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省市长直选”以来的台湾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政局论文,省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底举行的台湾“省市长直选”是1949年国民党逃台后首次开放的、也是层次最高的“行政首长”直接选举。这次选举是台湾各派政治实力的一次大检阅。由于各党各派都将这次选举当作96年“总统”直选前的一次预演，因而各自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本文拟就这次选举结束以来台湾政局所发生的变化，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国民党当局重新调整权力结构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源展开强大攻势，但选举结果却大出国民党当局意料之外，它的得票率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尤其丢失了台北“市长”一职，使之成为选举的“最大输家”，引起国民党高层极大的震动。选举结果刚刚揭晓，国民党当局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稳住阵脚，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总统府”和“行政院”人事的大幅度调整，“总统府秘书长”及“行政院”一些重要部门首长如“国防部”、“陆委会”、“劳委会”、“文建会”的主管官员纷纷易人。
国民党当局对“总统府”、“行政院”人事的大换血，目的十分明确：
其一，进一步巩固高层领导核心的团结。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早就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主流派”随着李登辉权力的不断膨胀而日益壮大，而“非主流派”则随着郝柏村的下台而江河日下。作为“非主流派”中一员的吴伯雄，虽位居“内政部长”要职，无奈手足被缚，难以有所作为，故多次表露倦勤之意。“省长”大选，吴伯雄磨刀霍霍，无奈在党内提名中就败在了原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手下。对此，吴伯雄一直耿耿于怀，几次要求辞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与“内政部长”之职，国民党内部因此受到相当大的震撼。选举结果揭晓后，国民党面对民进党和新党两大在野党实力大幅扩长的残酷现实，产生严重的危机意识，认识到要想“攘外”，非先“安内”不可。吴伯雄“奇迹般”的调任“总统府秘书长”，就是李登辉在反复思量后作出的巩固高层领导核心的一项重大举措。
其二，调兵遣将，为1996年的“总统”直选铺路。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痛失“台北市长”一职，但毕竟大局未动，这种局部的失败还是可以忍受的。更何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选举失利触动了国民党高层最敏感的神经，即如何保住“总统”这一使青天白日旗不变色的、至关重要的职位。于是，“省市长”选举硝烟弥散，国民党高层就开始未雨绸缪：把身经百战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吴伯雄调任为“总统府秘书长”，统筹安排选举事宜；把长期担任经济工作、亲和力强的萧万长调任为“陆委会主任”，以图利用他的威望和多次同大陆打交道的经验打破海峡两岸的僵局，获取民心；把“总统府军事顾问”，已经退役的陆军二级上将蒋仲苓委以“国防部长”重任，以利用他对李登辉的一片忠心来确保台湾局势的安定，……国民党高层的良苦用心，明眼人一看就懂，难怪新党“全国竞选及发展委员会”召集人王建煊说，“所谓的新内阁普遍都是旧面孔，在整个人事布局上更是了无新意。……总体而言，还是‘新瓶旧酒’和完整的‘黑箱作业’，只问忠诚度，不顾民主化。”〔1〕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则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此次“内阁”改组“将行政中枢机构变成了选举的机器。”〔2〕
二、“地方”与“中央”对抗加剧
自从“省市长”由民选产生后，三位民选地方首长无不卯足全力，奋力寻找可以发挥权力的空间。由于民选首长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来源，也具备广大的民意基础，再加上台湾“中央”与“地方”职权混淆，组织架构重叠，使三位民选首长上任伊始就对“中央”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
