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战略考量与挑战论文

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 ：战略考量与挑战

王竞超

[摘 要 ]2007年日越首脑联合声明发布后，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步入正轨。除了在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一系列合作外，日越在双边框架内不断完善首脑与高官互访、对话机制，在实务部门的交流与海洋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日越海洋安全合作既是日本与越南推进彼此海洋安全战略、固化本国既得非法海洋权益的需要，也是在亚太“轮辐体系”变革背景下，日本呼应美国战略、协助美国维持亚太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然而，由于越南在经济上对中日的“双重依赖”、日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两国合作外部动因减弱等因素，未来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势头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日越关系； 海洋安全合作； 日美同盟； 海上通道； 印太战略

2006年9月安倍晋三第一次组阁后，日本成为国际社会构建、推动印太战略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日本也正式将国家战略视野与利益边界扩展至印度洋区域[注] 王竞超：《日本印太战略的兴起与制约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 。在此背景下，印太沿线国家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得以明显提升，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目标区域。日本与越南双边关系的发展即是日本“印太外交”的经典案例。近十余年来，日越政治互动日趋密切，已成为亚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规模的国家间推进双边关系的样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越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对我国周边乃至亚太海洋安全局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日越不仅是我国东向、南向的重要邻国，且均与我国存在较严重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因此，探讨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历程、动因及前景，将有利于我国更准确地研判两国海洋安全战略以及亚太海洋安全局势的走向，并制定相关应对策略。

初始突出物间距为0.1mm，随着突出物间距的增加，突出物受到的阻力大小也逐渐增加并趋于恒定。根据不同气压下数据可发现，对于2mm的球状突出物，间距为10mm时，阻力达到了最大。另外，突出物间距对阻力大小的影响也会随着主喷嘴入口气压的增加而愈加明显。

目前，国内外学界专门论述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成果还较为少见，既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别。首先，M.Shiraishi、Keiko Hirata、邓仕超、乔林生等总体梳理了日本与东盟包括越南战后双边关系发展的历程，分析了日本与越南由经贸合作扩展至安全合作的原因及具体进展[注] M.Shiraishi,Japanese Relations with Vietnam :1951-1987,Cornell University,1990; Keiko Hirata.“Japan as a Reactive State? Analyzing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Japanese Studies ,Vol.18,No.2,1998; 邓仕超：《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2006年。。其次，DTH Luong、于向东、丁山、邓应文、张继业等学者以日越“战略伙伴关系”为背景，论述了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现状、路径与影响[注] DTH Luong,“Vietnam-Jap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Asia -Pacific Review ,Vol.16,No.1,2009; 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6期；丁山：《越南与日本广泛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安全合作》，《东南亚之窗》2014年第2期；邓应文：《渐行渐近的日越关系：动因及前景》，《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再次，近年来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及常思纯、唐奇芳等学者专门剖析了日越近年来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考量、发展现状与趋向，并分析了两国合作对亚太安全局势的影响[注] 日本防衛省編：「防衛白書」(各年版)，日経印刷出版社；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唐奇芳：《日本越南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世界知识》2014年第17期。 。

信号去噪的基本思路为：首先，采用阈值法对每个IMF进行处理；其次，对处理后的IMF和RV进行信号叠加，得到去噪信号。阈值去噪法包括硬阈值去噪法和软阈值去噪法，硬阈值方法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边缘等局部特性，而软阈值处理可以使图像边缘更加平和。结合电压互感器量测数据及其在所提方法的应用特点，采用软阈值去噪法，具体步骤如下：

综上，国内外学界围绕日越关系的发展与安全合作的源起、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对亚太安全格局的影响等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有鲜明的立场定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当然，既有研究在下列方面仍有改进空间：第一，专门研究日越安全合作，特别是海洋安全合作的成果仍然偏少；第二，既有成果在论述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动因时，一般都会从日越均面临中国崛起这一共同地缘政治压力、两国希望实现自身海洋战略等角度展开分析，却较少论及亚太安全架构变革等因素对两国产生的影响；第三，既有成果较少论及中日越三边关系的最新演进对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影响，对日越合作的动态性分析稍显不足。本文希望在吸收、借鉴学界既有成果基础上，着眼于以上缺失展开研究，期望能较全面、客观、深入地探讨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源起、进展、动因与前景。

