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走向生态境界生存的文学期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境界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至今很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全球化的定义。为了逻辑地展开本文的论述，我选定里斯本小组的学者关于全球化的界说（注：80年代后期，欧洲委员会建立了由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进行全球化问题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1.“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2.全球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3.因此，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它包括空间范围的内容和彼此交往、交换，横向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加强；4.但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5.恰恰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6.所以，“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它也不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人们必须对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它所作出的种种限制表示承认和尊重。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注：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我之所以认同里斯本小组关于全球化的界说，是由于它既不像盲目乐观主义者鼓吹全球化是绝好的机会，可以使不同的国家发展、致富；也不像某些悲观主义者诅咒全球化是危险的陷阱，不同的国家都将因为它的到来而面临灾难，而是相当客观地概括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并能以冷静、科学的态度，指出作为“状态”和“过程”的全球化在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人文学者，我特别看重里斯本小组提出的“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这一问题，人们理应对此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格外关注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世界性的文化危机。
世界性的文化危机是东、西方学者都强烈意识到的。东方学人的敏锐之外，在于对国际文化交往不平等、不公正的觉察。他们认为世界的强势文化会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和网络上通行的主导语言所组成的跨国信息流，造成不对等的信息流向，而这种不对等的信息流向有可能使强势文化（不仅是经济、科技信息，而且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多方面、乃至整体移入相对弱势的文化地区，导致遏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严重影响人类文化多元化繁荣局面形成的恶果。由于这种文化压制的客观存在，必然会激发弱势文化奋起保护和高扬民族文化，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们还会不惜强化本文化的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又极容易引发世界性的文化对抗和冲突。显然，东方学人忧虑的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所受到的威胁，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滞后所带来的对抗，造成这种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强势文化的霸权行为。他们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实现文化与历史的公平和公正的问题。西方学人的明智之处，在于清醒地意识到问题重重：人口、环境问题日渐突出，暴力的普及化、民间化造成的社会治安成本的增加，贫富地区的鸿沟不断增大，新自由主义“神学”的失败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暴露出的世界文化的深层对抗……，一言以蔽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成为一台力量日趋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而整个世界又未形成一种国际体系或架构，于是无法对人类进行管理和改造，世界乱着！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沉重地告诉人们：“短促的20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进。”“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注：〔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863页。）西方学人的明智是有他们根据的，但人们却能从中看出优势文化据有者的普遍心态，即他们少有弱势文化中学人的那种忧虑，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中，世界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这种控制尚未巩固，问题多，秩序乱，亟需建构一种能充分体现自己意志的国际体系或架构，以实现对人类的管理和改造。他们完全是以全球化的主体角色在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全球文化的走向的，即使谈论危机也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具有更理想的、前瞻性的危机应对能力。像霍布斯鲍姆这样有大历史眼光的学人，在谈及人类的未来时，虽然明确指出“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注：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第863页。），但这种睿智实际上是意识到资本主义这种体系，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既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因而不得不“大加改变”，在自身内在机制之外寻找生存和发展希望的理论构想。
