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选举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甘宁边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至抗战胜利初期，陕甘宁边区(以下简指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搞的颇有特色，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搞民主选举的经验教训，更可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突破，现将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在研究著作方面，以“陕甘宁边区选举”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并不多见，但有较多论著对该问题有所研究或涉猎。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一书，详细考证了边区三次民主选举的运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第一次选举的经验，分析评价了第二次选举的结果，论述了第三次选举的步骤和主要特点。①杨永华著《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主要从选举法立法角度，阐述了边区选举立法的种类、基本内容及立法的三大原则，梳理了三次普选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指陈了选举的伟大成绩，总结了贯彻执行选举法的基本经验。王颖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着重分析了边区三次选举运动的运行情况，并总结了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制度、解放区民主政权选举制度的主要特色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②此外，在王双梅著《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杨圣清著《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著《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靳铭、曾鹿平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研究》，王杰之著《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创建的基本经验》，王寅城编写《陕甘宁边区》等著作中，也都不同程度对边区选举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在近些年翻译出版的外国人的著作中，李寿葆主编的《斯特朗在中国》；美国人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杨海平等译《中国震撼世界》；美国人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也略涉及对当时边区的选举状况的介绍及评价。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边区的选举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和研究。付世魁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边区乡级选举的实施情况，并分析指出了边区乡选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启示。③张晓泉对边区1937年选举进行了专门考证，细致分析了此次选举的运行，总结了选举原则和选举的特点，并概括了选举的政治影响和时代作用。④成国银着重论述了1937年边区选举的运作程序和经验作用；⑤蔡素星论述了边区选举的步骤，并提出了五点启迪；⑥汪俊玲、王立梅论述了边区选举所经过的两个阶段和选举的效应，并得出了三点启示；⑦马若龙分析了边区选举的经验做法，并对现时期的选举作出了一些评论；⑧梁凤荣论述了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所作的贡献；⑨张文琳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法及其实施，总结了边区选举的原则和经验；⑩刘琳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制度。(11)
也有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如陈先初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王建朗的《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任中和的《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刘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选举制度的沿革及特点》；张鸣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张生、袁新国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关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关太兵的《选举权的实现与竞争性选举》；谢庆龙、肖兵玲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执政》；陈昌保的《试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特色》；邹通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选举制度》；王振国的《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革新之举》；张长明、李祥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贺永泰、刘常喜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自治》；杨永华的《陕甘宁边区人权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李梅的《浅析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刘爱国在其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执政实验及现实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刘霞在其硕士论文《试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分析和经验总结。
二、边区选举的背景研究
对于边区开展选举运动的时代背景，有学者从政权建设角度出发，强调因为抗战的爆发，国共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工农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选举运动深入开展。如王颖认为，抗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相比，性质发生了改变，因而选举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2)宋金寿、李忠全也认为，抗战爆发后，苏维埃的民主制不利于更广泛地吸引抗日党派和阶级、阶层参加国家的管理，发挥作用。这样，中共决定采取议会民主制，选举出容纳边区的一切抗日党派和阶级、阶层的民主政权。(13)
也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角度，简要指出了边区选举运行的成因。如张生、袁新国认为，抗战时期，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承认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的合法地位，但他们也经常尝试局部地取消中共领导的军队或根据地的合法性，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八年间经常地处于合法性的“焦虑”中。民意是最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为解决合法性问题，中共方面直接引进民意。各根据地实行的选举和“议会”或“准议会”制度，是民意运行的平台，也是将民主从规定转变为现实的管道。(14)梁星亮、杨忠虎、宋炜指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获得合法性的主渠道。(15)王双梅也指出，1937年7月，为了促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以实际力量争取中共及其政权的合法存在，从中旬开始，中共在陕北各地开始进行民主选举。(16)
