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到凯恩斯到卢卡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卢卡斯论文,斯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表彰他的理性预期改造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国内外舆论界因此有备加推崇赞扬的，把他的理论和影响当作是经济学上的又一场革命来看待。如有的说，卢卡斯已经使得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多数经济理论站不住脚了。有的说，卢卡斯的关于理性预期假说对于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理论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方法。如此等等。
大家承认，诺贝尔奖同样是今天经济学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高奖，能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必定在经济学的某个领域有独特成就或重大影响，然而能不能称得上是一种革命，是一种理论推翻另一种理论呢？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没有那么多革命！假设亚当·斯密时代和凯恩斯时代就已有诺贝尔奖，我说他们两位肯定会获奖，想必大家不会有异议。但是他们之间，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凯恩斯到卢卡斯，是否存在后一人的理论推翻前一人理论的革命呢？我想把他们的理论联系起来作个比较说明。
亚当·斯密生活在18世纪。虽然在他出生之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完成并牢固地掌握政权，但奉行的基本上仍然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如谷物法、航海条例等。那时原始资本积累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积累加速进行，工场手工业和分工获得空前发展，整个经济态势处在产业革命的前夜，机器大工业将要出现。可是，古老的商业资本依然故我控制和支配着手工制造业，农业贵族也还有强大的势力与工业资产阶级抗衡，他们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国会、政府的某些部门内纵横捭阖，迷恋和固守渊源过去行会、同业公会的旧法制旧法规，如七年学徒制，如毛纺织品要经政府检查员检验才得进市场的规定等，制约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除政府垄断特别有利的区域和产品外，继续实行以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原则为理论基础的关税保护政策，只鼓励与那些可以使英国顺差的国家发展贸易，限制与那些使英国逆差的国家发展贸易。如与法国贸易是逆差，与德国贸易是顺差，英国就课以高税限制法国的廉价葡萄酒、细竹布进口，宁可以低税从德国高价输入。这种已不合时宜的关税保护政策反而限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英国的制造业已具有自由竞争的优势能力，不需要这种限制性的保护。资本主义在要求自由发展的正面冲动和残存的国家强权重商经济政策负面束缚的死结中，呼唤与期盼着有令人信服的新经济思想出现。亚当·斯密花费10年心血写成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所以在1776年一出版就轰动整个欧洲，正是它的以令人信服的雄辩理论适乎其时地满足了这种急切的需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开宗明义首先提出全书主题：“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①]然后围绕这主题展开论述，阐明国家的真实财富是物质产品，而不是唯有金银，生产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从而是一切收入的源泉，分工和交换可以促进财富的增加，为了增进本国富强，必须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转而听从“看不见的手”即上帝的手指导，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原则，国内自由生产，对外自由贸易。他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②]他认为每个资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③]于是他猛烈抨击国家的干预。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潜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最危险也没有了。”[④]正是亚当·斯密的这种与国家强权监督和指导私人企业的干预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换得了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以致当时的欧洲乃至世界都把亚当·斯密的理论奉为圭臬。
亚当·斯密的理论，包括后继者的衍生理论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等，整整主导了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但其作用进到19世纪中叶以后，愈来愈明显地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减弱。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终使经济通过市场价格网络的自发调节可以达到和谐均衡发展的神话破灭，需要寻求新的均衡发展理论。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国会授予全权挽救经济。于是罗斯福实行“新政”，并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在这场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之后，1936年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他批判了市场供需自然一致的萨伊定律，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所得增加消费倾向下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抑制投资兴趣，使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同时他用《蜜蜂之寓言》等说明扩大有效需求对繁荣经济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要扩大有效需求主要不能期望私人投资而要仰赖于政府，就是政府投资建造金字塔，地上挖掘窿，直至发生战争、地震等也聊胜于无，从而导出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之必要。他说：“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⑤]。“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况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⑥]。他把失业罪责推给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说：“失业现象是和今日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⑦]
毋庸讳言，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在战后，特别是在50、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起过抑制经济危机作用的。经济衰退现象虽然还是时有出现，但未曾出现战前那样的大危机。凯恩斯理论在近代资本主义划时代的影响不是偶然的。但凯恩斯的理论机遇绝对没有亚当·斯密的理论命运好，问世后就不断遭到经济学其他学派的非议，即使后凯恩斯主义结合新实际作了修正，也没有都让人服膺。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复杂原因和救治办法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和措施，从而引起争论，本是不可避免的。滞胀现象的出现，更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受到重创。从50年代以来就与凯恩斯主义论战不止的货币主义学派营垒中杀出个卢卡斯，提出与国家干预主义唱反调的理性预期期理论。理性预期也叫合理预期，指预期符合将要发生的事实。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核心是说，家庭和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能够前瞻性地对未来经济变动事先作出正确合理判断，以便可以抢在政府之前采取举措，达到预期效果，从而使政府的后瞻性经济政策干预不起调节作用。例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4%。工会同雇主谈判时就将会对今后的通货膨胀率预测考虑在内。假定预测通货膨胀率是6%，那末就要求雇主提高货币工资10%。雇主也同样会作出预期，预测今后通货膨胀率也是6%，同时劳动生产率会提高4%以上。于是双方达成协议，提高10%的货币工资。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是，使政府在今后预期内采取提高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失效，达不到降低失业率的目标。