东、西方学人对全球化的文化危机的理解尽管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由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意识转换生存的面对现实的特殊心态。按理说，本能境界的生存是一般动物的属性，但可悲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尚处在恩格斯所说的从物种方面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阶段。本能境界的生存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类中心，生存竞争，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掠夺自然、毁灭他物或相互仇视、对抗、杀戮。我们当然不能把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和动物的本能生存等量齐观。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有其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漫长的提升过程中，本能境界的生存不仅是一个不能跨越的阶段，而且是人至今作为文化的存在的内在动力。人的为了趋优而创新的文化属性，就是在本能境界的生存阶段生成和发展的。即使在今天，人类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本能境界的生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严重的自危性，也不是想超越就可以随意超越的。正是这种历史的不可超越性，在特定阶段对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意识的强化，使人的自强与防御心理机制，随着自身所处之强势或弱势以及与他者之实际利害关系的变化，而成为其面对复杂现实调整自我心态所特别关注的重要（或主导）因素。东、西方学人在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文化危机时，之所以总是在控制与反控制、扩张与反扩张、全球化与民族化这种对立思维模式中运作，固然有现实存在使然的一面，但就其深层心理和人类的整体境界来看，却是本能生存所必然导致的。我这样看，并不是要否定东、西方学人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危机的认识，而是想要人们透过危机现象看到人（不论是强势文化者还是弱势文化者）自身生存境界的局限，进而意识到有必要从恩格斯所说的人的第二个提升阶段的高度来统观全球，为把人自身“在社会方面”（而不是物种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5页。）创造历史条件。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以为全球化的文化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境界（意识）的危机。
要想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就必须确立新的生存意识，即生态境界的生存。这是人自觉意识到与其环境（自然的、社会的和人际的）间的交互关系的生存，它不仅要求人应以与其他物种共存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还强调人际间应以人性的臻达完美为价值尺度，在相互作用中使人际生态得以和谐与健康。国际和民族生态的和谐与健康虽然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但亦应从人的生态境界的生存出发加以认真思考。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由于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存竞争，因而其基本轨迹是对象化——异化——再对象化——再异化，对象化几乎与异化相伴而行。人的生态境界的生存由于走出了生存竞争，倡导高科技与高文化统一的生存实践，强调人应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态意识，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和谐与健康视为最高道德准则，因而其基本轨迹是对象化——再对象化，对象化是在不断优化的历程中发展着。人的生态境界的生存较之本能境界的生存是更高境界的生存。就人的第二次提升来说，并不是实行了生存观念的转换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再说，人的生存观念的转换，也不是“上帝”下一道谕旨即可实现的。要使生态境界的生存成为人类的普遍生存意识，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这其间人类要花大力气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因此，当前人们有必要重视对有利于人的本能境界生存的文化及其文化行为的批判。
被视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的跨国公司，其任务是“既要在不同的地方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本地化同时又不能损害资本的全球强制性”。说透彻点，就是要通过跨国公司本地化的一系列运作，造成本地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分裂，以便按照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图景全球性地重建社会”（注：〔美〕阿里夫·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之后》），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跨国公司所要建构的全球文明，对人类不断增长的某些物质与精神需求，会从一个新的层面予以提高和满足，这是可以不怀疑的。但是，这种提高和满足是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的，是受资本追求利润的贪欲所制约的。更重要的是，它从总体上无法克服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利己主义和占有性。追逐和占有利润是驱人竞争的鞭子，人类之所以很难走出本能境界的生存，在社会方面把自己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就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占有性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少西方学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主张人类必须进行一种“精神改造”，目的“就是把一切方面的存在整合为一种新的发展状态。存在摆脱占有，就是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占有性中解放出来”（注：〔美〕J.考夫尔：《马克思主义和精神》，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西方学人所讲的这种“精神改造”，正是人类进入生态境界的生存所必经的深刻的自我革新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它理应引起全球人文学者的高度关注，理应成为全球性人文关怀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内涵。
跨国资本的全球性经济运作凭借的是高科技的实力，这件事本身向人们表明：雄厚的资本与高科技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以经济形态出现的历史的支配力，它能够打破世界一切现存的界限走向全球一体化。在人类尚处于本能境界的生存状态下，生存竞争犹如警钟长鸣于耳，于是高科技的发展不仅引起普通人的关注，而且促使各国领导人形成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的意识，认为它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愿意投入巨大资金从速、从优地发展科技。落后就要挨打。谁执掌了高新科技的牛耳，谁就是人类的主宰。一时间这种观念成了某些人们的共识，一种科技至上、科技为本的思潮便随之弥漫了全球。而这种科技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修正人的价值意识，并能轻而易举地把科技、金钱和权力结合为一体，以体现所谓当代人的最高价值。被媒体炒得举世瞩目的世界首富排行榜，被白领阶层标榜的世界公民，既是全球资本按照经济逻辑和科技逻辑运作的产物，又是科技至上思潮为人们推出的所谓最能体现人的价值的标本。