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发展新视野:整体思维下的跨界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视野论文,思维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4)01-0001-0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体育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均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体育事业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的严重匮乏。我们利用体制优势,通过政府的有力运作,调度有序,集中有限的资源,有效地完成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完成,或短期内难以完成的诸多体育目标,如在奥运会金牌跃居首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转型全面展开,我们明显感到,一度极为有效的体育发展方式效力减弱,多种问题呈现,体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攻坚期。对于今天我国体育实践中存在的多种问题,尽管我们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持续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措施,以求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却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并进入瓶颈状态。
通过行政指令来解决体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一直是处理体育实践问题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令行禁止,卓有成效。然而,这些年来多次动用中央和部委的权力资源,发出一系列红头文件,还是无法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而这仅是中国体育面临的诸多老大难问题中的一例。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受阻,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时,是否应当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措施不能奏效,开出的处方不能药到病除?为此,要重新认识中国体育问题的症结,进而寻求对症有效的解决之道。
1 跨界性和整体性:我国体育问题的新特点
今天中国体育发展中困扰我们的问题虽然其表象易辨,但成因复杂,涉面广泛,许多问题不是体育系统、教育系统或任何一个单一的系统所能独立解决的,也不是任何一级政府所能独自处理的。如,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协调;运动员退役的社会融入、后备人才来源的渠道;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和三大球社会基础薄弱;青少年学生体质持续下降;体育场馆的闲置与体育场地短缺并存;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开放长期无法落实;社会体育“三边工程”(身边的场地、身边的组织和身边的活动)建设;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人口的体育服务缺失;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冲突;体育产业的结构失衡……[1-2]
以上问题以前也有存在,如,运动员过了竞技高峰期的退役问题,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因为这些老运动员通常由政府统筹,重新分配工作,持一纸公文便进入企业或事业单位。然而,今天这种做法不再有效,于是有的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困难便成为了今天的社会新闻。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化,新问题也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如2亿多农民工由于其身份既非农民,也非工人,其归属既非农村,也非城市,于是,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体育权益处于无人负责提供保障的状态。体育管理者发现,不少问题看似简单,但一经接触,便感到治标不易,治本更难,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当我们用习惯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在体育实际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时,发现不仅新问题难以应对,原本熟悉的老问题也变得陌生起来。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赋予体育问题以新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为我们所不熟悉,但又具有深刻的挑战性。细究起来,这些久攻不克的老大难问题有以下共同特点。
1.1 相互渗透的跨界性 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习惯于将问题界定在某一领域,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或将界定在某一管理层级范围,如省、市、地、县等,以明确责任主体,便于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然而,今天困扰我们的体育问题,却具鲜明的跨界特点,对它们表述的句式为“既是,又不全是”:就横向关系而言,它们既是体育问题,又不全是体育问题;既是教育问题,又不全是教育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不全是社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不全是经济问题。就纵向关系而言,它们既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又不全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既是省市层面的问题,又不全是省市层面的问题;既是基础草根层面的问题,又不全是基础草根层面的问题。
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些问题多发生在各主体间、部门间、系统间和层级间的“界间”地带。它们涉及到多种系统和部门(体育、教育、文化、经济、法律),既与该系统及部门有关,但又超出了该系统和部门的责权范围。
