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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0)03-0036-11
最近经常使用的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是克林顿的几个政策顾问在1992年提出来的，布莱尔及其智囊团在5年后将它借用过来，并加以新的阐释，以表明自己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避免的挑战的一种新的中左态度。第三条道路的创始者们认为，这是向修正主义的一次公开回归，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在诸如治理、福利国家、教育、政治文化和工作岗位的创造等社会改革的一些主要领域中，第三条道路表现为介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折中。自从这一时髦的术语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思维新方向进入到政治舞台以来，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介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折中
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当修正主义的第一次潮流在20世纪来临的几年前出现时，其主要创始人爱德华·伯恩斯施坦就宣称，从本质上讲，它是介于社会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解释是准确无疑的：首先，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一标牌——后来称作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了一种毫不模糊的自由民主概念，把它认可为进一步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框架；其次，公开、多元性、暂时性及容忍等自由原则被应用于社会主义本身；第三，自由市场和个人对财产所有权等自由概念重新被看重，在某种程度上——在社会控制和责任这一严密的框架内——这些概念适合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总体目标。它是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整个历史的一次意义深远而又颇有见地的尝试。介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这种折中形式的提出，或是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本身的变化，或是由于主流社会主义者对于它们的洞察，或是由于教条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对这种折中的顽固反对。
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观点相反，修正社会主义从其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为不断从现实中，从自己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实践的结果中进行学习的公开过程，但它一直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自由、正义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是其改革纲领的不可改变的指导思想，这毫无妥协而言。自20世纪初以来，主流修正社会主义者认为，与民主社会主义总体目标相联系的基本价值与进行社会变革的实际手段和方式之间有重大差别，这是一个公认的真理，这会使其更加密切地融入到社会中去。甚至卡尔·考茨基，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员，早在1919年，在与列宁的一次争论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最重要的差别。他说，我们支持财产的社会化，因为我们确信，它们是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社会的最好的手段。如果有人在将来使我们相信，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这种社会化的观点，如果要使真正的目标与基本价值与我们同在的话①。由此看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已从教条主义发展到实行监督的实用主义。
这种差别，在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然而，有一些组织上及制度化的手段，如民主、多元性、人权、社会保障和工人参与等，它们如此直接而不可分离地与这些基本价值相连，以至于它们被看作是如同这些基本价值本身一样的根本和永恒。在经济领域，就对个人财产的社会限制、这些限制的形式及对市场经济及其形式的限制等方面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几乎西方每一个国家一直都存在着矛盾。然而，很显然，市场和个人财产并不是基本价值本身，基本价值只有在参与和社会责任的某种框架内以及相应的方式下来体现，这些方式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目标服务，而不是将财产社会化及进行中央政府计划。
所以，当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们声称，在全球化时代应该对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甚至是与新自由主义进行一次新的折中，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它并未偏离欧洲主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传统。至于修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这样一种尝试也不会存在什么错误。然而，问题在于，在当今世界，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哪一种折中能够以最适合的方式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目标服务。考虑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实现手段，考虑到它用以指导对当今世界进行解释的理论和假设，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实现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可以说，如果排斥实用主义的观点，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在高度复杂和急剧变化的世界生存下来。
