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发展论纲——An Outline of Dissertation on Polydimensional Development，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Outline论文,Dissertation论文,Polydimensional论文,Developmen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的看法：多维发展论
1、发展是一个特大系统工程
发展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倾向于建立一种介乎广义与狭义之间，较之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对象更为广泛的发展经济学。至少，在这篇文章中，将循着这种思路来讨论问题。
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综观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并借助于未来学的研究成果，说明“经济发展”本身远不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远不止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经济现象。主要依据是：
①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与文化背景的约束，在不同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之下，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成效往往悬殊很大；②经济发展离不开机遇，而“机遇”则又是与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地缘……等多种因素、态势交叉撞击而形成的一种耦合；③经济发展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由于各个国家机遇各异，背景悬殊，造成发展有先有后。进入高一级发展的国家与处于低一级发展的国家，发展的任务不同，但都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影响，甚至后者可能在局部范围内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前者也可能受到后者的掣肘。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如果我们不首先从发展的宏观整体来审视全局，而只是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种历史阶段性的“工业化”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当今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像五十多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还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成功佐证一样，我认为发展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须来一次革命：不能就发展论发展，而必须把经济发展纳入整个社会进步的巨大系统之中加以审视，采用先综合后分析，先全局后局部的系统方法，从发展与环境的有机联系中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说经济发展问题应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
2、三维发展论构想
作为一个特大系统工程，发展是一种多维空间，具体地说，发展至少应是一个“三维结构”：时间维、空间维、动因维。如下图：
这就是说，发展作为一个特大的“过程系统”，从时间方面来看，它呈现为阶段性地反复出现的多周期现象，而不是“一次性”的暂时现象；从空间方面来看，它会呈现出纷繁多彩的多种发展模式，在国与国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往往都不照搬照套；从内涵动因来看，发展是多种要素的动态耦合，而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在这三维之间存在着网络状的内在联系，互为因果。发展的要素耦合状态（或水平）会影响发展的周期等级和发展的空间模式；发展的周期等级又会制约发展模式的一般形态和发展要素的进一步创新；如此等等。
二、多周期发展
3、发展的实质与特征
什么是“发展”？现有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大都界定为：产出更多增加的同时，技术与体制的变革，产出结构、部门结构的改变，亦即工业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样，发展问题就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不属于发达国家的问题了。但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使我们愈来愈不能满足于这种界定。难道发达国家将永远没有发展问题吗？显然不会是这样。这就要求我们对“发展”这个范畴，作出更加全面科学的界定。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有一个由局部到全面、由表面到本质的演进过程。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人类所能接触到的空间与时间都十分有限，往往把一些局部的表面的现象当作了世界的整体，“以一概全”。其实那些现象虽然是事实，但却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相对真理，它蕴藏着一部分绝对真理的因素，却不能等于绝对真理。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人类的视野突飞猛进地拓展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不断升华，出现了由“天园地方说”到“宇宙循环说”的突破，由“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突破……。今后，科学技术还会进一步发展与突破，人类今天对自然界的认识就会又一次被证明仍然是十分相对的。
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同样也会存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工业化，肯定属于一种发展现象，但却不能等于发展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用“工业化”来界定“发展”，虽然它是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那么，什么是“发展”的实质呢？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指社会基础由旧的结构向新的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发展，意味着社会整体结构由旧的有序态向新的有序态进行质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从生产力方面来说，意味着从旧的技术体系向新的技术体系的飞跃，即技术结构的革命；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意味着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的嬗变，即基本制度的大调整乃至根本变革；从上层建筑方面来说，意味着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生活方式为适应新的基础而全面变化的过程。因此，发展的本质是一种新旧结构的大转换。在发展阶段，一般表现有如下特征：
（1）全面大规模的物质技术革新。
