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的新态势与新趋向之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海峡两岸关系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影响台湾问题的中美台三方均平稳实现权力交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和良好发展势头得以保持。马英九与奥巴马连任、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及谢长廷参访大陆，这四件大事对未来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重要影响，它所显露出的新态势与新趋向，值得观察家们认真探讨。尽管从目前涉及两岸关系各利益攸关方的基本立场及其发展趋势看，这些新变化仍不足以打破台湾问题现存的结构困境，但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关键变量正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将继续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不利于“台独”的方向发展。
一、国民党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所蕴涵的积极信号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这样一个全新时代背景下举行的一场重要选举。各方均赋予这场选举多重意涵，既将之视为是对过去四年马英九当局和平合作大陆政策成效的检验，又将此作为观察把握岛内主流民意新趋向的重要指标，更将选举结果看做是两岸关系未来能否继续巩固深化的关键。从战略的角度观察，2012台湾“大选”确实有两点值得细细探究：一是选举结果——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意义，它为两岸关系正常发展至少赢得了四年甚至更长的机遇期；二是胜选主因——大陆角色转换的意义，“大陆因素”已发展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两点新变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具有战略意义。
(一)国民党继续执政为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1月中旬举行的“二合一选举”具有特殊意涵：倘若马连任失利，将对国民党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不仅2016年很难翻身，甚至2020年东山再起的希望都不大；同时若马连任而国民党失去“立法院”的控制权，其大陆政策措施也难以顺利推行下去。幸而这两种情形并未发生。与国民党输不起相反，民进党仍有输的本钱和翻本的机会。因此，这场选举结果不仅对国民两党的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效应。这是因为，其一，过去四年两岸关系所取得的成果仅仅是初步的，两岸的战略互信亦较脆弱，需要继续强化和固化。国民党继续执政，使得两岸关系容易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二，选举结果也表明，马英九当局的现行大陆政策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肯定，期望两岸和平合作双赢已成为台湾民众在“统”、“独”之外的新的主流民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获得选举的检验，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增强国民党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其三，从长期看，一个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有意愿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党在台湾执政，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条件，国民党继续执政至少可以避免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动荡不安的局面，减轻大陆在东南战略方向的安全压力；至少可以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赢得四年乃至八年的机遇期，从而也为维护和延长大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大陆因素已成为影响台“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大陆始终是影响台湾政经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陆的实力、政策和所呈现出的外在形象，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氛围与成果，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社会民心走向和民众的投票行为。2008年以来，随着马英九打开了两岸封闭的大门，两岸全面直接三通的实现，使得台湾民众更直接感受“大陆因素”的影响力，直接享受到由开放合作所带来的两岸和平红利和经济利益，岛内那种乱扣“红帽子”的做法已越来越不灵了。此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是对大陆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检验。综合考察，一方面，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化，已对岛内社会产生了深层影响，希望两岸合作、经贸得利已成为多数民众的期待，使得马英九、国民党在此次“大选”中敢于较为自信地打“两岸牌”，反复强调“九二共识”以及发展两岸关系对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迫使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向中间靠拢，在对待“九二共识”和“台独”问题上被动挨打。大陆也从过去被丑化的负面形象开始转为较为正面的形象，大陆因素开始由单纯的负面炒作议题向正面因素转化。另一方面，经过近几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对台直接影响力显著增强，大陆在选举过程中强烈表明坚持“九二共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意义，揭露蔡英文“台湾共识”的欺骗性，促使岛内形成“否定‘九二共识’的候选人上台、两岸经贸关系倒退无可避免”的舆论氛围，导致选举最后阶段出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纷纷表态支持“九二共识”的局面，包括工商界的代表性人士如郭台铭、王文渊、张荣发、徐旭东、尹衍梁和王雪红等人，都公开表示：“没有‘九二共识’，台湾经济会很惨”，“无法想象没有‘九二共识’后的两岸关系”①。岛内舆论评价，此次选举事实上是“九二共识公投”，马赢在“九二共识”上。亲绿的《自由时报》则称，“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中共”，台选举第一次出现“总统需要北京册封同意才会当选的朝贡特征”②。