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很显然没有一种明确界定的意义。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它也是因各种不同的目的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被使用着。两次世界大战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了这一词，以期能竭尽全力地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找到一条道路，它将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以便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大资本占优势的世界中提出一种能获得社会主义目标的现实策略。
二战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宣称自己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是介于无法驯服的资本主义和教条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最好的一条道路。二战后的许多年里，这一术语经常被使用，意指能在正在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确定一种位置。1968年，在短暂的“布拉格之春”期间，奥塔·希克等人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设想，它超出了共产主义中央计划限制，私人财产在市场体制中居支配地位，他们将之称作“第三条道路”。一般来说，这一术语是在民主社会主义传统范围内被运用，然而，有时，甚至象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极端敌对者也发现这一名称是适宜的。
最近不久，继克林顿及其顾问之后，布莱尔进一步提倡这个想法，想赋予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以新的活力，以期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折中。虽然它并非没有理论基础，但时间是如此之长，已成为讨论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涵盖了最近20年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策。从策略上讲，这个术语就是指，通过吸纳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吸引人的观点，使社会民主思想更具攻势。对于正为布莱尔政府出谋划策的人来说，对于在欧洲大陆已开始参加到这一计划中来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如在德国，有人已在宣称其完全等同于第三条道路，那么正在拾起这一术语且迎接这种挑战的人则已跨越了与华盛顿的克林顿政府相连的思想鸿沟。
所以，这一计划仍然相当模糊，这并不令人惊讶，象布莱尔所看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对一些基本价值进行界定，这完全是为了在当今世界找到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合适手段的一种实用主义方案。他们确信，有关全球化、市场的传统作用等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目标及重新考虑治理和改革福利国家的需要等，在当今世界，在构成基本价值的实现方式和方法的这种新实用主义的结合中，它们会起到支配性作用②。毫无疑问，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及在今天所有民主国家中传统社会主义背景的消失而出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努力本身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哪一种折中能最好地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与今天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在欧洲，围绕着布莱尔的成功经历及其理论基础，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方兴未艾。但困惑已经产生，即新的第三条道路会是或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其模范布莱尔的杰作中，其不同的层次和维度间缺乏一种适当的差别。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布莱尔就在工党中推动进行了三个层次的革命，至此，它已成为欧洲各社会民主党中传统主义的系统展现。
布莱尔的第一个层次革命就是达到哥德斯堡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其中财产社会化等传统观点要被新的基本价值所取代，在经济过程中，关于市场的作用、私有财产及政府等方面，工党的纲领要公开向实用主义观点开放。在英国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它为工党重获多数支持及在当前政治舞台中发挥创造性的和积极主动性的作用创造了条件。
第二，它对哥德斯堡的突破之处就是带有一种非常激进的克林顿化的特点，即政治信息作为工党策略最高点的一部分，一切都要服从之，在认识到有必要对政党领导人的形象及其象征性计划进行成功的媒介传播这一规则下，它包括政党事务、政党的作用甚至还有工党议会党团。对于布莱尔革命的这一维度，象批评家们所提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设计者”这一术语可能是一种夸张的提法，然而它确有许多新意。领导人的英雄形象，问题的选择及其对提供给媒体方式的设计，政党的原则及在策略最高点下的所有角色等，这些方式不但创立了引导政治的新方式，而且还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一种介于社会民主党，它的成员，它的领导层及其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的联系之间的互相关系。所以，它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市场和信息方面的变革，它更应被看成是，在提出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对政党作用的新界定——这是一种新型的媒体民主。