三位经济学的背景和要点作以上极梗概地回顾性论述后，就可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一种有影响的特别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时代要求。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和指望解决不同主要矛盾的不同经济学说。不能反过来说，因为有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经济学说。如果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换个位，凯恩斯生活在18世纪，他也只能写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类的著作，提倡自由放任。那样一来，就不是凯恩斯革亚当·斯密的命，而是亚当·斯密革凯恩斯的命了。所以经济学同样没有超越时空的真理，任何一种权威理论只有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的适用性。凯恩斯认为由李嘉图集大成的经典学派的理论“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而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着重在通字”[⑧]，意思是说经典学派的理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况，自己的理论才是适用于资本主义一般情况的，是永恒真理。这未免太骄狂了。亚当·斯密当时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是完全正确的，可是100多年以后的凯恩斯却说重商主义者那时诸如维护国内货币数量、谒力设法压低利率等“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⑨]“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国家主义色彩的。”[⑩]这也只能说明凯恩斯没有历史观点。
第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论科学的与庸俗的方面，也有个继承发展和补充的问题。当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在实践中与周期性经济危机相冲突时，就需要有理论的发展和补充，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要求。到一定时候凯恩斯的理论也失灵，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困扰资本主义时，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就作为新招数之一出现。总归是一招不行换另招，此路不通再开路，经济学上的这学派那主义，都是是为了求得资本主义的均衡发展，它们之间只有继承、发展和补充的关系，只能说是后人的理论发展或补充了前人的理论，而不存在谁革谁的命和一个理论推翻另一个理论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主流经济学的易位。能说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只有国家干预没有自由主义？有了理性预期就不要任何国家干预？事实是兼而有之。微观基础是自由主义，宏观调控才依赖于国家干预和理性预期等。可作如下公式：
有人说：“经济学中的任何思想，几乎不会完全死亡！”[(11)]我同意这个说法。形形式式的各种经济学派的同时存在，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格局，无论哪一种经济理论，哪怕是最权威的经济理论也不能包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多发症。这便是新自由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等等学派能同时并存和发生不同功效的原因。就自由主义来说吧，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仍然是一种自由经济，“看不见的手”仍然在全社会范围内强烈地起自发作用。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国家的计划干预来补充协调。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2)]。就连凯恩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一定范围内“个人主义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的[(13)]。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直来都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所以他们对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的解体兴高采烈，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转变，对美国很重要。1993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为配合东欧、独立体转向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市场人才培养中心，计划在20年内拨款3000万美元。这也证明自由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所钟爱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调，而各种宏观调节理论则是主旋律。
第三，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倘若真像是“三年早知道”的“事前诸葛亮”一样，对将要发生的经济现象能了如指掌，那末家庭、公司、政府都可以未雨绸缪地防患于未然，自然可以免去经济的大震荡，这种宏观调控是个大进步。至少，这种前瞻性的先发制人的理性预期和后瞻性的后发制人的国家干预可以结合起来互补。然而，这种理性预期是作为国家干预的反动出现的，视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欺骗，而公众是不会永远受骗的。这就注定理性预期有极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预期手段分散而有限，不可能有完全可靠的合理预期。前瞻性离不开后瞻性的基础，没有过去大量经验积累起来的趋势性资料，又如何前瞻？所谓理性预期，充其量不过是用家庭、公司的分散预期取代政府的预期而已。另一方面，政府干预虽然从来不完备，但现在仍然起一定的作用。如美国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比较快，1994年增长率达4.1%。联帮政府怕经济过热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率，1994年一年中就7次调高短期贷款利率，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1995年初，经济增长势头偏高，1月份又将短期贷款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达6%，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就下滑到2.7%，第二季度又继续下滑，5月份失业率上升到8%。7月6日，商业银行短期贷款利率由6%下降到5.75%，金融市场就有积极反映，股价上升，年终经济增长率3.2%，失业率为5.6%。利率调整对经济影响就很灵敏，能说国家宏观调控没有一点作用吗？这两点说明，理性预期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干预。
至此我认为，我们不必附和“凯恩斯革命”、“卢卡斯革命”这类说法，特别没有必要把获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看得太高太神，只能根据国情需要研究其中的可借鉴之处。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回归市场，自主搞活经营，又要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上的能动作用，使国民经济总量之间能大致平衡。因此，凡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搞活、宏观调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实用部分，不论是谁的，也不论是古是今的，都可以借鉴，而不可西化盲从这“主流”，那“主流”。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页。
② ③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52、27、27—28页。
⑤ ⑥ ⑦ ⑨ ⑩ (1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21，323，324，288，295，323页。
⑧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9页。
(11)[美]劳埃德·雷诺兹：《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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