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华文女性文学的发生——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文学论文,欧洲论文,发生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01-0001-08 相比较，欧洲华文女性文学研究话语相对单一，大多表现为女性作家的个案研究，而断代关注、整体观察以及欧华女性文学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关系几乎空缺。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欧洲一地集中了诸多历史文化同源异流且相互冲突的民族国家，共时性地承载了西方文明历史的策源，乃至催生了所谓的西方世界，从而对东方和中国影响至深；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欧洲文明无疑充当了现代性的范本，早年伴随着我国现代转型过程的“取向西学”运动便大多以欧洲诸国作为首选目的地，从而直接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因此，如何在多向度价值取向互洽的视野中给予欧洲华文女性文学整体或断代观察与论述，不论是从欧华文学的区域意义看，还是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着眼，都有其学理逻辑的学术本体的特别意义。 鉴于篇幅，本文着重讨论所谓欧洲华文女性文学的发生。需要说明的是，一则，就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看来，“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①这里的“发生”当然也是一个过程，一种建构。二则，由于清末民初国人往往将欧洲和美国、加拿大等先进诸国合称为西夷、西海、泰西、西洋等，而将欧洲从这些集合名词中分离出来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②，因此本文论述过程难免时有混用。三则，本文所讨论的欧华女性文学，主要是指创作主体作为女性的事实存在，而非完全是一种审美体系、一种想象的投影、一种理论工具。针对欧洲华文文学所处地域的重要性及其女性创作比较突出，但所受到的关注度以及研究话语的单一，“了解女作家们的自我意识如何在文学中从一个特殊的位置和跨度来表达自己，发展变化以及可能走向何处，而不是想窥探一种天生的性别姿态。”③ 一、“西学东渐”并“中学西传”与欧华女性文学发生的条件及其主体构成 我们在海外华文文学语境下讨论欧华女性文学，其边界当然是模糊的，也常常是流动的；同样，试图对欧洲以及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个地理学、历史学意义上的定说也同样吃力不讨好。简单说来，进入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帝国的美梦被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欧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由此开始。面对欧洲文明的强势来袭，中国知识者从开始的对其科技的引进及政教的吸纳，把欧洲文化看作是“富强”之术，逐渐深入到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与文学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这一过程，留(游)学海外，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对于正在寻求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利器的旧中国知识者，可谓于分崩离析的精神文化危机中找到了极具生机和活力的思想资源，所谓“求学如求药”，“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④同样的，“自欧化东渐，近数年来，吾国有志之女子求学外洋者日多一日，是亦女权膨胀之一大原动力也”，⑤然而，这未尝不可看作也是“中学西传”的过程。梁启超于1919-1920年游历西欧期间写下的《欧游心影录》，不但把亲身感受到的一战后欧洲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对立以及物质繁荣背后的生存危机做了生动的描述，而当听闻西人“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后，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心理历程和“发现”。他说，“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⑥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梁启超先生《欧游心影录》所表现出来的对中西方传统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以及“欧游”对他文化立场转折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也认为，这些文字与后来由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强制或以追求自我价值为目的，选择散居到世界各地而形构的海外华文文学还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就“西学东渐”并“中学西传”，以及如《欧游心影录》等一类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兼及“本土”和“海外”，进而彼此互为镜像，互为对话的意义而言，这些“要素”无疑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准备了必要条件，也暗合了欧华女性文学滥觞的前提，即欧华女性文学发生的主体构成。 据相关史料的爬梳，⑦百多年前“吾国有志之女子求学外洋”的潮流，大体上由四类人员构成。①“公使夫人”。这类女性作为晚清、民国公使和外交官的妻妾陪同丈夫出国，从而得以远赴欧美。这类特殊的出国女性大多受自身学识、身份、观念等原因所限，“对于中国妇女认识外部世界，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⑧②教会女子。“我国最早出洋留学的女子既不是官费派遣，也不是自费留学，既不是名门闺秀，也非富家小姐，而是由传教士携带、资助的贫寒人家的女子。”⑨有学者甚至认为：“事实上中国女子留学的先驱者是教会女子”。⑩③游学女性。