布莱尔革命的第三个层次涉及到“第三条道路”包含哪些内容这一问题：将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实质部分吸纳到社会民主主义计划中来。在英国特定的形势下，相对较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影响这个国家几达20年之久，勇气、决心、甚至是沿此方向愈走愈远的选举上的必然性都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为什么布莱尔革命及其向其他国家的转移性需要且应得到彻底的讨论的原因。
考虑到这三个可辨别层次的范围和深度，可见布莱尔所宣称的，即他用一种新的政治认同性创立的“新工党”，清晰地且令人信服地与“旧工党”区别开来，这完全得到了证实。
自1864年第一国际创建以来，把代表各个国家的力量联合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组织且在思想纲领中对重大问题能够取得一致，这一直是民主的左派所希望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对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进行世界性的讨论过程中，无论各社会民主党及团体的起点和传统的差别会是什么，现在开始已是非常合时宜了。为了在当今世界对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新的理解，为了在今天的竞争中重获主动，彼此相互学习是值得的。这样一种理解可能会使中左政党感到，为了在政治上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它们在协调行动上具有共同理由。
以上所有这些似乎就是第三条道路讨论的机会和希望所在。
布莱尔计划的基本特征
布莱尔对第三条道路翻版的主要特征是他的基本价值基础。这些价值必然要求某些结构上及制度上的东西，如民主、人权、多元化及其他类似价值。至于社会及经济秩序的准确细节和经济、社会、教育政策的规范，它们公开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但最终决定总是不得不根据这些基本价值而做出。这种政治概念的总的内涵就是一种遵守规则的实用主义：基本价值无条件的有效性与各种政策中有条件选择的结合。这基本还是哥德斯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托尼·朱迪特说“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方向”③，就概念本身而言，还存在着误解。很显然，在这个概念中，这些基本价值是过程应被导向的目标，而且它们构成了这一概念的方向。这一概念寓意丰富，只要这些基本价值本身被精确界定并足以为实用的过程确立有效的标准，它就是前进的方向。
在这些基本价值的框架中，布莱尔希望，在政策的层面上，旧有的矛盾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权利和义务，事业心的提高及战胜贫穷和歧视，会被克服掉。这并没有错，而且布莱尔本人坦率承认，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来使这一框架变得丰盈，并使其成为21世纪中左派的有效计划。在更现实的层面上，布莱尔宣称平等的价值的主要意义就是个体在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参与的机会；协调政府和商业间的关系；支持建立一个与政府一道珍视权利和责任的强有力且自信的市民社会；强调基本价值及有效的政策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现实：即接受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规则的必要性。
这一计划的政策指导方针所代表的步调超出了哥德斯堡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它一直在欧洲居统治地位。布莱尔计划，似乎是接近宏观经济学的一种新自由主义；供给边缘经济政策；在商品和资本市场中无条件接受竞争；进行福利国家改革，把就业最大化作为目标，而不是把保证就业或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权利；对可持续发展的含糊不清的承诺。
此外，布莱尔还致力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分权，致力于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及在欧洲联盟中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参与④。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次更加广泛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讨论，就要将新概念中明显是源于特定的英国背景及似乎可被移到其他国家的这些特征进行区分。布莱尔准备更新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所采用的激进政策当然是由于经济的彻底失调，包括劳动力市场，这是撒切尔体制造成的。在布莱尔自己的个人业绩中，这个概念所设计的及代表的方式和大众媒介的作用以及新中间阶级的态度倾向有很大关系。在大多数大陆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仍未触动的福利一致性已被撒切尔破坏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它似乎不再是布莱尔努力前进的障碍。
这一新概念的本质似乎是一种策略，它意欲带来包容，给所有的人机会（不是社会正义）及职业，它不是通过结构改革及宏观经济政策而是通过文化革命和福利国家的相对转变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为了使人们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能更好地调整适应经济和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和商业，政府和社会，以及给所有人的就业和机会间的伙伴关系，就带有了向主导性文化策略转变的特征。这一目标是态度和行为模式的重大改变，而非对结构的重塑。伙伴关系意味着，无论完成什么，在已建立的结构框架内，都要通过协商而不是政府的统治权进行。包容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无论在什么层面及在何种条件下，每个人都应以某种方式被给予一次机会。休息有利于个人的健康，就业意味着福利国家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新的工作资格，但最终融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却是人们自己的责任。
