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全[1]2002年在《民国广东基督教会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广东基督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系统地探讨了该时期广东基督教会的发展状况及其活动的社会影响，并纵深分析了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地方性特点以及教会与当时社会的互动关系。民初是广东基督教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二、叁十年代进入缓慢发展阶段，抗战中教会势力一度衰落，战后教会又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发展。为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存在和发展，教会围绕传教，开展了教育、医药、文字出版以及慈善和救济活动等社会事业。客观地看，这些活动对吸收信徒的作用是有限的，却对当时广东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外，在传教的过程中，基督教会为了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冲击，自身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推行了“本色化”运动，同时注意加强了与社会和政府的协调，使其在民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存在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周进[2]2008年在《上海近代基督教堂研究（1843-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上篇重在重现上海近代基督教堂的历史原貌。文章通过对档案文献及已有着作的历史考据,以及“文革”时期毁禁的大量宗教资料的寻觅挖掘,尤其是对反复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谬误的纠正,结合现场调研,建立了近代上海基督教堂的百年演变史。这种建立是结合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堂的发展简史,在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大历史环境中,在近代基督教在沪传播过程中,去批判性的审视百年间基督教堂的发展演变情况而得到的。同时,因为上海基督教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明显差异,将其划分为叁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上海租界的发展历程分别研究。下篇重在研究历史现象背后的诸多动因,尤其是中西文化在近代的频繁交流给上海教堂带来的影响。文章首先系统地分析了叁个历史时期基督教堂的建筑风格,总结了叁者之间的演变关系,进而探究为什么这种带有哥特建筑特征的罗马风风格会成为上海近代基督教堂的主流风格。同时,不管哪种历史风格,上海基督教堂既不同于西方教堂,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它是一种中西之间转异了的新地域主义。那么形成这种新地域主义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呢?文章进而又从多方面、多角度,结合理论分析、实例对比研究、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在多学科的交叉背景下解答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上海近代错综复杂的大历史环境和不同文化的内在交融与同化,是欧洲基督教堂在上海转异为一种新地域主义的决定性原因。最后利用对上海近代基督教堂在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对现存教堂的保护性更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同时对现存主要教堂按年代顺序逐一绘制历史建筑保护信息目录,并采用多种索引方式,为以后上海的旧城保护提供一些便于参阅的资料。
颜小华[3]2006年在《美北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1837-1899）》文中提出基督新教及其来华传教士是19世纪在华的一个特殊群体。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们再度致力于将基督教的教义和宗派传到中国，他们深入中国社会，其行为不仅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而且具有一定的世俗性。当时的中国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的基督新教和传教士们，无疑与列强政治、晚清中国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的载体，他们在同华夏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对清术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美北长老会是一支较早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组织，其在华南的活动遍及粤、桂、琼和港澳地区，活动内容涉及到宗教、医疗、教育、慈善与文字出版等事业。到19世纪末，美北长老会共有百余位传教士踏足华南大地，成为当时在华南开展传教事业规模最大的教会组织之一。本文在收集大量中西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实证主义和注重文本的研究方式，动态地考察1837—1899年间美北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情况，从而揭示其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 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外学者对在华基督新教史的研究现状、本文采用的主体材料、研究方法，并对研究时间范围进行了界定。正文共分八章。其中第一章介绍了美北长老会入华前的中美社会背景；第二、叁、四、五章详述了美北长老会在新加坡、港澳华人社区以及粤、桂、琼叁省开展的传教活动；第六章对19世纪美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进行了统计，同时彰显了他们在文字活动方面的成就，并论述了其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交往过程；第七章以美北长老会在华南开展的医务活动为对象，揭示了其在西医东渐方面的重要影响；第八章专论美北长老会在华南开创的教会教育事业，分别以真光、培英、格致、明心四大书院为研究对象，展现了教会学校在清术民初时期的中国新式教育启蒙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结论部分从总体上进一步探讨了美北长老会给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给华南地方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此研究基础上得出的一些认识。 