国民党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所蕴涵的上述两大积极信号，无疑会增强两岸执政当局推行和平发展路线的信心，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是卓有成效的，也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机遇期。预计，未来大陆对台湾政经发展的直接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
二、中共十八大提出未来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大陆因素”始终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因素。11月初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使两岸关系中“大陆因素”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大陆在实力、政策和新的领导集体三个层面对两岸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
一是实力层面。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实践路径，按照这一蓝图，大陆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继续快速增强，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两岸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更加自信从容、更加耐心细腻、更加务实包容；同时，大陆实力的增强和发展机遇、发展空间的扩大，也将对台湾的政经发展和社会民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是从战略视角观察十八大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长远影响。
二是政策层面。十八大在两岸关系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报告涉台部分将十七大以来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和理论创新纳入其中，特别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及其一系列政策主张，对下一阶段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包括：立足于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推进两岸统一，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国家的和平发展战略紧密连结。更为重要的是，报告正式将“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写入党的文件，提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③十八大还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主张、新论述，包括：首度将坚持“九二共识”及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凸显了这两大议题的重要性。向民进党温情喊话，“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④这一表述实际上划出了同民进党正式打交道的底线。厚植共同利益，融洽同胞感情，进一步突出了两岸经济合作中强化共同利益纽带，以及两岸交流交往中加强民族感情纽带的重要性；并特别提出促进两岸平等协商和加强两岸关系制度建设的内容。值得重视的是，报告还明确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⑤总之，报告将那些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思想论述和政治主张写入党的重要文件中，为未来五年大陆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实践路径。
三是新的领导人层面。十八大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习总书记在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福建、浙江和上海主持工作十几年，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对对台工作深思熟虑，这有助于大陆制定和实施一套更能有效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预计，十八大后，大陆在实力、政策和新的领导集体三个层面对两岸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对台工作原则的坚定性、政策的稳定性和思考解决问题的信心诚意与包容，必将有力地推动今后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三、奥巴马连任提升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
2012年，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因素”，因为11月奥巴马总统的成功连任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使得此前美国所推行的亚太新战略得以继续稳步实施，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与地位相对提升，美将继续强化对台影响力，而马英九当局为了寻求美国的政治支持与安全保障继续推行倚美亲美政策。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因素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成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变数。
(一)美国亚太新战略加大对两岸关系的介入力度。自2011年美国高调宣布经济、军事和战略上重返亚太，奥巴马政府亚太新战略针对中国崛起的内容愈益突出。伴随着两岸关系朝着和平发展方向不断迈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也在加快，与亚太各军事同盟国进一步围堵中国的行动不断升级。2012年，有关各方围绕钓鱼岛和南海主权的争端显著升温，其背后都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存在密切的关联。与罗姆尼不同，奥巴马连任强化了美国推动亚太新战略的方向和力度，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一是美制衡中国的力度加大，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与过去相比，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更加突出制衡中国的一面，即针对中国力量上升、影响力扩大的现实，要直接地和针锋相对地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牵制中国的行为，这一战略将使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难度增大了，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中美关系的发展。