一 战后日越关系及其海洋安全合作的发端

日本对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政策是一个递进发展、逐步充实的政策体系[注] 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其与日本国家战略的走向息息相关。总体来说，日本与东盟国家双边关系一般会历经以下四个阶段：首先，日本意图通过经济开发与合作，确保自身在东盟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其次，加强外交力度，争取东盟各国的政治支持；再次，日本期待与东盟各国扩大安全交流，实现军事安全作用的突破；最后，期望开展区域合作，力求充当地区大国。回顾战后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通过战争赔款等手段逐渐打入东南亚市场，东南亚地区成为日本商品出口、对外投资和资源进口的重要地区[注] 邓仕超：《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71-72页，第79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外资来源国与经济援助国。1977年，福田主义形成，日本与东盟各国关系开始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延伸[注] 关于战后日越关系发展历程可参见于向东、彭超《浅析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 。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提升自身国际政治地位目标的确立，日本将与东盟各国发展安全关系也纳入了战略视野。基于此，日本除了对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香格里拉对话事务(SLD)等涵盖东盟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积极参与、介入，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安全合作也开始逐渐推进。2000年以后，日本在既有的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合作基础上，开始借与东盟开展区域合作谋求大国地位。2003年12月，日本、东盟双边特别首脑会议召开，发表《东京宣言》，标志着日本—东盟“10+1”合作框架的初步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多边框架下日越海洋安全合作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存在较明显的局限。其根本原因在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框架下产出的合作成果具有鲜明的东盟色彩，大多是不具备较强约束力的宣言、倡议、声明等，机制化水平较低，能否有效落实存疑，这也影响了日越合作的成效。

二 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

从总体来看，日本与越南力图构建从多边到双边的合作框架。在多边框架下，日本与越南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等多边安全机制下开展安全合作。而在双边合作框架下，日越不断完善首脑、高官互访机制，在实务部门与海洋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

(一)多边框架下合作领域持续扩大

首先，日本与越南在多边框架下海洋安全合作领域持续扩大，逐步涵盖了传统与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领域。日越两国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日本—东盟国防次长会晤机制、东京防务论坛等机制内围绕海洋安全保障各问题领域开展了广泛对话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大安全机制侧重点各有不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主要设置关于海上救灾、海上人道主义救援等海上安全功能性领域的议题；而东盟地区论坛则强调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每年都会举行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海上安全会间会等；日本—东盟国防次长会晤机制多着眼于海洋安全多边训练、能力建设等实务性项目；东京防务论坛则将重点放在日本与东盟各国海洋安保政策的常态化沟通、建立互信等方面。因此，在多边框架下，日越围绕海洋安全合作，呈现出合作领域广、合作项目高度细化的特征。从合作领域看，涵盖了非传统与传统海洋安全的主要核心问题领域；而从具体合作项目看，包括了海洋政策协调、能力建设、海上搜救、多边训练等方方面面。

目前我国医学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灌注”多启发少，学生学习主动性发挥不足，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考试评估方法的问题[6]，特别是近年来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对医学生在医疗活动中的责任尚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给临床实践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7]。而临床医疗工作是一项高风险的职业，医疗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安全因素，因此医院为了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有意识地减少了学生的动手机会。

以日本对东盟国家政策体系演进规律为视角，可对日越安全合作的历史脉络稍作梳理。回顾战后日越关系史，可发现两国关系发展模式同样沿袭了以上阶段，大致经历了“经济→政治→安全→区域合作”等数个发展阶段。尤其是近年在日本与东盟(10+1)等区域合作机制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安全领域已成为日本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合作的重心。1973年，日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不久后两国关系即因越南对柬埔寨的出兵而降至冰点。1991年柬埔寨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后，越南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注] 邓仕超：《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1992年11月，日本经过官方和民间的一些前期工作，最后决定向越南提供官方发展援助。1992—2005年，伴随着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日本对越直接投资、经济援助热情高涨，日越经济合作发展迅速。2006年以后，经济合作高速发展多年的日越开始向政治领域拓展。2006年10月，日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赋予双边合作关系以政治内涵，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发端[注] 丁山：《越南与日本广泛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安全合作》，《东南亚之窗》2014年第2期。 。继日越双边政治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后，2007年11月日越两国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首次涉及到安全、防卫领域的合作，标志着日越合作由经济、政治正式拓展到安全领域[注] giao Nam，“Viet Nam,Japan Lift Bilateral Relations to New Height”,http://www.mofa.gov.vn/en/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01/ns140319172043， 2018-10-17. 。可见，日越合作关系也遵循了“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渐次发展的递进规律。以2007年为原点，日越在海洋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亚太海洋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二)双边框架下首脑与高官互访、对话机制不断完善