新的技术体系取代旧的技术体系，必然意味着全面大规模的物质技术革新：传统的生产工具、物质装备、技术规范以及生产与技术的组织方式全面地被新一代的生产工具、物质装备、技术规范和组织置换，开始是从某一部门或地域起动，然后逐步扩展到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地域。显然，这种革新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物质技术更新。
这种大规模的物质技术革新，在“工业化”阶段显示得十分突出。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描述得非常生动而深刻。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还远无尽期，像工业化阶段这种大规模的物质技术革新，也决不会仅有这一次！所以，从社会发展长河的历史观来考察，这种呈质的飞跃式的物质技术革新，必将是阶段性地按螺旋上升的形式不断再现的。
（2）集中、大量的投资。
大规模的物质技术革新，是一个全社会性的整体技术革命，必然要伴随集中的、大量的投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集中的、大量的”是泛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不是“一次性”的，甚至也不应理解为在短期内的事。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大推进”理论，其合理的内核在于此，其缺陷则在于忽视了技术革命的波浪式推进的客观事实。任何社会性的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往往都是从少数部门和地域开始，而后逐渐波及其他部门和地域，除非是小块的“飞地”可作例外。因为这不仅有一个资本形成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新技术适应特殊部门的创新过程。决不是上帝事先就设计好一整套可适用于各部门各地域的“图纸库”。
（3）惯性的断裂。
由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向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原来在旧的结构下所形成的一些习惯势力，包括组织的惯性、观念的惯性、生活方式的惯性、行为方式的惯性乃至人的素质标准等等，必然也要受到强烈的冲击。旧的精神支柱难以维系现实的群体了，旧的是非标准难以判明新生的事物了，旧的关系模式处理不了新的人际问题了，一句话，旧的惯性断裂了！
这种惯性的断裂，往往造成社会精神的迷惘状态，有时甚至是很激烈而痛苦的。
（4）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加大。
如上所述，由于从物质到精神的旧的有序性被打破而又未彻底消失，新的有序性则也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因此，在经济生活中波动性往往会加剧，在社会生活中容易出现紊乱，在人们心态上必会产生失衡。这种情况，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衡中枢，就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4、三阶段假说
我倾向于多次发展论。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前所述是远无尽期的。那么，“多”到几次？几十次？谁也无法说明。人们只能就现有的条件和可能的趋势来判断未来。所以，我们只可能提出一个“三阶段”的假说。
从中世纪末叶的产业革命算起，到很可能预见到的将来，经济的发展—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大体经历和可能会经历三个基本阶段，或称时期，即：工业化阶段、资讯化阶段、生态化阶段。
（1）工业化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正在经历着这个阶段。
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标志：机械化、电气化。传统的自然能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技术，全面地被化石能源、机电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当的现代技术所置换；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工艺逐步被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工艺所取代。
工业化阶段的社会标志：非农化、城市化。社会由农业为主体转变为工业为主体，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随着城市化的兴起，城市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和中心，农村只处于附属地位。
工业化阶段的组织标志：集中化、大型化（或规模化）。由农业为主结构向工业为主结构转换，意味着同小而全的自然经济的决裂。工业化生产一方面要求高度细密的分工与专业化，同时也就要求广泛的社会化协作。这种生产方式就必然以很快的速度推动生产的集中化与规模化（大型化），因为只有在集中的空间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包括交换与流通），才能获得最大的边际效益和最高的生产效率。
（2）资讯化（或信息化）阶段。
这个阶段，在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已经初露端倪了。
资讯化阶段的技术标志：信息化、人工智能化。工业化阶段的机电工具被电脑工具所置换，资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全面扩展，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电脑遍及城乡全球，深入到每个家庭，覆盖全部经济与生活领域。目前美国每10个家庭中有3家有电脑，每5部电脑中有2部已进入网络，现在正以30%的速度在增加。这趋势将带来一次不亚于工业化的技术革命，将引起经营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工作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大变革。
资讯化阶段的社会标志：国际化、渗透化。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市场的距离极大地缩短了，经济与市场全面地朝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投资的空间大大地拓展与灵活了，进口与出口的概念大大地模糊了，而且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渗透性也大大地强化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国内生产”不等于是“本国资本的产出”。以美国为例，1987年至1992年，该国在国外资产增加35%，达776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增加1倍以上，达6920亿美元；美国公司在海外分公司的销售额比美国全部出口额多3倍。
资讯化阶段的组织标志：分散化、中小型化。在“信息高速公路”的电脑时代，由于信息传递的快速性和公开性，每个员工所掌握的信息量几乎和经理一样多，管理中“层层传递”的模式便被打破了，许多中间层的管理职能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大公司便“消肿”了。由于许多工作都可以通过信息联网而在家中进行，故出现如美国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由人迁就工作岗位的时代进入工作迁就人的时代了。组织小型化适应飞快发展的市场变化与技术更新。与此相适应，社会阶层结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资讯化阶段的资产标志：无形化、更新快速化。有形资源当然还是需要的，但相对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变得不甚重要了，而知识、科技、人才（智慧资本）则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美国通用电气照明设备公司，由于采用了高速数据传播网络来追踪生产、库存和订单，1987年以来将原有34间货仓关闭了26间，并用1个高科技顾客服务中心代替了原来的25个中心。这样，这个公司的有形资产比重缩小了，智慧资产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了。同时，知识、科技更新周期较之有形资产则短得多，特别由于信息化的推动，知识与科技的更新化速度急剧加快，这又必然反过来推动资产无形化的过程。