对此问题的探讨，学术界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尤其多角度探讨不够。
三、边区选举的运行过程研究
从1937年到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选举。选举是从乡选开始的，以乡选为基础，再至区、县、边区。关于此时期边区乡级选举的运行过程，学术界在大量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研究相对深入，认识比较统一，学术成果比较丰富，已基本描绘出了当时选举的运行过程。
宋金寿、李忠全对1937年的边区乡选进行了详细概括，指出乡选主要经过了七个步骤：一是宣传发动，目的是使选民积极投入到选举运动中去；二是审查选民资格，进行居民和选民登记，并张榜公布；三是检查政府工作，即由政府工作人员向选民作工作报告，选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审，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评议；四是提出候选人名单。共产党支部、贫农团、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都可提出候选人；五是正式投票选举；六是召开乡代表会，选举产生乡政府机关；七是总结选举工作。(17)王颖在此观点基础上，增加了“准备提案”阶段，认为乡选大致经过了八个步骤。她指出，提案权是每位参加选举代表应履行的职责，由代表在开会之前征求群众意见，收集提案，内容涉及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建设、农业、教育、生活等。(18)付世魁对乡级选举的具体实施进行了详细考证，对乡选的宣传教育，选举委员会的组织及职责，选民登记、资格审查和划分选区，候选人的提出和竞选，选举中的政治投票，以及乡参议会的改选和补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汪俊玲、王立梅以整个边区政权选举为分析对象，把边区选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选举准备阶段，包括大力宣传和制定法规；第二阶段是大选阶段，包括确认选举资格和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选举。(19)
乡选完成后，接着开始区、县直至边区一级的选举。对于此问题，学术界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主要原因在于乡选是边区选举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可研究的问题较多；而乡以上的选举则相对亮点较少，且边区政府所发布的相关的法规、指示等对乡以上政权的选举规定较为详尽，选举操作较为严格，可研究空间不太大。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边区选举时选择了乡选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乡以上的选举，学者的侧重点多在对有关选举史料(如选举条例)的考证和解读上。
四、选举的特点研究
学术界对边区选举的特点研究较多，比较深入，概括比较全面。有学者对边区选举进行了概括，如宋金寿、李忠全总结边区第三次选举的主要特点是：一是完全做到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等选举原则；二是继续坚持“三三制”；三是在选举中检查政府工作。(20)张晓泉指出1937年的选举主要特点有：普遍、直接、平等、实行罢免制、进行竞选。(21)张文琳把边区选举总结为六大原则：即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平等原则，直接选举原则，选举中贯彻“三三制”原则，实行自由竞选原则，以及当选者不称职、原选民及原选单位依法规程序罢免的原则，此外还有无记名投票选举、选举前先依法组织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工作等原则。(22)下面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如下整理综述。
1.边区选举与西方选举的比较。学者们一致认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陈先初指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选举，从性质上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明显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往往成为有产阶级的特权；而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则是一种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因此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更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真正享有民主的权利，使民主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23)王亚嘉认为，这些不同主要表现于：一方面，边区的选举不仅仅是单纯的选举，它强调把选举与总结政府工作结合起来，把选举工作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淘汰不称职的干部，把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代表选到各级政府中；另一方面，边区所实行的是一种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从而使党在根据地执政得更加牢固。(24)马克·赛尔登认为，陕甘宁的选举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相去很远。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强调公众教育与参与，而不是独立党派和政治计划之间的竞争。没有操纵政治经济利益，来达到私人目的，这也是边区选举的一个特点。(25)
2.边区选举与苏维埃选举的比较。多数学者认为，边区的选举是对苏维埃选举的延续和发展，研究点主要侧重于哪些方面发展了苏维埃选举。王建朗指出，边区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因而比苏维埃选举制更具民主性。苏维埃选举是间接的，选民的直接权力只限于选举乡代表。而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民众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各级参议会再选出同级政府。有关选举配额的规定也更为平等。(26)刘勇着重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选举制度的沿革及其特点，指出与苏维埃选举制度相比较，抗战根据地的选举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如选举权的平等原则日臻完备，允许进行竞选，重视选民的监督罢免权等。(27)邹通祥把抗战时期的选举制度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论述了抗战时期选举制度的显著特点：一是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划分上，以抗日为标准，取消了选举制度阶级性、阶层性原则，选举普遍性原则表现得非常突出；二是在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上，用竞选的办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党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三是赋予群众提出候选人的权利。(28)任中和从选举资格的变化、各种成分的代表所占的选举比例和选举方式的转变三方面，论述了选举制度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29)