近年来，日越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日趋完善，除了首脑互访机制外，已搭建起国防领域各层级高官互访与对话机制。

2016年以后，随着越共十二大后越南领导层更替，安倍政府与越南新领导层开始积极互动。越南新总理阮春福受邀参加 2016 年5月在日本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领导人扩大会议。在同年7月举行的亚欧会议、东盟外长会议上，日越领导人就“南海仲裁案” 协调政策立场、对华施压，并就日方增加对越援助以尽快提升越南海上执法能力达成共识[注] 日本外務省：「日·ベトナム首脳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1/vn/page4_002682.html，2018年10月22日。 。2017年1月，安倍访问越南，与时任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确认了海洋安全合作方向及重点。具体而言，两国首脑就以《万象宣言》为准绳推进日越安全合作达成共识[注] 日本外務省：「クアン·ベトナム社会主義共和国国家主席の国賓訪日の際の日ベトナム共同声明」，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68991，2018年10月22日。 。2018年5月时任越南总理陈大光访日，日越海洋安全合作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安倍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视阈下推动日越海洋安全合作进一步具体化，陈大光则对安倍以上倡议表示了赞同。

从中日与越南贸易额、对越直接投资、经济合作态势来看，由于两国对越南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故越南在经济上面临着较严重的“选边困境”，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越南与日本发展海洋安全合作的立场。2017年，日越贸易总额为334亿美元[注] 日本外務省：「ベトナム社会主義共和国基礎データ」，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data.html，2018年9月8日。 ，同比2016年增长约12.4%。而2017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938亿美元[注] 中国商务部：《2017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938亿美元》，http://kmtb.mofcom.gov.cn/article/f/201801/20180102706005.shtml，2018年11月3日。 ，为同期日越贸易总额的2.8倍，拥有明显的优势。从出口来看，中、日为越南第2、3大出口目的国；而从进口来看，中、日为第1、3大进口来源国。从对越投资额度来看，日本2017年对越投资达到91.1亿美元，超越韩国成为越南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而中国排位上升至第4，协议金额达到21.7亿美元[注] 中国商务部：《中国加快对越投资步伐》，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801/20180102694214.shtml，2018年9月24日。 ，约为日本的23.8%。因此，中日对越经济合作各擅胜场，中国在对越双边贸易规模上占据较大优势，而日本则在对越直接投资力度上更胜一筹。

首先，日越首脑互访机制趋于固定，逐渐为两国强化海洋安全合作划定了路线图。2012年末安倍第二次组阁至今，已于2013年1月、2017年1月、2017年11月三次访问越南。而同一时期越南总理和国家主席六次访日，两国首脑互访密度在战后日越关系中是罕见的。2013年，安倍将越南作为外访第一站，海洋安全为双边首脑会谈重要议题。2014年3月，安倍与来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首脑会谈，确认两国关系定位由“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为了亚洲安全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双边首脑宣言确认了日越未来安全、防卫合作发展方向[注] 参见日本外務省「アジアにおける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の広範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1618，2018年10月29日。 。其中，海洋安全合作被着重提出，日本承诺将援助越南海上执法机构能力建设[注] 日本外務省：「日越関係に関する共同ビジョン声明(骨子)」，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99705，2018年10月21日。 。

通过对历次日越首脑互访主题的简要梳理，可发现其中有以下三大核心要义。首先，日本强调日越同为海洋国家，应共同维持基于法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注] 同上。 。日本通过首脑互访机制，刻意塑造日越共同的“海洋国家”属性，以此强化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其次，重申了两国一些传统领域的合作关系。如日本支援越南海上执法机构能力建设，继续给越南提供全新或二手巡逻舰艇，进行海上搜救和装备合作等。再次，拓展了一些新的合作领域。越南将允许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舶停靠本国港口，邀请海上自卫队船舰访越以强化两国海军合作等[注] 2014年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凭借自民党与在野党的多数赞成票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决定在防卫省内设置副部长级的“防卫审议官”一职，负责在海洋安全、防卫装备研发等方面与外国进行沟通协调。 。