二是台湾的战略角色和地位相对提升。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存在的“战略互不信任感”正日益加重，在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台湾作为传统上的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棋子的角色得到了强化。美方认为，“台湾的位置正处于战略竞争的最前线，而这样的竞争很可能划定21世纪美中之间的战略格局”，⑥美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众议院发表证词时表示，“帮助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是，保持与台湾的强健和多元化关系”，⑦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11月在夏威夷就美国亚太政策发表演讲时，首次将台湾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⑧，不仅澄清了美国学界争议的所谓“弃台论”，也反映出奥巴马政府有意强化台湾角色的战略意图。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底线是不允许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包括“台独”与“统一”两个选项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基于此，2012年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台湾的介入，力图将台湾乃至两岸关系发展纳入到美国的亚太议程中。在台“大选”中，美国虽未公开在蓝绿之间“选边”，但公开肯定马的大陆政策，直至选举最后阶段亮出“挺马”的底牌。选后，美对马当局进一步施加影响，以掌控两岸关系发展的节奏，不希望看到两岸关系发展走得过快、过近，批评吴伯雄提“一国两区”构想是“转错方向，贬低台湾地位”，⑨并要求台湾在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中持“克制态度”等等。可以说，美国的介入是马英九当局在两岸政治议题上的态度不断保守退缩、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拒绝与大陆联手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通过售台先进武器、支持台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重启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谈判等方式，加大对台湾当局的影响力，介入两岸关系发展议程。预计，在美国全面重返亚太战略的指导下，未来美打“台湾牌”干扰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二)马英九当局推行亲美倚美政策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在亚太新战略中打“台湾牌”能取得多大成效，关键看台湾执政当局的配合程度。由于特殊的历史、利益和安全的考虑，马英九自2008年以来的第一个任期即奉行鲜明的亲美路线，马当局的基本战略就是“和陆亲美友日”、“经济靠大陆，安全靠美国”。发展对美关系、建立稳固的台美互信始终是马当局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马英九连任后，台湾当局延续既定的亲美倚美政策，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新战略。台美高层互动频繁，沟通顺畅。选后不久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即赴美沟通，增信释疑。为保证台美沟通更有效率和效果，马英九还任命其心腹金溥聪出任“驻美代表”，将美国信任的原“驻美代表”袁健生调任“国安会秘书长”，以确保能够“零误差、零时差”地传递美国的旨意。事实上，台湾当局在一些重大议题上的态度非常尊重或顾忌美方的态度，强调对美“零意外”。比如，马英九抛出“东海和平倡议”之前已先与美国沟通，美方对台渔船出海宣示“主权”等做法都事先知情。台湾当局在涉及两岸关系向前迈进的重大议题上始终主动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配合美国亚太新战略，为美国插手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也削弱了大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成为影响未来两岸关系巩固深化的一大消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2年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有两点新变化会促使台湾当局更加依赖美国：一是马英九的政治地位虚弱，更需获得美方政治上的支持。二是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后，台更需美方的安全保障和扶持以增加谈判的信心。这些因素将使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介入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谢长廷访陆预示民进党“台独”路线调整势所必然
2012年，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的消极因素——“民进党因素”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10月初谢长廷成功参访大陆，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民共关系乃至国民党的大陆政策都产生了相当冲击，为我们分析探究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转型提供了典型案例。
(一)谢访陆向外界释放了两大积极信号。谢访陆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和平崛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强化这一全新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不应将之视为一个孤立的个案就事论事，过于看重短期效果，而应认真探究这一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刻讯息。
其一，释放出民进党应该与大陆友好相处的强烈讯息。谢是民进党内举足轻重的“超级天王”。虽然是创党发起人、“台独党纲”起草者，但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有较为积极务实的想法和作为。2000年提出“高雄与厦门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主张“回归中华民国宪法讨论一个中国”，2005年谢任“行政院长”后公开承认“宪法一中”。⑩因此，对谢这样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政治人物，其登陆行为本身即具有象征意义，代表了民进党内务实派在内外压力下意图顺应潮流努力引领该党转型的积极尝试。谢以登陆的实际行动向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就是民进党必须要正视大陆，正确应对大陆，与大陆友好相处。如谢本人所强调的，“不和大陆交流永远在野”、“民进党若想重返执政就不要与13亿人作对。目前该做的就是深化民进党与大陆的互信基础。”(11)