3.关于选举宣传和动员。学者们一致认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宣传动员是颇为成功的。(30)在此问题研究中，对宣传方式的发掘和考证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部分。杨永华详细阐释了有关选举宣传教育的组织形式、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工作安排以及宣传方式。关于宣传方式，杨永华指出，主要有文字宣传(包括原有报纸、出版定期刊物、编辑选举材料)、口头宣传(包括演说、报告、谈话、座谈会、家庭访问)、文艺宣传(包括秧歌、歌曲、剧团演出等)三种。(31)马若龙进一步指出，边区还大力培训选举干部，同时组建工作小组下乡，积极推进社会教育系统并拓宽人民教育渠道，进行政治动员以及政治意识普及，如大力兴办半日校、夜校、识字组、冬学，印发戏曲、版画、手抄报等。(32)
4.投票方式。对于此问题，学者们在分析史料后认识比较一致，论证也很全面。杨永华指出边区的选举方式主要有投票法、烧洞法、投豆法、背箱法、举拳法，介绍了这些方法的具体操作，并指出了各自的优缺点。(33)张晓泉进一步指出，识字不多的人，还有采取画圈法、画杠法或编号选举法等。(34)
5.竞选。关于在边区所推行的竞选，学者们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边区倡导的竞选，对民主政权建设大有好处，它使民众享受到了充分的人权和自由。如刘勇认为，竞选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各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并给全国的民主宪政运动以极大的影响。允许竞选的规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一直沿用到解放战争初期。(35)张晓泉认为，竞选有利于发现人才，有利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抗战。(36)王颖认为，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竞选运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并概述了此时期竞选的四个特点。(37)杨永华概括了边区竞选制度的三大基本内容；(38)关太兵详细列出了六步竞选程序。(39)
另一种认为，“竞选”不适用于边区。如宋金寿、李忠全指出，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建立过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共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没有其他政党或团体与中共进行“竞选”，“竞选”失去了对象，结果出现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互相竞选的现象，认为这是选举的严重教训，在后来的选举中，再不搞“竞选”了。(40)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一书也持此种观点，认为“竞选”不适用于边区。(41)
6.边区领导人对选举的贡献。在所看到的资料中，专门撰文总结边区领导人对选举所作的贡献的有梁凤荣，她着重论证了陕甘宁边区领导人谢觉哉对选举的贡献，主要从指导边区的选举制度建设方面，阐述了谢觉哉针对边区选举所产生的问题，所提出的“选举是组织民主政治的头一件事”、“选举是人民对政府工作的大检阅”、“选举是和日寇反共分子斗争——即保卫边区的法宝”等一系列观点。(42)
五、选举的作用和成就
学者们普遍认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总体来讲搞得是成功的，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杨永华认为陕甘宁边区选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体现在：贯彻了三三制的选举原则，巩固了边区人民的团结；锻炼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管理政权的能力；灌注了新鲜血液，使人民政权充满活力；建设了民主模范区，给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43)成国银、张晓泉着重分析了1937年边区第一次选举的作用。张晓泉认为选举制度对抗战动员、推动全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及带动其它方面的民主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44)付世魁着重阐述了边区乡级选举的成就：一是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教育了人民；二是增强了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人民管理政权的能力；三是使政权机关的工作更加高效和民主，使人民政权充满活力；四是支援了抗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45)靳铭、曾鹿平对边区参议会实行直接选举的政治影响进行了归纳，(46)指出直接选举的原则提高了群众的自治积极性，促进了各级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改进，且能够把真正的先进分子识别、挑选出来。
一些国外学者也对边区选举的政治影响做了简要评价。如马克·赛尔登认为，陕甘宁1937年春实行的选举，不仅对根据地内部具有重要意义，还含有全国和国际意义。普选迎合了国民党内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意愿，选举增加了对国民政府的压力。(47)
六、选举的经验和启示
陕甘宁边区选举的成功实践，为后来中共在基层开展选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思想的启迪。
宋金寿、李忠全概括指出，边区选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人民不但需要民主，而且能够运用民主；二是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选举是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三是乡级选举是民主选举的基础；四是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投票方式；五是“竞选”不适用于边区；六是促进了边区的抗战动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战。(48)杨永华总结了边区在贯彻执行选举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包括：民主政治、选举第一；人民检查政府工作是搞好选举的关键；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全部选举工作的保证。(49)张文琳认为，边区在选举中积累了若干有益的经验，主要有：一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二是在选举中严格选举制度，完全尊重民意；三是在选举前发动选民检查批评政府工作。(50)付世魁在分析了乡级选举的运行和特色之后指出了乡级选举的历史启示：一是人民亟需民主，民主贵在实践；二是文化落后并不是实行民主的最大障碍；三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应该体现在政策上和党员的模范作用上。(51)汪俊玲、王立梅认为边区的选举给我们现在的政权建设带来的启示有：一是直接民主是实现主权在民的最佳途径；二是普选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必要条件；三是普选是减少腐败，建立廉洁政权的关键因素。(52)刘霞在分析了陕甘宁边区选举的特点和取得的丰富经验后，提出边区选举对现在仍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53)刘爱国指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了选举的经济保障方针，这对现在的民主选举仍具有借鉴意义。(54)蔡素星指出，虽然相对于现在的选举制度，陕甘宁的选举这个最初的民主实践应该算是简单的、粗糙的，但仍有多方面可供我们现在借鉴。(55)
另外，在一些外国人的著作中，对选举提出了一些质问，例如对当时流行的“投豆选举法”，虽方便了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目睹这种办法后提出疑问：“豆子人人可自带，因而从中作弊的可能性愈大，选举的真实程度愈低。”(56)