（3）生态化阶段。
人类已开始感到地球似乎越来越小了，而拥挤在这个地球“大厦”中的人口简直有爆炸的危险！人类如果不能解决优化环境与持续发展问题，便会最终走向毁灭。所以，生态化必将是人类发展的第三大阶段。
生态化阶段的技术标志，可能是生物工程化。通过获得的高超科学技术，不仅有能力使资源再生，而且可以大大节约资源（如1985年日本制成品所包含的原料和能源只及20年前的一半以下），更有能力优化人类自身的人口结构，使环境与发展回归良性循环之中。
生态化阶段的社会标志，可能是城乡融合化。工农产业间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在本质上消失了，从而旧有的社会分工完全被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就业所取代，故这个阶段的组织特征将会是个体化。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
5、发展与增长的交错重叠
以上描述的“三大阶段”，是就其主要脉络而言的，它们之间的更替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在前面也讲到过发展与增长也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以发展为主（增长同时存在），另一阶段则以增长为主（发展则处在积累之中）。
根据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三大阶段之间，都会有一个以发展（结构转换）为主的时期，在结构基本转换之后又会有一个以增长为主的时期，如此交
错重叠地进行下去。如下图：
任何国家（无论是当今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恐怕概莫能外，只是在时序上有先后而已。具体地说，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转向现代工业化结构，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之中，故以发展为主；而工业化已完成的发达国家，则进入了以增长为主的时期。一部分先进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现在正开始过渡到信息化（资讯化）阶段，人类即将展开新一轮的以新的发展为主的历史时期。随着新发展时期的到来，我们的发展经济学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由于世界各国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如前所述，有些先进国家已开始进入资讯化前期，有些不发达国家还处于工业化阶段。但这两种等级的发展并不会是互不相关地平行进行的。一般地说，前者可能利用后者的市场与资源加快产业更新，后者亦可能借助前者缩短工业化时期甚至可能跳越发展阶段。
三、多要素发展
6、发展的要素是一个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发展的征途。几十年过去了，成效却很不一样：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比较顺利，有的充满起伏……。有些国家，不少条件相类似，但由于几种条件的差异或者不少条件各异而只因某几个条件相似，结果有的成功了，有的则不成功。这些情况说明，经济发展是受到诸多要素约束的，而这些要素又不是均等地、个别地对发展过程起作用，而往往是有主有次地、相互“耦合”地影响着发展的过程。这种要素体系，大体包涵四个基本要素群：制度性要素、资源性要素、科技性要素、文化性要素。
7、制度性要素，一般指决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条件，主要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及其表现形式。制度性要素，通常分为制度—体制—政策三个层次，并且不同层次的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不同的作用。就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来说，制度要素决定是否具备发展的基本前提问题，也就是反封建的彻底性问题；体制要素决定能否提供发展的机制（模式）问题，也就是市场的发育程度问题；政策要素决定发展的条件问题，也就是发展的软环境问题。
综观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影响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状况的，主要是制度和体制；影响一个国家阶段性发展状况的，则主要是体制和政策。无论哪个层次的制度性要素，都往往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印度与中国比，中国解放前后比，中国经济发展比印度经济发展快，中国解放后比解放前经济发展快，其根本原因是反封建的彻底性起了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土地制度、封建宗法关系、封建迷信等进行了彻底的反击，它为新制度的确立和新体制的运行创造了根本的前提。相比之下，印度独立后对封建制度的反击是不彻底的，封建制度是阻碍其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旧中国发展缓慢除外来殖民掠夺外，其内在原因是长期形成的封建势力的阻碍。又如，前苏联和东欧同中国比，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比，其基本制度都是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业绩不仅比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显著，而且比中国建国后前30年要大得多，其根本原因是具体的体制和政策起了决定作用。
制度性要素，往往要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所以它总带有集团利益的倾向性。问题在于，这种阶级利益集团是代表着发展的方向还是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也不回避这一点，但却极力推崇“中产阶级”的作用，认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才能形成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开放的阶级结构”。这种主张，一则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越多，失业的可能性愈大”。斯里兰卡就有这样的调查研究。二则是这种看法更具有实质性，正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因为，如果能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就在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工农大众之间建立起一道安全的“缓冲地带”。这种缓冲地带，由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便可大大平抑来自社会底层的“反叛冲击波”。可见，所谓中产阶级优越性论，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则认为，发展—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转变—首先要取决于消除阻碍结构转换的社会桎梏。这种社会桎梏，可能是某种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可能是某种制度所采用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模式）。如果是前者，就应该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这种落后的制度；如果是后者，则通过改革的途径来完善制度，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例，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虽提出了工业化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根本不能消除中国走向现代工业化的社会桎梏—封建土地制度，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农民的解放和劳动力的非农化。因此，发展对于国民党时代的旧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种空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果不采取革命手段，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了。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当今某些发展迟缓的国家，何尝又不是制度要素的障碍呢？