这类人员的构成相对复杂，但一般在国内已经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初步受到过西方文明的启蒙，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家庭条件，因此或者“因私”出行或者受执政当局派遣。她们往往不以固定学校及选定的专业为前提，而是以考察、旁听或短期进修的方式开展研习。④女留学生。这其中除专门攻读学位的女性之外，虽然也有不完全以攻读学位为目的的，但相对能够比较稳定地修学某一专业或课程。比较上述三种类型，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和教育洗礼的现代女性，这是人数最多，也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群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女作家如冰心、陈衡哲、林徽因、袁昌英、陈学昭、苏雪林、冯沅君、吕碧城、白薇、罗淑、陆晶清、凌叔华等都是出自这一群体。 重要的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在上述优秀女作家当中，除冰心(留美)、陈衡哲(留美)、白薇(留日)外，全部都曾留(游)学欧洲，这也再次印证了前述早期留学海外多以欧洲诸国为首选地乃至影响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之说。当然，聚焦她们在海外求学期间的书写或者回国后的海外叙事，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还难以纳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写则在一个“跨域模式”的话语层面上与其他海外华文书写共同汇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精神传统的源头活水。 二、女性自我价值、家国想象与海外华文文学精神嬗递 钱理群曾认为，比较辛亥革命时期妇女问题从属于政治，五四时期的妇女问题则是服从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的总主题的。因为所谓妇女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觉醒，必须使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但同时他也认为，由于中国自由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也就从未得到真正确认。因此，“对于五四时期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所达到的深度，它的实际作用与影响，确实不能作过高的估价。”(11)笔者以为，经济独立固然是人格独立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家国同构”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现实(12)这个一体两面的特定语境中，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发现”——“人”的独立与“妇女问题”——无疑仍然有其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不能“规避”的历史“法则”。换言之，“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则大都与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相伴生”。(13)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生命而无历史”的中国女性，借力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新旧思潮变革浮出了历史地表；进而，在力争摆脱历尽数千年的身份盲点的抗争中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一方面，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甚或政治伦理解读，无论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都有其完全合理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当她们主动被动地“拥抱世界”成为一场汹涌澎湃的运动时，这就不再可能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构成其行为诠释学结构的固然不能排除“自我”、“独立”这些现代理性的价值取向，但其最后的落脚点只能是“民族兴亡”、“国家尊卑”这类具有社会功利意味的国家集体主义意识。诚如20世纪初由江苏“爱自由者金一”创编的《女界钟》问世，极力宣扬女子救国主张，积极倡导“欲接引欧洲文明新鲜之空气，以补益吾身”；(14)诚如负笈法国的苏雪林(15)在其小说《刺心》自序所言，“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的女性知识青年(留法女生，笔者注)，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16)其笔下的女主人公醒秋甚至曾自以为，“到法国的宗旨，说为了想将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以为改造中国文化起见。”(17) 同样的，当西夷、欧洲不再是镜中花而成为脚下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这些“吾国有志之女子”的空间概念及其观察世界的视野也发生了改变。陈学昭(18)在其著名长篇《工作着是美丽的》当中，让法兰西“第一次送到珊裳眼睛里的生动而奇特的东西，便是在那些巨大的公共建筑物上刻着这样的三个法文字：自由!平等!博爱”，“法兰西人好似那么地谦恭而富有亲切的礼貌，至少对于一个以人对人愈冷愈有美德的国家如像中国的女人看来是如此”。(19)珊裳的观感，显然不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好奇—冲击—反应”的表现。在一种根深蒂固且以为天经地义的伦理纲常及其生活境遇之外，竟然存在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及其生存方式?这一镜像的背后，弱国子民的身份焦虑与传统文化危机感的交集、对异国强势文化的敏感及其“开化”的女权意识的向往、在比照和反观自身的过程中如何重新定位“自我”，甚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关怀……无疑都在完全可能的意义上投射出多重而复杂的意涵；至少，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生存体验中，原有“中央华夏帝国”的幻象已经发生坍塌而初步表现出了重新观察与认知世界的现代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里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界。”