这些文化产品中兜售着美国的价值观，展示着“美国梦”、“英雄主义”、“个人奋斗”、“富裕的生活”等等。同时，美国也意识到了美剧带给美国的巨大话语权，极力维护美剧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和控制地位，比如，美国对拉美文化的渗透和控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巴西，美国电影占领了80%的票房，其他20%中也有很多是美国与巴西合拍，这使得美国电影在巴西上座率超过85%。”[8]这些文化产品作为载体传播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随着文化产品的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也输出到了全球，这使美国在话语权方面赢得了主动。 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中也应该借助文化载体将中国的先进价值理念传播到海外，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让世界其他国家享受中国的文明成果。比如，截止到2014年6月，中国已建成了覆盖五大洲的16个中国文化中心，这些文化中心在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取得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文化传播中心的传播能力和美国比起来相差甚远。在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方面，目前，美国占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高达43%，其次是欧盟占34%，日本占10%，韩国占5%，而中国占4%，位于第五位，而且，其中大部分为依托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而获得成本优势的“硬件产品”，属于内容和创意的“软件产品”则比例不高[9]。因此，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大文化产品国际影响和海外文化中心的建设，更加注重传播的质量，提高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促进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 第二，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网络舆情进行积极引导。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西方国家经常妄加评论，使得流言满天飞，民众情绪波动较大，社会动荡加剧。这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运用理论武器对网络舆情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引领。二是要加强个人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在虚拟空间里各种信息纷至沓来，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这就要求加强个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对于网络空间的各种信息不能一味接受，要有选择、质疑、评估和生产创新的能力，要有质疑精神和辨别能力，还要有筛选过滤信息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网络技术水平。同时，也要加强个人的网络道德教育，提升其网络道德素质，使个人的虚拟人格和真实人格统一，不造谣，不传播诋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论，积极传播正能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三是要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疏通和引导。思想领域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比如“捂盖子”、“封堵”、“遮掩”等方法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立法、网络空间的监督和过滤等方法是可行的和有效的，但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疏通和引导功能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让各种意见和观点在网络上得到充分表达，在准确汇集和分析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对群众的疑惑问题予以解释和阐述，消除群众的不满情绪，纠正群众的错误观念。 第三，积极主动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是多年来美国炮制出来的诋毁中国的言论。目前，“中国威胁论”内容名目繁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粮食供应，到军事、安全、环境、能源、矿产甚至人口等威胁，可谓应有尽有，对中国的国际交往造成恶劣影响，与所谓民主、人权话题一样，都是棒杀中国的计谋。对“中国威胁论”的应对应该从如下方面进行：一是要积极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而“中国威胁论”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是西方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积极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提升中国的价值自信，使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空间缩小。二是要从理论上对“中国威胁论”加以深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从理论上认真研究、批判和揭露“中国威胁论”的实质，从学理上搞清楚“中国威胁论”的来龙去脉和理论渊源，还要向世界其他国家阐述中国的发展道路、战略方向、对外理念以及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回应外界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如何运用力量等问题的关切。三是要培养良好、健康的国民心态。对于“中国威胁论”若采取情绪化的、运动式的或大搞论战的应对方式显然不会带来话语权的提升，反而会给中国带来社会的波动。因此，应该培育国民的良好心态，使国民能够冷静、理性地认识涉外问题，使国内民众能够包容、平和地对待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这既能展示文明大国公民的良好形象，也能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时应注重表现形式的创新。话语权的获得不仅仅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魅力，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表达技巧、表达的时机等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主题的变化、传播对象的不同而不断更新传播和表达方式，采取恰当的表述方式和技巧，努力形成有利于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用境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交流，才能使其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中展现出生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表现形式上应做到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载体选择上要注重新媒体的使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文化载体、活动载体或是管理载体相比较新媒体，在国际传播上都具有局限性，传播速度慢，受众面小，影响力差。而新媒体能够改变地理空间的意义，提高传播的速度，使人们之间的交流跨越时空的限制，大大增加交流和交互传播的机会，创造出传播的新模式。当前使用最广的微信、微博、QQ等新媒体，相对于传统的平面媒介来讲具有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传播形式生动、鲜活、具有创意，极易博得受众眼球。可见，新媒体将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向国际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最主要媒介，只有不断更新传播载体，才能增强针对性，提高传播的效率。二是转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叙述方式。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应该避免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采取鲜活、动听的言语来表达。比如，目前我们常常用“唱响中国”、“感动中国”、“中国魂魄”、“中国叙事”、“中国故事”、“一带一路”、“亚洲命运共同体”等鲜活的词句来表达国家、民族的愿望和诉求，代替了传统话语体系中的“阶级斗争”、“反帝防修”等具有鲜明的争斗色彩、冷战模式的政治语言。 总之，在新时期，积极建构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是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激烈的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较量中赢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标签：话语权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