1.2 相互依存的整体性 体育问题的跨界性致使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多关联的发展态势,其成因盘根错节,互为因果,复杂而综合,环环相扣,牵一发则动全身,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这就意味着,没有相关系统和部门的有效协同,仅凭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系统或部门单打独斗,无法应对今天的体育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体育问题其现象似乎是某一领域内,但其成因却集聚在领域之间的联系上,通过广泛的关联,涉及多领域、多系统和多部门。而体育部门、教育部门或其他任何部门在缺乏整体支持的条件下,就是想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局部求优,打造相对完善的小环境,也是无法做到的。由于关联赋予问题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使得一些貌似简单的小问题,也多成因复杂,涉及全局性的大背景。
体育问题由于跨界性与整体性的新特点,显现出一果多因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包括体育系统在内任何一个系统和部门都不必对这些问题的产生和结果承担全部责任。责任主体的缺失或模糊,无疑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当然,也正是由于体育问题的跨界性和整体性,使得体育问题不再仅仅是“体育问题”,而是各系统、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合作应对的共同问题。于是,今天我们对体育问题的应对,其成效并不仅限于体育,也自然会产生跨界的和整体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体育管理在整个体制中的边缘化状态,而且可充分发挥体育发展的带动作用和辐射力,成为促进诸如教育等相关领域改革的助推器,使体育承担起它应有的社会使命,进入社会建设的主战场。
然而,要成功地应对今天的体育问题提出的挑战,把握同之俱来的机遇,我们面临的困难不一而足,其中最值得的重视的是我国体育体制与机制自身的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一度运作有效的体制,遇到它自身难以单独克服的困难。
2 跨界性与整体性:我国体育体制的新挑战
中国体育问题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跨界性与整体性,究其根源是我国的社会转型将所潜在矛盾表层化的体现。而处理这些问题不力则是因为既有的体育体制的结构性限制及运行机制的效能限制。由于,我国现行的体育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其突出特征是条块管理。
2.1 我国条块分割的体育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形成了融职能制和层级制于一体的“条块”关系的政府组织结构。“条条”即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业务内容的性质相同的职能部门;“块块”则是由不同职能部门组合而成的各个层级政府[3]。这种体制的出现具有多种原因:由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一竿子插到底的历史传统、党的一元化领导、苏联模式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4]。我国条块结构的行政体系的支撑下,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纵向社会结构[5]。
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体育处于纵向(条条)分割和横向(块块)封闭的状态。体育因其具有全社会的参与性和多种功能,其管理几乎涉及所有的“条条”和“块块”。于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将体育按照其不同的功能,分配给不同的系统(条条)管理,如,体育系统(以前的各级体委,现在的各级体育局)负责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教育系统负责职工体育、总工会系统负责职工体育、农业系统负责农村体育、民委系统负责民族体育等。继而在省、地、县等各级政府的“块块”范围内又将进一步分割,形成“条条体育”和“块块体育”的“条块体育格局”。这些“条条体育”和“块块体育”按照国家意志,为增强人民体质和为国争光等国家目标做出过重要贡献。这种“条块体育模式”一度运作有序,成效显著。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托指令性计划,通过行政手段,为之配置必要的人、财、物等资源;2)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限制,社会的体育需求处于较低水平,具有单质化的特征,较为易于实施“计划”;3)计划体制社会的基础是单位制,而单位具有包括体育有内的完整的社会功能,无论是来自“条条”,还是“块块”的政府体育指令,都能得到落实。
尽管这种政府单一主体,行政指令单一机制,依靠政府从条块2个系统配置资源的体育发展格局是封闭的,但当其面对静态、封闭的社会结构时,却是有效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前提是计划经济体制。
2.2 体育体制机制对体育发展形成的障碍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横向的社会联系迅速拓展。推动这一发展趋势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不具有商品货币性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企业的独立性,而是国家的计划性,它限制乃至否认商品货币关系,排斥横向经济关系。”[6]而市场经济是平等自由的交易,其社会联系在本质是开放的、横向的。当市场经济迅速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企业所有制形式之间及家庭企业或劳动者个人之间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横向经济联系时,条块分割的封闭格局就被突破了,使我国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由同质单一性社会转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由静态社会转向流动社会。在这一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体育也在条与条之间、条与块之间、块与块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呈现出强劲的“越界”趋势。如社区体育对单位体育的越界,青少年体育对学校体育的越界,职业体育对专业体育的越界,农民工体育对城乡体育的越界等。