(20)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些杰出的女作家的“跨域经验”，既刻下了中国现代女性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艰难寻索的最初的印记，也透露出了中国现代女性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下自我价值的“浮现”；那么，它同时所传达出的，在异质文化碰撞下国族/女性自我、主体/他者关系的想象、张扬以及建构意识的萌发，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及其精神嬗递的意义链上，则以精神内核之源的意义构成了不可割裂的根本一环。 三、永远的乡愁、文化认同与海外华文文学“元命题” 毫无疑问，如果说乡愁是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心理现象，其实质就是对家园——终极家园的寻找；那么在中国文化精神谱系之中，它也最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品质。人们在始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一浩渺绵延的乡愁长河中，谱就了多少惊心动魄的精神救赎之典。而时至“出走”海外的当下，身处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回望已然荒芜和破碎的“家园”，更是强烈地承受到从未体验过却又无所不在的乡愁的噬啮。一如苏雪林1922年初到法国的《夜失眠晓起揽镜失容怆然有作》：“离愁日日浓如酒，酿到新秋味更醇。镜里朱颜不常好，客边岁月易催人。沧桑阅世都成感，哀乐年来渐觉真。万里烟波身独寄，海天东望涕沾巾”；(21)陈学昭有着浓重的巴黎情结，曾自认“我已俨然成为巴黎人之一份了”，然而，故国“江南”才是她永远的牵挂，“我在这三万余里外遥听着涛声，在夜雨中，‘春潮夜雨晚来急’，我遥听着，让这几番的春雨，几番春雨中带来的涛声，清醒我沉入于这病态里的身心呵。我所忆的江南呵，那里有着我不死的生命，我走遍了世界所找不到的。”(22) 是的，她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此在状态，从早期留学生“求学外洋”是为着“改造中国文化”一类的不以移居国外为目的的意愿看，即便是写尽了“独寄”的“离愁”与“客边岁月”，却也在“不如归去”(23)的内心呼唤中得以自慰；即便以为已是“巴黎人之一份”却也未将归属感赋予巴黎。在这里，她们把乡愁和思念或者典化于母国的诗词歌赋，或者具象化于故乡的风物人情，从传统意味的乡土情结上看，这应该还只是一种相对单一或世俗伦理层面的情感运思，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是，我们则无法否认，留学本身的这种“跨域”行为，业已规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其精神形态，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交集与融合，已经符号化为他们某种文化性格的表征，特别是其间那种因为地域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而获得的空间体验，那种因为置身于异质文化的相互撞击而获得的特殊文化经验，经由精神遗传，必然影响着此后跨域迁徙的人们对其生存空间的知觉形态。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与“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了关系，先前强烈而绵长的乡愁，又融入并化合了寻根、失根、悲苦的主题和品质，作为一种隐喻，无疑形构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元命题”。 同样的，传统文化的坚固与历史惯性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与压迫的对冲，一直角力于这一代学人从生命体验到主体建构的全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乡愁变成了永远无法完成的文化清理，更造成了她们文化认同上的艰难转身。 苏雪林《棘心》中的留法女生杜醒秋，纵使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更给予了她“心灵世界的觉醒”的强烈感召，但还是以难以理喻的理智态度，强行扼杀了自己对于其他男性的感情，屈从于由亲权和礼教所编织的罗网，在归国后违心嫁给了自己逃拒的未婚夫，从而陷落自认为的“那个蜕变时代的人不免都带着点悲剧性”(24)的命运窠臼。陈学昭《南风的梦》中的女主人公陈克明也是留学法国，比起杜醒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胆挑战传统的时代女性。她自己也声称，“宁可做一个跌倒在十字路口的饿殍，受人们，受大众的无情的冷酷讥笑及践踏，也不要匍匐在某一个男权的威势与玩弄下而吃一口安稳饭”。(25)然而，她最终也还是无法摆脱由于身处异域且又陷入爱情、学业和生存的多重困境而不得不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国，所有的追求犹如一场“南风的梦”。凌叔华(26)的《吃茶》中，留洋归来的王斌显然就是个符号化的人物。虽然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西风东渐，但是，王斌对于女性礼貌、殷勤、体贴、周到的“西方文明”表征，待字闺中的芳影先前自以为获得“女士优先”的礼遇便是王斌对其“有意”的爱情想象，以及在接到“张梅先女士与王斌先生”结婚请柬后的失态和懊丧，在在都凸显出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及其彼此的严重“误读”。在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密码夹缝之中的“芳影”们应该如何“处置”自己? 