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妖言”罪源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妖言论文,源流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2-0125-05
中国古代法律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罪名的历史沿革，但成果尚少。本文拟对宋代一个 较为重要的罪名——“妖言”罪的历史流变及与其他相似罪名的关系进行探讨，求教于 方家。
一、“妖言”罪的产生及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钳制思想，控制言论，是中国封建专制法律的重要特色，最早的可算是“卫巫监谤” ，最典型的可算是“腹非之议”。《礼记·王制》中的“执左道以乱政，杀”和“假于 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是其最直接的法律渊源。秦汉时期，其最主要的罪名 有三种：非所宜言、诽谤和妖言①。“非所宜言”罪名出现在秦代，指言辞失实。《史 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载，陈胜、吴广起义后，诸生凡言其为反叛者被秦二世皆以 “非所宜言”罪下狱处死，至“六朝时犹用此律”[1](P106)。但因其定罪不好操作， 议狱者可任意轻重，又有昏暗之嫌，渐成废名，至“隋初删之”[1](P405)，故唐律中 已无此条。诽谤和妖言罪，亦皆出于秦，为前古所无[2](P1415)。就其内容来看，目前 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清末沈家本认为“秦汉之妖言，乃诽谤之类”[2](P1860)， 他的观点影响了后人。刘俊文认为，诽谤、妖言，秦汉时都指批评君主[3](P1331)；韩 国磐亦认为二者性质相同。[4](P180)持不同意见的是日本学者大庭修，他认为：二者 虽都是对天子和当时主持朝政者的非难和攻击，但略有不同，妖言指违背了经学和律历 的标准，而非议当时的政治和制度，使国政陷于混乱[5](P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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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妖”，汉代称为“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示部》：“
，省作祆，经传通 作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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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首先，“妖”，汉代原为“祆”，“祆”为“示”部，本 与神事有关。《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 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6]其次，根据马克 思主义的犯罪定义，“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 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7](P379)。当时 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呢?当时秦并六国，神州动荡，周王室失去了八百年的天命。秦王权 是否赢得上天的支持，承受了天命，成为当时最重大的理论问题，众说纷纭。秦始皇为 了统一思想，钳制舆论，以“为
言而乱黔首”之名坑杀儒生，用暴力堵住众人之口 ，确立了“妖言”罪。此后历代王朝要以受命于天的理论来巩固皇权，就要严厉打击怀 疑天命的妖言犯罪。所以妖言罪虽几经反复，汉魏时还曾一度废除，但最终还是封建法 典中的重罪名称，贯穿封建社会始终。而且刑罚严酷，多是法外用刑，如坑杀、腰斩、 凌迟、夷族一类。封建统治者对触犯天命者的刑罚，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专制的国 家里，宗教的影响比什么都大，它是恐怖之上再加恐怖。”[8](P60)而诽谤罪虽然也攻 击了君主，但因为没有触及根本的理论问题，而渐成轻罪。
中国古代与妖言和诽谤相近的罪名还有“左道”罪。左道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古人 贵右，不正之道皆可称为左道，内涵很宽泛。我认为，作为法律术语的“左道”罪应是 狭义的，与妖言罪的区别在于：“左道”犯罪是言语同时辅以巫术手段，所以古人常称 其为“执左道”、“挟左道”；而妖言则是言论违反了预兆天命的律历的标准。假如言 语里有诅咒的恶意而没有采取巫蛊手段，汉代针对此设立“祝诅”罪，也说“祝诅上” ，因为这种犯罪常针对皇帝。如果犯罪的后果煽惑多人即构成“妖言惑众”罪。总的来 讲，这一时期的罪名还不够清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法律术语进一步精确，立法技 术进一步提高，唐宋时期的“妖言”罪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唐律中的“妖言”罪及其时代变化