19世纪美北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史不仅是中国晚清教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它还涉及到中国近代教育史、医学发展史、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过去一直很少有学者对区域教会史展开专项研究，在中西史料的结合运用方面也一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以进一步推动教会史研究向深入发展、并对拓展中国晚清史及华南地方史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杨习超[4]2016年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叁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着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何兰娟[5]2005年在《清末民国年间（1900-1949）广州的基督教慈善事业》文中研究指明自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首先将基督教传入广州以来,新教各派接踵而来,纷纷向中国派出传教士进行传教。但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因此传教环境相当严峻;被封建思想统治了数千年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这种外来的宗教也并不欢迎;而传教士的一些不法行为,又使得原来就对基督教带有恐惧甚至敌视态度的普通民众,对此更是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因此包括马礼逊等着名传教士在内的各国传教士,在广州的传教活动成效并不大。这就迫使各派不得不改变传教方法,通过举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来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力,进而达到向他们传教的目的。 本论文通过对清末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广州开办的慈善事业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展示清末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广州的传教活动,进而揭示西方传教士在清末民国年间在广州开办慈善事业的真实目的,以及由此给广州的慈善事业、广州的社会风气、广州社会的近代化带来的深刻影响。
郭柳生[6]2015年在《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是中国基督教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中国基督徒名录》(Bates'List)作为文献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为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在修订和补充基督徒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重新认知这个特殊群体,这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大有裨益。通过对中国基督徒精英的性别、家庭、地域、活动年代、所属教派、教育经历与职业选择等基本信息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总结出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1)男女比例悬殊,精英信徒以男性为主;(2)主要出身城乡普通家庭,尤其是第一代基督徒几乎全部出身贫苦或耕读之家;(3)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在地域上呈现从沿海--内陆--边疆依次递减的分布特点;(4)主要活跃于清末民初及二十世纪前半期,1949年后受制于政治环境而归于沉寂;(5)在教派归属上,主要分布在圣公会、卫理会、长老会、公理会等英美差会,同时在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华基督教会日益显示重要地位;(6)大多数基督徒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以教会大学毕业生居多,留学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的亦不在少数,知识素养普遍很高,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职业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和现代性,活跃于军政、文化教育、宗教、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财政金融、司法、工程建筑等各界,并成为这些新兴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就,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推动了社会发展,对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对中国基督徒的认知不能再停留在片面的"吃教者"形象,而应站在本土视角和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他们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修正或补充他们在近代社会上的群体面相,从而形成更全面、更客观的新认知。
赵广军[7]2004年在《“上帝之笺”：信仰视野中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之研究（1858—1949）》文中认为基督新教在福建的神学耕耘几乎长至百年，这样积极的神学拓殖促使福建全境中基督教的组织行政机构、社会服务事工全面繁荣，而其中文字出版事业由于直接与神学信仰传播的授受关系密切而彰显基督信仰的最大内容载量和最持久的深远影响。从信仰的视野出发来思考整个福建教会文字出版事业所依持的借力正在于此。基督教会的文字出版事业按组织出版物的机构可以划分为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相关机构的文字事业，再详细一点可以分为教会直属文字事业、教会学校文字出版事业、青年会文字出版事业、教会外围组织如宗教教育会的文字出版以及信仰者个人的文字出版事工，每一类属下均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对教会文字事工从经济来源、编辑过程、文本制形、发行情况、发行宗旨等方面所衍射出的独特特点的全息解构过程是繁复的、细致的，这是本论文所致力的要点之一。教会文字出版事业宣行的教会文化是有神论的信仰主义，它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机缘之和是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模式——中国化的基督神学(汉语语境里的基督神学)，这是本论文作为收笔的最终归纳之一。