其二，发出“台独之路”走不通必须转型的信号。谢长廷的两岸论述虽然离大陆的主张还有距离，但它包含了“一中内涵”，保留了两岸“一个中国架构”的法理连接，较民进党一直强调“台独”神主牌、始终否认抵制“宪法”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对民进党坚持“台独党纲”的核心价值带来了重大冲击。岛内舆论因此评价：“谢把民进党从虚幻的‘台湾国’拉回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谢的登陆是“昭示台独终局，他想要传递的主轴信息是民进党不搞台独了”，(12)再一次验证陈水扁以前承认的“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论断。谢的登陆行动和“宪法”主张对绿营和“台独”基本教义派不啻是一枚动摇军心的震撼弹，这也是谢返台后频频遭受极端“台独”势力围剿的主要原因。
此外，谢长廷访陆对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也带来冲击，将增强马英九当局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和压力。未来，如果马当局在两岸关系上仍然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或不愿顺应潮流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国民党将会失去独享“两岸牌”、占据两岸政策制高点以争取选民支持的优势。
(二)民进党短期内仍难以进行战略转型。谢长廷参访大陆反映了民进党内务实派希望正面面对大陆、加快该党路线转型的积极趋向。然而，这种尝试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样产生积极的回应，谢长廷首先在党内遭到碰壁，不仅受到“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围攻，而且也不为党主席苏贞昌所接受。苏贞昌舍弃谢长廷而自任“中国事务委员会”召集人，从其使用“中国事务委员会”名称而不是“大陆事务委员会”、“两岸事务委员会”的名称，就可看出民进党绝不会轻易放弃“台独神主牌”，短期内也难以进行战略转型。这是民进党的政治本性和政党利益决定的：从外部因素看，虽然民进党面临调整路线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这种压力还没有大到它必须放弃的程度，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暗助形成某种对冲。从内部因素看，目前党内的主流声音还是顽固坚持“台独”，缺乏调整的意愿和动力。一方面是由于马英九施政满意度很低，难以摆脱执政困境，使党内不少人产生幻想，认为无须调整，也可以坐等国民党下台。另一方面是党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力反弹与牵制。从实际利益看，目前民进党放弃“台独”也得不偿失，既难以同国民党区隔竞争，又要面对绿营基本盘松动流失的危险，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从党主席苏贞昌的个人算计看，他不愿碰两岸关系，认为时机不成熟，苏当下最关心的是“逢马必反”，让马英九深陷泥沼难以自拔，在此基础上带领民进党打赢2014年“七合一选战”，等苏拿到2016年“大选”入场券后再考虑路线的转型问题。因此，民进党现在在两岸政策上的基本策略和做法就是：摆摆样子，做做姿态，以塑造民进党有意愿、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社会形象。当然，谢长廷参访大陆虽然方向正确，但也包含其个人的政治算计，即利用两岸关系这个舞台延续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早出手，更主动，空间大；但是这一做法和目前民进党的主流心态以及苏贞昌的算计并不合拍，这是谢访陆后的效果不如预期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当前的时代环境与民进党抛出“台独党纲”时的时空背景已经大相径庭，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现实。从潮流和趋势看，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越来越难以为继，路线转型势所必然，小修小补、精心包装的所谓策略性转型无济于事，民进党只有正本清源，痛下决心，抛弃“台独”，实现战略转型，才能脱胎换骨，为民进党的长远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民进党的党旗是十字路口立了一个台湾地图，这正好反映了民进党的目前处境。作为十字路口的一次有益探路，谢长廷大陆行是成功的，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年后人们再回过头来评价，会发现谢先生这趟“开展之旅”犹如南美亚马逊河上振翅的蝴蝶，已对民进党的路线转型、民共关系乃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13)
五、结语
(一)巩固深化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马英九第二个任期两岸关系能做可做的部分仍将主要集中在非政治领域，巩固深化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继续巩固和深化两岸现有的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有客观需要，即目前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巩固保障现有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合作的水平和层次；更有主观考虑，即在两岸缺乏足够政治互信的前提下，贸然推动政治谈判远不如继续推进非政治领域的合作容易，因此“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就成为必然的共同选择。同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马英九当局处境艰困，对政治议题的意愿不强，动力不足，主张“先经后政”、政经分离甚至“只经不政”，期望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保守”的两手策略来稳固执政地位，赢得选票。
大陆方面在发展两岸关系上也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迫不及待，而是主张要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稳定发展，稳中求进。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实际上已指明了未来五年大陆对台工作的大方向和主要任务，它表明，巩固和深化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将成为未来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本任务。未来几年，继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继续加强两岸文教社会交流，深化两岸同胞的感情融合，将成为两岸共同推动合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加强制度建设也将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双方要稳步推进包括两岸经济、文教、人员往来等各个领域的机制化、法制化进程，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条件和机制，让任何人、任何势力改变它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预计，包括两会互设综合性办事处等将会很快纳入双方的共同议程中。