唐律比之汉律的第一个变化，是继承隋律，删除了“非所宜言”和“诽谤”罪名，代 之以更加规范清晰的法律概念。隋文帝时，大都督邴绍被人控告非毁朝廷，长孙平谏引 民谚“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隋文帝下诏赦免邴绍，降敕群臣“诽谤之罪，勿复 以闻”，实质上取消了诽谤罪名[9](《长孙平传》)。《唐律疏议》中制定了新的罪名 ：凡言语指向皇帝的犯罪，在《职制律》中设立“指斥乘舆”条，凡针对官吏者，则在 《斗讼律》中设“诬告府主刺史县令”条。这样，原来的诽谤罪名正式退出封建法典。 “诽谤”一词的含义也渐渐扩大，对象由专指帝王官吏，扩大到适用于平民百姓。这个 平民化的过程，使“诽谤”的含义由刑事罪名向民事罪名转化，并最终在近代民法中找 回自己的位置。
唐律的第二个变化是，“造妖书妖言”从“不道”罪中淡出，列入《贼盗律》；而“ 不道”罪则列入“十恶”，但内涵变窄。《唐律疏义·贼盗律》中专设了“造妖书妖言 ”：
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原注：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 )[疏]议曰：“造妖书及妖言者”，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 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 涉于不顺者，绞[10]。
唐律中这个罪名既惩罚“妖言”，也惩罚妖言的载体“妖书”。另外又设立“造畜蛊 毒”和“造厌魅及造符书咒诅”罪名，使之突出惩罚思想犯罪的功能。与秦汉时“妖言 ”指向皇帝和当政者不同，唐代的“妖书”、“妖言”是指“预占国家兴废”“涉于不 顺”者[10](P640)，实际上包含了汉代“造作图谶”罪的内容。秦汉时期，“妖言”与 当时最重的罪名“不道”常联系在一起，后者为前者提供一种法源基础。如《汉书·眭 弘传》载：“廷尉奏赐、孟妄设祆言惑众，大逆，不道。”《汉书·律历志上》载：“ 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作祆言，欲乱制席，不道。”“不道”罪在南北朝时 《北齐律》中第一次列入“重罪十条”，隋《开皇律》中列入“十恶之条”[9](《刑法 志》)。其具体规定因《北齐律》和《开皇律》均佚，已无从查考。唐律继承隋律，有 明确解释：“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肢解人，造畜蛊毒、厌魅。”[10](卷一)可见，唐 代“不道”罪还保留了“左道”罪的痕迹，但与“妖言”罪已没有关系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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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不道”罪的历史演变，请参阅崔胜东的《金文简帛中的刑法思想》，第98—1 0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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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唐律中“造妖书妖言”罪的表述严密清晰，明确精练，内涵扩大。首先，该罪 特别强调了犯罪故意，《唐律》注曰：“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 顺者。”因此可以分成两个罪名：造及传用妖言、妖书(传即传言，用即引用)和私有妖 书罪[11](P388)。其次，按性质轻重分为两类：一是所造用妖书妖言直接危及封建统治 ，即所谓“情涉不顺”者，此类处罚甚重；二是所造用妖书妖言对封建统治者没有直接 危害，即所谓“虽说变异，无损于时”者，此类处罚较轻[3](P1331)。但笔者认为，最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文的法律解释：“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 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这就把犯罪行为分为两类：一 是讲气数星变、灾异吉凶、鬼神祥瑞等涉及国运休咎的问题；一是讲人生际遇，涉及吉 凶祸福、病灾劫难、命相前途等人命休咎的问题。这样，法律内容既涵盖国家，也涵盖 个人，大大拓宽了法律适用范围。《唐律》中这样的区分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汉代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后，统治者常把一些自然现象宣扬成奉天承运的天意；又编 造种种瑞异，或相貌奇伟，或红光紫气，使自己罩上“天子”的光环。汉武帝后，西汉 统治越加削弱，惊恐的统治阶级就不断编造神话，频繁祈求神权，谶纬之学流行。