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逼迫与经济增长模式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5)06-0031-07
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曾经是人们选择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理论依据，然 而纵观历史，放眼当代，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缺少先天的资源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由 于资源缺乏而被迫在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过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增长模式技术含量更高， 效果更佳。
一、资源逼迫：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杠杆
大量事实说明，只要制度本身具有激励性，资源短缺，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模式提升 的杠杆。
1.资源约束的改变使得最初的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
马克思的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的典型案例。人们最初 所以会选择粗放经营，是因为土地并不稀缺，土地的产权也没有最终确定。马克思写道 ：“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的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完全无需使用肥 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马克思，1894)。马克思举例说，在 西部大草原进行耕种之所以能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 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需花费什 么，或者只花很少的费用。这就是说，在给定的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选择粗放经营是 理性的。
然而，粗放经营毕竟向集约经营转化了，转化的原因正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是稀缺的 土地资源逼迫的结果。作为土地资源稀缺的第一反映是土地所有权的确立。马克思指出 ，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方式下，“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几乎都是共同利用土地 ，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种 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紧接着 是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化，“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水平 ，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会成为土地耕 作上的决定因素”(马克思，1894)。换言之，此时的资源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稀 缺了，资本和技术却相对充裕，资本和技术可以替代土地的稀缺。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 程中土地资源稀缺的瓶颈，经济增长模式转化了：由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
2.资源逼迫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导致了西欧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大相径庭
18世纪以前，西欧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抵相当。18世纪以后的发展却 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西欧在资源逼迫之下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后者则依然固守着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
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研究，直至1750年前后，东亚和西欧的 发展模式均为劳动密集。“有很多迹象表明，欧洲有许多富裕地区已经走上了一条较为 劳动密集的道路，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彭慕 兰，2000)。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已有的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急剧断裂?彭 慕兰认为是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这两者的利用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 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条件迫使西欧在技术创新中出现了对节约劳动的强调 ，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几乎不需要考 虑劳动力的节约。“这个独一无二的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于是历史前进 了，最后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 同时其他社会更感兴趣寻找能够节约土地、资本或某些具体的稀缺资源的创新。所以， 欧洲人并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的努力走上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方向 ”(彭慕兰，2000)。
西欧与东亚，包括中国的最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所以能够导致后来经济发展的 大相径庭，在于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风格和功能的不同。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增长模 式其基本风格是技术创新，追求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着力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进而把 知识、技术本身作为商品，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且大规模地应用于经济实践，从而 使产业结构不断提升。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以人口 众多，而不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为前提，是一种着重于经济总量而并非提升经济增长的技 术含量和人均增长量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其总量的增加也是靠更多的劳动投入量而不 是生产力的质的突破。东亚因为拥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最后陷入了“比较优势陷 阱”，西欧没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被迫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最初的变化导致了后来的始料未及的差异。
3.资源逼迫与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现代证明
在当代，不具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依 然在于资源状况逼迫他们选择了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迈克尔·波特的《国家 竞争优势》全书所论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资源短缺逼迫了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升。他通过对 10个国家、多个产业的全方位的分析，认为当历史前进到当代的时候，一国、一地区的 竞争优势并不在于自然资源等低级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于高级生产要素和高 级竞争优势。波特的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资源逼迫与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现代证明。