体育问题的整体性和跨界性表明,体育的实践发展已经超越既有的条块分割体制的承载能力和作用范围,需要整体性的综合治理。今天,如果还以封闭的组织办开放的事业,以小众的模式办大众的体育,以传统社会的方式处理现代社会的体育问题,以既有的条块体制和机制来应对体育实践提出的新挑战,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束缚市场和社会发展体育的活力,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随着体育发展向经济领域的迅速延伸,既有体制内的条块也出现了一系列冲突,表现为“条条”之间的冲突,如体育、教育、文化系统之间的矛盾;“条块”之间的冲突,如国家的奥运战略与省市的全运战略的冲突;“块块”之间的冲突,如省市之间体育资源流动的壁垒。这些体制内结构性的冲突,使我国体育管理出现碎片化的趋向,致使跨界问题的处理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管理效率进一步下降。以学校体育场馆开放为例,2006年8月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区工作会议就提出:“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将成立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负责全国的开放试点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部署,同时加紧制定《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实施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然而,事实证明,要制定这样一个实施办法并非易事,6a后在2012年12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体育总局领导表示:“还要加强同教育等部门的沟通,尽快完成《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实施办法》的研制工作”,并呼吁“各省区市要不等、不看、不靠,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引导更多的学校敞开校门”[7]。
显然,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不仅无法应对今天中国体育实践中的跨界性和整体性问题,还成为导致体育问题顽疾化的根本原因和形成体育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因此,运用整体思维进行跨界整合是解决体育实践难题的一种新的思路。
3 整体思维下的跨界整合:我国体育发展新视野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在满足全社会不同群体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就其本质而言,是开放的、跨界的、综合的、整体的,因为社会对体育的需求既是多样的,又是综合而统一的,最终归结为人的需要及在此基础衍生来的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削足适履,人为地割裂了体育内在的有机联系,既抑制了体育的社会内生力,也阻碍了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所谓整体思维与跨界整合,就是依据体育自身的规律来认识体育和运作体育。通过对体育发展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思考和跨界整合,来纠正条块分割带来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障碍。这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整体思维在考虑问题时不着眼于问题的局部,而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着眼于考虑问题的整体结构,从对整体结构的分析、改造中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整体思维倡导从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去考察和探究对象,从事物的普遍联系来认识和理解对象,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把握,避免在现实中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8]。这种思维方式有助我们跳出割裂体育的僵化的“条块思维”,着眼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及体育问题成因的内在联系。由于它着眼于体育结构要素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把握体育这种多维的社会现象尤为重要。
而跨界整合则是基于整体思维的具体操作,将整体思维的结果付诸实践,落实到行动上,根据整体联系经纬脉络的客观存在,将分割的体育系统,进行跨界关联,实现体育发展的整合。具体说来我国体育的跨界整合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构建宽泛全面的观念体系 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一个社会对体育及其功能的认识,决定着其对体育可能利用的范围与程度。世界体育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不断深化对体育的认识,不断扩大体育应用范围的过程。对体育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思考和跨界整合,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统合的体育观念体系。20世纪中期以来,体育在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领域的作用突显,其重要原因就是体育观念有了新的发展。
2007年欧盟首次发表《体育白皮书》,全面阐述欧洲政府的体育观点,确认了体育在8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改善公众健康;反兴奋剂;教育和培训;促进志愿服务,培养积极向上的公民;促进社会包容、整合与平等;防范种族主义和暴力;分享欧洲的价值观;支持可持续发展[9]。
近年来联合国对体育的认识也在深化:“体育运动具有吸引、调动和激发人的独特力量。就其本质属性而言,体育运动是参与性的,关乎包容和公民认同。它代表了尊重对手、接受有约束力的规则、团队精神和公平性等这些人类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些正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原则。”联合国进而指出:“体育是一个成本低而影响大的工具。体育不再是任何社会的奢侈品,而是当前和未来的一项重要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基于这些新的认识,联合国大大强化了体育手段的应用,将体育纳入其各种援助计划。将体育作为其工作手段的联合国机构日益增多,目前有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环境署、难民署、儿童基金会、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志愿人员组织、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10]。
相对于国际上对体育认识的全面化及应用的体系化,我们的体育观念失之于片面和狭窄,尤其是忽略了体育极具特色的多种社会功能。而这些功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体育观念的不足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将体育的社会功能多限于争光和健身,这不仅导致体育和教育的系统职能范围的窄化,而且使诸多本来与体育密切相关的系统及部门看不到自己与体育的关系,由参与者变为旁观者,思想上游离于体育之外。当一个社会的体育成体育系统或教育系统一家的体育时,这个社会的体育是发展不起来的。我国的体育管理和决策系统,亟待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构建一个统合的体育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不是学理探讨性的,而是实际操作性的,旨在为体育发展构建跨系统的,多社会部门认可的体育共识,从而为跨界整合提供思想基础。当前应当着力强调的是体育在促进社会包容,推动社会建设和青少年人格培养等重大社会焦点领域中的重要功能,以纠正过于狭窄的体育观念。