但农 民起义者以子之矛，还子之盾：创作神秘的歌谣，宣扬起义领袖的种种奇遇，并广为播 传，声势浩大，成为农民起义的舆论工具。封建统治者渐渐感到，谶纬迷信对封建统治 弊多利少，已走向有害的一面了，故东汉以后就不予提倡了，并逐渐把阴阳五行、方士 之术从儒家思想剔除出去，兴起魏晋玄学[12](P193)。但统治者既然种下雷雨，就要收 获风暴，这两种方式一直成为起义者的组织手段。所以，《唐律》中作了如此的区分。 但这同时也孕育着变化的因素。《唐律》中“造妖书妖言”罪名的确定，是以犯罪侵犯 的直接客体为主，以犯罪的客观行为及具体情节为辅来确定的。妄言国家和个人休咎的 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都是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但妄言人命休咎的犯罪是通过妄言某个 人的命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旦犯罪故意终止于针对个人，犯罪的性质就变了，就需 要产生新的罪名。唐律中的这些变化，为历代所袭承，影响深远。
三、唐宋时的“妖言”案及宋律对“夜聚晓散”行为的涵容
妄言国家咎恶涉及到王朝代换、天命转移，历代统治者自然都要予以严惩。唐代兴起 多起妖言大案，如贞观三年(629年)裴寂交结妖人案；贞观五年(631年)李好德狂病妖言 案，此案中唐太宗怒杀大理寺丞张蕴古，因此制定了死刑案两日中五复奏制度；贞观二 十三年(649年)李君羡交结妖人案；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患病，薛王妃弟私议休咎案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引谶语案[13]，处罚多是绞、籍没其家。到了 宋代，对这类犯罪的处罚更加严酷，这可能与赵宋王朝是通过阴谋手段建立，因而十分 敏感有关。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周能等伪造天书谋作乱，“刘益、康玉、徐原等 十一人，并活钉令众三日讫，断手足，具五刑处死”[14](天禧四年九月丙辰)。宋神宗 熙宁时，李逢等以张角之术欲谋不轨，李逢、刘育及徐革并凌迟处死，张靖、郝士宣皆 腰斩，自此以后，“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15](《刑法志》)。有此先 例，凌迟、腰斩成为统治者默认的法外刑，明、清统治者受其影响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但是总体说来，唐代的妖言大案比汉代少多了，影响也要小得多，宋代比之唐代更少， 高级官员犯此罪者鲜有其例。
考察其中的原因，是宋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这类犯罪减少。 而根本原因，则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天象谶纬等迷信的虚妄性使其影响力下降 ，使得这类犯罪需要多个客观条件：需要一个动荡混乱、人心思变的政局，需要有接近 政权或手握武力的条件，还需要小心酝酿和精心策划。而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军阀 混战，人民厌恶战争，改朝换代对普通百姓失去了吸引力，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 争不能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上天有命”的旗号变得苍白无力。另外，被上 帝选择的集团，同时意味着政权的合法和正统、稳定和长久、绝对性和不可侵犯，而需 要长久维护社会现状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汉唐之际，这个集团既有皇族，也有士族 。但唐中期以后，庶族地主壮大，他们顶着士族的排挤，通过科举制的独木桥进入政权 ，个人奋斗的重要性彰显，虽然神灵的眷顾也是他们迫切的希望，并且多多益善，但个 人和天命的关系毕竟遥远了。而随着统治基础的扩大，皇帝还要借助神权，但巩固王朝 统治的最好办法是措施切实，制度得当，维护地主阶级的团结和社会稳定。这样，总的 说来，天命理论在地主阶级中市场小了，它日益成为某些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理论武装， 因此这类犯罪再也不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了。当然，这种思想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 民阶级当中，但也不断受到农民阶级的批判。这个批判可分为三个阶段：黄巾起义中， 东汉农民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否定了东汉统治者所叫喊的“天命攸归 ”，用封建统治者所使用的神权武器还击了封建统治者集团①。唐末农民起义中，天命 理论已开始受到起义者的质疑，王仙芝提出“天补均平”，对上天还有幻想，随后的黄 巢则提出“冲天均平”，在本已充满革命性的“均平”口号中，又加入了对上天的愤怒 和蔑视。