波特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解释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处于不利状态 下的区域或国家为什么能变不利为有利，成为竞争中的佼佼者。例如，谁能想像黄沙漫 天的以色列，反倒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技术相当发达。荷兰常年低温、湿寒，似乎并 不适合花卉的生产和出口，这样的条件反倒造就了荷兰的养花技术。韩国的自然资源并 不丰富，但韩国的制造业却相当发达。瑞典等著名的弯道滑雪国家，本身并没有适合大 曲道滑雪的高山环境，于是他们因地制宜，把小山丘和小跑道设计得更具挑战性，并由 此大大提高了选手们的技术水平。波特的结论是，不利的资源约束条件，逼迫着人们以 技术创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反倒创造了新的优势。
那么，为什么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为依据的经济发展战略曾经得到比较一致的认同 呢?波特的结论是，18、19世纪的产业比较粗糙，当历史发展到当代的时候，产业已经 相当精细，其技术含量日益提高。支撑粗糙性产业的是包括天然资源、气温、地理位置 、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等初级生产要素，这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内涵。支 撑精细性产业的是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 ，以及各大学和研究所等。初级生产要素是天然的，是被动继承的，因而是有限的；高 级生产要素是通过教育和投资获得的，因而是无限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高级生产要素 无限的创造力、扩张力是初级生产要素所无法比拟的。波特写道：“一般型、初级生产 要素的竞争优势(如本地原料或半技术型人工)通常会被创新流程所取代。生产自动化将 使人工无用武之地，而新材料更将取代传统资源的优势。此外，创新通常也有降低成本 的效果。它所形成的高级生产要素对降低产品的不良率、提升产品质量方面的价值，更 是难以估量”(迈克尔·波特，1990)。于是，拥有初级生产要素的只是低层次的竞争优 势，拥有高级生产要素的才是高层次的竞争优势。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使得那些没有传统 的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以上三个案例说明，确实存在着在资源约束不利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瓶颈，被迫选择了技术含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模式，反而达到了更好的经济效果的现象 。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实际上，仅仅认为资源约束不利就可以逼迫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够 的，我们同时注意到，三个案例背后都有着具有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具有激励性的制度安排表现为土地产权的确立。产权是具有激励性的制度安排的核 心。土地产权的确立首先意味着随意地占有土地已经不再可能，想进一步提高效率只能 选择在已经拥有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其次说明，土地的经营效果已经与其所有者的命运 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彭慕兰同样注意到了促使西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问题，认 为在当时的西欧产生了据说比别的地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就是市场机制和财 产所有权制度。波特也特别强调高层次竞争优势背后的制度安排。他指出，国家优势的 核心是“发明”和“企业家”。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需要对发明创造 的所有权的保护。他强调，发明创造的“机会的背后事实上是国家环境差异的结果。事 实上，要预测哪一个公司或哪个人比较可能创新并不容易，还不如预测哪一个国家适合 创新，比较实际可行”(迈克尔·波特，1990)。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彭慕兰、迈克尔·波特的不同论述里抽象出共同的东西，即具有 激励性制度的核心因素是对产权、包括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 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关于西方世界所以能够兴起的论述更加印证 了这一点。他说：“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提高了创 新收益率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了根本性的降低。正是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为连结科学 与技术的真正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诺思，1981)。
二、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即使从与西欧选择了高技术含量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简单对照中也可能触摸到历史上 的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缘由，然而简单地对照毕竟不是学 术论述，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分析。
第一，劳动密集状态下的低工资使得机器代替劳动失去了任何意义。中国历史上一直 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产量和交易的扩大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的不付报 酬的家庭劳动。黄宗智曾经指出：“这种收入帮助家庭满足了或多或少固定的消费需求 ，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低利润和接近于零的绝对工资结合在一起，使投资于节约劳动 的机器失去了意义，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只给非维持生计必须的产品留下一 个小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业能够发展，但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这是小 农生产和生存的商品化，而不是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彭慕兰同样认为，在劳动密 集的情况下，难以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他写道，在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都在不同 程度上被迫采用日益劳动密集的方法对付生态压力，并在不同程度发现这些调整使以后 实现资本密集与能源密集的工业化更为困难”(彭慕兰，2000)。这些论述说明，过于廉 价的劳动力，不管是由于人口过多还是有意压低工资，不可能产生使用高效率的机器的 任何冲动，不仅阻碍了用机器代替工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也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 的诞生，固化了既有的生产方式。
第二，“科学文化”或“科学精神”的缺乏。在西欧，当劳动力昂贵的时候，会转化 为用机械制造代替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在于1750年前的150年中形成的科学 文化，这种被称为“科学文化”的东西的存在使机械制造有可能得以发展。科学文化的 基本要素包括越来越强的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科学社团的发展，比较容易听懂的公开演 讲等。站在这些现象之后的是一种强有力的观念，即对一种机械本质的研究应该受到鼓 励(彭慕兰，2000)。“机械本质”即机械化大生产，机械本质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按 照凡勃伦的分析，只有在机械操作的背景下才能够产生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是现代经济 的生命之源(凡勃伦，1904)。然而，当时的中国恰恰缺少这种“科学文化”。彭慕兰的 分析相当深刻，他说：“由于缺少科学团体和传播牛顿学说的信徒，中国(和其他社会) 缺乏足够的手段传播新的和有用的知识”，“没有组织的科学团体，综合性发明的普及 可能会比在英格兰和荷兰慢，也完全可能会使精英科学和工匠知识之间的交叉传授更为 困难”(彭慕兰，2000)。我们从彭慕兰的这些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当时为什么难 以转向机械生产的经济增长模式，甚至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为什么相对欠发 展。
