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民办学校发展机制中的运作逻辑：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办学校论文,个案论文,逻辑论文,资本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4-0063-08
民办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愈加成为一种推进教育资源多元化的力量和途径①，在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和社会公平流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民办学校作为民办教育的主要载体，为大众提供了获取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平台。经历了“80年代的初创期，90年代的探索发展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再发展”②，民办教育逐渐为社会认可，其参与度不断提高。目前，学界不乏对民办教育的研究，其中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视角，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维度：民办教育的社会制度环境研究；民办教育中的经济因素分析(产权、投资、风险、收益与公益性等)；民办教育的功能分析；民办学校的个案研究。就民办学校的个案研究而言，先前文献既有从个案分析中发现宏观层面的共性因素，也有在微观层面上解析每所学校的不同发展机制，但是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范式分析民办学校的文献并不多见。在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中，“社会资本的动员”和“民办学校的运营”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二者之间是以怎样的关系存在，二者关系的强弱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并无实证考量，因此也没有形成定论。
本文尝试借用社会资本理论范式，分析一所民办外语培训学校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中是如何动员“社会资本”寻求自我发展的。厘清“关系社会资本”在该校获得组办许可，以及社会网络在学校日常管理和长远发展中的运作逻辑，借以探讨小型民办学校的营利性与公益性问题，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或理论用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研究与解释，如社会资本与企业组织结构演进的关系③、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发展关系④、社会资本在求职与就业中的影响⑤ 等。在探讨社会资本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方面，主要侧重于考察家庭、学校的社会文化资本对儿童教育参与程度以及学业成绩的影响⑥、学校教育中所具有的制度的、关系的与认知的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学生的影响⑦、社会资本因素对个体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⑧、学校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功能⑨ 等。这些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学生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会影响他们在学校中的表现。另外，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与家庭、社区所建立的关系可以成为很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种学校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表现，同时也会影响学校自身的发展。然而，有关社会资本对学校的创建与发展的经验研究很少，在民办学校教育方面更少。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所小型民办外语培训学校，它不仅是民办教育的一个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处于特殊制度环境中的组织。宏观上，本文关注民办教育，而微观层面，本文实际是在尝试解剖社会资本在该所民办学校——一个特殊组织的运作逻辑。通过宏观和中观的相互嵌入，探讨小型民办教育组织的营利性与民办教育公益性的关系。而选择社会资本理论范式，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动员贯穿在这所民办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一般意义上，研究者们认为，是布迪厄和科尔曼二人将这一概念正式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在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关于社会资本属性的争议始终未绝。