8、资源性要素，一般指可以直接或间接成为财富之源泉的因素，这类要素属于“中性”要素。在相同的制度要素前提下，资源要素的富有，发展可能就比较顺利，因为财富形成的速度会快些，效益会高些；资源要素的贫乏，发展可能会困难一些。这是综合性的表述。其实，资源性要素包含的种类很多，这种资源的贫乏往往可以用另一种资源的富有来“交换”。因此，资源性要素，按其形态来区分，可分为有形的资源与无形的资源；按其是否可“交换”来区分，又可分为不可交换性资源与可交换性资源。
9、科技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了。如果说，资源性要素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科技性要素在信息化发展时期则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状况表明：是科技进步缓解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制度性危机，使一批后工业化国家走上了信息化的发展新阶段；是科技进步加快了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崛起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化与半工业化国家；是科技进步改变了发展要素的排列组合，使当今的发展中有形要素愈来愈被无形要素（科技、知识）所改造与支配。电脑的普及，机器人的采用，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使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使发展的组织形式显著地改变了，使发展的主体相对地模糊了，甚至使发展的许多概念也发生混乱了。
由于科技迅猛革新的结果，在一些发达国家蓝领工人急剧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下降，还出现了所谓“无人工厂”。于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第三产业的劳动也创造价值，资本与机器设备也创造价值等等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上的混乱，要求我们对劳动、劳动力作出新的界定，要求我们对价值量的凝结度，对剩余价值在不同经济过程的让渡与分配作出新的解释。由于这不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此处只能略加提示。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点：一是科技要素在发展中的突起，掌握科学技术与知识的人，将成为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脑力劳动者也应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二是在不同的科技水平下，劳动量的凝结度是差异很大的，现代科技武装的工厂中每小时的劳动凝结量，显然要比19世纪工厂中每小时的劳动凝结量高出几十倍、几百倍乃至几千倍！三是科技进步、无酬劳动份额（相对剩余价值率）、超额利润是呈正相关发展的，第三产业和“无人工厂”的超额利润则是上一轮或数轮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而在本经济环节进行让渡的剩余价值。如果第三产业真的也能创造新的价值，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泡沫化”、“空洞化”的危机？
10、文化性要素，作为一种无形的但都十分重要的发展要素，越来越被人们所感知了。这种作用，在一定的历史跨度内是不可交换的，它起着深层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由于文化结构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整合、积累、演化的结果，所以它必然具有坚韧的、深层潜伏的特质，往往不会随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而同步、同程度地消失。价值取向、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家庭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对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点、组织形式、发展进程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大和民族的服从性与集团性的文化渊源，对日本经济的崛起就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所谓“丰田精神”，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因素。正在兴起的东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也是同西方迥然有异的。
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总喜欢用按他们的标准所界定的“民主”、“人权”之类的大棒，来抨击东方国家。我们姑且不追究其自私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就从文化层面来判别，也说明他们根本不愿意理会文化背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西方人对东方人民主化的渐进性不理解，正如东方人对西方人的个人自由主义泛滥的不理解一样。美国人对中国人贞操观念的讽贬，正如中国人对美国人同性恋的鄙夷一样。其实，各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发展的模式各异，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厚非的。硬欲以一种文化取向去强行统一别的文化取向，势必在政治上导致干涉内政，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在经济上妨碍他国的发展。这实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能允许的。
11、以上四大要素群（集合），对经济发展并不是单独地、孤立地起作用的。它们往往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分别构成形态各异的“动因集合”，即以一种要素群为主异，其他要素群为辅佐的集合体。例如，中东石油国家的发展，是以资源产品开发带动其他要素的组合，应属“资源启动型”动因集合；中国和越南等国家，是以体制的改革带动其他要素的组合，应属“制度启动型”动因集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走向信息化，多是由科技的革命带动其他要素的组合，应属“科技启动型”动因集合等等。
四、多模式发展