第三，制度层面的问题。我们曾经指出，西欧所以能够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和机 械制造，除了资源逼迫之外，还有适合于发明创造的制度，即明确的且得到切实保护的 财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对比之下，当时的中国缺少的恰恰是这些。彭慕兰认为， 在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受到了政府的抑制，那里的政府或是太强大，并对私有财产抱有 敌意；或是太软弱，当理性的企业家与地方惯例、神职人员和家庭发生冲突时，无法保 护他们(彭慕兰，2000)。马克思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把历史上的中国和印度称之为亚细 亚社会。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依据马克思的论述概括了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特征， 他写道：“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没有土地私有制；即 使退一万步，至少，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二是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社 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三是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翁 贝托·梅洛蒂，1972)。
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审视以上的论述，其蕴含的基本要义：一是有效 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的经济组织的核心在于所有权的确立和切实保护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73)。一个社会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如果能够 得到明确和有效保护，从而缩小对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无把握的程度，促使发明者的活动 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富于创新精神，就会不断地提升产业结构和 经济增长质量。如果一个社会的产权不明确，或者说与产权相关的一系列权力没有得到 有效保护，那就会增大创新活动的费用，减少发明者努力的个人收益，也会因此而遏制 社会经济结构的提升。此外，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还会使人们对未来缺少稳定预期 ，容易造成长期行为的缺失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这对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模式 的提升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二是政府的过于强大，意味着企业和个人活动空间的狭小， 而创新本质上来源于企业和个人，取决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激情和活动空间。此外，政 府是由人组成的，过于强大的从而缺少有效法律制约的政府随意性更大。这些都对创新 和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不利。当今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些表现似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上述判 断。
三、资源逼迫与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启迪
陶醉于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和在资源逼迫下选择了着重于技术含量 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不同发展效果这一事实，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富启发意义 。
1.充分认识“比较优势”原理的利弊优劣和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
以初级生产要素的丰富为特征的比较优势原理产生于18、19世纪产业比较粗糙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科技进步还没有显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无限冲击力也没有展示，人们 对于劳动对财富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诚如斯密所言，劳动是财富之源泉。对于财 富而言，在当时，劳动和分工较之于科技进步的贡献显然要大得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财富的增加不是靠生产力的质的突破，而是靠劳动的投入量的增加。事实上，在劳动 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下，要增加经济总量，也只能靠增加劳动的投入量，因为劳动密集型 的生产方式本身并不具备从质的层面突破生产力的功能。它可以增加经济总量，但却难 以增加人均产量。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说今天在发达国家彼此的经济交往 中，还应当发挥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今天的比较优势含义已经与昔日大相径庭，更多 的是指一国、一地区在某一方面具有的技术优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 从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财富的结构和源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此，刘诗白教授深刻地指出：“知识和知识产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现代国民财富结 构的变化，知识产品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传统物质产品比重下降。物质财 富生产和知识财富生产并举和以知识促进物质生产，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 知识经济的特征”(刘诗白，2005)。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丰富和劳 动力便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条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发生了时代性的 变化。
当对比较优势的利弊分析，从理论的层面进入到实践的层面的时候，迈克尔·波特的 论述颇为一针见血。他说：“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必须是资金周转率 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障碍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同时 也引进了许多竞争者(以及许多产能的投入)。当越来越多的新手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 他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逝之外，还因为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波特强调， “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进入这种陷阱。他们几乎一窝蜂地在生产成本与价格上竞争，其开 发计划更是以成本导向的新产业为基础，无法逃脱生产成本的限制。因此，这类国家时 时处在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中，年复一年、面临薪水与周转的问题。他们有限的利润完全 得仰仗国际经济的波动”(迈克尔·波特，1990)。这就是当代国际竞争态势的现实而真 实的写照。据此，我们必须从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竞争的特征出发，全面认识传统的 比较优势的利弊优劣。
2.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应当适时而主动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自然要发挥传统的“比较 优势。”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相当积累的时候，就应当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避 免陶醉于“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拨。迈克尔·波特(1990)在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 况以后真诚告诫：“当一个国家的企业要持续它的国际竞争优势时，它应该主动摆脱当 时的初级生产要素优势”。“企业要创造更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在初级条件仍有优势 的情况下就主动割舍。日本企业能够在许多产业中保持竞争优势，是因为日本在人工成 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展自动化，并在低价位、标准化产品还很成功时，便进入 到差异化的产品领域”。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发达地区最初的经济发展也是以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 基点的。我们得到了发展，赢得了积累，但随之而来的是产品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 品，技术含量不高，甚至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中核心的知识产权并不 属于我们，只是用便宜的劳动力进行成熟的工艺序列的简单加工。利润中的大部分分配 给了知识产权，劳动加工只挣得相当低微的加工利润。