一个尖锐的问题就这样地摆在人类的面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究竟是以科技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是面对人的价值被挑战的必然思考。且不说迫使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不得不承认人们谈论跨国犯罪，“与犯罪全球化的速度相比，仅仅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反应”（注：参见[德]汉斯—比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56、26、27页。 ）这样一个关乎人的价值的国际重大问题，仅就“新人类”世界公民来看，其内在精神的空虚与孤独，就足以让人们忧虑。“他们属于马不停蹄世界旅行者俱乐部的先锋成员”，“早晨在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与充满疑虑的顾客或激动的谈判伙伴在一起，下午在汉堡有一个活动日程，晚上在巴黎刚刚结识的，但很快就会失去的女朋友那里。”他们在围绕地球转圈的同时，“把自己也关进了确实令人讨厌的，千篇一律的机场、连锁旅馆和连锁饭店。在装有空调的、很脏的旅馆房间里，被迫对录像带作着同样的选择。这些片刻步闲的大忙人的灵魂追不上他们四处奔波的身体，他们从来没有精力去过问其他陌生的但确实是新的东西”。他们到处都走遍了，一切都看到了，但却总是住在类似的地方，看着早已熟悉的东西。“就像那些长期滞留在故乡的人积攒他的电话卡、邮票和啤酒瓶盖一样，他们积攒着在航空公司那里能够享受特殊补贴的里程数目。”（注：参见[德]汉斯—比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56、26、27页。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全球化陷阱》一书作者对世界公民生存状态的描述，就是想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些让成千上万人羡慕的、有着别人没有的灵活性、丰厚收入和广阔眼界的世界公民，其实是在过着一种畸型的人生。它只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应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是在真正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人自身的进步。对人的价值取向的思考是有不同的层面和出发点的，在本能境界的生存层面思考，可能会认为世界公民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存在，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生态境界的生存层面思考，则会认为世界公民的生存状态，是生存竞争和经济、技术至上且全球一体化所造成的人的物质与精神、事务与生活、他者与本我的对立，对人的建设带来的恶果，它应属于人类深刻的自我革新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博迪认为：“只有在国际技术统治所偏爱的领域即经济科学领域对国际技术统治提出挑战，并同国际技术统治所利用的支离破碎的知识针锋相对地提出一种更为重视这些技术统治所面对的人和现实的知识，我们才能有效地克服国际技术统治。”（注：《全球化陷阱》，第310页。）我们鲜明地提出人的价值取向问题， 就是为了向国际技术统治坚定地提出挑战！
跨国资本全力推行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被它们的媒体所联系的世界，虽然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各种文化开始融合的和谐的“地球村”，但它却明显地促进并强化了人类彼此间的联系。这有利于人类内部的沟通和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一方面，人们的交往、交换愈来愈快速、频繁和多样化；另一方面，被资本操纵的大众文化在鼓吹自由选择和个人独立的幌子下，以媒体控制着人的选择、独立与行为，而文化民族主义也相应地以意识形态的潜在对抗为人的普遍性交往设置种种心理障碍。人的交往受到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和与其对应、互补的文化中心论、文化民族主义的束缚。在这样的全球性人文背景下，智慧的东、西方学人注意到了地球上的多极主体是可以构成公共领域（社会）的，并认为在这个领域内有可能逐步建构起一种协商、协调和协作的机制。一旦这种机制形成并正常运转，这个公共领域就会成为既有所一致又保留多元、既相对稳定又可以灵活的动态结构，并将其达成的某种共识及其相应的凝聚力与含有充分理由的替代性选择，作为人们共生互利、互动合作的依据。毋庸置疑，这样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由本能境界的生存向生态境界的生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人们不能忘记，这样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其作用的发挥，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人们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恪守“超越（被看作是社会形式、习惯信念和实践之）文化的人类的普遍原则”，即“富有同情心的公正原则”（注：〔美〕k.怀尔都：《文化的普遍原则是否存在》，《哲学译丛》1999年第3期。）。 它忠告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跨文化压迫的思想和行为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努力排除其干扰和破坏；它提醒参与者跨文化的可理解性是存在的，为此，人们既要看到历史上为不同人群所接受的价值观的差异和对世界的不同感受已经繁衍出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更要看到媒体技术、交往工具的巨大进步不仅使得人们的交流和亲近成为可能，而且使得文化评价和创造性吸收得以迅速普及。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让自己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对他人的利益表现出关心，并宁可偏爱那使意见不一致缩小到最少程度的解释理论，公共领域里的对话、讨论才可能本着民主程序和交往理性进行，并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精神。应该指出，这个美好的人类的普遍原则基本上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理想和愿望寄托在公共领域参与者的道德自律上，而忽略了必要的保障机制的建构，不能不说是个缺憾。不过，人们亦应看到，在这个人类的普遍原则中确实寓含着对人类应进入生态境界的生存的强烈要求。它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占有性是格格不入的，在人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希冀的是人的进步和提升，既重视现代化的高科技在改变人类生存状态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囿于经济与科技的逻辑而将其纳入并服务于建构人类理想的公共领域的逻辑。在我看来，它是人类深刻的自我革新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试金石，不是真正想走出本能境界生存的人，虽然也可以提出一套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并在国际学界产生影响，但却很可能在某一问题上暴露出其对正义和公正的冷漠，哈贝马斯的《兽性与人性》即是一例。