提倡第三条道路的思维这种特定版本的布莱尔和其他人常常使用企业家文化这一术语，在正在出现的群体中，它应成为每个人的姿态。这一策略目标的文化革命意指对政府的作用和个人的责任重新界定。劳动力市场的最后风险被转移给个人，政府仅是一种支持力量（福利），而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经典概念中，它认为市场的本身作用是不负责任的，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所宣称的市场的作用已告无效，个人有权把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权利。这是新自由主义文化立场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它表明政府结构和责任的弱化。在当今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就经济政策、福利政策及社会民主党的象征性立场而言，这一改变是非常了不起的。实际上它所指的一些问题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有关第三条道路的几个问题
一、全球化
克林顿和布莱尔对于第三条道路的修正版本的起点就是把经济全球化作为铁的事实，以及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对可得到的工作种类的影响。然而，全球化却是一个极其模棱两可的术语。就其范围而言，它是多维的，从它的含义来看，它是矛盾的。很明显，无论个体、国家是否愿意，信息、生态破坏的影响、疾病、文化交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移民，它们都正在跨越政治上的国界。这一过程正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展。金融市场已经完全变成全球性的了。然而，这与全面的经济全球化还不是一回事。商品和服务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与全球化的距离仍很遥远，它们在跨国问题上仍相当具有选择性。仍然没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大市场，所有的经济共同体在其中相互竞争。大部分民族经济在一国与另一国是不相同的，它们没有融入跨国大市场中，并且大部分跨国性市场与其说是跨国性的，还不如说是地区性的。拿欧盟为例，其成员国跨国贸易的80%以上是在自己限制的范围内进行的。
对全球化观点没有进行细分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带有高度的思想意识特征，其要旨是使劳动力要求、宏观经济及主张对经济结果承担所有政治责任非合法化，而不是对新的现实的准确描述。所以在新自由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就全球化这一术语怎样被界定及哪些结果源自它这一问题上，这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分水岭。考虑到它的条件和限制，对于这一观点的运用来说，其具有两种决定性的后果。第一种是全球化的真正形状和数量并不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及对完全过时的全部经济提供真正责任；第二种是对全球化已失去的大部分政治影响可以在地区的层面上重新获得及重新建立。这对欧盟来说尤其有效。此外，提出更加全面有效的跨国性概念，甚至是用以调节全球经济的全球性体制不仅仅是幻想。关贸总协定及其它机构显示，政治框架设定存在着一个范围，如果仅有政治意愿去完成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进一步扩充的主题。
甚至对修正过了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来说，也没有必要把宏观经济学。市场调控及政治框架的设定统统抛弃。在国家的层面上，通过跨国性合作，存在弥补政治有效性损失的一个范围。
二、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
在政府和社会各自的政治作用范围内，重新思考或是重新创立治理方式，这是第三条道路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这一概念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功能性的，意指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试图把被放置在社会金字塔之上的政治作为策略性最高点来驾御社会的发展，而这一最高点并不能在足够的范围内对本身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功能进行监督，显然这变得愈益困难了，甚至会出现功能失调。现代的治理方式需要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间新的合作形式，换而言之就是政府和社会各角色间新的分工，这种观点变得突出起来。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社会代理人的伙伴，它作为一名中间人起着促进、鼓舞、监督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权力下放在今天复杂的后工业社会中似乎是一种必然。
只要政治体制的监督功能仍未受触动，并且它还能承担起对社会及个人的责任，那么无论市民社会这一网状系统在哪一环节出了问题，这种政治权力下放的办法都不失为解决私人化及促进民主化和社会自治问题的良策。然而，如果一个信奉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政府把自己的政治责任越来越多地分散掉，并且把生产变化的后果简单地留给个人去应付，那么情形就恰恰相反了。把先前的政治责任简单地私人化，这是在冒重新回到19世纪时形势的危险，那时不受控制的秘密势力操纵着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机会，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
将政治功能转移到市民社会中去的第二个维度是文化方面的，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建立在重新权衡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这一要求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尤其为共产主义者所强调的维度。个人义务感的加强通常可以增强公民这样一种倾向，即对于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些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能否通过自发合作来自己解决，并且仅仅当这样做无法办到时，再把它交由政府进行有效的解决。在这一维度中，政府和社会间的这种新的分工并不象第一种维度所指的那样，即简单地把政府原来的功能分散掉，并留给个人角色去自由决定实现。它更侧重强调，当一件工作可以为社会本身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时，政府的许多介入都是多余的。