在三位民选首长中，要数宋楚瑜个人形象最为突出，民意基础最为厚实，因而在扩长自己的权力上表现也最为凸显。由于台湾岛内政治资源相当有限，使得“行政院”与“省府”所辖范围非常接近，两者的职权有明显的排挤作用。为了突出“中央”的地位，台湾当局曾拟定了台湾“省府”虚极化的初衷，过去“警政署”和台湾省“警务处”合署办公，就是基于这种考量。可如今，宋楚瑜一上任“省长”，就霸气十足，挟民意以抗“中央”，不仅大幅度扩充“警务处”的员额编制，并且将“警务处”迁往台中，与“警政署”彻底分家，将“警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宋楚瑜此举并非首创，在他之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就扮演了“地方”对抗“中央”的急先锋角色。在台北市高阶警政人事任命权上，陈水扁以“直辖市自治法”为后盾，“有吃又有抓”，逼得“行政院”步步后退，最后如愿以偿。陈水扁一开先例，宋楚瑜、吴敦义马上效尤，向“中央”索取警政人事任命权，经过一番较量，宋吴两人虽没如愿，但“地方”和“中央”的对抗却由此而全面展开。作为国民党内中生代接班龙头的宋楚瑜是不甘就此罢休的，他在将“警务处”从“警政署”中分离出来，使之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又抛出一个旨在培植自己派系，巩固未来影响力的“省府”设置“省政委员”方案。此案一出台，就在台湾政坛激起了骇然大波，引得“地方”与“中央”的对抗日趋加深。
宋楚瑜设置“省政委员”，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酬谢“省市长”选举中的功臣，二是充实“省府”实力，加重自己的政治筹码。此举虽有一定风险，但他还是“依法有据”：“省府组织规程”已明订“省政委员”，而该规程又于去年上届“省议会”最后一个会期时审议通过，依照“省县自治通则”及“省直辖市自治法”相关规定，审议过的“省府组织规程”可径送“行政院”备查。按照这个精神，“备查”与“核定”不同，“备查”近似照会之意，“行政院”这项规程其实并无实质的权限，故连战对此也无可奈何；同时，宋楚瑜又“言之有理”：既然“行政院”能设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省府”为何不能设立协调各厅处的“省政委员”？看来宋楚瑜有“理”又有“据”。但另一方面，台湾“五权宪法”又规定：凡牵涉“中央”与“地方”的人事、组织、编制及任免迁调等，应由“考试院铨叙部”或“考选部”决定，故宋楚瑜与“中央”的对抗又转移到与“考试院”的较劲上。“考试院铨叙部长”关中对宋楚瑜挟民意强势对抗“中央”的“叶利钦效应”甚为不满，以“不予备查”方式，把设置“省政委员”方案驳回。宋楚瑜对此不为所动，以“不予理会”与之相应，并将“省政委员”的编制列入“省府”1996年年度预算。宋之作风和类似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的霸气，全台湾政坛为之侧目，使“中央”备受“宋楚瑜效应”所带来的压力。
三、民进党“台独”主张松动
民进党虽然在此次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但民进党的胜利并非得益于“台独”政策。相反，在竞选中，主张“金马撤军”的施明德被戴上了“现代吴三桂”的帽子，主张“台湾前途要由二千一百万台湾居民决定”的张俊雄，在选举中也落荒而逃。这表明，“台独”已不是民进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了。因此，针对“台独”口号失灵以及新党在选举中受到省籍人士和年轻人支持这一事实，民进党在选举结束后召开党代会，讨论党的政策问题，不少人对“台独党纲”提出质疑甚至要求修改“台独党纲”，连新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也表示“台湾独立不是最适当的用语，如果大多数人赞成与大陆统一，我也会接受。”〔3〕经过一周多的唇枪舌战，最后因施明德、江鹏坚等人以“退党”相要挟而达成妥协：即在不变动“党纲”原文下，以决议或提出纲领方式对“台独党纲”作更加明确的补充解释。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中常委张俊宏建议在人民要求下，提出文字润饰“台独党纲”提案；另一是新潮流系建议在不动“台独党纲”的本文下，比照国民党“国统纲领”模式，拟订“台独纲领”近、中、远程目标，再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决议方式通过，作为“台独党纲”的解释文。
虽然民进党并没有放弃“台独党纲”（可以预料，在将来也不大可能），但是，该党在这次选举中因“台独”主张的失意而造成的党内分歧是不可否认的，这使得春风得意的民进党的政治前景蒙上了一层灰色。“省市长”选举结束不久，盖洛普征信公司曾作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有62%受访民众不赞成“台湾独立”，这个数字比过去两年的类似调查升高许多，而明确支持“台独”者仅占20%（去年“千岛湖事件”发生后，调查结果为27%）〔4〕。这些数据表明， 民进党如果要想“走向执政之路”，抛弃“台独”这块“荆山之玉”已刻不容缓。