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和经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手段。从分析单位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群体研究视角”和“个体研究视角”⑩。在目前的研究中“群体研究视角”和“个体研究视角”的分歧愈发明显，普特南和林南分别是这两种研究传统的代表者。但是对“群体”与“个体”分析单位的争论并不是本文的要旨，在实际调查中可以发现，研究对象中所动员的社会资本既有个体层面的也有群体层面的，二者相互渗透并互动成一种嵌入在关系中的资源网络。此外，从功能的维度来划分，可以分为“积极功能的社会资本”——目前学界普遍关注和主流探讨的方面以及“消极功能的社会资本”——非主流研究，但逐渐被关注。前者的代表是林南的“关系社会资本”，他将关系资本的积极功能总结为四个方面：提供信息；施加影响；增加个人价值；产生强化集体认同(11)。后者的代表是波蒂斯的消极社会资本理论(12)。
本文在借用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解释前，尝试以本土化的意义界定社会资本。而谈及社会资本的本土化，则不得不结合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13)，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伦理本位的社会逻辑(14)。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所描述的是从自我出发，由亲到疏一层一层向外延伸的差序人际关系网络。(15) 梁漱溟先生对社会结构的描述是建立在“家庭”这个分析单位基础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络的“聚合”有的是依赖血缘关系(家庭)形成，有的是依靠地缘形成，有的依靠业缘形成。潜在于网络中的是基于先赋性因素的“信任”或是基于功利“互惠”的投资与回报。动态的关系网络，不断延伸着，能量由网络中心，呈水波状向外扩散，逐层降低。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并降低行动成本及风险的预期使人们的行为中渗入了“关系本位”的考虑。文中将“社会资本”定义如下：基于先赋性因素的“信任”或基于功利交换“互惠”，利用实物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投资而形成的，可待回报的，嵌入性的关系网络。
在调查的小型民办学校中，嵌入于这个组织中的社会资本体现在学校组办许可的申请，征召外教、教师，开展招生宣传，以及依靠血缘和地缘信任开展日常管理等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网络的存在，为学校的生存发展节省了成本，但是信任的弹性因素也限制了组织的制度建设以及理性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
目前，学术界不乏对民办学校运作机制的探讨和研究，其中包括个案的深入解析。本文之所以选择该所民办外语培训学校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是因为这所学校的规模、申请注册的途径、日常管理的模式、师资的拓展、发展机制等方面都渗透着社会资本动员的潜规则，为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且由于很多非制度性因素的介入，使这些问题形成了潜在的运作逻辑，为此也形成了深入研究的价值。对这些潜在逻辑的解释，不仅是对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的反思，也是对当下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人行为逻辑的再剖析，这也是一次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的尝试。
通过参加该民办学校的招聘，笔者获得了学校外教助教的工作机会，调查对象基本保持了自然状态。通过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环境的参与式观察，笔者获得了一些可对潜在逻辑提供解释的信息。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笔者通过日常工作与教职员工的互动和切身观察收集的资料；二是笔者在结束实习前期对学校校长的访谈，并且获得了将学校材料匿名处理用于学术研究的许可。出于社会调查研究伦理的考虑，文中以“新世纪外语学校”作为实名替代，并且具体用字母代替了研究涉及人员的真实姓氏。
此外，个案材料的描述，本文也尝试利用了网络分析的方法，借以展现社会资本的动态结构，但由于个案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实地数据的有限，结构图并未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实证量化，这也是本文在做进一步推论上的局限。
三、资料分析
新世纪外语学校是经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专门从事外语教学的民办教育机构，是省政府指定的海外学子创业基地。由曾在英国知名学校留学深造的L创办，是集少儿、小学、中学以及成人教育为一体的语言强化培训学校。教学用地400余平米，班次9个，分别为英国原版JION IN教材A、B、C班，剑桥英语A、B、C班，初中外教口语班，语法强化班，成人口语速成班。累计学员180余名，其中学员的年龄分布为学前19人(5—7周岁)，小学93人(8—14周岁)，初中47人(14—16周岁)，成人14人(18周岁)。由于发展状况和宣传招生方式的局限，特别是由于合作校主要建立在小学，目前学员中并没有高中生。而成人口语速成班的设置原因很特别，在下文中详细解析。