全球化的文化危机已经昭示人们必须走出本能境界的生存，必须为进入生态境界的生存而对人自身作深刻的自我革新。这革新的基本指向是摆脱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占有性，是在高科技与高文化相统一的实践基础上，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当前，形成一个坚持富有同情心的公正原则的人类公共领域，有利于人的自我革新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时代现实发展的这种趋向，正在通过重构人对文学的期待来揭示文学应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审美的形态把人的一切方面的存在，整合为一种向生态境界生存发展的新状态。
这种文学价值的取向对文学的要求必然是全方位的。就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而言，它并不是静态的心灵外观，而是人最充分的存在表现为超越自我的一种愿望与活动，因此，它应在自身的文学性中蕴涵着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进步的本能境界的生存状态的怀疑和批判。这是一种敏锐的、深刻的历史智慧，它可以是以各种形式的艺术否定见长，可以是以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新视界、新感知、新感情和新向往为特色的新的人生境界为宗旨，既能让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在不同的审美境遇中获得各自不同的愉悦，又能在最终引发其对确立新的生存价值尺度的思考，因而不仅能促使人对自我现实生存状态的反思和自觉，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激励人对自我的超越。从某种角度讲，文学的这种怀疑和批判的智慧，是非常关注意义后果的智慧，它的着眼点不是让人们局限于私利的满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片面地建立在消费模式基础上，而是努力通过更新人们的审美理想，使其在建构自我意义世界时能自觉地把生态境界的生存作为人生的根本追求。较之跨国公司企图通过营销策略的更新来不停息地建构和再建构他们所理想的全球生存观念来说，文学的这种智慧使人进入高境界、大视野，而跨国公司所想建构的全球生存观念，现实已经证明，其带给人类的则是“社会优势地位的滥用，金钱势力的无法无天，权和钱力量相结合，完全引导着世界的发展方向”（注：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第827页。）。
就文学创作而言，应该在从不同角度认同新的文学价值的基础上，让文学更真实地面对人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充分发展不同流派、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这种发展是为了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的文学”， 是以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为前提。今天，这个前提随着跨国资本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具有了新的特征，它虽然仍是我们所希冀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得以存在的一个前提，但全球化的文化危机本身已经向人们表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不应是跨国资本的文学，而是呼唤人类走向生态境界生存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面对跨国资本生存斗争的控制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对人类处于本能境界的生存作全新的审美把握。因此，在当前要特别警惕受跨国资本控制的大众文化，以把一切变得轻松、快捷和简单的各种方式，来支配对审美趣味、行为准则和生活信念有着重大作用的人的价值判断。媒体巨擘迪斯尼公司总裁和董事会主席米歇尔·艾斯纳明确地说：“美国的娱乐业把一种多样化的个人机遇、个人选择和个人表现介绍给大家，这些是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十分渴望的。”这是在巧言掩盖下的资本话语对其他话语的统治。基于这样的事实，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认为，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注：参见《全球化陷阱》，第18—23页。）。这现象不仅说明文化市场将会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提醒人们必须对文化（包括文学）的创新能力、评价能力和传播能力予以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创作，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历史的和文学的使命，让文学的“天平自商人的手中转入天使的手中”（里尔克语），自觉地为人类提供比跨国资本所描绘的更好的世界图景，并在人类的审美领域开辟实现这一图景更广阔的可能性。
就文学接受和文学研究而言，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价值得以实现，有必要确立大学术眼光，从层出不穷的文论思潮和流派中走出，在一个科学的而不是庸俗社会学的层面，把文学与时代、社会和人自身的进步联系起来，把宏观的历史要求和微观的个体审美趣味、研究爱好尽可能地统一起来，让文学接受和文学研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提高其对全球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的艺术哲学大多与相应的哲学体系有密切的联系，并能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所思考的重大问题相呼应，甚至在学科上有互相融合的趋势。文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对元叙事的怀疑，特别是对启蒙运动的元叙事的批判，对他们所谓的某种宏大叙事，诸如意义的解释学，理性的或起作用的主体的解放的质疑，虽然给人们创造力的发挥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但也确实导致了对人的理想和信仰的消解，让人们在面对未来时更加感到迷茫。人类是不能没有理性（当然，我们不是唯理性主义者）、理想和信仰的，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伦理学、形而上学等等方面对传统哲学的攻击，已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后继者借助于大量精确自然科学分支在哲学上向文艺或社会学的大量冲击也没有成功”，因而“传统哲学确定无疑地击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判决”（注：《美国哲学季刊》1999年第2期社论：《谁赢得了20 世纪哲学大战的胜利》，《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便不会感到突然。 判决后现代主义哲学失败或许是一家之言，但人们会从中记取一种教训，即人虽然在价值的追求上是向多种可能开放的，但这种追求总是以趋优为前提的，尽管人对“优”的理解会呈现出纷繁万千的差异，它却总会在人的历史的进程中，通过比较和汰劣而逐渐趋同，这种被人类多数认同的“优”正是人类理想和信仰的根。我之所以把生态境界的生存作为人类追求的生存目标，是相信它是可以经受住比较和汰劣考验的“优”。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说到底是人的文学，对它的接受和研究理当有利于这种“优”的实现与发展，而不是把文学文本转换成无限延宕的能指链去游戏，因为，真正的艺术增值总是严肃的审美意义的建构，总是把文本的审美价值与人的提升结合在一起思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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