目前，围绕“台独”主张问题，民进党的分歧进一步恶质化，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表示，民进党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张，即便执政，民进党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民进党内的中间派系，如“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核心人士也对施明德的主张表示支持。但是，民进党内的极端台独势力，如“台独联盟”、“新潮流系”却对施明德的主张严辞抨击，陈婉真、许世楷、林浊水等人公开反对施明德的观点，甚至扬言不惜与民进党决裂。
四、国民党派系进一步分裂
国民党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受挫后，党内固有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对立进一步公开化、明朗化。虽然李登辉竭力从中斡旋，对“非主流派”采取抚慰政策，然而收效甚微。郝柏村明确指出，国民党的得票率从过去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国代”选举的67%，降到“省市长”选举的50%边缘，“这个原因在于党的领导问题”，“我以副主席的身份呼吁，忠贞党员留在党内奋斗。”〔5〕“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评委主席蒋纬国也批评国民党的领导是“一天比天弱，一天比一天乱”〔6〕，今年4月，他在纪念蒋介石逝世20周年前夕发表了一篇“正统国民党何去何从”的“救党宣言”。“救党宣言”矛头直指李登辉，指出今天的国民党，因为领导当局已公开宣称被李所领导的国民党“只有两岁”，并自命为“历史新开端”，又指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所以其所领导的“台湾国民党”，应称为“两岁党”。它已明显脱离了百年正统，故国民党已经空剩老招牌而已。蒋纬国的“救党宣言”刚一抛出，由部分国民党中生代学者推动组成的“中国国民党救党改革委员会”马上效仿，拟出了一份措辞更加激烈的“救党宣言”，提出救党四大呼吁，严辞批评国民党当权派，表示他们“实不忍见党已不党，国将不国”〔7〕，他们并举民国初年袁世凯谋帝制时，梁启超登高一呼“国家不幸，元首谋逆”，举国群起而攻之之例， 影射当局。 据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4月7日）报道，国民党“非主流派”阵营曾酝酿号召10万名有志一同的党员，将党证、党费交到另一个“将于近期成立的党中央”去，并进行一项党籍总校正，以与“主流派”划清界线。“非主流派”一位核心人物指出，他们之所以要另立“中央”，是基于国民党内的环境已经相当恶质化，在“省市长”选举中暴露出来的金权交易，比起日本因之而垮台的自民党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党内，党员的思想早已经分裂，大家之所以还留在党内，主要是想进行党内的“民主”改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内部矛盾在“省市长”选举后激化到如此地步，自有它深刻的根源。
首先，是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蒋氏父子当政时，以其个人的绝对权威和强悍作风使得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不敢对国民党高层轻发訾议。再加上蒋氏父子排斥异党，使得国民党无需为政治资源的流失而担忧，因而国民党内尽是一片称颂之声。李登辉上台后，其个人威望自不堪与蒋氏父子相匹敌，国民党的一些党鞭、大老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诋毁之声开始上浮；李登辉为站稳脚根，树立威信，便继续推动“政治革新”，如“国会改革”、“修改宪法”等，一时赢得民众的称颂。却不料此举把民进党放虎归山，民进党势力从此扶摇直上，直逼国民党的“法统”地位。民进党不仅在此次选举中赢得“台北市长”宝座，而且在同时进行的“省市议员”选举中也大有斩获，这不能不使国民党内对李登辉的不满情绪剧增。
其次是国家定位问题上的分歧。李登辉上台后，为了争得“国际生存空间”，他不顾党内元老的反对，频频开展“弹性外交”、“金钱外交”、“度假外交”，使得国民党在国家定位上的立场慢慢和民进党走向合流。对此，国民党党内跟随蒋氏父子多年、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党政元老们，无不攻讦李登辉的“台独”情结，并千方百计从中掣肘。今年4月初，李登辉的“破沙之旅”还未启程， 就遭到新闻媒介的曝光，就是党内元老幕后操纵的结果。
