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率：究竟多高才合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高论文,合适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来临，消费率持续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以及局部领域投资“过热”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术界和管理层对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认为，消费率偏低、投资率长期过高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主张适度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姚景源，2004）。有些学者则认为，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罗云毅，200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存在消费率持续走低、投资率较高的态势，并且，消费率长期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工业国家。但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大致是合理的，至少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可以这样讲。最近两年，消费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比例关系的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仅通过数据来分析经济运行中这一比例关系是否恰当，有时是不充分的。任何一种比例关系、任何一种调控政策总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不同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对同一经济环境产生的影响固然不同，而相同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作用于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时，其结果往往也是不同的。根据这一思路，本文将消费率、投资率放在一起，同时结合我国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希望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经济运行实践中，消费投资比例的关系及其变化。
一、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与经济运行环境
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之一，二者矛盾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呈下降态势，见表1。
表1 1981～2003年我国的消费率（％）
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
费68.168.767.765.564.464.162.362.762.461.360.859.9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费58.357.357.558.958.558.760.360.859.758 55.4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年鉴2003》和2003年统计公报整理而成
既然消费率一直呈下降态势，为什么在25年以后才重提提高消费率问题呢？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什么没有提出提高消费率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导致总需求严重不足，经济中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顺应这些情况，经济宏观调控的侧重点转向了国内。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位于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个时期的消费率比较低（1998年仅为58.7％），但当务之急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滑坡。因此，实施扩张性政策，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就有其必然性，这时投资率高是合适的。这个时期，虽然消费率比较低，但讨论提高消费率问题尚不是最佳时机。因为在当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第一位的，而高投资率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或者说是加速增长时期。其实，本轮增长周期早在2000年就已启动，其标志之一就是，驱动当前一轮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在当年已先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拉动当年经济增长进入8.0％的高增长通道。2001年由于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中国经济出口受阻，经济上升态势受到遏制（2001年GDP增长7.3％）。伴随我国加入WTO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房地产、城市化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2002年GDP恢复增长8％。2003年，即使遭遇SARS冲击，中国经济仍然奋力达到9.1％的高增长速度。至此，才平息了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争议。
伴随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到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已不是问题，但消费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据商务部2004年上半年对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其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138种，只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3％，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46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7％，基本上不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而与此相伴，我国的消费率由2002年的58％下降为2003年的55.4％，一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消费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虽然1998年和2002年的消费率基本相同，但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同。1998年58％的消费率是可以接受的，但2002年以后，经济形势根本好转，58％（或更低一点）的消费率就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就需要考虑提高消费率和重新调整消费投资比例关系的问题了。
二、消费率与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和比较问题
消费率究竟多高为宜，有没有全球统一的标准？把西方的标准简单套用在中国是否合适？这都是我们在研究适宜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前，必须思考并予以回答的问题。翻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卷，我们很难为消费率找到一个统一的、合理的标准，但纷繁芜杂的数据资料统计分析仍然能带给我们一些趋势性的启示。为此，首先将我国的消费率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消费率与投资率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得到合理消费率与投资率的经验值。