3.2 构建为国利民的目标体系 统合的体育观念虽然为不同系统和社会部门在体育领域的跨界协同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尚不足以确定一致的行动方向,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确定体育发展的目标。任何一个国家在体育发展上都确立了自己的目标,以整合体育发展的各种力量,形成发展的合力。体育发展目标设定的基本依据是该社会的体育需求及满足体育需求的条件。中国体育的社会需求概括起来可大致分为个体、社会和国家3个层面,体育也就有了针对这3个层面的发展目标。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依托体育的人文精神设置的,原本应当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再加上不同的条条和块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我国体育发展在不同系统、层级和部门之间出现目标冲突。目标冲突,不仅导致不同系统和部门之间难以形成跨界的合力,而且造成体育资源配置的冲突,无法做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我国体育3个基本形态,即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之间长期不能协调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目标冲突。在目标冲突的情况下,体育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整体发展。
因此,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多层次、多种类型的体育需求,统合一个逻辑一致的目标体系。由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对体育发展的期待有所不同,其目标也相应地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确立一个具有高度统合力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设立和实施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系统和部门的体育目标。这个基础就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扬的“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旗帜。据此,必须坚持体育发展的人本论,建立学校体育以学生为本、竞技体育以国家为本、群众体育以公民为本的目标体系。只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体育发展基调,无论各社会系统如何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体育目标,都只会相互促进,相互交融,使我国的体育事业更加丰富多彩,而不会相互冲突,相互排斥。“以人为本”的基调鲜明,旋律高昂,我国体育事业才能演奏出主调鲜明,变式多样的华彩乐章。
反之,离开了“以人为本”的基础,各系统和社会部门的体育目标便失去了根基,也就无法把握发展的方向,在利益的驱动下,体育的发展就会为包括部门利益在内的多种利益所绑架,就会出现诸如运动员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学校体育课被随意占用、公民的体育权被忽视等弊端。
3.3 构建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 迄今为止,中国体育已有大量制度和政策出台,但是未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制度设计多限于“条条”的视野和范围。条条管理的优点是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确,但又伴随政出多门,治理分散,各职能系统各自为政的弊端,损坏了体育发展的整体性,使之碎片化,在执行中发生困难。如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1994年我国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2001年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又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前者针对的是公益性的社会体育,为之提供指导服务的志愿者,而后者则针对劳动力市场,将社会体育指导员设为一个可以谋生的正式职业。然而,由于公益性的社会体育多在社区的辅导站及晨晚练点开展,而我国这类体育活动的参加者只占总人口的1.84%,绝大部分处于自发的无序状态。于是,尽管理论上讲我国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缺口很大,但已有的指导员却无用武之地,指导率仅为59.11%[1],造成资源浪费。而职业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由于相应的制度支撑不足等原因,虽一证在手却找不到工作。
随着中国体育问题的跨界性日趋鲜明,若干系统的行政部门联合制定的政策也频频出台。然而,这些貌似协同的政策,却多是各系统相互间在一系列争论和讨价还价后妥协的产物,因此多为原则性的,空泛而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如学生体质下降问题、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问题等均有多部门多次联合下发的文件,虽有起色,成效并不明显。
事实证明,基于“条条”的立场和权限范围出台的制度,无法应对今日中国体育发展中出现的跨界问题。制度整合的关键在于将人的体育需要由条块分割的碎片状态,转换为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状态,重新进行制度安排。例如,不是将青少年体育切割为学校体育和校外体育,而是围绕着青少年的需要,将学校内外的体育整合为青少年体育,青少年在哪里,体育服务就要提供到那里。体育、教育、民政、财税、公安等出台的各种政策要实实在在地关联到为青少年体育服务的无缝衔接这一主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中央多次提出的“建立和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和联动机制”[12]的任务。再如,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问题,不是将运动员的成长分割为训前、在训和训后,碎片化地交付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和社会系统来处理,而是着眼于运动员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统筹安排,变治标为治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从制度整合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梳理既有的体育及与体育相关的各种制度,解放思想,进行跨平台的制度设计,为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3.4 构建良性互动的组织和机制体系 组织和机制是贯彻体育理念,实施体育政策的依托。