甚至在德国，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长时间以来一直融入在社会自助的进取精神中。今天的挑战就是把这种参予主动性扩展到新的问题领域中去，并且通过公开的策略如讨论、令人信服的事例及合作关系等来鼓励相互的团体精神。共产主义信奉者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但这决不能被看成是对公共责任进行再私人化赋予合法性的唯一策略。新自由主义对公共政策义务进行简单的再私人化这一概念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将市民社会政治化以承担新的责任这一概念存在着重大区别，这一点无论是在理论层次上，还是在实际计划的具体轮廓及政府责任这一概念本身方面，都一定要弄清楚。那些在社会本身中通过自愿的角色所没完成的工作仍将是政府的责任。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治理方式需要进行富有想象的革新。
三、福利国家
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着对福利国家的一些主要部分重新建构的需要。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使福利国家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变化。下面仅提及最重要的几点：
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医疗保险制度所耗费用的持续增加。每个人都有权依其病情享受全方位的医疗待遇，这样一种制度会不断提升医疗于保险所用收入的比例，而这在不远的将来似乎已经无法支付起了。
工龄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这就使得制定新的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方案变得非常迫切。
在一些福利国家中，失业保险是通过不断地对低工资收入征以100%或者更高的重税进行的，实际上这就设制了一个特殊的失业陷阱。需要有将福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相结合的新方式出现。
尽管福利国家急需改革，但它应该遵循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在一个世纪前已被创立和设计的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蓝图一部分的基本目标应被保留。新自由主义的解答方法并不复杂：减少福利国家的成分，放弃相应的权利及听任市场的安排。象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这将会立即减轻公共预算负担，并且迟早会使工人的心理和态度适应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可否认的现实。当新自由主义思维既把市场看成是一种不平行的合理决策机制，又认为它是一种基本价值的时候，这样一种策略的社会代价却在理论上被忽视了，在实践上则被容忍了。
第三条道路思维就其基本假定而言是正确无疑的，仅仅维护传统的福利国家而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无责任感是不正确的和愚蠢的。对旧有的福利国家结构进行重新改造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在这样做是有助于使其成为可持续性的才可以进行。对于福利国家的所有坚决支持者来说，这一点永远都是正确的。至于老年养老金问题，需要有更大的选择范围。每个人都应该决定，为了以后的花费，他现在需要将收入的多大一部分节省出来。但在退休后，保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最低线应该被维持。失业津贴应该根据对工作提供机会的接受性而定。
此外，那些从事低工资工作的人应该淡化这种观念，即他们的收入一定会增长，这是合情合理的。
所有这一切能够而且一定能够被完成，有许多方法可以取得成功。这需要实用主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无论如何，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一定是对每个公民在自己的努力失败后都有权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种观点的创新。保证过一种象样的生活不仅依赖于经济的价值，而且依赖于人权。每个人都要证明，为了谋生他已尽其所能了，这一点似乎比以前更为必要。但如果失败了，他有权进行社会团结，并有权对并非只对他个人起作用的市场缺点进行指责，以便除了贫穷和不安全外，他还将被打上失败、悲伤及责难的烙印。
凡此种种，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说，第三条道路将证明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概念，当然这只是在它使福利国家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改革并且没有抛弃社会保障所做的保证这种程度下才可以这么讲。否则，第三条道路不仅会损害社会民主主义的已广为接受的认同感及否认它对基本价值的认可，而且还将导致社会的分裂，最终，社会民主党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对手将成为主要获胜者：比半路出家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更合乎逻辑的新自由主义者以及承诺实行更加公有的社会并对遭受社会排斥的人予以完全承认的右翼势力。社会民主党人在付出重塑福利国家的努力时一定要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限制，福利国家也同样限制全球化的进程⑤。对此一旦有所违背，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自由贸易的政治反对派。
所以，更新了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计划一定要遵从一个概念，即不仅为所有人提供机会，而且实行社会公正，这意味着对物质生活的最低标准提供保证。当然，这种保证要求个人必须有责任感，即为了谋生，每个人都要抓住市场或社会提供的每一个机会。因此，就业条件应该是福利国家改革的有用目标之一，但对于更新的社会民主党的计划来说，只要还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供每个人去做，它就不会是充分条件。