（一）消费率与投资率的长期趋势及国际比较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课题组曾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国际经验比较做过系统研究，这里借鉴其部分成果。他们对全球不同区域的、数据较为完整的82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多国长期经验，消费率平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消费率长期低于60％，就应对需求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1980～2003年间，我国年均消费率为62％，从长期趋势看是可以接受的。8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消费率、平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参见表2和表3。
表2 不同增长区间的平均消费率（％）
经济增长率区间消费率均值经济增长率区间消费率均值
6％以上 72.7
3％～4％ 79.1
5％～6％ 84.2
2％～3％ 79.9
4％～5％ 82.7
2％以下 84.5
表3 不同增长区间的平均投资率（％）
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均值经济增长率区间投资率均值
6％以上 29.8 3％～4％ 23.4
5％～6％ 22.7 2％～3％ 20.8
4％～5％ 22.4 2％以下
22.0
从表2和表3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消费率较高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总的说来，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二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就是说，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第二，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运动趋势并不是线性的。第三，各国平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要比平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清晰，即投资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应较高。第四，要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投资率是必需的。第五，在选取的82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的投资率比中国还要高，相应地，消费率比中国还要低一些。从多国经验可知，我国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率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经济运行实践中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较分析
从我国1979～2003年的统计资料看，当消费率为60％～65％，相应地，投资率为35％～39％时（因为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很小，1981～1999年基本在±4％之间波动，而且，净出口对投资和消费同时产生影响，因此，其作用又可以被抵消掉一部分，所以本文分析将其忽略），我国经济一般处于良性运行区间；当消费率超过65％时，我国经济就会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消费率较长时间低于60％时，则有可能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下面是具体的分析过程。
第一，1981～1984年，我国的消费率超过了65％，投资率在33.2％～34.4％之间波动，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还以计划经济为主，政府可以很有效地通过管制来控制人们的消费，比如价格管制和供应管制，所以，实际上，当时的经济处于一种隐性的通货膨胀状态。第二，1985～1991年，消费率在60.8％～64.4％之间波动，投资率在34.7％～37.8％之间波动，这期间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度形成了现实的通货膨胀。这个时期的供求关系是上一个时期造就并遗留下来的，这些供求关系结合本期的现实条件，最终以某种具体形式（通货膨胀或市场疲软）表现出来。所以，本期的投资率、消费率与本期的现实经济表现并不完全对应，而是还要受到历史遗留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和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因此，还不能判断消费率在60％～65％之间波动是否合理。但可以确定的是，消费率的下降和投资率的上升，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一般商品的供给已经不再像前一个阶段那样紧缺了。这说明，消费率处于60％～65％之间，投资率处于35％～39％之间，可能使供给与需求处于一种较为均衡的动态平衡状态。第三，1992～1996年，消费率在57.3％～59.9％之间波动，投资率在36.2％～43.3％之间波动，5年中大部分时间通货膨胀的幅度较大，1994年一度超过了20％。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为期5年的通货膨胀属于“投资推动型”，而不是由消费过旺引起的。第四，1997年和1998年消费率分别为58.5％和58.7％，投资率分别为38.2％和38.1％，我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持续下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现象。第五，1999年消费率为60.3％，投资率为37.0％，通货紧缩的症状有所缓解，物价止跌趋稳，消费和需求出现复苏迹象。这说明，58％多一点的消费率是偏低的，长期处于这一消费率，将会导致通货紧缩。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出，消费率处于60％～65％，投资率处于35％～39％，我国供给和需求的增长一般会保持相对平衡。也就是说，合理的消费率区间是60％～65％，合理的投资率区间是35％～39％。这一消费率水平，无论是与钱纳里的测算值相比，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发达国家和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三、优化投资率的推导——考伊克分布滞后模型
以上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中，由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较分析所得出的区间值，只是经验判断。文章拟运用数学模型，通过较为严格的数理推断，测度出我国现阶段优化的投资率。
在经济问题研究中，许多经济变量不仅依赖于解释变量的当期值，而且还依赖于解释变量的过去值，并且其对过去变量值的依赖，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呈几何级数递减。对这一类问题的数学模型表述，就是著名的考伊克（L.M.Koyck）分布滞后模型。
Y[，t]=a+bX[，t]+bλX[，t-1]+bλ[2]X[，t-2]+…u[，t] （1）
其中，u为误差项，0＜λ＜1
为估计（1）式中的参数，这里考虑滞后一期的情况，（1）式变为：
Y[，t]=（1-λ）a+bX[，t]+λY[，t-1]+v[，t]（2）
假定当期的总消费X[，t]和总投资T[，t]对GDP的影响均产生了考伊克滞后效应。借助考伊克滞后模型（2）和我国1978～2003年的历史数据，估计（2）式中的参数。
Y[，t]=-787.245+2.017X[，t]-0.213Y[，t-1] （3）
Y[，t]=994.129+1.472T[，t]+0.461Y[，t-1] （4）