随着中国体育发展对整体性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跨界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改变我国体育组织支撑不足和机制僵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30多年前,我们最大困难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体育资源稀缺,今天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激活的巨大社会能量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极为深刻变化,在计划经济让位给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单位社会退隐,公民社会渐显。既有的“行政型”体育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的效用日益衰微,而自下而上,源于社会和市场的体育需求和发展动力与日俱增。体育发展在原有的政府驱动之外,社会驱动和市场驱动的力量日趋强劲。
组织和机制整合的核心问题是,使发展体育的主体,即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协同结构,让行政指令—市场机制—志愿服务3种机制,形成良性互动,变体育发展的政府独轮驱动为市场驱动与社会驱动三轮驱动,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提供新的驱动装置。
要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我服务的志愿机制具有强大的整合驱动力量。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方式主要是经济协作来实现的,具有天然的社会协作和整合功能。体育社会团体的运作的基本机制是志愿行为,具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协作精神和自组织功能。政府应从办体育的事务中脱身,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体育领域的组织和机制整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实施体育发展的组织和机制整合,在当前应高度关注体育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不仅关系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关系体育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创新。由于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涉及政府、企业和社团3个主体,及行政手段、市场机制和志愿服务3种机制,这一新生事物中隐藏着体制和机制创新重要价值。正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所指出的:“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13]
3.5构建发达完整的赛事体系 体育发展的实际效用,是由实践中的体育活动承载的。体育活动是体育实践的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体育发展的观念、目标、制度乃至组织和机制的整合与否,只有通过体育活动才能得到检验。体育发展的整体性最终反映在体育活动的结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有效,运作是否科学。
现代社会的体育种类繁杂,内容极为丰富,令人目不暇接,但起着骨干支撑作用是赛事体系。从现代体育的发生发展来看,体育比赛居功至伟。体育赛事自身具有在纵横2个维度上扩张发展的内在驱动,赛事应社会的体育需求而生,继而规模逐渐扩大,层级逐渐增加。现代体育组织大至国际奥委会,小至一个运动项目协会,都是在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比赛的推动下,由学校、社区,进而市县、省区、国家、国际逐步扩大,逐层上升,滚动发展起来的。赛事体系与体育组织构建共生,与金字形型赛事平行的是金字塔型的体育协会等组织。环顾世界,凡体育发达的国家必有发达而完整的赛事体系。北美、欧洲及日、韩莫不如此。
体育赛事天然地具有跨界联系、聚集资源、整合组织、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功能。德国的足球联赛体系便是一个典型。这个由德国足协、职业足球联盟、5个地区足协及下属的21个州足协和数量巨大的基层协会共同参与运作的国家足球赛制呈金字塔形。其结构自下而上分为由12个层级构成的业余、半职业和职业3大层次:1)顶尖的职业层次由3个级别组成,即职业足球联盟组织的德甲联赛(18支球队)和德乙联赛(18支球队)及德国足协组织的协会联赛(Liga,20支球队),协会联赛是职业赛事层次中的最低级别的入门级赛事,参加者为职业球队的二三线后备力量;2)处于第四级的半职业层次,由北德、东北德、西德、西南德和南德5个地区足协组织的74支球队的赛事;3)位于基础的业余层次,五级或六级以下的所有层级均为业余比赛,大量的足球爱好者参与其中,在参与中获得快乐,在参与中得到健康。业余层次又分为若干层级,以“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足协”为例,该州足协下设4个县足协,再向下有45个区足协,这些基层足协在2013—2014赛季组织了4 266支球队参加5~13级的306个分组的比赛[14]。
在德国足球赛事体系中可清楚地看多种跨界整合。横向而言,包含体育与教育、体育与社会、体育与商业等重要关系;纵向而言,其低端业余赛事激活社会潜力,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吸纳社会的人力资源,高端精英赛事激活市场潜能,以商业方式源源不断地吸纳企业界的经济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该赛制通过升降级制度沟通了所有层次和层级之间纵向联系。理论上讲,一支好的球队有可能从底层拼杀到顶层,尽管这种状况在实际出现的概率极小,但却使基础层次的群众性足球运动与顶层的精英足球产生良性互动,使之具有精英足球与大众足球的双重特征,将大众体育与精英体育整合在一个赛事框架中。
德国足球的这个结构完整,体量宏大的金字塔赛事体系造就了一个基础大,尖子尖,名副其实的足球大国和强国。说它基础大,是因为德国足球协会(DFB)有2.5万个足球俱乐部,680万会员,是世界最大的单项体育组织,在2012-2013赛季有33 633支球队参赛[15];说它尖子尖,是因为德国男足夺得过3次世界杯冠军(1954、1974、1990)和3次欧锦赛冠军(1972、1980、1996),女足夺得过2次世界杯冠军(2003、2007),8获欧洲锦赛冠军(1989、1991、1995、1997、2001、2005、2009、2013)。德国是唯一获得过男、女世界杯和欧锦赛冠军的国家。