这些各色人等，或曰处于“食洋”“化”与“不化”之间的女性，在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上，面对中西文化及其传统与现代的“迎或拒”，已然表现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认知方式，一方面，由于具有优于同代女性甚至男性的问学条件，能够“求学外洋”，或者有“资格”进入留洋人士的“上流社会”，从而获得了自我独立人格的充分自信，乃至对成为时代新女性的热切想象；另一方面，在格格不入的异质文化语境以及传统男权话语系统的合力包围中，她们又常常迷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肯定，最终或者顺遂了传统的强大惯性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或者以自认为获得的所学专长及能力来抵消和逃避存在的困境。对于这些自始至终都表现为犹疑纠结的矛盾体，苏雪林借其《棘心》里的留学生人物做出了最契合的注脚，“我恐怕永远是一个怀疑者吧，我将永远为烦恼所困吧”，“我始终是一个人生旅途上的漂泊者”。(27) 固然，与后来进入冷战时期和后殖民语境的流散现象与流散写作，对乡愁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诉求交织着寻根、种族、身份、阶级、性别、宗教等多重价值维度的根本不同，对于这些“怀疑者”和“漂泊者”而言，客居异乡只是她们追求人生目标的一种暂时的生存状态，是实现价值目标——如学业有成——的必然过程，其出发点与目的地最终是统一的，不论最终学有所成或学无所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充其量只是“别人家”的“逗留者”。(28)但是，正是她们的“怀疑”与“漂泊”状态，则“率先”给出了海外华文文学对多元文化语境下原乡/异乡、离散/回归、认同/拒斥关系，虽恒久不绝地追问却又永难破解的暗示。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她们的主动“求学外洋”与后来者的放逐与被放逐“前赴后继”的乡土及其认同想象，精神位置与情感羁绊聚散的场所/空间，无疑都共同投射于“中国”这一符号上。如此一来，其传统文化精神资源不论是处于社会激烈转型、人文价值脱序，或者是历史重构、民族复兴的任何时期，也不论其是否足以有效地承载和支持她们的情感着陆和身份重建，有一点则毋庸置疑，在这里，她们不期而遇地完成了“怀疑者”和“漂泊者”与“放逐者”和“流散者”追思认同仪式的交接。于是，无论其彼此的生存被文化重置或错置于何时何地，也无论其同根相承却异质变奏的主体建构态势是急是缓，烙印于她们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和精神血统，无疑则构成了她们彼此生命深处永远的文化传承，或曰海外华文文学某种意味上的“文化宿命”。 四、欧华女性文学发生的“经验”与“想象” 早期“西学东渐”并“中学西传”的历史文化现象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或者说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发生，无疑必须要借助更广泛深入地梳理华人海外移民史、中国留学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样态等多重史学谱系，才有可能获得更充分地透视和阐明，这当然也是笔者所力所不逮的。但是，哪怕我们仅以欧华女性文学的发生——作为一种建构，当然也是一种未完成的“发生”——作为“历史现场”来给予观察，显然，它所给出的“答案”已不仅在于欧华女性文学发生本身。从本文的论域着眼，我们着重考察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融通与华文文学区域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所日益凸显的世界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跨域性等特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既是其内部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诉求过程、同时也是与特定区域或曰文化板块的对话、交织过程所获得的，其“彼此交错”、“复合渗透”的形态则以“和而不同”为表征。譬如欧华文学区域，它当然也表现为与来自母国的根性文化及其世界华文文学其他区域文化间双边或多边的交错与互渗，但是它与“在地文化”的交错与对话无疑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投射于欧洲列强的拖曳、胁迫和影响，“酿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拥抱欧洲，一时间，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纷繁芜杂的文学思潮及其相关哲学思想先后涌入中国的同时，大量的公派和因私留学欧洲也盛况空前。如此说来，中国文学不论是现代转型之时还是“出走”之初的想象，作为“他者”的欧洲，都构成了极富张力的一元。但是，从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看，“欧洲”这一关联其发生与发展的突出符号，显然还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当然，譬如，由于北美新移民文学创作的活跃，在带来研究广泛关注的同时则造成区域研究的某种失衡也实属“从善若流”。 我们以为，区域文学研究与批评话语体系关系密切，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依托的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批评等话语，固然彰显了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然而，必须看到，海外华文文学其双边或多边文化互渗的范型，并不表现为一种“等边”的关系而必然是“不规整”的存在。 还是以欧华文学区域为观察点。就恩格斯“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9)之言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基本“史实”：欧洲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演进的同源性，如法国学者莫兰所说，“欧洲文化是犹太—基督教—希腊—罗马四种文化的综合，这四种文化漩涡中又诞生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些可以嵌入外部文化并对其发生影响和改变的文明现象。”(30)而这一形而上的“通律”或“共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正是构成了影响欧华文学区域文化特征与其他区域文化形成差异的根本因素所在。但是，我们往往在依托后殖民主义等相关话语体系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看似在着力开掘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却由于“历史现场”及其演进过程的缺位，实则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某一文化区域的“普遍性”、人文地缘或华文文学区域特征，最终陷落于“后学”理论汇流的宏大话语模式的约束之中。