设t时期的总投资率为θ[，t]，则总投资为θ[，t]Y[，t]，总消费为X[，t]=（1-θ[，t]）Y[，t]。将其代入（3）式和（4）式，可得到两条关于θ[，t]和Y[，t-1]关系的曲线，二者的交点，即为优化总投资率。
θ[，t]=0.40×（Y[，t-1]+591.9089/Y[，t-1]+910.1956） （5）
从公式（5）可知，优化的投资率与上年的GDP存在确定的关系。当经济规模较小时，优化投资率的变动区间很大，其数值主要由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Y[，t-1]决定；而当经济总规模比较大时，Y[，t-1]较大，优化的投资率和Y[，t-1]就几乎没有关系了，其值为θ[，t]≈40％。在目前条件下，我国优化的总投资率小于40％，大约为39％。从实践看来，我国的总投资率基本都在40％以下，只有1993、1994、1995三年的总投资率超过了40％。一般来讲，对于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保持适度较高的总投资率39％（或稍微低一点）是应该的。由于我们考虑的是两部门模型（基于我国的净出口在GDP中比例还较小，这种设定是允许的），当得出优化投资率为39％时，相应的消费率即可大致确定。这与我国的经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综合二、三部分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消费率保持在60％（或稍稍高于60％），投资率在35％～39％的范围内（不要超过40％）是合适的。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率与我国的赶超战略（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是匹配的，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即加速推进工业化的时期更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保持70％以上甚至更高的消费率。照此标准看来，我国2000年以后连续3年低于60％，且呈持续走低态势的消费率是偏低了一些。在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背景下，必须对消费率的持续走低给予必要的关注，采取有效措施使之适当提高，保持在60％或稍微高于60％的水平。因为消费率过高、投资率偏低固然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利，而投资率较高、消费率长期偏低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害的。
四、政策建议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钱纳里等人的多国平均模式，在这一阶段（人均收入560美元～2100美元）消费占GDP的比重应由65％下降到59％。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率变化的实践基本上符合了这一规律。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现阶段保持60％或稍高一点的消费率是合适的。针对我国处于加速推进工业化的时期和所采取的赶超战略，并考虑到三年来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事实，笔者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其一，保持适度较高的投资率。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重化工业阶段），加速推进工业化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由前面81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可知，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是明确的，即较高的投资率对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未来一段时期，为保持我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较高水平的投资率是必要的。至少在“十一五”时期，投资率可以保持在35％～39％的水平内。
其二，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同时，适度提高消费率水平。投资率较高，如果消费率长期低迷，就会出现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的状况，从而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为提高消费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影响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完善的保障制度能够使人们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从而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第二，加大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据最新的估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国际警戒水平，贫富差距正在加大。一般来讲，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政府运用税收杠杆对过高收入进行调节，阻止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从而有利于消费率的提高。第三，统筹城乡发展。有的专家认为，制约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收入问题。而许光建教授认为，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弱。2003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表面城乡差距为1∶3.2。但农民收入中有大约40％是实物性收入，即货币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其中，还有约20％用于来年再生产，真正可用于当期消费的只有1500元左右，相比城市居民8472元的收入，差距为1∶5.6。考虑到城市居民收入中未纳入可支配收入的隐性收入，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的货币性收入差距超过1∶6。在收入预期不佳、支出预期上升的情况下，农民更加不愿意消费，使得农民消费率低于城市居民，导致了农民消费占居民消费比例过低，影响了我国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等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提高农民收入，治本之策是走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农民收入增加了，“三农问题”解决好了，农民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农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自然会提高，我国总体的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其三，继续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的探究。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之一。不同的经济运行环境，需要有不同的消费投资比例与之相适应，相似的经济运行环境、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样需要不同的消费投资比例。二者的比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不变的，对其把握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这就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层，在实践中努力探求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消费投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