12、发展的多模式性，这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又是一种客观必然。如前所述，由于制度、资源、科技、文化诸要素结构的千差万别，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同另一个国家完全一样的。英国和德国不同，美国和加拿大有异，中国和印度更有差别……。但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选出少数带有共性的指标，对众多的国家进行大体的归类，仍是可行和必要的。
以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我们按三个基本标志，即：政治体制、经济路线和文化取向来判别，目前可以称得上“模式”的，大约只有三个：欧美模式、东亚模式、中国模式。
13、欧美模式，是一种原生型模式。在历史上它出现得最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大批欧美国家，通过这种模式完成了工业化，走上了发达之路。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①政治的多元化。由于欧洲（主要是西欧）有着千年的议会制传统，国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强等原因，这些国家在发展中普遍采取了多党议会民主化同经济自由化并行的方式。②经济的自由化。西欧是资本主义的原生温床，工业化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无拘无束地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而自然演进的。它们都是经过私有化的个人资本集聚，以及残酷无情的资本集中，而后逐渐整合成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③文化的个人本位。受基督教文化的浸染，西欧型的发展是循着个人至上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成为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这种模式，也可称之为个人资本主义模式。它的优点在于具有较强劲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它的缺点在于个人主义自由泛滥，使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整合机制十分脆弱，导致诸多社会顽疾的蔓延（如犯罪率上升、黑社会猖獗、吸毒、艾滋病……）。因此，这种模式，对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来说，是福是祸，已见端倪，至少可以看到它对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亚于它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只不过前者是潜伏的，后者是公开的而已。而且愈往前走，其负面影响将会愈大。
14、东亚模式，是一种派生型模式。20世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系列东亚国家的相继崛起，形成了一种同欧美模式本质虽同但形式有别的新模式。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①政治集权化。由于亚洲封建专制的传统，国民文化素质低下，小生产大量存在和社会自组织力低微等历史条件，这些国家为了有效地动员资源和维持稳定的发展环境，大都采取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离的路线，运用集权的政治体制来推进经济发展。历史证明，这是基本成功的。②经济自由化。这一特征，与欧美模式是基本相同的。经济上是全方位开放的，以私有化为主体。但其自由化的程度则不如欧美，由于第一个特征和后面的第三个特征，政府的干预程度远大于欧美模式。③文化的群体本位。东亚国家（地区）大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扬了“敬业乐群”的精神，加上前面第一特征所形成的对个人主义的约束，其发展的文化取向多为群体主义，功利倾向是国家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组织特色多为家族人缘群体。
这种模式，也可以称之为群体资本主义模式。其优点在于兼顾了个人激励机制和社会调控机制，使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病较少于欧美模式；其缺点是易于滋生腐败，缺乏社会监督。
15、中国模式，是一种创新型模式。中国，既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两个基本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照搬欧美，也不能照套东亚的做法，而必须走自己的特殊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模式，还处在探索之中。由于实践尚未定型，所以理论概括也不能算是成熟的。就现有材料看来，不妨初步界定为如下特征：
①政治的主导民主化。中国的历史背景条件和东亚各国大体相似，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专制式的政治体制，而应采取以社会精英集团为主导的民主化模式，这也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有主导的民主政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有利于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社会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②经济的多元化。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必须实行赶超战略—用少于发达国家的时间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必须发挥社会和政府两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会个人、集团和政府都成为推进工业化的富有活力的主体。政府既是投资的强大主体，又是调控经济发展进程的能动力量。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与东亚模式有近似之处，但差异则在于中国是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③文化的社会本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取向有两大依据：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华传统，并使二者有机融合。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中华传统的精髓是世界大同。所以中国模式的文化内涵必是社会本位。所谓社会本位，可大体界定为：以乐群为主导的自利，或者说在“我为人人”的前提下谋求“人人为我”，使个人的发展同社会的进步在最大限度内协调起来。
这种模式，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应该说，这种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但从其本质内涵来看，它具有无限的潜在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发展不足的东方大国，这种模式一方面将会充分地调动国内外社会各层次的发展积极性，形成强劲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发挥政府的协调机能，使欧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私有化弊端得以扼制。当然，这一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目前它还处在未定型的状态下，将有赖于有主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成熟，以强化社会监督机制。
（1995年2月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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