赛事体系在当今头号体育强国的美国也发挥着整合体育资源的重要作用。与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有着独特而有效的学校体育赛事体系。美国大学体育联合会(NCAA)每年组织89个项目的全国锦标赛(男子项目44个,女子42个及合办的击剑、射击和滑雪赛事),每年有5.4万学生运动员参赛。NCAA将赛事分为3个级别,处于一级的约350所高校有6000多个运动队,17万多学生运动员;二级有近300所高校;三级学校最多,有444所学校。这种金字塔形的赛事结构不仅使顶层赛事达到精英水平,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2012-2013年度的NCAA的赛事收入达7.97亿美元[16],而且大大拓展了体育的群众基础,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有6.4万支美式足球队、4.7万支棒垒球队、4.6万支田径队、4.3万支足球队3.2万支篮球队、2.5万支越野跑队及2万支游泳跳水队[17],这些以参与为目的的基层运动队,使得美国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充满阳刚之气。
不得不提的是,缺乏内容合理,结构完整的赛事体系,是我国体育发展中的一大缺陷。我国的体育赛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落后于世界体育强国,且至今不成体系。就赛事结构而言,我国体育赛事上大下小,呈倒三角形,中低端业余层次赛事极度匮乏,造成基础缺失。国家级的高端赛事孤悬空中,既不能影响普通民众的体育参与,也不能激发业界的投资欲望,成为不足4万名专业运动员自娱自乐的独享舞台。为了参加不同的赛事,这些专业运动员时常不得不临时改换身份,客串一把。尽管我国有门类相当齐全的各种运动项目协会,但这些协会鲜有针对中低端业余层次的常规赛制。我国高校也试图学习国外,发展高水平运动队,1987在全国51所普通高校开始试办,2005年教育部和体育总局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院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只有272所,而全国普通高校(不含独立学院)共计2 138所(截至2012年4月),也就是说我国只有12.25%的普通高校有高水平运动队,且还处于试办的摸索状态。
体系化的赛事制度在我国缺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未能充分认识赛事体系是现代社会体育发展的一个基石,对一个国家体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战略意义。有了一个完整的赛事体系,一个国家体育就有一台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忽略了赛事体系在跨界整合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中低端赛事对青少年培养教育、对体育人口的吸纳、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激活、对社会融入的支撑、对弘扬健康的社会风气等众多领域具有其他社会活动无法取代的作用。赛事体系是体育发展中多种关系交汇关联的节点,这里由于体育观念交集、体育功能交集和体育目标交集,从而形成体育资源交集、组织交集、管理交集和制度交集。在我国建立一个完整的、适应中国国情的赛事体系,就是在多维度的关系交集中,重新认识和处理中国体育的跨界性问题,给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实践依托,以求整体发展的协调与有序。在整体性的赛事体系缺失的条件下,孤立地讨论一个个具体的比赛得失及取舍,如全运会、城运会、民运会、农运会、全国体育大会等意义并不大。
4 结束语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体育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均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体育发展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体育问题也呈现出跨界性与整体性的鲜明特征,现行条块分割的体育体制,导致体育治理的碎片化,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格局不仅难以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无法激活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影响了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条块分割的封闭性,已经使体育体制自身成为体育发展的障碍。中国体育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克服条块分割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改变这种封闭分散的发展格局,对体育发展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思考,实行跨系统的、跨领域的整合,并通过观念整合、目标整合、制度整合、组织机制整合和活动整合,实现整体的协调发展。
今天,中国社会和体育的发展具有鲜明的转型特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转型发展是我国体育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发展的根本特点。跨界整合是我国体育发展现阶段的一种新的路径选择。它所解决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模式的转化途径问题。应当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育体制,尽管面临它自身无法突破的发展瓶颈,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它对今天体育发展的影响仍然极为深刻,再加上在长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狭窄封闭的小农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追求小而全,万事不求人的心态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缺少社会协作意识和大局观。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径转换阻力重重。但是,正如诺斯所言:“路径依赖是不断从概念上缩小选择的集合和通过时间将决策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并非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可避免性,即过去几乎预测了未来。”[1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在不断催生新的体育发展方式,并为向这种发展方式的路径转移提供越来越多的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为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体育提供新的强大的动力。所谓深水区,就是阻碍体育发展的那些久治不愈的顽疾,久解不破的难题。用改革与创新去破解体育发展中的难题,需要勇气、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思路、办法与途径。用整体思维去进行跨界整合,为中国体育突出重围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中国体育改革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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