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以上大致地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初期陕甘宁边区选举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总的来说，对于陕甘宁边区选举问题的研究，学界拓展了一些新领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方法和视野来看，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研究中也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成果中新问题、新观点、新思路不多。受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档案资料的匮乏等，此领域研究中创新性不够，且很多问题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较有深度的研究著作不多见；二是研究雷同。一些成果开拓性不足，存在重复研究现象，尤其多角度研究不够，研究点还主要集中于论述选举运行过程、总结选举经验和历史启示上，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仍习惯于用历史学的单一方法进行研究，用政治学、社会学、乡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多；三是在此领域研究中，对老问题的深化研究不够，创新性不强。四是具体问题研究不够，个案分析也较少，学界现有成果对此问题较少从基层、从民众角度进行观察。应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需要我们进行更大的努力。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对现实民主选举有借鉴意义和针对性的经验总结，并对研究相对薄弱的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如边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共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搞好选举的原因分析，以及中共为何要开展这场直接、平等、广泛的选举运动等。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点，注意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如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等，并多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三是不断挖掘、搜集新的史料，对老问题的研究，力求实现新进展。四是加大对个案以及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度，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经验点。
注释：
①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王颖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45)(51)付世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级选举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④(21)(34)(36)(44)张晓泉：《论陕甘宁边区1937年选举》，《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⑤成国银：《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与经验》，《党史文苑》1994年第3期。
⑥(30)(55)蔡素星：《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及其对农村选举的历史启迪》，《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⑦(19)(52)汪俊玲、王立梅：《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民主选举及启示》，《宁夏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⑧(32)马若龙：《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学习月刊》2006年第3期。
⑨(42)梁凤荣：《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的贡献》，《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⑩(22)(50)张文琳：《抗战至抗战胜利初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法及其实施》，《甘肃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
(11)刘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制度论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
(12)(18)(37)王颖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03～104、150页。
(13)(17)(20)(40)(48)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32、412～413、139～140、137页。
(14)张生、袁新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5)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6)王双梅著：《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23)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24)王亚嘉：《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节选自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页。
(25)(47)(美国)马克·赛尔登著：《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27～128页。
(26)王建朗：《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27)(35)刘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选举制度的沿革及其特点》，《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8)邹通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选举制度》，《人大研究》1997年第9期。
(29)任中和：《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陕西档案》1997年4月。
(31)(33)(38)(43)(49)杨永华著：《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4、210～212、213～214、180、238页。
(39)关太兵：《选举权的实现与竞争性选举》，《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41)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46)靳铭、曾鹿平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53)刘霞：《试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54)刘爱国：《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执政实验及现实思考》，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56)李寿葆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