而到宋代，随着天命理论在地主阶级当中市场的缩小，农民阶级撤出这个阵地 ，针锋相对地把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不公提到首位，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当然，农 民阶级又无力从根本上批判天命理论，凭着他们的阶级直觉，这个理论虽还是农民起义 的理论根据(当时不可能有更好的理论)和宣传手段，但不再成为起义的革命口号和纲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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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170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求实集》，38 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另外，漆侠先生在《历史研究法》遗稿中，有“ 二黄分期”的理论，即以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作为历史分期的阶段性标志。本文运用了 这个理论，谨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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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言人命与妄言国运两种犯罪往往是相连的，有奇异征兆的个人往往是天命行将转移 的选择和代表，所以，这类犯罪也往往指向国家政权。但随着这种理论从庙堂之高向江 湖之远的跌落，这类犯罪的直接客体常常是他人的财产与生命，其次才是封建国家的统 治秩序，即“妖言惑众”。宋代没落的巫术更多地与普通人发生联系，与民间日常生活 的结合越发紧密。政府官员只在下列情况下才视其为犯罪而干涉：第一，妖言惑众，破 坏了社会秩序；第二，伤风败俗，违反了封建道德；第三，以此谋财害命。而这类犯罪 越发沦落为更具流动性的算命看相的江湖骗术，犯罪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唐律疏议》中的“造妖书妖言”条被《宋刑统》完全抄录，但《宋刑统》此律之下 又引有唐及五代两条敕令。其一是唐开元二十年敕：“自今以后，辄有托称佛法，因肆 妖言，妄谈休咎，专行诳惑，诸如此类，法实难容。”其二是后唐天成二年敕：“或僧 俗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夜聚晓散。托宣传于法令，潜恣纵于淫风，若不去除 ，实为弊恶。”[16](卷十八)这些敕条所指与传统的妖言罪不同，“合党连群”，有明 显的团体指向性，而不像“妖言惑众”的描述那样只有模糊的群体指向。就其行为方式 而言，是指借助佛教而不是巫术，而且具有诡密性。其行为后果先是“有伤风化”，其 次才是“情涉不顺”。这一变化说明，宋律由注重惩罚思想转向注重惩罚行为。因此， 北宋时一直把“夜聚晓散”作为严禁的主要对象。
四、宋代“妖言”罪的衍生：“吃菜事魔”条法的出现
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后，宋政府开始注意惩治秘密宗教活动。但因为民间宗教名号众多 ，如白云宗、白莲宗、明教、白衣道、金刚禅等等，兼杂佛、道、摩尼等宗教，宋朝官 员很难分辨，统称为“吃菜事魔”，制定诸多敕令。但敕令杂出，不利执行，宋高宗绍 兴十一年(1141年)又颁布“吃菜事魔条法”(后也被称为绍兴敕)：
正月十七日尚书省检会绍兴敕：诸吃菜事魔或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绞；从者配三千里 ；妇人千里编管。托幻变术者减一等，皆配千里；妇女五百里编管；情涉不顺者绞。以 上不以赦降原减，情理重者奏裁。非传习妖教，流三千里。许人捕，至死，财产备赏， 有余没官。其本非徒侣而被诳诱，不曾传授他人者各减二等[17]。
这条敕令正式确立了“吃菜事魔”的罪名，成为宋代富有特色的法律。敕令同时禁止 “吃菜事魔”和“夜聚晓散传习妖教”①，其法律渊源明显是“造妖书妖言”。而且， “事魔条法”不是孤立的，还有诸多条文组成子系统，既有奖励告发和允许自首的敕令 ，又有禁止军人“吃菜”的敕令，亦有要求地方长官每月申奏的诏令，组成了一个惩治 妖教的完整、严密的法网。实际上，“事魔条法”正是“造妖书妖言”衍生出的新罪名 ，但对“吃菜事魔”罪的惩罚远比对“造妖书妖言”罪的惩罚重得多：一是株连家人， “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二是对从犯的惩罚更重，“造妖书妖言”是流三千里 ，而“事魔”罪从犯则是配三千里，对被诳诱者也要徒二年半。由于这类犯罪的特殊历 史原因，自古参与其中的就有不少女性，“事魔条法”第一次把女性作为犯罪主体写入 法律，可见封建统治阶级对任何叛逆者都不会仁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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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妖教”的称呼北宋时已出现，宋仁宗在庆历八年(1048年)王则起义后于三月四日 颁布的诏令中讲：“诸传习妖教，非情涉不顺者，毋得过有追捕。”