四、灵活的人和基本的安全
在托尼·布莱尔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计划中，最有争议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代社会各阶层所有成员的企业家总体文化这个概念。它是对普遍认为所应享有权利的取消，因之，它允许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大福利国家成分减少的程度及相对增加在志愿的社会活动中的自我决定性。这一概念的矛头直指欧洲大多数社会阶层对根深蒂固的福利政策的一致认同。第三条道路计划的一些著名提倡者如布莱尔、吉登斯及德国的博多·洪巴赫等人都反复宣称，不论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资格及社会地位如何，他都一定要开始把他或她自己看成是一个企业家，在市场这个大世界中，对自己的命运负完全责任⑥。每个人都要形成这样的意识，即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最终就是自己的风险，它们并不是由于保证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有力的社会保证这种欠妥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弊端。这种文化上的重大转变，就等于是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会在两个层面上造成严重后果。在结构层面上，它会减少福利国家对提高就业能力进行支持的补助。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处在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将会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即在劳动力市场中，无论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怎样，除了有限的支持以外，连他们应享有的可靠的社会保障这种权利也不存在了。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几乎是无限伸缩的经济和社会的灵活性。
理查德·森尼特最近对这种向新资本家文化转变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并对社会对灵活性的限制进行了论证，他担心现代资本家经济会造成品质的堕落，广泛的不确定性，恐惧及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⑦。社会对灵活性的限制涉及到社会上下两个阶层。二者都要意识到，无论出自哪种原因，几乎每一种工作都可能突然失去，而且他们或许不得不接受工作条件和报酬的不断降低。即使经过努力而有了一部连续性的工作记录，但在一生中，他们也要做好十次或十二次工作变换的准备，甚至居住场所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料，同朋友、邻居等长期居住在社区内不大可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特征了。
单从字面来理解“灵活性”这个术语，它具有积极的含义。然而，如果某人在金融上处在安全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他为了获得额外的收入而进行额外的冒险，那么这时这一术语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或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较低层部分，灵活性就等于是被推向贫穷、依赖和被剥夺及被迫接受由时刻变化的市场命运带给他或她的任何工作或生活条件的威胁。这种强行的灵活性导致了失望、不安定性、不确定性及焦虑。因此，同样一个灵活性既意味着成功也意味着不成功，其含义可能大相径庭。
经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总体思想一直都认为，应该而且一定要对每一个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提供保证，而不管他或她的经济财运如何，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主要是由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引起的，而不是由个人的失败引起的。总体企业家文化这个概念，迄今为止，就其所构想的来看，它似乎恰恰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体系基础的否定。既然这种后果已为这一计划的策划者有意识地考虑到了，那么有三点就必须在此提出来：
首先，这种结果明显地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相抵触，而在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中，这些价值甚至是进行更新和社会变革的无可争议的基础。当然，这些基本价值可以在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被界定，它们都要求进行社会团结以确保所有公民的尊严，而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这才是“社会公正”这个经典术语的确切含义。只要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价值观仍在贯彻执行，就要划定一条社会保障的最低界线。当然，阐释这一准则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也应有明确的限制。
其次，对灵活性的过度要求会导致人们出现不安全感及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这种心理，这是在冒把许多群众推向右翼极端分子怀抱的危险，他们表面上装作能提供安全感、明确的方向及生活保护。
第三，这种策略不可避免地模糊了更新了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分界线，结果会进一步削弱自己的选民支持。
因此，无论是作为一种策略上的政策指导思想，还是作为更新了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象征性的特征，其政治上的要旨一定是兼有社会保障的灵活性。当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使文化的更新成为必要时，这种更新应该力求成为一种负责任的新文化，创造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新的平衡，而不是旨在成为一种总体上的企业家文化。
五、十字路口上面临的选择