1.组织性质
学校创办的初始经费主要来源于L家族。虽然是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从官方的营业许可上应界定为事业单位，但实际介入组织环境，却不难发现学校中隐匿着“裙带式家族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学校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开展英语教学，同时也利用便利的人脉网络引进外教，并向当地公办学校输出外教，从中获得中介提成。
2.组织结构
学校组织结构中如图所示，其中名誉校长(L)，校长(L父亲)，财会(W)，副校长(Z)，行政秘书(Y)，主职英语教师T和S；外教5名(A、B、C、D、E)，国籍分布为英国1人A，澳大利亚1人B，南美2人，非洲1人。
3.组织运行
(1)学校获得组办许可的途径：政治精英的社会网络资源
L父原是市环保局的副局长，多年的公务员生涯不仅让他了解了地方政府行政的逻辑，而且积累了多领域的人脉关系，无形中建立起渗透到多个层次的社会网络。学校创建初期，L在下乡时期结交的朋友P(教育局某领导)是学校得以获得组办许可的网络关键点。在访谈中，L父提起一次朋友聚会，任职市教育局的朋友P向L父讲起了刚下达到市教育局的关于“海外学子创业基地项目”的文件，并且介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有利政策。相对于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2003年9月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具有很多利于教育投资的制度突破，例如允许从办学节余中取得利润回报，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实质上，地方的政策执行中还有更多在办学获利问题上的弹性空间。
已经从环保局退休的L父，抓住这个机会，在2002年末开始申请组办民办学校，于2003年9月经过市教育局、市工商局和市物价局的审批，获得办学许可。在审批过程中，L父对人际上的打点有所讳言，但他说起，“政府审批办学的程序是齐备的，但朋友的帮助让整个过程很有效率”。实质上，2004年的申请过程中，具备实质办学素质的L还在英国忙于学业，而教学硬件条件还不完善，组办申请的一切事宜都是由对英语教育并无专业背景的L父处理的。学校获得办学许可比学校正式组建提前了近一年。社会网络提供的畅通的信息渠道和有利的物资条件为新世纪外语学校的组办奠定了基础。
(2)办学的实质力量——知识精英的文化资本转化
2004年7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L利用暑期间歇回国，担任新世纪外语学校的名誉校长，学校的教学工作正式开始。L为外语学校带来了实质的办学内容。首先，L的个人成长、留学经历为教学的开展积聚了一所学校得以运作的人力资本，这不仅来自他自身，也来自他引进的数名外教，聘请到的曾是他高中同学而现在是地方小有名气的中教S，以及由L文化资本无形中转化来的连带效应。但学校正式成立时，L仍未完成博士学位，两个月的筹办，实地管理，计划安排后，L回英国继续学习，学校的实际运行由L父和行政校长Z主管。
L出生于1978年7月，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就读于市里的重点学校，1997年考入某著名外语学院英语系，1998年该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开展联合培养项目，L获得机会赴英留学，并于200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国际经济学学士；2002—2003年就读英国约克大学，获得项目分析、金融与投资学硕士，2004年至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博士学位。L的成长和留学经历在地方是个传奇，为地方媒体津津乐道，受地方政府赏识，同时也受到众多学员家长的青睐和无形的信任，更重要的是，L的留学经历为学校引进外教创造了便利渠道。丰富的外教资源是地方其他外语培训学校无法比及的。这也是该所民办学校获得自我发展的一个特殊逻辑：不仅引入外教开展教学，而且通过“合作校制度”与当地几所有名的公立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向这些公立学校输出外教，并从中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并获得经济效益。它最初选择合作的学校是当地一所重点公办小学，而该校的教导主任X曾是名誉校长L的小学班主任。先前的关系和L的文化资本积累，使新世纪外语学校获得了合作校领导的信任，并第一个签定了从新世纪引入外教的合同。通过这种机制，新世纪外语学校也获得了与公立学校竞争的平台，例如学员参加各种规模的英语赛事，参加优秀公开课评选等。此外，“合作校”也是新世纪日常招生的主渠道，从前文列出的学员年龄分布可以看出学校学员中8—14周岁的小学学员共93名约占学员总数的51.7％，而成人口语速成班自L回国期间招收了一期学员后，并没有实质扩展(在2005年末另有两名先前学员介绍来的插班学员)。此外的招生手段有公益英语俱乐部活动和传单广告。在与行政Y筹办2006年春季俱乐部活动时，她谈到，类似的活动只是作秀，咨询的人多，报名的人少，如果能通过俱乐部活动收到突破个位数的学员就是个奇迹，并且她提醒担任助教工作的笔者，要利用随外教到合作校授课的机会多宣传学校，多招生，这是年终获得学校奖励的硬指标。由L的文化资本逐渐转化来的社会资本，使新世纪的运转获得了实质的力量。
(3)外教的引进和管理——信任机制的传递