不错，海外华文文学其本身就是一个“混杂空间”，(31)这一“混杂空间”既容纳同一又容纳差异，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边或多边文化碰撞过程中，各文化区域间的边界往往是流动而模糊的，正因为如此，在区域批评的话语实践中确立普遍性、差异性与融通性的多元性思维显然有其根本的必要。 第二，跨域意识下的欧华女性文学“想象”。在古老中国迈入现代世界的时间转折点上，留(游)学欧洲的女性以集束式的方式，既为历史刻录下了欧洲“文明”的深刻印记；亦不仅仅是纯粹时间意义上的聚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海外“出走”和嬗变提供了具有内在精神及审美关联的想象性“样本”。 如前述，当留(游)学欧洲的女性亲历西方文明而强烈感受到另一种于牢牢禁锢自己的传统文化之外的异质文明的冲击，有如化蛹成蝶，经笔下文字所流露出的思乡情愫，已摆脱了古代闺阁辞赋的思妇之怨、弃妇之哀；所传达出的家国意识，虽杂糅着犹疑与怅惘，却也渗透出了参与“救国利民”的意愿和重塑“自我”的现代意识；值得指出的是，还由于身处“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32)激烈冲突的特定的欧洲文明区域，她们在以与同代“求学外洋”女性所共通的精神律动回应时代语境的同时，却也散发出了自己的精神气质。比较留学美国的陈衡哲、冰心，留学日本的白薇等人多倾向“问题”(小说)的揭示和社会变革，表现出相对鲜明的“庙堂”与“广场”意识，她们则多坚持从欧洲习来的启蒙理想和学术精神。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苏雪林，尽管苏雪林自认为是“天性”使然：“天性本近于学术研究，从此更有志为学了”。(33)对此，我们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此言意在自慰和抵消婚姻不幸这一人生最大的缺憾，但其最终则是“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以宝贵的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34) 不错，我们在以某一种话语或意涵去诠释特定结构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造成另一种遮蔽；同理，某一特定精神症候并不排斥其内部各“一己之思”、“一己之情”的差异，如陈学昭，穷尽一生追求“工作着是美丽的”，却在政治信仰与自我意识的纠葛和突围中挣扎着终其一生。直言之，现代文学史上这批留(游)学欧洲的女作家群体无疑可供进行各是其说的多元阐释，而并不呈现为一种共谋的固定的价值结构。 但是，有意味的是，比照随后五六十年代北美留学生文学在身处西方霸权轴心的美国与“国已不国”的故园的巨大落差和文化冲突中，写尽了沦肌浃髓的“无根”之痛和“家国之殇”，而同是在民族罹难、家国分裂背景下放逐于欧洲一隅的留学生，则以一种迥异于北美留学文学突显对抗和精神失重的文化姿态，在忧国感怀的悲怆中体味文化互渗的力量。赵淑侠即如是说，“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我们这些用华文笔耕的作家，总括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们都有完整的中华文化背景；另一个特点是，我们长居欧洲，多多少少都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以致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面，既不同于中国本土作家，也不同于真正的欧洲作家，它可以说是糅合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特殊品质。这其中当然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譬如说徘徊在两种迥异的文化间，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但相对的，基于这种迥异，使两种文化互容互谅，取长补短，去芜存精，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些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的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源泉。”(35)赵淑侠话语间所表现出的哲思与现代文化意识，无疑暗合了早前留学欧洲群体长于思辨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如此一来，一部以如何走出当下精神王国萎缩、道德伦理脱序、环境冲突尖锐、强权文化独大……的人类困境的“天问”之作——《天望》出现在世纪之交的欧洲荷兰，就作者林湄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批判、关怀与救赎意识，其于欧洲文化的宗教理性/哲辩思维传统、于欧华女性文学精神肌理的关系便是有迹可循；而即便同是“多重边缘人”的女性叙事，(36)与以严歌苓、张翎、李彦、陈谦等为代表的北美新移民女性文学，突显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种族冲突、男权政治、认同危机，特别是离散意识下的“民族寓言”式叙事相比照，林湄显然意在“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来审视当今人类社会”，(37)既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终极理性上构成了深刻的呼应，亦在地缘意义层面显现出了特定区域文化的征象。换言之，《天望》不是来自特定的欧华文化区域，某种意义上，则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作为“散居”却又表现为“同构”的海外华文文学，其各区域文化的“边界是为跨越而设置的”，(38)同理，欧华女性文学从“发生”出发，在其精神特质不断嬗变与聚合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也应该是一种常态；因此，作为观察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视域，其不断生发的问题仍值得持续观察。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陈学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