农民用水协会的组建，既明确了末级渠系工程的管理责任主体，也有效保证了支斗渠维修资金的来源。《宁夏引黄灌区支斗渠水费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引黄灌区支斗渠水费专项用于：管理人员工资、办公及业务费、支斗渠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费等。协会每年利用30%的支斗渠水费，通过“一事一议”及时进行支斗渠维修、清淤，完全改变了以往末级渠系水利工程维修资金不落实、有人用、无人管的局面，真正实现了支斗渠维修管理的经常化、常态化和制度化，确保各类水利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除了越南在经济上对中日“双重依赖”以外，日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是阻碍两国深化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马克·哈斯(Mark L.Hass)认为，意识形态对于两国发展安全关系、构建盟友关系具有较大的影响[注] Mark L.Haas,“Ideology and Alliance：British and French External Balancing Decisions in the 1930s”,Security Studies ,Vol.12,No.4,2003,pp.34-79.。现实中，国家往往倾向于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其原因在于：第一，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所要捍卫的目标，即意识形态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一；第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能产生战略互信，而且不会彼此害怕和防范；第三，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可以使本国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潮流中，从而增强自身在国内的合法性，对于弱国来说尤为如此[注] 周建仁：《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 。除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异同对安全合作同样有较大的影响。建构主义理论等认为，制度化安全合作，从观念上说是建构一种集体身份认同[注] 朱立群：《制度化安全合作与权力的自我约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 ，往往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更有意愿深化安全合作。

表 1 2014—2017年日越国防高官互访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日本2017年《防卫白皮书》。

(三) 实务部门多维度合作日趋完善

除了以上诸方面，日越在海洋安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力度也不断加大。第一，日本对越南提供了以二手、全新海上巡逻船为代表的大批海洋安全装备，帮助越南提高海上执法能力。2014年8月，日越外长会谈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日本将赠送越南六艘二手海上巡逻船和相关装备，并向越南海巡部门提供必要训练项目，以提高越南海上执法的能力[注] 《日本送六巡逻船 助越提高海上执法能力》，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southchinasea/story20140802-372652，2018年10月22日。 。作为具体落实， 2015年越南海警接收了3艘725吨的日本“Teshio级”巡逻艇(CSB6001、CSB6002、CSB6003)，而越南渔监部队则接收了另外三艘日本巡逻船(Hayato号、Fukuei号、Koei号)[注] 《日本送给越南武装渔监船巡逻北部湾？或配备2挺重机枪》，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70406/1849778.shtml，2018年10月22日。 。而在2017年1月安倍、阮春福首脑会晤后，特意强调日越应强化在防卫装备上的合作。在此背景下，日本在2014年援助基础上更进一步，提供给越南6艘新造的“雄山丸”号巡逻艇[注] 日本外務省：「日·ベトナム首脳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1/vn/page4_002682.html，2018年10月22日。 ，进一步优化越南海上执法的装备水平。第二，日越在海洋态势感知方面的合作进展迅速。日本为掌握海上通道沿线海洋即时态势、监控印太关键海域海洋安全状况，自2013年开始构筑海洋态势感知机制(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MDA)。日本在2018年5月公布的《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中公开表示，日本将与盟国、“友好国家”、海上通道沿线国家联动，与各国协作强化海洋态势感知能力[注] 参见日本首相官邸「第3期海洋基本計画(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dai17/shiryou1_1，2018年10月8日。 。在日本看来，越南兼具“友好国家”、海上通道沿线国家双重身份，且南海海域是MDA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故日本对越南在MDA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为了获得越南的协助，日本对其援助了海洋态势感知的相关装备与技术，积极与越南在情报共享、海洋观测与调查等领域深化合作。第三，日越为了维护两国海上通道安全，在沿线开展了海上搜救、海上救灾、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及海盗等领域的合作。日越海上通道绝大部分高度重合，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日趋严重，两国开展以上合作正是为了确保西南太平洋至印度洋这一核心海上通道的安全。

表 2日越实务部门多层次合作机制

(续表)