外教的引入是个复杂的环节，在新世纪外语学校成立之初，经L留学期间的朋友引见，学校聘请到三名素质良好的外教，其中一名是英国人A，一名是澳大利亚人B，一名是喀麦隆人C。三名外教都具有专业教学资格，在实际教学中表现出色，这使学校赢得了很好的社会认可。此后半年时间里，由喀麦隆外教C推荐，另两名黑人外教D、E加入学校，这两名黑人外教此前已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几年，在日常聊天中，他们说，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黑人团体，这几乎是自发形成的，这个团体的组织方式很松散，主要的联系和扩展方式是黑人间“滚雪球”式的交朋友，而某个黑人遇到困难时，朋友间(熟识的或未曾谋面的)互助是增进这个团体凝聚力和规模的主要力量。在实地调查期间，黑人外教D的确曾特地赶赴异地，参加一个未曾谋面的黑人“朋友”的葬礼，他说能在葬礼中遇见真正熟悉的黑人很少，但可以结识很多朋友，只要是黑人就算是团体成员了，大家遇难时都会相互帮助。实际上，外教E第一次来学校应聘时，D显得特别亲切，D说好像先前在北京的一次黑人团体活动上遇见过E。直到调查结束，学校仍处于征选外教的过程中，但由于聘用白人外教的成本很大，学校聘用的外教范围被无形地限定在这样一个层层传动的黑人圈子里。
如果说第一年是L的力量使所聘用外教的素质得以保障，那么第二年(实际调查介入时期)的外教素质则面临缩水。两个白人外教先后跳槽到市里其他的外语培训学校，而这时名誉校长L正忙于英国博士学位的课业，对学校的管理和运行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明显不如先前，或许也只是父子电话里的一些交流和建议，学校的管理和发展主要由L父和行政校长Z掌管，在制度建设、体制创新和员工管理等方面上比公办学校逊色许多。
为确保外教数量，学校只好对外教质量有所妥协。后续来学校应聘的外教是先前D、E的黑人朋友圈子的扩展，这些人的英语有很重的口音，部分元音的发音和标准发音有所偏差，而且是否具备教师资格也无法确切考证。外教资源的确是新世纪外语学校吸引学员的一个亮点，但是学校也为此形成了一种“保量舍质”的盲目性。对于渴望学习“地道的外语”却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的学生而言，这种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对学员学习成长是否完全负责有待反思。
在结束调查的前一周，正是学校新一年引进外教具体政策的制定时间，学校里不乏黑人来自荐和试讲，但是学校迟迟未定具体聘用的人数。因为笔者参加了外教和校长商谈薪水的翻译工作以及安排应聘外教暂时食宿的工作，所以了解到学校的真正难处在于，几所公办合作校还没有具体定下新一年需要引进外教的人数，所以新世纪也迟迟不能给外教确切的回复。而合作校最终引入外教的数量，不仅取决于外教的素质，也暗含“新世纪”公关工作的影响，“信任”和“潜规则”的存在使新世纪获得了存在的先机，但也使其进一步发展陷入了被动。
(4)“裙带资本”的日常管理：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学校组建初期，共有本土成员8人。L和L父亲是主要出资人。行政校长Z曾与L父在政府部门共事，2001年离休后在一所私立中学做班主任，因为L父的信任和一定份额的资本介入，自2005年开始在新世纪外语学校担任副校长，主理行政事务。主职教师T是在教育局任职的P的好友，在一所公办初中任英语教师，自外语学校成立后，由P推荐给L父，周末和假期担任中教工作。在学校的财务方面，L父请自己的堂妹(妹夫在税务局工作)打点，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节省成本，又可靠的方式。遗憾的是，关于学校财政的具体数据和学校与税务局的关系，并未能通过调查获得详细信息。
在组织结构图中可以看出，学校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朋友和血缘的关系网络。“信任”和利益的牵制，让这个组织整合在一起，但因为学校规模和资金有限，实际上学校的制度和管理并不够明朗，利益的涉入使几个主要出资人和由学校效益决定实际收入的教职员工，专注于学校的盈利状况，但是实际的日常管理和制度安排欠缺明晰的制度性和契约性。在这样一个利益群里，学校的日常管理更多倾向于潜在的信任和舆论监督，每个人默认的价值观是亲、信、义；而行为规范是不同情境下的能动发挥，旨在维护学校利益，更多地创造效益。比如，遇见接孩子放学的是一个新面孔，那么教师或是助教总会自发地向其介绍学校的情况和课程设置，建议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学校的学习，而学校有限的教学用地总能保持整洁的卫生环境。但是学校没有明确成文的规章制度，学校走廊和教室的布置上多是名誉校长L和一些留学及社交结识的名人的合影，唯一成文的规章参考是贴在走廊墙壁上的由两张A4纸打印的课时安排，再则是每周三由校长L父主持的例会。教师教学质量以及助教工作绩效，并没有科学明确的考核机制，而潜在的衡量标准是每个人通过宣传招收了几名学员，以及陪读家长闲聊中对教师和助教的口碑。
四、讨论与结论
1.何谓新世纪外语学校发展的“潜在运作逻辑”
对新世纪外语学校的研究，旨在发现该所民办学校的发展机制，而实地调查中可以发现，学校潜在的运作逻辑在广义的社会环境下已经被制度化，并以“潜规则”的形式引导人的行为，形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行之有效但摆不上桌面的行为方式。“行之有效”、“摆不上桌面”是实，但并非“看不见、摸不着”，现实中的很多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16)。
在既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背景下，以人情法则交易获得办学许可，通过人脉网络扩展师资，通过与公办学校的合作宣传招生，并借由网络内的信任和舆论监督开展教学管理，是该所民办学校的实质运作逻辑。从中可以发现，潜规则的存在为社会资本的动员提供了空间，而关系社会资本正是维系学校生存、发展的本源。