[17](《刑法》二 之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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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判定“吃菜事魔”罪的法律依据是：秘密宗教的经文是否在“道、释藏内”[17] ，如果没被政府认可，排除于道藏、释藏目录之外者，皆要追毁。可见，“吃菜事魔” 罪既有对行为方式的描述，又有罪与非罪间的判别标准，这是其比“夜聚晓散”罪科学 严谨之处。但在高压之下，“事魔”经文或转为秘密流传，或变易名称，官府辨别不清 ，只能注意行为方式，许多官员甚至把吃蔬菜、断荤酒都当成识别标志，执行过程中经 常出现误差，殃及无辜。这样，“事魔”条文只简单叙明罪状，并将罪状直接作为罪名 使用，实际上既没有清晰严谨的法律定义，也缺少对罪行的科学认定，只剩下野蛮的刑 罚。这就注定了“事魔条法”只能是一个新罪名的雏形，而成不了独立罪名；只能存在 于宋代，必然要被更科学的罪罚代替。但“事魔条法”仍可以算做中国古代“邪教”罪 的前身。
五、明清时期“妖言”罪的流变
第一次针对秘密宗教行为而在法典中设立独立罪名是在明代，《大明律·礼律·祭祀 》中设立“禁止师巫邪术”条。其内容为：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 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 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19]。
这样，一个新罪名正式从“造妖书妖言”罪中分化出来，并最终确立为独立罪名。二 者的区别，清人薛允升《唐明律合编》中“造妖书妖言”条引杨简之《明律集解》：“ 此条在贼盗律内，专为奸宄不逞之徒而设。与禁止师巫邪术条似同而实异。盖彼托于神 道佛事，意在诓骗愚民之财物，其始未必遽有盗贼之志也。故彼在礼律，此在刑律，其 原不同，其罪差异也。”[20](P463)但由于清代秘密宗教活动活跃，清律不仅抄录了《 大明律》，还附加了细致的罪状描述：如来京妄称谙晓扶鸾祷圣、书咒符水、煽惑人民 ；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缘作弊，希求进用；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习 天文之人妄言祸福，煽惑人民；私相传习各种避刑邪术；端公、道士作为异端法术医人 致死，等等。[21](《礼律·祭祀·禁止师巫邪术》)另外，清代统治者开始使用了“邪 教”的称呼，有的学者认为：“邪教”一词正式刊载在官方文书始于清顺治十三年(165 6年)，当时谕令中出现“凡左道惑众”，“踵行邪教”，“加等治罪”的规定[22](P10 )，由“妖”而称“邪”，反映了统治者意识到这类犯罪是人事而不是神事。随着清代 邪教案的频发，清代统治者对此类犯罪十分重视，一般比照谋反大逆定罪处罚。
自“妖言”成为重罪后，历代法典都予保留①。明成祖朱棣甚至设立东厂，设十二番 役上千人，日夜轮番“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案件[23](《刑法志三》)，封建官吏 自然不敢妄言天命。但宦海沉浮的他们同样迫切希望知道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历史 上权贵常常交结术士。但自宋代“事魔”罪开始，法律的打击锋芒指向被统治的主体， 妖言罪又不适用这种情况，只能一事一议，不能预防阻止。为弥补这个空白，《大明律 》特设“术士妄言祸福”条：“凡阴阳术士不许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妄言祸福，违者杖 一百。其依经推算星命卜课者不在禁限。”[19]清律于“祸福”后特加小注“国家”， 并有详尽的解释：“妄言祸福谓惑世诬民、干涉国家之事者。术士妄作祸福之言，凡人 即起趋避之念。古来朝绅为术士所累害者多矣，故禁绝之。违者，术士杖一百。其依经 星卜虽预言休咎，无关国家，不在妄言祸福之限。”[21]这里，法律维护了传统经学， 区别了犯罪主体，区分了普通百姓和政府官员，专制的法律又一次凸显了等级性。而沈 家本认为：“此条殆指一人一事言，情节甚轻，故治罪亦轻，与师巫邪术不同，故另为 一条也。”[2](P1849)这种观点轻描淡写了阶级差别，但阶级斗争会终结特权者的法律 。随着封建社会大厦的崩塌，“君权神授”的迷信被打破，“妖言”罪也就退出历史舞 台，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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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大明律》卷十八《贼盗·造妖书妖言》又加“谶纬”二字，并注明：“谶纬是诞 妄休咎之言，组织未来之事，妖书如鬼神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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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2-01-10