由于全球化，各中左力量面临着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的挑战、问题和选择，第三条道路讨论为他们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对话提供了机会，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中许多中左力量越来越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采取跨国合作的新形式将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条件之一。然而，因为各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传统，政治舞台上的选举竞争者及中左派别的相对力量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更新的具体轮廓在国与国之间会有所变化，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迄今为止，已出现了三种各有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形式。其范围从采纳当今自由主义大部分观点的激进立场到重新考虑市场的作用和对个人的责任感持更加谨慎的温和立场。
理想色彩较浓的美国新民主党人对第三条道路持激进的态度，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追求温和路线，新工党则居于中间路线。
就构成更新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计划根基的几乎所有重要概念而言，虽然它们都处在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框架内，但也要对其进行重点选择。这些重要概念需要而且应该在想要促使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成功且可持续性的更新的那些人中间进行详尽的政治讨论，当然也要为这些概念留出保留变化的余地⑧。
理想色彩较浓的立场及其对第三条道路讨论中个人问题的不同态度可以从表1中反映出来。
表1：第三条道路立场的范围
概念 温和立场激进立场
基本价值公正 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政策文化兼顾基本安全的灵活性 企业家身份精神
经济全球化
政治上进行规范接受
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调控，兼顾供给与需求 强调供给
政府与商业
统治者加中间人合作伙伴
政府与社会
强调政府的责任强调社会的义务
共产主义从属性政策
道德运动
福利国家为基本保障（人权）而重建福利国家
推动国家提高就业能力
现代化 多维概念（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
经济上的理性化
生态
起重大经济作用模糊的允诺
政党的作用
对社会讨论及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第一，忽视政党的作用
策略
结构上的变革，慎重的讨论
文化运动，分阶段的媒体传播
六、基本价值，政治文化和个人的需要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应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进行总体上的重新评价。在较早的历史时期中，就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初理论同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折中而言，这一点也可以被理解。在这种新的折中中，无论它在各个不同国家中的轮廓各是什么样的，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却一定是明显可见且富有成效的，即使在其所倡导的政策中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基本价值中，作为一项公民权的社会保障是最突出的一个，只要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术语能够正当地宣称自己是有意义的，社会保障就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市场并不能提供称心如意的工作。一旦这一价值被抛弃了，无论再贴上什么标签，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要义实质上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在那些福利传统较为悠久且已形成一套相关政治纲领的欧洲国家中，一付强剂量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最有可能会造成三种不良后果：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的社会民主主义认同感的丧失；日甚一日的社会分裂和动荡；支持自由和右翼极端分子政党而导致的选举上的损失。
很显然，这些危险的变革设定了外部限制。
在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中，其民主只为选民的四分之一人口所享有，象澳大利亚和法国所证实的那样，这最有可能导致出现重视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提议这种情况，因为如果社会民主主义遵循比第三条道路更新的激进路线，那么在这种几乎是没有限制的灵活性社会中，它对于哪怕是一种可接受的生活这种唯一的希望也无法提供可靠保证。无法确定象美国那样的社会沿此会走多远。但历史和现在的经验表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们会很快深受民粹主义日甚一日的影响所害。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及社会各阶层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前所未有的灵活性的压力面前，似乎是应该让人们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即对于文化变革、不确定性和灵活性而言，最终存在着人类学上的有效限制。很显然，人们的基本需求例如交流或对安全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从文化上已被界定了。但文化变革也不能忽略这些基本需求的应有要义，它可以对其一并越过。无论灵活性新形式的范围最终证明将会有多大，社会民主主义一定要维持一条可接受的社会保障的最低线。（张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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