资料来源：201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第373页。

(四)海洋安全能力建设合作加速发展

除了首脑、高官合作机制，日越海洋安全相关的实务部门也开展了多维度合作(见表2)。第一，日越国防司局级官员进行定期会晤、对话，落实防长高层级互访、对话机制所确定的合作项目，制定日越具体海洋安全合作政策。第二，日越海军间积极开展人员往来、舰队互访、海上搜救等功能性合作，努力加强两国海军协同能力，建立相互信赖关系。2016年4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有明”号和“濑户雾”号停靠越南金兰湾国际港，这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停靠金兰湾；2017年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和“涟”号驱逐舰在与美军舰艇完成南海演习后抵达越南金兰湾；2018年9月，日本亲潮级潜艇SS-596“黑潮号”前往越南金兰湾对越进行访问。第三，日本对越设立留学生接收机制。越南定期向日本防卫研究所、防卫大学、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统合幕僚学校等派遣留学生，大大深化了对彼此海洋安全政策的理解，构筑起了人员交流网络。第四，日越积极在海洋安全领域开展共同研究工作。日本防卫研究所与越南外交学院等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二轨交流，就海洋安全等领域的相关课题进行共同研究。

三 “印太”视阈下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考量

(一)日越推进各自海洋安全战略，固化既得非法海洋权益

日越合作是两国推进各自海洋安全战略，固化既得非法海洋权益的需要。2006年安倍组阁后，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对象区域开始由亚太向印太升级。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的题为“两洋的交汇”演讲中，尽管未直接阐明本国海洋安全战略，却清晰地描绘了日本构建印太海洋大国的战略目标。安倍提出，太平洋与印度洋作为“自由繁荣之海”正在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突破古往今来的地理界限形成一个“扩大版亚洲”；其次，安倍也指出国际社会应重点维护印、太两洋的海上通道安全，并呼吁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国家通力合作[注] 参见日本外務省「二つの海の交わり」，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2018年7月8日。 。

无独有偶，越南与日本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谋划、升级本国海洋安全战略。2006年，越南政府制定了“新全民国防军事战略”，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并将保卫海洋领土与海洋资源作为新军事战略的重心[注] 成汉平：《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及我对策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3期。 。以此为发端，越南海洋安全战略走向开始趋于明晰。2007年1月，越共十届四中全会通过《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第一次明确地将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注] 同上。 ，标志着越南海洋安全战略基本成型。

坝体稳定泄流与形成冲切条件泄流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泄流渠的稳定问题，后者要对渠道形成溯源冲刷，而前者则要形成稳定的渠道，具体区别参见表3。

对比日越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进程，可发现如下若干特点。首先，两国海洋安全战略形成时间具有高度重合性。两国均经历了前期酝酿、积累，并在2007年前后相继明确了自身战略特征与路线。其次，日越海洋安全战略内涵既有较高的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两国均强调了维护既得(非法)海洋权益、意图应对外来挑战等核心目标。日本希望维护目前在东海、钓鱼岛中获得的利益，并促使未来局势按本国设计的路线发展；而越南则希望维持对大量南海岛礁的非法窃据、继续大规模开发南海资源，固化本国在南海的既得非法利益。不同之处则在于，由于两国国力、体量差别较大，相较于越南，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具有较明显的扩张性，意图构建横跨印太的海洋大国，并联合沿线国家围堵中国；而越南更多的是采取积极性防御政策，战略目标锁定于维护现有的既得非法利益，并希望不断发展本国海军实力，抵御来自中国的外部压力。因此，就海洋安全战略内涵与特征而言，日本是“攻守兼备”，越南则是“以守为主，伺机挑衅”。

在以上背景下，日越在海洋安全战略上可谓互为倚重。第一，日越需要彼此在东海、南海牵制中国，分担各自压力，确保既得非法海洋权益继续得以保持。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加速推进、维护本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决心日益坚定的背景下，日越都希望彼此能牵制中国战略资源。第二，日本在推进印太战略、构建印太海洋大国的进程中，需要越南为代表的印太核心区域国家的协助与认可。日本为了控制印太海上通道，2011年6月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借口在吉布提开设首个海外自卫队专属基地，建立起常态化机制[注] 吕耀东：《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利益与战略意图》，《西亚非洲》2016年第6期。 。2015年初，日本政府开始扩充位于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意图使之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非洲和中东的多用途基地。然而，日本吉布提基地位于西印度洋沿岸，距离其本土过于遥远，海上军事补给困难，这也成为日本实行印太战略、强化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安全合作的掣肘。因此，日本政府一直希望在印太海上通道沿线寻求若干战略支点。越南及其邻近的南海位于日本构想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核心位置，其南部的金兰湾更被誉为亚洲第一军港，距离马六甲海峡仅咫尺之遥，扼印太两洋的咽喉，对此日本觊觎已久。而越南也乐于将日本等域外大国安全势力引入东南亚地区，以平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第三，在海洋态势感知等功能性领域也是日越重要的利益交汇点。日本需要借助越南构筑印太海洋态势感知机制，而越南也一直期待升级自身远程海上警戒雷达，强化对南海等海域的监控力度。因此，日本的装备与技术优势、越南的地缘优势成为吸引双方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的关键原因。日越希望通过合作，推进彼此海洋安全战略的同时，共同分化来自中国的外部压力，以此固化各自在东海、南海的既得非法海洋权益。