在企业的国际并购中，我们用的 是辛辛苦苦挣得的硬通货，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用得更多的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 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中，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下端。同样的，我们也曾经发挥并正在发挥 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模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滥砍滥伐、竭泽而渔，随 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我们已经不能承受更大的环境代价。面对资源约束条件的这些变 化，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当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验的时候，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模式的技术含量，把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这是我国 经济发达地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已经着手品牌战略，注重培育和保护自己的知 识产权，注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及时提升。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在做着转变经 济增长模式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当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强调发达地区应当适时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 同时，在我国相当多的欠发达地区，一方面还存在着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条 件，另一方面也缺少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的资本积累、人才积累，依据传统的比较 优势原理，制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依然是必要的，是有现实意义的。
3.关键是建立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适时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除了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之外，更为 关键的是要有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把计划经济下尽管已经遇 到了严重的资源约束但却难以使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作为这一判断 的反面例证。
笔者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和提升，看做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经济运行和竞争的自然结 果，而并不主要的是政府的说教和调控，虽然政府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作为这 一命题的细致论述，就是微观层面根据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在盈利目的驱动下进行投 入和产出的比较，进行投入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依据整个社会科技与 经济的发展趋势，自主地、与时俱进地变换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事实上，企业本身也 在创造着科技进步的趋势。既然如此，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 就应当包括如下的基本内容。
第一，为了使企业能够对资源约束的变化情况作出灵敏的反映，企业就必须是产权清 晰，约束硬化，且得到切实保护的市场经济下的真正的企业。对资源约束条件作出及时 地、灵敏的反应，是真正的企业的本能反映。这就是本文此前所讲的，马克思、彭慕兰 、迈克尔·波特一再强调的明确产权的意义所在。在当代，由于科学和技术对经济发展 的极其强势的作用所带来的财富内容的深刻变化，我们还必须特别强调对知识产权的有 效保护。
第二，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必须是有利于各种企业平等进入和有效 竞争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就在于竞争。这里的竞争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不 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是产业成熟和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的杠杆。竞争的内容是多 方面的，既包括价格竞争，也包括创新方面的竞争。熊彼特强调，尽管做马车企业可以 把马车做得尽善尽美，但毕竟不如能造出火车的企业。然而，这一切都以平等进入为前 提，靠着各种力量，特别是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阻隔了平等进入，也就扼止了有效竞 争，阉割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
迈克尔·波特的研究证明，国内的有效竞争还具有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功能。他通过对 日本的研究发现，凡是在日本国内市场上竞争得你死我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都有竞 争力，都有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动和欲望。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是靠政府保护 ，可以凭借垄断地位无忧无虑生活的企业，这样的企业通常对成本核算并不敏感，缺少 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动。波特的这一论断是有普遍意义的。
一旦进入平等竞争和有效进入的讨论，就不能不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做出深入的分析。 在目前的体制框架和制度背景下，平等进入的状况并不如意。原因在于：①基于部门利 益的行政垄断。虽然最高当局、经济理论界、企业家都认识到了平等进入的重要性，但 却遇到了既得利益部门出于自我利益的障碍。他们通常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利。②出于地 方利益的地方保护。在当前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着市场主体的角色。 地方政府通常追求的是新奇和辉煌，并非以成本与效率的比较作为项目选择的标准，并 且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格化的产权约束，难以对资源约束状况作出灵敏的反映，也没有 任何个人，包括主要领导能够并且愿意承担由于盲目扩张、盲目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都是高技术含量的项目，也可能只是在更高层次上铺摊子式的粗放经 营，而不是转变和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会本能地拒绝其他地区的产 品进入。
第三，有利于转换和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应当给政府的功能以明确的定位 。政府应当着重于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应当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竞争、有利于造就和 培养高级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获得一种高效的效 果，而不是直接追求效率。政府直接追求效率会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反而没有效率。 如果有了良好的环境，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就会伴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大背 景不断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也就自然提升了经济效率。二是政府应当相信市场，相信市 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绩效。政府的政策设计应当尽可能地让价格反映 资源的稀缺程度。换言之，资源约束状况的变化应当通过市场价格及时明确地反映出来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正确选择，才有利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升和转换。这也是 “看不见的手”的基本要求。三是政府应当对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有一个前瞻性的把 握，给微观层面以科学的指引。
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