文中研究的民办学校规模小、资金有限，但得力于地方政界网络中的庇护关系，该校在“企业”与“事业”的夹缝中谋求发展。社会资本的动员为民办学校的创建和初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从整个民办教育的角度说，却并不能保证教育资源绝对公平的分配。从微观角度上看，熟人网络的信任可以较顺利地组建起一个组织，但组织的长远发展却可能欠缺理性和足够的契约，不仅使组织的管理欠缺效率，而且不利于组织制度的创新、完善和可持续发展。从该校也可以发现，制度环境中潜规则的存在使学校利用社会网络，通过社会资本的动员为学校获得准入创造了优势，但学校的运行和教学质量的监管却未必因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存在而得到明确的保障，甚至由于庇护关系的存在，而让师资素质、教学质量欠缺客观的保障。
为此，明晰、公平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民办学校的有序竞争，从长远看，也是民办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制度环境的完善，不仅需要民办学校的自我探索，也需要政府的合理引导。政府在赋权民办教育同时，也有必要推行适合各层面推广执行的教学质量监督举措，限制不利于民办教育公平竞争的潜规则的作用。以公平规则对待竞争者，杜绝地方保护主义。规范化的民办教育市场竞争秩序要求每个主体可以公正地参与竞争，而竞争的秩序需要通过政府对产权无歧视界定保护来维护。如果政府在制定、执行制度规则时把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特别保护的地位，甚至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么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将被破坏。参与者发现其无法从现有规则中取胜时，就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向有权制定规则的政府部门施加影响，从而就可能影响民办教育有失原本功能的发挥。
2.关系资本介入民办学校发展的反思
主流的社会资本研究更多关注关系资本的积极功能，尤其体现在交易成本的节省方面。本文研究的小型民办学校，属于私人资本的投入，在其发展过程中，源于政府的资金支持实际很有限，为此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更多的依靠自身动员社会资本获得官方许可，以及在教育头衔下获得经营收益。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与学校的实际收益休戚相关。通过社会资本的动员，学校的发展机制别具一格，这也是与制度博弈，寻求利润和自身发展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社会资本使学校的申请和发展获得了政策、信息的优势，并且网络内的信任机制无形中制约和规范着组织成员的行为，产生、强化了集体认同感，并形成了一种能动的凝聚力。
但是，当关系社会资本嵌入不合理的非制度因素时，也可能造成“资本过度化”(17)，阻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一方面，群体内成员借以获益的强社会纽带，会阻止群体外成员更为方便地获得为该群体所掌握的资源，如教育方面的信息、有利政策、机会、资金支持等；关系资本的网络排外性，也可能造成资源的不公平竞争，换言之，群体外的主体获得这些资源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其他同样具备参与民办教育的社会力量可能被抑制。另一方面，强社会纽带的封闭性，将阻止群体内成员的进一步发展，在新世纪外语学校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管理中可以见得这种弊端，“亲、熟、信”似乎使组织成立和管理降低了首期投入的成本，但随着组织发展和利益分配的需求，必然要求“理性”和“效率”的科学组织管理方式来控制由于人情牵制所致的成本浪费，实际上该外语学校已经对这个方面开始反思，在2005年末通过人才市场公开招聘助教就是对组织制度转变的尝试，笔者也正式利用了这个机会才进入学校开展调查，而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考量。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在逐渐改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不断扩散出“自由流动资源”(18)。在教育领域，同样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民办学校是运作社会教育流动资源的主要载体。民办教育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多元化，为大众提供了获取知识、技能的可替代性途径，此外民办学校的竞争也推动了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但是当关系社会资本被动员在潜规则中，并渗透在民办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时，就不得不反思民办教育资源运用的效率和效用，这也正是社会资本范式解释民办教育问题的一个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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