(二)日本呼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变革，与美共同维护亚太安全秩序

日越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也是日本呼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变革、协助美国维护现有亚太安全秩序的需要。“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自北向南与日、韩、菲、泰、澳等国建立了多个双边军事同盟，形成了著名的“轮辐体系”(Hub and Spoke)——即美国为“轮轴”，各同盟国为“辐条”的安全架构[注] 王竞超：《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探析：历史演进、动因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 。冷战结束后，“轮辐体系”的缺点日益暴露。首先，伴随着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亚太权力转移进程加速，美国已难以独力承担亚太地区的安全压力，履行对各盟国的防卫义务；其次，“轮辐体系”内部盟国间合作较少，不能灵活应对冷战后亚太安全事务[注] 参见王竞超《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新发展与制约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5期。 。小布什执政后，为了增强对亚太乃至全球安全事务的掌控能力，开始着手对亚太同盟体系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支点即在于强化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与职能，力图将同盟由区域性上升为全球性机制。2003年5月，日美两国首脑明确将同盟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标志着该同盟的适用范围将随之扩展至全球层面[注]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2006年5月，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提出“日美同盟新阶段”的概念，宣称日美同盟具有“全球意义”，强调两国要在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范围”进行合作[注] 廉德瑰：《浅析日美同盟的深化》，《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 。而此时美国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需要，将安全战略的重心放在了中东地区，将较多的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委托日本代为分担。因此，在此期间日本获得了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空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何日越较正式的海洋安全合作发端于2007年前后。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以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为手段，加速对“较辐体系”进行改造。美国希望赋予日本更高的战略地位，促使其承担部分美国亚太安全事务，鼓励日本不仅与韩、澳、菲、泰等美国盟国，也与印、越等美国所选定的“战略伙伴”国家发展安全合作，以弥补“轮辐体系”的既有缺失，维护亚太地区“美主日辅”的安全秩序。美国的这一改造举措也成为日越进一步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外部推动力。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日美同盟给予了高度赞赏，表示“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将与日本扩大“联合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以威慑、快速应对地区安全挑战；而谈到越南，希拉里则将其和印度、印尼、新西兰等国列为主要的“战略伙伴”国家，表示“正如我们为了新的需要升级同盟一样，我们也会构建新的伙伴关系去解决彼此之间共有的问题”[注]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 ,October 2011,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2018-07-19.。

在此背景下，日本以呼应美国“轮辐体系”变革、扩展日美同盟影响力为名，借机获得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深化海洋安全合作的机会，而美国对此也持鼓励的态度。日越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强化了“轮辐体系”的实力、遏制了体系“空心化”势头，也扩大了日美同盟在亚太甚至印太的影响力，顺应了小布什时代以来同盟向“全球化”发展的趋向。

四 日越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越南在经济上面临“选边困境”

2015 年9月，阮富仲作为越共总书记首次访日，日越签署《日越关系共同愿景声明》，在高度评价两国“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专门提及将海洋安全合作方向作为重点，并达成以下若干共识：(1)两国表示将通过访问、交流、人才培养等方式促进海洋安全合作，特别指出海上搜救、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及海盗等合作项目；(2)继2014年首脑会谈后，日本再次承诺将对越南海上执法机构能力建设等提供援助；(3)对南海局势表示担忧，强调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要求各当事国按照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彼此争端等[注] 张继业、钮菊生：《日越关系新发展：动力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