赵厚勰[8]2006年在《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文中指出雅礼会是上个世纪初由美国耶鲁大学的少数毕业校友所发起和推动的一个组织，其初衷在于通过来华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到后来，其宗旨改为以办理教育事业为主，不再强调宣教的目的。雅礼会进入中国以后，首先选定长沙为其活动地点，先后开办了雅礼大学、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士学校，后来雅礼大学停办，又参与办理武汉的华中大学。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界对雅礼会在华的教育事业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界则作过一些研究，但仍有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有鉴于此，笔者以雅礼会在长沙开办的主要教育机构(雅礼和湘雅)为研究对象，以雅礼学堂的创办(1906)为研究起点，以雅礼会撤离中国大陆(1951)为研究终点，主要关注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专业化发展状况，同时，兼而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深化对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认识，并为今人提供一定的启迪与借鉴。 本文首先研究了雅礼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及来华的初期工作，以揭示其在华教育事业之目的与性质。雅礼会诞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其创立主要受到耶鲁大学的宗教传统、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以及“庚子教难”和彼得金殉难事件等的影响。它的诞生是耶鲁大学的宗教活动以及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达到顶峰的一种表现。虽然它后来转变为一个世俗化的机构，但它最初是作为一个差会组织而出现的。 与其他基督教学校一样，雅礼会在华的教育事业也经历了中国化、世俗化和专业化的历程。所谓中国化，又称本土化，是相对外来而言，指基督教学校本土色彩不断加强、外来色彩不断减弱的过程。所谓世俗化，是相对宗教而言，即基督教学校宗教色彩不断减弱、非宗教色彩不断加强的过程。所谓专业化，又称学术化，是指基督教学校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致力于教育自身专业发展的过程。本文对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与具体体现作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它们对专业化的影响以及相互关系。它们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互为因果。同时，它们各自也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背景与特征。总的来看，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中国化与世俗化较之一般基督教学校程度更甚，并对其专业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专业化的考察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分别考察了雅礼和湘雅的专业化，具体包括教学条件与办学情况、课程教学、师资状况、学生管理、经费问题等等。在考察这些内容的同时，本文注意分析其特点以及这些因素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并注意与同期其他基督教学校和国立及私立学校进行比较。由于以往对基督教中等教育和医学教育研究略显不足，因此
韩华[9]2003年在《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文中研究表明辛亥革命送走了作为权利象征的皇帝，革命的胜利是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功。但当时的现实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确由新的开始就陷入了困境。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废除尊孔读经的条例，代之以民主、自由的构想，这必然触及中国社会公众普遍意义的信仰问题、怎样对待儒家君权驭术、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及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由于新旧交替时期新信仰未遑建立，旧信仰无从立足的情状，使社会陷入因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混乱，普遍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与社会败象相伴，尽快重塑一套亲和于国情并相配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作为国人的价值坐标与精神寄托成为当下急待解决的问题。在试图走出现实困境的前提下，“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的孔教会及国教运动应时而生。 由康有为、陈焕章发起的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汇集了当时各方面人员，围绕着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讨论，社会各界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发表看法，展现了民初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在被国会讨论的议案中，国教提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之一，在参众两院中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伴随着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孔教是否是宗教的讨论又展开了。从1912年孔教会成立，到1917年第二次国教请愿活动失败，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其主要思潮之一。 孔教会力图建树孔教，并借1913年、1916-1917年国会两次制宪之机，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希望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使儒学走出因君主政体瓦解、“信教自由”约法条款下的困境，即解决国人的信仰危机，又卫护传统文化、抵御民初迅速发展、扩张的西方宗教侵略、文化侵略。国教运动采取创“教”的方式保“教”所表现出的对民族文化的珍爱，对基督教在民初欲取代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野心的担忧，体现了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国教运动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在当时民族主义被忽视的情况下，无疑值得肯定。 