(二)突破两岸政治僵局仍有赖各方共同努力
此次中共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对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着墨较多，报告提出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并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以及“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目标，是“希望两岸共同努力”的项目，也是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迈入“深水区”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任务。报告明确向台湾方面发出了这一呼吁，表明两岸关系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逐步“由经入政”，进入“经贸为主、政治为辅、政经促进”的新阶段。事实上，在两岸关系进入巩固深化期的时候，两岸经贸、社会、文教关系的深入发展必须要与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协调同步，台湾方面“只易不难、只经不政”的单纯思维难以为继，“鸵鸟政策”也不足以应付未来的各种挑战。要确保两岸关系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必须要就政治议题进行对话商谈，以建构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大陆方面提出这一主张体现了务实前瞻的眼光，也是对台湾民众普遍关心此问题的积极回应。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前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战略环境与条件并未达到质变的程度，虽然大陆因素对两岸关系的主导作用在增强。但是，毋庸讳言，在宏观结构上，中美台三方“大三角”关系的博弈，仍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或主宰两岸关系。在微观结构上，国、民、共三党形成的两岸“小三角”关系依然不稳定、不均衡，不仅深受岛内周期性选举政治的影响，而且三方政治互信脆弱，民进党成为三角关系中的变数。两岸政治僵局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上述宏观和微观结构的制约，两岸关系并非任何一方单方面可以控制和左右的。
因此，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所提出的有关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的呼吁，虽然合情合理、务实可行，但在目前的两岸现实下要想稳步顺利地推进，尚需台湾方面的正面回应和积极配合。但台湾方面则采取消极拖延的战术，认为两岸谈政治议题的条件不成熟，没有急迫性，不是优先选项，甚至给两岸商签和平协议设置了“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国会监督”等高门槛，其中民意支持是要透过所谓“公投”凝聚共识。马英九当局之所以对此缺乏动力和意愿，不敢开启两岸政治对话协商，主因是缺乏自信，顾虑担心太多。一方面马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始终低迷不振，马当局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拼经济”使人民“有感”的民生议题上，担心过早碰触政治议题得不偿失，影响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乃至2016年的“大选”。另一方面岛内仍有40%以上的民众对政治谈判持疑惧态度，这为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强烈抵制提供了空间；此外，奥巴马政府也不愿看到两岸走得过近、过快冲击其对台海的实质影响力。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本来意愿不强、抗压性差的马英九当局更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今后一个阶段，在推进两岸政治关系上，双方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作为，既然政治议题无法搁置、回避不了，就应努力营造有利于开展两岸政治谈判的环境与条件，使台湾当局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政治商谈台不会被“矮化吞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亲中卖台”问题，越早商谈，对台湾越有利；两岸只要不断累积政治互信、展现诚意和善意，完全有智慧找到彼此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要让美国充分认识到，两岸政治谈判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符合美国亚太利益的。当然，即使是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商谈，仍应本着“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在两岸的共同协商下逐步稳妥地推进，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
注释：
①《王雪红记者会》，台湾中广新闻网2012年1月13日。
②台湾《自由时报》评论2012年1月17日。
③④⑤胡锦涛：《中共十八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44页、第45页、第45页。
⑥迈克尔·马扎：《为什么台湾问题对美国意义重大》，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11年3月8日。
⑦坎贝尔语，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年10月18日。
⑧希拉里：《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年11月15日。
⑨白乐崎：《一国两区，转错方向》，台湾《自由时报》2012年4月11日。
⑩台湾《中时电子报》2005年5月21日。
(11)台湾《中国时报》2012年10月13日报道。
(12)台湾《联合报》社论《台独的终局》，2012年10月4日。
(13)朱卫东：《从宏观层面观察谢长廷大陆行的蝴蝶效应》，香港《中国评论》2012年11月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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