而从中日两国对越南经济合作态势来看，两国都对越南投入了大量资源，将其作为与东盟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支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除了对域内国家提供无偿资金与技术援助、政府贷款等外，日本也力图建立CLMV(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合作机制，旨在加强对次区域东西走廊和南部走廊建设的支持，构筑以泰国和越南为中心的两大经济圈[注] 赵姝男：《日本对大湄公河次流域(GMS)五国合作述评》，《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12期。 。而中越正在推动“两廊一圈”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对接，这将有助于扩大两国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规模，不断开拓市场，吸引更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注] 《访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推动“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有效对接》，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5/10655083.html，2018年9月17日。 。

CRD法虽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的建设，但仍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主要包括施工指导问题和防排水技术问题，这或多或少地导致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综上，在贸易、投资、经济合作战略等方面，越南都在中日战略谱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作为获益方，越南也乐见其成，对中日开展着等距离外交，对两国都进行了较积极的回应。因此，未来越南仍会寄望在中日间“左右逢源”，相机获取最大收益。一方面，通过与日本开展经济合作，越南希望其继续提供低息贷款、加大直接投资的力度。另一方面，越南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日益重视。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越南态度逐渐由疑虑向谨慎欢迎转变，除了期待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改善本国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运营管理能力外，也希望能更好地将本国“两廊一圈”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对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国家间经济密切程度的转换往往会对彼此安全合作关系产生较明显的影响。尽管日本在对越直接投资上相对中国暂时还占据一定优势，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越经济关系密切程度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因此，越南在经济上面临较严重的“选边困境”。基于越南现实主义以及对各大国等距离外交的传统，其未来尽管仍有联日制华的战略需要，但会尽量避免与日本过度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而刺激中国，影响中越经济合作大局。

(二)日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的影响

除了首脑互访机制，围绕海洋安全合作，日越两国防长、副防长、总参谋长、陆海空各兵种参谋长等国防领域各层级高官也基本构建起互访与对话机制(参见表1)。日越两国利用以上机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形势与国防政策交换意见，以求增信释疑、信息共享，努力落实首脑会谈达成的合作意向。如2015年11月两国防长会谈中，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金兰湾的停靠、日越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海上救援、海军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安全合作事宜达成了共识。

相较于日越，尽管中越两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但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承认争端的前提下有相对较强的认同感，更容易产生战略互信。相较之下，日越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差异较大，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仅在于现实及未来可预见的战略收益，具有较明显的投机性与功利性。此外，越南革新开放后，受西方影响与渗透，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起，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越共统治的思想基础[注] 参见闫杰花《嬗变与趋向：革新以来越南三大社会思潮综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4期。 ，这也让越南当局在与美日等西方大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心存顾忌。因此，日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两国未来战略互信的构建。海洋安全合作敏感度高，若缺乏较强的战略互信基础，两国合作领域、深度都将受到相当的制约。

在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热潮下，面对本科办学历史较短、办学经验不足、办学条件也较有限的办学实情，新升格本科院校的艺体类本科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但是，只要切实结合自身的办学实情，严格遵循“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动态分层”、“课程教学渐进性、持续性和灵活性”等原则，将分类分层教学模式与课程阶段递进式教学模式、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勇于实践和创新，新升格本科院校就一定能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艺体类本科大学英语教学之路，培养出新时期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艺体类复合型人才。

(三)日越对华政策趋于缓和，合作外在动力下降

共同围堵中国、分担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是日越接近、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外部驱动力。然而，由于近期中日、中越关系均出现缓和向好的迹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一驱动力似乎有减弱的趋势。从中日关系来看，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这也是日本首脑时隔7年后再次正式访问中国，中日关系回暖势头明显。而越南自越共十二大后，阮富仲再次当选为总书记，再次肯定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法制路线，调整了越南对外关系方向，扭转了对华外交走下坡路的轨迹[注] 岳平：《越南大国平衡外交呈现新特点》，《世界知识》2017年第13期。 。2018年10月召开的越共12届8中全会中，阮富仲接任故去的陈大光当选为国家主席，标志着越共对国家的掌控能力显著上升，越南多年的多头政治[注] 多头政治(Polyarchy)来自于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代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越南的多头政治指越南政治中有不同政治家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即所谓的“四驾马车”)的权力结构。 格局呈现权力集中的倾向。而阮富仲作为对华的稳健派代表，主张通过对华谈判解决南海争端等分歧。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中越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总体将趋稳向好。

玉米大喇叭口期每公顷用20﹪氰戊菊酯乳油300ml+5%EC高渗吡虫啉乳油300ml+2%阿维菌素乳油400ml+水500L喷施防治玉米螟、蚜虫，采用航化或高低隙喷雾机作业。玉米出苗前用草甘膦+锐劲特，出苗后用百草枯+锐劲特定向喷施，灭除四周杂草、害虫。