再次，李登辉的极权统治激起了国民党内的普遍非议。李登辉上台之初，表现较为谦和，力荐军方实力派人物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以图缓和与军方的关系。无奈郝柏村对此并不领情，在“国家定位”问题上和李登辉水火不容，处处揭李登辉的伤疤。李登辉从此对“恩将仇报”的郝柏村怀恨在心，暗地里卯足全力把他排挤出局。李登辉对此并不满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反对他的“非主流派”的干将统统“清仓”，结果引得群情激愤，“独裁”、“极权”之声不绝于耳。去年年底的“内阁”改组，李登辉虽将“非主流派”成员吴伯雄、赵守博委以重任，但总的来说，还是“只问忠诚度，不顾民主化”。因此，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随着1996年“总统”直选日期的逼近，为争党内提名，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又进一步加剧，从8月下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来看， 党内“非主流派”与“主流派”间的基本认同已丧失殆尽，陈履安宣布退党参选，林洋港也公开表示违纪参选到底，郝柏村则拒绝出席中常会以示抗议。
五、统独斗争进一步深化
首先，“统独”之争将成为今后台湾各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个焦点。成军才一年零三个月的新党，在这次选举中能取得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好成绩，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在民众心目中“反台独”的形象；而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不仅无助于它的“胜选”，相反，主张“台独”的死硬分子纷纷落马；国民党也正是因为在国家定位问题上摇摆不定，才使它既丢选票，又加深了党内的分裂。尽管近年来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但台湾民众渴求和平与安定的心理，一直是阻碍“台独”势力进一步膨胀的有力武器。今年6月初， 正当李登辉在美国大放分裂祖国的厥词时，郝柏村就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两岸关系才是中华民国生存与发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8〕， 有意参选“总统”的“总统府资政”林洋港也与郝柏村相呼应，指出“走台独的路子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唯有打开海峡两岸‘三通’，才能开创新局面”〔9〕。 可见，“统独”问题是台湾任何政治力量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所持的不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个政治实体政治力量的消长。据有关专家学者分析，在今年夏季大陆方面的“批李反台独”攻势之下，岛内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受伤”最重。多次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民进党的支持率在下降。其根本原因就是台独主张不符合多数民众的愿望与要求。同时，也表明了台湾作为中国政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永远不可能拥有其“独立的人格”，无法摆脱大陆对其政治环境的辐射。
其次，民意在台湾政坛的行情不断上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变数增大。无论是新党、民进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地方”与“中央”对抗的加剧，民意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朝野各方面能“尊重”民意，接受选举的结果，这表明台湾政治正向理性化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警惕国民党当局利用“民意”做出分裂祖国的勾当。所谓的“民意”，在特定环境下是舆论造成的，由于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加之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对大陆的恣意诋毁和恶意攻击，使台湾普通民众在民族认同、祖国统一等问题上，观念被严重扭曲，如果国民党高层用此“民意”来对抗大陆，就可能把两岸关系推向新的对抗和紧张。
注释：
〔1〕〔2〕台湾《联合报》1994年12月14日
〔3〕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12月12日
〔4〕香港《快报》1995年1月6日
〔5〕台湾《联合报》1995年4月7日
〔6〕台湾《联合报》1995年4月6日
〔7〕台湾《联合报》1995年4月12日
〔8〕香港《快报》1995年6月22日
〔9〕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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