国教运动同当时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就孔教会本身为建立孔教之需而举行的山东全国孔教大会、国子监丁祭、建议政府举行祭天大典并以孔子配、向参众两院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等一系列主张，一方面，同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提倡尊孔读经貌似一致，在事实上建立国教的主张并不被袁世凯支持，并因孔教会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分歧遭致袁世凯的压制;另一方面国教运动企图以国会立宪来确定宗教、树立信仰，不仅相悖于民主宪政要求的“信教自由“而与维护民主共和者完全对立，而且还受到主张保存民族文化的人士的批判，其创“教”举动被指责为“犹素无创咦，无故灼以成瘫”，甚至，孔教会建立宗教的主张被尊孔人士批评为使孔子“狭之”“裹之“，是尊之无道，孔教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尊孔人士的否认。 国教运动既接引了19世纪以来，士大夫复兴儒学的潜流，又试图通过重塑传统儒学，使之能够服务于新政体而具有存在的价值，并开启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路径。国教运动继承了宋明儒学“援佛入儒”的思路，在建立孔教的运作中采取了“援耶入儒”的方式，创造性的建立了孔教的圣地山东曲阜、圣诞节、祭天以孔子配等，使孔教具备作为宗教的要素。在孔教会创“教“的同时，陈焕章等孔教会人士也着力于使儒学转型的工作，如发掘儒学中的”理财“方面的内容，并将儒学同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强调儒学的”理财“作用，以试图解决当时国贫民困的现状。面对民初吏治腐败、官吏贪污盛行，陈焕章等孔教会人员对儒家文化的“义”“利”观进行了重新诊释，强调在位官吏要以“义”“理财”，要具有相当的道德修养以起到表率作用。孔教会人士的努力，丰富了传统儒学的内容。 国教运动希望从传统中开出“新外王”、对传统儒学“神性”的挖掘、对天命、天道、修身等方面的阐释，在事实上为第叁期新儒学的发生启其端、肇其源，在第二期儒学复兴与第叁期儒学复兴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国教运动对传统的大力提倡，同当时复旧思潮汇合为一股逆流，被视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人批驳孔教的主要缘由之一。从此角度论之，国教运动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国教运动的倡导者将当下关注的信仰问题、文化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虽然运动未曾将其解决，但从新文化运动对信仰、文化发展的关注可以反证出国教运动可肯定之处。新文化运动与国教运动形成思想领域中两个敌对的阵营，但又统一于共同问题的解决，二者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 国教运动对传统的大力提倡，压制了新文化、新思潮的转播，客观_匕起到了为民初帝制复辟助封为虐的作用，阻碍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由于在孔教会内部有明确的政治关怀的人士过多地参与政治而冲淡了孔教会建设信仰及“新儒学”的努力，再加上孔教会尊孔主张、建立国教的设想，确与袁世凯尊孔祭天、帝制自为沾联纠缠构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当孔教会重要人员再现于张勋复辟的丑剧中时一，孔教会的全部努力只能是遭遇到落花流水般的凄
王浩[10]2017年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研究》文中认为民国肇始,万象更新。潮汕地区在看到黎明的曙光之际,又陷入军阀盘剥的黑暗时期。光明与黑暗轮回,和平与动荡交替。潮汕时局变幻莫测:革命政权的建立让潮汕地区逐步踏上了民主共和的轨道,潮汕人民在其沐浴下发展经济,逐步推进公用事业;而军阀势力的割据让潮汕地区沦为人间地狱,潮汕人民也在政权更迭中惶恐不安、惨遭蹂躏。屋漏偏逢连夜雨,地震、风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相继将潮汕人民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这些都为这一时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提供了生存空间。晚清以降,潮汕地区社会经济在中西碰撞中获得较快发展,从而引领粤东、赣南、闽西一带。潮汕地区在大峰善德信仰与基督慈善文明中,开启了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慈善救济事业。千年传承的慈善伦理文化,现行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一同滋润着这片土壤,奠定了潮汕社会善无止境的坚实基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慈善组织和慈善群体。善堂善社主导慈善事业,各类基督教慈善福利机构引领慈善事业,潮商潮侨热心慈善事业,其它组织参与慈善事业,成为潮汕地区民间力量联动合作推进慈善救济的重要特点。同时,潮汕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公用事业,完善救灾行政体制建设、建立赈灾与救济组织等。特别是以汕头市政厅为核心,成为潮属各县慈善救济事业的领路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主要集中于灾荒慈善救济、日常慈善救济、慈善教育活动、慈善医卫活动等。特别是对传染疾病的救济之治疗事业及贫困弱势群体的关注、潮汕人的身体力行参与救赈活动、潮属有识之士对救济工作得失的建言献策成为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着力点。这一时期的慈善救济事业与潮汕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民间慈善力量向政府机关为潮属灾黎乞赈,在当时战乱纷飞、政府无暇顾及民众的年代,无疑起了一个催促作用,推进了政府机构救赈的速度与力度,弥补着政府的民政不足与行为缺失,进而也促使着地方政府救济行动的展开。由此也出现了相比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政府职能的分散及缺失,汕头市政厅在乱世中于百废待兴之际勇于承担起政府职能。因此必须肯定汕头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方面较好履行政府职责、提高救济能力的成绩。正是这些慈善救济活动缓解着潮汕社会的矛盾,稳定着社会秩序,而且增强了潮汕侨乡社会的凝聚力,促进当地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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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D]. 韩华. 四川大学. 2003
[10].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研究[D]. 王浩.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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