因此，尽管日越与中国仍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但不可否认，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在近期内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未来一段时期内，日越也许私底下仍会互动频繁，但顾及中国的反应，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外在动力势必减弱，各领域合作将会明显放缓。

余 论

2007年日越首脑联合声明发布后，两国海洋安全合作路径基本形成。除了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框架开展一系列合作外，日越在双边框架内逐渐完善首脑与高官互访和对话机制，在实务部门与海洋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日越海洋安全合作既是两国固化本国既得非法海洋权益，分担来自中国地缘政治压力的需要，也是亚太“轮辐体系”变革背景下，日本为推进日美同盟向“全球化”升级、弥补“轮辐体系”缺失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日本通过双边合作，既减轻了自身在东海、钓鱼岛一线的战略压力，也借助越南地缘优势有力地推进了本国印太战略。而越南则需要日本这样的域外大国继续介入南海事务，并在东向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此外，越南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本国的海洋军事装备与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南期待日本等国能提供更多的巡逻舰船、远程对海警戒雷达等海洋安全装备，强化本国的海上执法能力建设，以更好地掌控南海海域的即时安全状态。

从未来一段时期看，日越海洋安全合作尽管会继续发展，但由于两国对华政策的转换，势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作为我国，既要认识到中日、中越关系有缓和向好的趋势，也要正视以上两组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和长期性矛盾。对于日本来说，改善对华关系是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在日本国内，“安倍经济学”后劲不足，老龄化问题严重，如何提振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是摆在安倍内阁面前的头等难题。而在国际层面，一方面，特朗普不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高举“美国优先”的口号，在贸易政策上对日步步紧逼，意图迫使日本在汽车关税、农产品市场开放等关键贸易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在安全领域，日美同盟内部也产生了较大分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尽管提出了印太战略，但内容模糊暧昧，另日本颇为失望。在特朗普2017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中，其不仅对印太战略含糊其辞，且仅使用了印太“愿景”(vision)一词[注] 王竞超：《日本印太战略的兴起与制约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 。随后，特朗普在越南岘港APEC峰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则明确地阐释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即反对贸易多边主义，印太各国应主动消除贸易壁垒，与美建立对等互惠的贸易关系等[注] White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2018-08-19. 。因此，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更多的关注经贸领域的现实收益，与日本同沿线国家开展海洋安全合作、共同围堵中国为核心的战略方针具有本质区别。综上，在日本国内经济低迷、美国印太战略前景不明、日美同盟矛盾频发等不利背景下，暂时冷却印太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协同维护国际多边贸易机制已成为日本抵御美国压力、改善目前窘境的优先选择。除了日本，越南对华关系也出现缓和的态势。在阮富仲兼任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后，越南国内质疑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对华强硬的声音将会明显降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越关系将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盲目乐观。应当看到，日越与中国均存在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日本的对外战略仍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针对中国的“西南诸岛”[注] 琉球群岛的别称，分布于日本九州与台湾之间。陆地总面积3090平方公里,大小岛屿55个,为日本西南海上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 军事部署在逐年加强，且会继续明里暗里地拉拢印、澳、越等国推进印太战略；而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岛礁归属上的纷争仍然会长期存在，中越围绕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的解决兼具复杂性与艰巨性，这也决定越南会继续依仗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干预南海事务。因此，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内外动因不会消失，两国合作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对中国周边乃至亚太、印太海洋安全局势均会产生长期影响。

在采购标准化的过程中，过程文件范本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且还是企业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的承接载体[2]。而统一文件范本能够很好地维护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所有人员都严格按照标准来进行工作，以此来有效的解决采购工作技术和管理不统一、效率低下以及互相推诿等相关问题。此外，标准化的现场文件中包括招标、单一、竞谈等标准化文件。具体应该根据采购方式的不同来对它们进行分别编制，范本应该覆盖整个开评标过程所涉及的文件。

[中图分类号 ]D83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9)02-0107-15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2.107

[作者简介 ]王竞超，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印太战略视阈下日本海上通道安保政策及中国对策研究”(18BGJ073)；2018年度武汉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日美同盟背景下的亚太国际关系研究”(4104-413100011)。

【责任编辑 ：邓仕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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